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这天上午，邓小平致电卡特总统，热烈祝贺两国建交。下午，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¹⁵⁶⁾

在这里，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见他对中美建交的重视。晚上，他出席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祝酒时，他特别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¹⁵⁷⁾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1979年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军事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不同层次的互访十分频繁，两国关系恰似打开了闸门的江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证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确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在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是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互相信任和了解，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于1979年1月28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在中美建交之前，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都已经访问过中国，所以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访问的一种回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首次访美。虽然从名义上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上都非常清楚，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拿大主意”的人。⁽¹⁵⁸⁾因此卡特政府并没有把他当作一般的副总理，而是把他当作中国最高的决策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按照最高的规格，给予热情、隆重、周到的接待。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当邓小平一行在当地时间28日下午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前往欢迎。这一天，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同时飘扬着中美两国的国旗，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

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并鸣礼炮19响。29日上下午和30日上午，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共进行了3次会谈。会谈是“极其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美方参加会谈的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欧森柏。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扩张，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的工作。卡特同意邓小平的看法，说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赞成美中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很多困难，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等问题。邓小平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转向依靠苏联；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韩国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约束不住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¹⁵⁹⁾

在29日下午的小范围的会谈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就苏联支持下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犹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一头是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是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邓小平是“以一种严肃的、非常特别的平静的、坚定的和强硬的方式”阐述中国的立场的。卡特总统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要和他的助手们商量后才能给以答复。现在越南因为侵略柬埔寨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不要因为中国军队向河内进军而在国际上唤起对越南的同情。邓小平还说，如果对越南不加以束缚，他们会变本加厉。中国将采取有限行动，然后撤回军队。他以1962年中印边界的军事冲突为例说，越南人必须得到同样的惩罚。⁽¹⁶⁰⁾

翌日上午，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单独见面，只有译员在场，讨论“教训越南”的问题。卡特总统拿出他亲自草拟的一个便条，表示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它“语调温和，内容清楚，强调了克制态度的重要性，指出了国际上可能的负面效应”。邓小平对卡特的评论表示感谢。同时重申，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中国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而且行动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就是10天到20天。他估计到国际上对这次行动会有不同意见，但到最后，多数意见会赞成中国的行动。卡特说，美国不是怕苏联，美国是希望把苏联和越南孤立起来，不要因为采取军事行动而使它们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邓小平表示中国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考虑，但卡特得到的印象是：“决定已经作出，越南将受到惩罚。”鉴于这种情况，在邓小平访问期间，布热津斯基已经拟定了美国对中国行将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应：美国将同时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布热津斯基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避免国内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又可以把美国的立场表达出来。⁽¹⁶¹⁾

两国领导人还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不要让台湾当局感到，有人在继续向他们出售武器，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他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要绝对谨慎。⁽¹⁶²⁾

会谈以后，卡特总统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们的讨论是深入、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¹⁶³⁾布热津斯基评论说，讨论是“非常坦率的，其方式是朋友之间、甚至盟国之间所特有的，而不是4个星期前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方式”。在正式会谈结束时，布热津斯基感到深受鼓舞，因为“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了”。⁽¹⁶⁴⁾

29日晚，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宴会厅里装饰着特地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各种颜色的山茶花，表现出主人对此次宴会的格外重视。⁽¹⁶⁵⁾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3家全国性的电视网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卡特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中美建交“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我们对一个多样化的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负有长期义务。我们相信，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国将在这个共同体中起一种合作的作用。我们的新关系特别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在答辞中宣告：“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邓小平在致辞中突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他说，双方在建交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¹⁶⁶⁾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还出席了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还与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并接受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和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还走访了国会，会见了多数党领袖博德和少数党领袖欧尼尔，与国会议员共进午餐。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高能物理协定，为期5年。

黄华外长和万斯国务卿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定。

邓小平和卡特亲自签订了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美两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两国成立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对方开会一次。协定为期5年。

方毅还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普雷斯交换了文件，确定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所达成的谅解，将此作为履行刚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的一部分。

邓小平和卡特还亲自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¹⁶⁷⁾

除了华盛顿，邓小平还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邓小平一行所到之处，受到美国各界的热烈欢迎。在亚特兰大，来自美国17个州的州长参加了佐治亚州州长巴斯比举行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宴会。邓小平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一再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在谈到两国的贸易前景时，他说，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¹⁶⁸⁾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预言。他还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定会对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局势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1979年12月2日，邓小平访美期间在休斯敦观看马术表演时挥动牛仔帽

