1981年10月21日，在墨西哥坎昆出席合作与发展会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晤美国总统里根，讨论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10月23日，在里根离开坎昆后，黄华外长与黑格进行会谈。黄华正式提出，美国明确承诺，第一，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方面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第二，美国明确承诺，在规定的同样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至完全停止。并表示，这是中国总理要向里根总统提出的两点原则。(81)坎昆会议后，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于10月28日至30日访问美国，继续就这一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中方向美方指出，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因为这干涉了中国内政；在叶剑英委员长上述9月30日的谈话之后，外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就更没有必要、更没有道理了，这只能增加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美方表示：它并不坚持要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不能接受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前，美国将继续执行“谨慎、克制、有选择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国预期此后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都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对台湾飞机的更换也将如此处理。美方还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进行会谈，在此期间美方将谨慎行事，但“它仍要做它必须做的事”。黑格还说，认为美国在搞“两个中国”是“一种误解”，“这肯定不是事实”。两国外长达成协议，由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和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一步举行谈判。在10月29日会晤里根总统时，黄华外长还提出，在谋求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如果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则不论性能、数量如何，即使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水平，都将迫使中国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的停滞或倒退将不可避免。(82)
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罗普向黑格指出，卡特政府的最后一年售台武器数额特别巨大，达8.35亿美元，现实地说，里根政府期间不会再超过这个水平。只要中国同意对台湾实行和平政策，逐步减少售台武器是可行的。他和副科长霍尔福德为总统起草了一份授权国务院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备忘录，并称，叶剑英的九条为进行这种谈判提供了很好的理由。黑格同意了这个备忘录，并于12月初送往白宫，建议总统签署。里根随即签署了这项命令。(83)
在美国政府内部，以黑格为首的国务院一直是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但它也受到以艾伦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牵制。艾伦是坚决主张改善美台关系的，他力主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但他却无力在政府内部组织起赞成这样做的一个统一战线，到1981年年底，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不能收到驻华使馆的有线通信，黑格完全控制了对华政策。这不能不使艾伦大失所望。1981年11月，艾伦卷入了一个丑闻，这迫使他于11月19日请假离职，1982年年初正式离开白宫，他的职务由克拉克接替。克拉克是里根的密友，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门外汉，对美中关系尤其生疏。艾伦的离职减少了白宫对国务院的牵制，这是美国政府内部发生的有利于与中国达成新协议的变化。(84)
波兰的危机是促使里根政府与中国谈判第三个公报的另一原因。(85)为了应付苏联在东欧的挑战，美国不能损害美中之间的战略关系。
12月4日起，恒安石大使先后与章文晋、韩叙副外长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方同意此后售台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但拒绝承诺到一定期限完全停止售台武器，只表示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它仍坚持要把美国减少售台武器及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中方反复强调，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之间的争端，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要求，即在两国关系中切实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考虑到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要美国表示出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的决心，中国可以再给美国一些时间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自己的内政，美国硬要把它作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前提，实际上是一方面继续以向台湾出售武器来阻挠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为借口，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86)
正当中美两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紧张谈判之际，里根政府于12月11日非正式通知国会，打算向台湾出售一批武器零件。传媒披露了这一消息。12月16日，柴泽民大使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指出：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尽快结束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九点建议后，台湾海峡出现了缓和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仅是损害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是破坏我们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努力，从而可能使已经缓和的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这必然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倒退，这是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87)12月28日，国务院发言人费舍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说，美国可能从明年2—3月开始向台湾交付这些零件。