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空前的大事。这次访问与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开创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纪元，使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立即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访问大大增进了两国政界和人民之间的了解，美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形象，这对几年前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确立它的新形象是非常重要的。⁽¹⁶⁹⁾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¹⁷⁰⁾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双方已经商定，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即将访华。正待布卢门撒尔要访华时，中国边防部队从2月17日起在中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奋起自卫还击，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实行挑衅的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打击。尽管美国对此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对中美关系还是一个严峻考验。在中越边界战争爆发之后，卡特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同意布热津斯基先前设想的方案，即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会议还决定致函苏联，要求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的步骤，尤其是军事部署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布热津斯基还特地建议加上一句话：美国也准备保持同样的克制，言外之意是：如果苏联不保持克制，美国也会采取相应步骤。起先，国务院对这样的对策并无不同意见。但当国际上对中越边界战争越来越关注时，国务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取消布卢门撒尔预定的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以前美国曾因苏联的类似行动取消过美国内阁级官员的访苏。布热津斯基提出，中越之间的危机不应影响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而如果取消布卢门撒尔的访问，那就必然对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造成影响。霍尔布鲁克也同意这一主张。而且英国工业大臣也没有因此而取消对中国的访问。万斯孤掌难鸣。卡特总统在布热津斯基的报告上批道：“布卢门撒尔应该去。”布卢门撒尔于2月24日至3月4日如期访华。苏联远东军区于3月中旬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但这给人的印象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后，布热津斯基写道：“由于卡特总统的坚定，新的中美关系经受住了炮火的考验。”⁽¹⁷¹⁾布卢门撒尔到中国后，对中国对越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出了批评。布热津斯基不知道这是布卢门撒尔自作主张，还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他与卡特商量后急电布卢门撒尔，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应当专讲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要涉及其他。⁽¹⁷²⁾

中越边界打响后，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卡特，气势汹汹地责问：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但卡特决定不对苏联特别道歉。2月27日，他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秘密协定，美国事先并不知道中国要进攻越南。他要求中国在进攻后尽快撤军，并指出，超级大国应该保持克制。⁽¹⁷³⁾

除了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在1979年和1980年中访问中国的美国内阁级官员有：商务部长克雷普斯（1979年5月6日到15日），贸易谈判代表施特劳斯（5月26日至6月2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6月21日至30日），副总统蒙代尔（8月25至31日），国防部长布朗（1980年1月5日至13日），贸易谈判特别代表艾斯丘（10月17至22日），劳工部长马歇尔（12月15日至19日）等。

在这两年中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官员有：副总理康世恩（1979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财政部长张劲夫（7月10日至24日），农业部长霍士廉（7月21日至8月3日），外贸部长李强（10月22日至11月1日），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11月5日至12月7日），林业部长罗玉川（1980年4月24至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5月5日至6月18日），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飚（5月25至6月6日），教育部长蒋南翔（6月4日至20日），农业部长霍士廉（7月5日至8月5日），邮电部长王子纲（10月2日至9日），五机部部长张珍（11月21日至12月16日）等。

此外，还有多位美国的州长和市长、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访问了中国。

两国之间频繁的互访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在这两年中，以下三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关于军事合作和交流问题。

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美中两国政府先后冻结了对方在本国的财产。⁽¹⁷⁴⁾1973年，两国开始讨论关于偿还资产的问题，但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实际上难以达成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当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时，他和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进行了讨论，并基本达成协议。在5月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时，双方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解冻了中国的所有财产，总额是8050万美元，中国也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大约是美国财务要求总额1.97亿美元的41%。用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话说，这一协议的达成“排除了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¹⁷⁵⁾

1979年9月9日，中国政府授权中国银行负责收回被美政府冻结的资产。10月1日，中国政府支付了首批3000万美元，余下的5050万美元将分五期支付，到1984年10月1日付清。1980年1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从1月31日午夜11时59分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被冻结的8050万美元资产予以解冻。