他拒绝说明这些零件的用途和确切数目，只说，数额超过2500万美元。提前于1981年12月底出版的1982年1月4日的《新闻周刊》报道说，里根政府已经就售台武器作出了第一项决定，提交国会批准的这笔交易的数额为9700万美元。这一消息立即使刚刚开始的谈判陷入僵局。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国对此加以澄清。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义正词严地写道：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要求于美国的，是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要求……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坚持侵犯中国的主权，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人们完全有理由质问：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意图？美国这样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这样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叫不叫霸权主义？
早在1981年11月中旬，国防部的分析报告指出，在台湾服役多年的F-104战斗机仍然是有效的战斗截击机，加上F-5-E机，足够对付大陆针对台湾的空中袭击力量。在今后10年中，大陆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来提高它成功地进攻台湾的能力”，因此美国不必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12月，国防部已经建议，不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而继续与台湾共同生产F-5-E战斗机。在中美谈判陷入僵局后，1月6日，黑格要求罗普迅速起草一项供总统使用的备忘录，就是否应该向台湾出售卡特拒绝向台湾出售的较先进的单引擎F-5-G战斗机，还是与台湾继续合作生产F-5-E战斗机作出评估。次日，黑格将备忘录送进白宫，但里根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同时，黑格要求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立即准备去中国访问。
1月10日，星期日晚间，霍尔德里奇一行7人匆匆赶到北京。当霍尔德里奇对欢迎他的中国官员解释说，他现在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但明天他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官员说明一切时，中国官员不能不感到困惑不解。直到北京的星期一一早，黑格的指示才发到了使馆。指示说，里根决定不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而只是与台湾继续联合生产F-5-E，里根同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限制。(88)在反复考虑了6个月之后，里根终于决定，不能因为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而使中美关系倒退，这个代价太大了，虽然他一心想帮助他的“老朋友”，他还是不能冒这个险，尤其是当着苏联的坦克在威胁波兰和整个东欧的时候更是如此。
1月11日，在华盛顿，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容安澜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由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时差，霍尔德里奇在此之前已经向中国政府通知了这一决定，并告知中方，美国将继续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章文晋副外长对美台继续联合生产F-5-E战斗机表示强烈不满，说，黄华外长曾要求在中美两国商谈美国售台武器期间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宣布与台湾继续联合生产F-5-E战斗机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这时已经是北京的午夜，快到容安澜发布新闻的时候了。霍尔德里奇匆匆赶回恒安石大使的官邸，闯进他的卧室，要通了国务院的电话，告诉对方，容安澜的新闻发布的重点是不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而不是继续联合生产F-5-E，台湾的需要可以通过继续提供F-5-E来予以满足，但数量、时间及其他细节都还没有确定。容安澜正是照这个调子发布了消息。(89)
次日，霍尔德里奇与章文晋继续会谈。章文晋提出了中美继续谈判的三个条件，即美国公开声明：第一，美国在1981年12月恢复向台湾供应的飞机零件中不包括武器；第二，向台湾供应的这批飞机零件在赵紫阳和里根在坎昆会晤之前就开始了；第三，在中美双方讨论售台武器问题这几个月中，美国不再向台湾提供新的武器。美方同意作出这些表示，但要求由美方自己选择表态的时间和方式。(90)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和霍尔德里奇的访问使谈判转危为安。
霍尔德里奇离华后，章文晋与恒安石继续谈判，但进展缓慢。美国要把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因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91)2月5日，当《纽约时报》记者问到中美关系的现状时，黑格说：
我们的首要原则是，承认我们高度重视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来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无须讳言，自本届政府当政以来，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同北京一直存在的分歧……我们正在与北京进行极其微妙的讨论……坦率地说，我不能预测会谈的结果。(92)
针对谈判的胶着状态和黑格的言论，为了再一次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邓小平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举措。2月中旬，他接受了《瞭望》周刊的采访，邓小平直率地表示，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他警告说：“现在我们等着瞧。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已经作好了准备。”新华社评论员3月2日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邓小平的观点说：“如果真的出现中美关系的倒退，中国不仅能够照旧活下去、活得好，而且中国将继续奉行近几年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反对霸权主义的方针不会变，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也不会变。”
但里根政府在谈判中仍然受到国内反对派的严重掣肘。国会和社会上的保守派反对可能削弱台湾地位的与中国的一切妥协。有的报刊文章暗示，里根在这一问题上让自由派和官僚机构“挟持”，从他在竞选中的许诺后退了。共和党参议员瑟蒙德和其他25名参议员扬言要致函里根，敦促他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高华德撰文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对台湾）的承诺，（他）对此感到极端不安”，他打算为此诉诸公众舆论。其实，里根本人在此问题上也犹豫不决。4月初，他打算致函邓小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美国不能放弃老朋友，如果中国愿意与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这很好，不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零配件，而不顾中国反应如何。黑格对他的这种态度深感不安。他向里根进言道：如果里根在中美关系方面踌躇不前，民主党将会抓住这一问题使之成为1982年中期选举中的重大争议。如果美国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妥协，其结果很可能成为1949年“丢失中国”以来最严重的外交灾难，共和党将为此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黑格还暗示，如果中美关系发生倒退，他将辞职。(93)
4月13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与军事有关的零配件。国务院发言人容安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笔一揽子交易是一项长期供应安排的一部分，发端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去年夏天。其中不包含任何武器。”国防部发言人在公告中说，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是“台湾为维护其从美国购买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在此之前，4月7日，容安澜已经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项书面声明，其内容就是章文晋所提的要求。(94)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零件的反应是取消预定的国防部长温伯格的访问。4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向台湾出售与军事有关的零配件。4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
鉴于美方作出了这三点具有约束性的解释和保证，中国方面才从大局考虑，采取下不为例、以观后效的态度。当然，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所持的一贯立场决无改变。如果美方背弃对中方所作的三点保证，它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现在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严重关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中美关系可能倒退的危机依然存在。
总之，整个春天，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剑拔弩张的极度紧张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倒退的危险。3月间，霍尔德里奇甚至怀疑起来，两国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谈判。为此，他以个人身份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馆政务参赞冀朝铸。冀朝铸鼓励霍尔德里奇为达成协议继续努力。(95)
在黑格的极力敦促下，4月5日，里根致函邓小平和赵紫阳，建议让布什副总统在预定的大洋洲和东亚之行中顺道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武器售台问题。5月3日，当布什一行已经到新西兰时，收到了中方同意他访华的信息。同日，里根在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我们将不允许让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我们对这一原则的承诺。(96)
5月5日，布什副总统一行到达杭州。按照原定计划，布什与赵紫阳和黄华举行了会谈。但这次访问的重头戏是5月8日与邓小平的会见。会见开始时，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你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们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布什说：“我们感到美中两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在我离开贵国时，我们双方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根本性质。”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坦率开门见山地说：
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与台湾关系法》是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里根政府多次声称，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的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虽然我们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97)
布什访华时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稿，这是国务院官员起草、里根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的帮助下亲自修改的。在邓小平会见布什两小时后，中方立即提出了对案。美方认为，中美谈判取得突破的条件开始具备了。(98)从此，谈判的气氛得到改善。
黑格认为必须抓住布什访华所造成的势头，把谈判推向前进。同时，由于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黑格与里根的关系也越来越不融洽。黑格知道，他已经没有多少资本了，他也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推进谈判。他向里根建议，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保持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维护美国的荣誉，并通过对台军售来保证台湾人民的福祉，军售的减少是与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立场相挂钩的。美国的一切政策都要从这些原则出发。总统要让中方了解，他不可能走得比这更远，不可能设定终止武器售台的日期。与中国达成的任何谅解都必须是公开的，秘密协议在国会和公众面前将不堪一击。(99)
柴泽民大使及夫人李友锋与布什副总统夫妇合影
黑格与里根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辞职之前，6月29日，向总统表示，如果因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导致中美关系的重大危机，那么他本人将带头公开批评里根的外交政策。(100)
尽管中美之间已经原则同意达成协议，拟订公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中方要求美方确定对台军售的最后期限，美国坚持不答应；美方要求把减少对台军售与中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联系起来，中方不能同意。关于第一点，后来中方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国承诺“分阶段逐步终止”对台军售，这个建议也没有为美国所接受。美方谈判人员坚持认为，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任何暗示终止售台武器的语言。