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是否享有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之间能否顺利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关键。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的贸易额很小，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突出。在正常化之后，如果中国仍不享有最惠国待遇，那么过高的关税就会成为贸易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突显出来。国务院仍追求对苏联和中国的对等政策，认为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应该对中苏“一碗水端平”，也不与中苏两国发展军事关系。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并不反对对等政策或平衡政策，但认为，中国与苏联相比较弱，而且中国对美国在某些方面有所帮助，如果机械地采取“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实际上是对较强者有利的政策。因此这种平衡政策要把中苏两国之间的差距计算在内。这种关于平衡政策的争论首先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现出来。1979年3月，万斯和布卢门撒尔提出，可以同时向中国和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布热津斯基担心，由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处于微妙阶段，在伊朗的动乱中苏联反对美国，苏联还支持越南在东南亚的行动，参议院会否决对苏联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可能同时使中国不能享有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月底的一次会上提出了苏联关于移民和人权的问题，从而使苏联的最惠国待遇告吹。卡特政府决定结束这种平衡政策，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而不等待苏美关系的发展。5月14日，在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两国草签了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建立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¹⁷⁶⁾7月7日，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和美国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关税和手续税费方面互享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贸易公司和商号等商贸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内的对方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等等。⁽¹⁷⁷⁾这一贸易协定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一协定必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何时提交国会，仍然有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当时参议院中正在辩论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国务院中的苏联问题专家主张，在美苏关系稳定下来，走上正轨之前，暂缓向国会提交中美贸易协定，以免美苏中三角关系失调。他们认为，美国已经漫不经心地介入了中苏争端，并倒向了中国一边，美国不断向中国倾斜正是导致苏联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美国政府中另一些官员则提出，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捆在一起，简直就是以苏联的固执来惩罚中国。⁽¹⁷⁸⁾卡特总统在六七月间也还没有打定主意。最后，卡特总统支持了蒙代尔和布热津斯基等的主张，在诸如出口控制、进出口银行贷款、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双边关系的问题上，把中苏两国清楚地分开。在7月27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一俟参议院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有所进展，就向国会提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这是卡特第一次表示要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有了总统这句话，蒙代尔更加努力工作，迫使万斯答应，在年底以前将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提交国会，宣布中国为“友好国家”，从而可以使中国免除限制共产党国家的某些约束，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使用专项信贷。8月3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确认了这些决定。⁽¹⁷⁹⁾蒙代尔副总统8月访华时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将放弃在诸多经济问题上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¹⁸⁰⁾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正在采取重要步骤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他列举了4项：第一，卡特总统决定在今年年底以前把中美贸易协定提交给国会审议，其中规定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¹⁸¹⁾第二，两国将签订一项发展中国水电事业的协定，美国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帮助中国发展水电事业。第三，美国准备让进出口银行在今后5年内按个案处理的办法向中国提供总额20亿美元的贷款。如中国建设速度需要，还可增加。第四，卡特政府将在今年内寻求国会授权他通过提供私人海外投资公司的担保和保险的办法，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¹⁸²⁾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在蒙代尔访华期间两国之间又达成了一批协议，“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双方在1979年1月安排的议程，而这些议程双方原先估计也许要18个月才能实现”。⁽¹⁸³⁾

10月23日，卡特总统将中美贸易协定和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公告正式提交国会。卡特总统在致参众两院领袖的信中说：“这个协定的缔结是我们为使两国关系为两国提供更大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它也将进一步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¹⁸⁴⁾11月15日，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作证时说：“仅仅外交承认不会自动保证正常和互利关系的发展”，通过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通过这个贸易协定，将能排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并为贸易创造刺激，这对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非歧视性的待遇，中美贸易就会萎缩。由于美苏之间早在1972年就签订了贸易协定，而行政当局一直没有提交给国会，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平衡政策又被提了出来。克里斯托弗解释说，美国愿意发展与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对其中一方采取的措施必须取决于同时对另一方采取相同的措施。美苏贸易协定何时提交国会取决于美苏关系的具体状况，而不取决于美中关系。⁽¹⁸⁵⁾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通过了这个协定。1980年2月1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互换照会，两国贸易协定开始生效。2月14日，柴泽民大使在纽约的一次中美贸易关系研讨会上在谈到美国在华投资时引用谷牧副总理的话说：“我国将充分保证美国合营者的合法权益；他们在我国投资所得的收益，将不会低于在其他国家投资的收益，我们还将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¹⁸⁶⁾7月31日，美参众两院批准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8月8日，卡特签署了上述法案和一项总统决定，认为海外投资公司的上述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¹⁸⁷⁾