美国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的合同即将期满，白宫必须在8月20日前向国会通报其继续与台湾联合生产的意图，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必须就美国对台军售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美两国也就可能永远达不成一项协议，而且中国政府势必对美台联合生产战机作出强烈反应，霍尔德里奇担心将会出现中国的“爆炸”。(101)7月13日，恒安石向邓小平递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以及美方的公报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也不会无限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售台武器，以便导致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5天后，中国方面放弃了要求美国设定售台武器最后期限的条件，同意逐步减少售台武器作为条件。(102)
与此同时，各个方面都在继续向里根政府施加压力。国会内的亲台议员密切注视着谈判的进展情况，并经常抨击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格伦当着霍尔德里奇的面指责政府没有遵守《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文和精神，他还一再向新闻界发表讲话。7月28日，里根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短会，向亲台议员通报情况。他说，国务院已经给中国政府去信，表明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将不会在数量和性能上有所增加，他还表示“不抛弃我们在台湾的老朋友”。(103)同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继续发展由尼克松总统开始的对华关系，同时又称：“我们将不放弃在台湾的长时期的朋友和盟友。我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104)
台湾方面对谈判自然格外关注，而且由于亲台议员的泄露，他们对谈判情况也颇为了解。7月14日，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间接与霍尔德里奇接触，希望以下列6点作为继续保持美台关系的保证。这六点是：美国
（1）不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2）不同意在对台军售前事先与中国政府商量；
（3）不充当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调停人；
（4）不同意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5）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
（6） 不对台湾施加压力，促其与大陆进行谈判。(105)
霍尔德里奇及其部下进行研究后，建议同意台湾要求。白宫对此无异议。7月下旬，里根政府将此通知了国会。
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于8月15日终于达成了协议，并定于17日发布公报。公报共9条。在第5条中，美国重申了“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6条：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106)
在这里，美国政府作出了三项承诺：即“不超过”、“逐步减少”、“最后的解决”。虽然美国没有同意设定一个终止武器售台的最后期限，但这三项承诺毕竟也是重要的进展，也是对美台关系的一个约束。
在公报正式公布前，邓小平接见恒安石，就公报中的一些规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请恒安石向里根转达：
（1） 中美《八·一七公报》已达成正式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公报中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于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
（2） 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
（3） 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107)
8月17日，里根总统发表声明，称“公报中所阐明的政策同《与台湾关系法》是完全一致的，军售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得以继续，并且完全指望，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将继续是和平的”，并称，“我们对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都是和平的有着持久的利益和关注”。(108)
8月17日、18日，霍尔德里奇分别在参众两院外委会回答议员们的质疑，解释公报。如往常一样，国会中对公报有种种不同看法。格伦称，公报“损害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因为两年前政府的代表对国会说，美国准备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公报的规定给售台武器加上了许多限制，这是“同《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和目标相抵触的”。这些正是在起草《与台湾关系法》时中国想要强加的条件，当时美国抵制了，而现在政府却答应了。他要求总统“原原本本地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普雷斯勒参议员说，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就够了，不应在中国的威胁下作出这种“违反美国法律”的改变。早川参议员认为，“公报中有足够的模棱两可之处，没有人应该感到被冒犯了。”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扎布洛基称，公报的谈判和起草就违反了《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因为该法规定，只有总统和国会有权确定该向台湾出售什么武器，中国对此是没有否决权的，而这次谈判却“实际上是中国在支配我们”，公报是“美国外交的新偏离”。(109)
面对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霍尔德里奇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说，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关系得到发展的同时，美国与台湾的商业和文化关系得到了增强，美国也没有损害台湾的安全利益，实际上“台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和繁荣”。美国政府与中国进行关于公报的谈判仍然抱着这样一种希望：既要使中美关系继续得到发展，又不要牺牲了关于台湾安全的原则，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中规定的为保持台湾足够的防御能力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承诺。他向国会解释美国作出的承诺时说，美国在公报第六段中作出的承诺“是以公报第五段中中国关于寻求台湾问题解决的基本的和平政策的声明为基础的，这是一个新的形势，中国第一次这样阐明对台湾的和平政策”。(110)可见，公报刚刚达成，中美双方对公报就有不同的解读。
里根本来是很不愿意达成这样一份公报的。里根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政策的资深主任西格尔说：“听着，我是在最后时刻才勉强同意了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它。我希望你了解，我对这个公报的理解是，我们要保持一种平衡。如果中国变得好战，或者发展力量投放能力，以致引起地区的不安全、不稳定，我们就要增加对台湾的军售，不管公报对数量和质量是怎么说的。”(111)公报发表后，他口授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只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平衡能得以维持，美国就将限制其对台军售；如果中国将其军事力量升级，美国也将帮助台湾使之与这种改善相匹配。(112)这样，里根实际上就把刚刚达成的协议的实质性内容掏空了。这份备忘录被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险柜里。以后，凡是产生对台军售方面的问题，人们就取出这份备忘录，看看里根当初是出于什么考虑与中国达成公报的。与此相应的是，美国政府一些人士不断发表曲解公报文字和精神的言论。10月6日，里根在回答部分共和党议员候选人关于美台关系的问题时，把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减少乃至最后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先决条件。他一方面表示美国将“诚恳地和真心实意地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改善同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时又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的台湾朋友将继续得到他们为自卫所需要的一切”。(113)
台湾当局反对公报是可以想见的。8月17日当天，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称美国政府犯了“一项严重之错误”，并将美国向台湾作出的6项保证公之于众。(114)
《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美国方面切实遵照这个公报执行，后来中美两国间的许多摩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甚至不时有严重违反公报的情况。中国方面为此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交涉和严正的斗争。
即便公报没有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公报起码表明，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让这个问题破坏整个中美关系，不愿意让这个问题阻碍中美关系中其他方面关系和交往的发展，都希望把它放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之中来加以解决，而随着中美关系中其他方面的发展，两国的纽带也就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强固，从而又会给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1) Robert Sutt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in Raymond H．Myers， ed．， A Unique Relationship， pp．60—6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1012．
(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1011．
(3)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980， pp．4—5， 28—29．
(4) Robert Sutt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Raymond H．Myers， ed．， A Unique Relationship， p．62．事后，一些国会议员的助手也说，国会议员们在要求行政当局与国会商讨售台武器问题上确实做得过分了。FX系列战斗机是指美国两种型号的先进战斗机：通用动力公司生产的F-16战斗机和诺思罗普生产的F-5-G。台湾最想要的是F-16／79，这是F-16的新型号。当时台湾空军的主力是F-5-E（见本卷第9页），而F-5-G是F-5-E的改进型号。此事由一名亲台湾的参议员首先向报界作了透露，并在6月14日见诸《华盛顿邮报》。
(5) About Face， p．115—116； A Great Wall， p．290．
(6)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109．
(7) See “Replies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Questions Asked at a Television Interview”， December 17， 197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77—1980， p．972； 采访傅立民。
(8) A．Doak Barnett， The FX Decision．“Another Crucial Moment” in U．S．— China — Taiwan Relation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p．1．
(9) 《新华月报》1980年第6期。
(1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5—26页。
(11) 《人民日报》1980年7月9日；The FX Decision， p．13。
(1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1012．
(13)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5—26页。
(14) A Great Wall， pp．290—291．
(15) The FX Decision， p．13； A Great Wall， p．291；《新华月报》1980年第8期。
(16)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6—167页。
(17) A Great Wall， pp．292—293； About Face， p．117．
(18)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93—197页；A Great Wall， pp．290—291； Alexander M．Haig， Jr，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4）， p．199。
(19) 《人民日报》1980年8月29日。
(2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8—29页；A Great Wall， pp．290—291。
(21)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9页。
(22) 见本卷第73页。
(2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992；《中美关系的轨迹》，第548页。
(24) 《新华月报》1980年第10期。
(25)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9日。
(26) 《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
(27) 《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73—274页。
(28) 《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73—274页。
(29)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5—378页。
(30) 《人民日报》1981年1月5日。
(31)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1， No．2053 （September， 1981）， p．16； No．2050 （June， 1981）， p．5．
(3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 p．29．(www.daowen.com)
(33) strategic association，这是黑格发明的一个词，因为美国横竖是不可能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结盟的。见A Great Wall， p．296。
(3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78．
(35) 黑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担任国务卿的18个月之中，中国问题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使我相信，我和总统对世界的看法确实不同，我不能同时既为他服务，又忠于我自己的信念。”见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195。
(36) A Great Wall， p．303．
(3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 pp．947—948．
(38) 《人民日报》1981年1月17日。
(39) 《人民日报》1981年1月18、21日。
(40)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00．
(41) A Great Wall， pp．305—306．
(42) 《人民日报》1981年1月20日。
(43)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312．
(44)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00．
(4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1984）， pp．947—948．
(46)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03．
(47) 《人民日报》1981年3月21日；The FX Decision， p．20， 但黑格事后承认，这次谈话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成功。他的本意是让柴泽民与里根进行一次轻松的、很小范围的谈话，来寻找双方对世界事务的共同看法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结果白宫参加的人太多，谈话成了一场作秀。
(4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 pp．948—949．
(49)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p．204—205； The FX Decision， pp．20， 23．
(50) 《人民日报》1981年5月6日、14日、25日； The FX Decision， p．22。
(51) A Great Wall， p．308．
(52)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p．205—206； John H．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7）， pp．203—206； A Great Wall， p．300； About Face， p．120．
(5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3 （1985）， p．1005．
(54) 《人民日报》1981年6月11日。
(55) 《人民日报》1981年6月15日。
(56) 《当代中国外交》，第236页；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16。
(57)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07．黑格的助手认为，邓小平说的“太远”是指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A Great Wall， p．300．
(58) 《人民日报》1981年6月17日。
(59) A Great Wall， p．301； About Face， p．121．
(60)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 p．956．
(61)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p．207—208。里根在谈到他与黑格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时说：“我认为台湾是忠诚的、民主的、长期的盟友，我们对它应当无条件地予以支持。黑格与国务院一些人则急于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们迫使我从对台湾的保证后退。我感到我们对台湾人民有一个承诺，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去实现这种承诺。”R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p．361．
(62) 《人民日报》1981年6月19日。
(63)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83．
(6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 pp．957—958．
(65) 《人民日报》1981年6月22日。
(66)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51、53页；《人民日报》1989年8月27日。
(67) The FX Decision， p．30．
(6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pp．958—959； 《人民日报》1981年7月9日。
(6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1， pp．961—962．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众院外委会亚太事务小组听证会的消息时报道了这篇证词，用的标题是“美一些议员要求政府在发展美中关系方面少说多做”。
(70) 《人民日报》1981年7月24日。
(71) 《人民日报》1981年8月28日；The FX Decision， p．33。
(72) 《人民日报》1981年8月27日。
(73) The FX Decision， p．33．
(74) The FX Decision， p．34．后来，刘华清的访问没有再提起。为了表明中国对对台军售的原则立场，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军需控制单上的军需物资由1981年的280万美元下降到1982年的15.1万美元。见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98。
(75)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84．
(76) 《人民日报》1981年10月4日、5日。
(77) 《人民日报》1981年11月23日。
(78) The FX Decision， p．34；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08．
(79) The FX Decision， pp．34—41．
(80) The FX Decision， pp．34—41；《人民日报》1981年12月5日、18日，1982年1月5日、12日。
(81)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第260—261页。
(82)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61—262页；《当代中国外交》，第236页；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p．210—211； A Great Wall， pp．315—316。
(83) 这里的8.35亿美元是1980年的总额加上从1980年到1982年的通货膨胀的因素。A Great Wall， pp．316—318．
(84) A Great Wall， p．318．这个丑闻是，一家日本杂志采访了里根夫人，艾伦私自收取了该杂志的1000美元而没有报告。此事也许只是个由头，里根一家也想让艾伦离开白宫。
(85) 波兰团结工会在西方势力尤其是教会势力的支持下从事“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引起国内局势动荡。1980年12月初，苏联封锁了民主德国与波兰的边界以及波苏边界部分地区。美英等国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内政。1981年3月，苏联驻波、捷、匈、民主德国部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对波兰局势施加压力。3—4月间，里根发表声明并致函勃列日涅夫，警告苏联不要对波兰局势进行军事干涉。东西方关系骤然紧张。里根还宣布1982年1月30日为“声援波兰日”。
(86) 《当代中国外交》，第236—237页。
(87) 《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9日。
(8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6—187； A Great Wall， pp．320—321．
(8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 pp．1025—102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6—187； A Great Wall，pp．320—321；John H．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And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pp．219—220．
(90)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3， 220—221．
(91) Crossing the Divide， p．222．
(9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 p．1026．
(93)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p．213—214； A Great Wall， pp．322—323．
(9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 p．1030．
(95) Crossing the Divide， p．222．
(9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 pp．1028，1030．
(97)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0—221页。据随行的霍尔德里奇回忆，在双方按照惯例互相寒暄后，邓小平建议与布什进行15分钟的个别交谈。于是，邓小平、布什、恒安石以及中方的一名译员走进了一个小会议室。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的个别交谈才结束。霍尔德里奇从未从布什或恒安石那里听说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但他推测，邓小平和布什之间取得了某种谅解。见 Crossing the Divide， p．226。
(98)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13．
(99) Caveat．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214．
(100) A Great Wall， pp．325．里根承认在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上与黑格存在分歧，如对中美洲和古巴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但他对黑格辞职的解释是：“实际上，惟一的分歧在于，到底是由我决定政策，还是由国务卿决定政策。”这就是说，主要是权力之争。See An American Life， pp．361—362．而容安澜对两人的政见分歧的解释是：是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建筑在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清醒估计之上，还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里根对外交问题倾向于非白即黑的处理方式，而不是更微妙的外交手段。采访容安澜。
(101)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95—196； Crossing the Divide， pp．230—231．
(102) A Great Wall， p．325．
(103) Crossing the Divide， p．233．
(10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p．1038．
(105) 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中美关系报告：1981—1983》，台北美国文化研究所1984年，第129页。关于“六项保证”，在文字和措辞上有不同版本，本版本是根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声明翻译的。霍尔德里奇对其中第五条的解释是：美国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统一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只认定用和平手段实现统一。Se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31—232．
(106) 《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 pp．1038—1040。
(107) 《当代中国外交》，第238—239页； A Great Wall， p．326； 采访朱启桢。但美国政府则有自己的打算。美国对台军售1980年为5.98亿美元，美国政府认为，计算军售价格要把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1980年的5.98亿美元相当于1982年的8.35亿美元。依照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的设计，如果美国售台武器以8.35亿作为基数，每年减少2000万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对台军售可以维持40年甚至更多。见 A Great Wall， p．332。
(108)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2， No．2067， p．21．
(10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pp．1042—1052．
(110)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2， No．2067， pp．19—2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 pp．1042—1051．
(111)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67—368.
(112) About Face， p．127．
(113)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onald Reagan．（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2．Vol．Ⅰ， p．1274．
(114) 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中美关系报告：1981—1983》，台北美国文化研究所1984年，第10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