两国贸易协定的通过和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诚然，反对苏联的威胁是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和解、直至正常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之所在，但实际上，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在经济上两国互有需要。近一百年来，美国商界有三次对中国市场表现了特别的兴趣。第一次是19世纪末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但当时，美国实际上没有能力与英国（在长江流域）和日本（在东北）竞争，美国的商业利益相对而言仍然是比较弱小的。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国家（如英、法）的势力大大削弱了，有的国家（如德、日）势力可以说消失殆尽，只有美国通过战时结盟与中国建立了真正的特殊关系。美国商界以为美国在中国发展商业利益的机会真的来了，因此迫不及待在1946年11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商约。殊不知，国民政府没过几年就寿终正寝，美国商界的中国市场梦也随之破灭了，商约只是在台湾继续执行。第三次就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发生，使美国商界感到，中国这个一直被美国商界认为是潜在的巨大市场，现在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就在1978年12月16日，即两国领导人宣布正常化后的第二天，《旧金山考察记事报》的一条标题把中国形容为“（美国）商界的一颗巨大多汁的新梅”。文章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的话说，与中国的商业纽带的潜力似乎是“无可限量的”。⁽¹⁸⁸⁾但如果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能建立在协定基础上，不能制度化、正常化，尤其是如果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不能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进行，那么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就没有可能得到任何长足发展。而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要向全世界开放，没有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两国的贸易协定完全反映了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具有重要意义。在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时，两国关系有两条最主要的纽带：战略和经济。在此后的岁月中，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战略这个纽带难以继续加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纽带在一个时期中是大大地削弱了。但经过两国关系10年的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大大加强，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状况，因此即使中美关系在198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强烈的冲击，一次又一次地大起大落，但两国关系仍然能顽强地恢复过来，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经贸关系这个纽带。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1980年6月4日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虽然战略因素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核心考虑，但是70年代初那个有名的三边外交的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对华关系了。美国广泛的利益已经参与其中，如同盟友和朋友的利益参与这个世界上诸多大国中心越来越复杂的互动一样。”⁽¹⁸⁹⁾

关于军事合作和交流问题。主要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都感到有必要发展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和接触。在福特政府时期，双方都已经谨慎地就此作了试探。1978年，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感觉到，中美两国间在防务方面的某种合作是可取的，两国应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年，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阿布拉莫维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主任和空间与防御科学副顾问休伯曼随同布热津斯基访华，是双方在向建立正式的军事交流关系发展的一个试探。此后不久，总统的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率领一个科技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了一些美国敏感的军事高科技机构的代表，包括美国宇航项目的负责人。⁽¹⁹⁰⁾1979年1月，卡特总统亲自参与了推进中美战略关系。他在瓜得罗普与英、德、法等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如果西方盟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更宽松的态度，美国不会感到不快。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开始与中国进行某种“特别谈判”。布热津斯基一直主持其事，直到这年年底中美达成非正式协定。⁽¹⁹¹⁾

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是否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邓小平访美以后，这种争论更趋激烈。但苏联在阿富汗卷入的加深、对波斯湾潜在的威胁、在南也门势力的增长、伊朗危机及苏联利用伊朗危机反对美国，以及苏联使用原先美国在越南建造的海空军设施，等等，都使布热津斯基和布朗越来越感觉到推进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必要性。4月下旬，在每周一次的三人午餐会上，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终于在这一方面对万斯占了上风。接着，美国告诉英国政府，美国对英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没有异议，并让他们不要把事情提交给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免麻烦。同时，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高层次上作出美国愿意进行中美安全合作的表示。卡特接受了这一建议，5月3日，他与中国大使柴泽民作了一次长谈，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从而使两国的军事合作跨过了门槛。翌日，卡特将这次谈话内容向布朗作了介绍，并称：“让苏联人认为美中正孕育着军事关系不是件坏事。”⁽¹⁹²⁾

7月11日，布热津斯基在给万斯和布朗的备忘录中写道：“总统从戴维营送来的便条表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向我们自己和苏联指出，我们可能别无选择，不得不反击他们（苏联）的行动（古巴在第三世界的行动，在南也门建立军火库，古巴在中美洲潜在的军事可能性的增加）。”⁽¹⁹³⁾此后不久，布热津斯基、布朗和万斯同意向中国提供民用的先进成像系统，配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的喷气飞机。

8月下旬蒙代尔副总统访问中国。他于27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尊重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两国关系所作的特殊贡献。尽管我们两国的制度有时产生深刻的分歧，我们决心同你们一道发展我们在战略和双边关系方面的许多平行利益。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它的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惟其如此，美国实现了与贵国关系的正常化，惟其如此，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和加强我们的新的友好关系。⁽¹⁹⁴⁾

这样，蒙代尔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中美两国将发展战略关系，反对中国就是反对美国。在此以前，在此以后，从来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作过这样明确无误的宣示。蒙代尔的访华是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它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推进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布朗访华的建议，得到蒙代尔的赞同和卡特的首肯。在蒙代尔访华期间，他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中方立即作出回应，向布朗发出了访华邀请。此事在美国政府中再次引起争议。万斯认为这样的访问是不合时宜的。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指出，这事必须尽快决定，否则就会作为政府内部不和的又一例子泄露出去。在9月14日的早餐会上，卡特决定在一两个星期内需要宣布布朗访华的消息。布朗本人愿意10月中旬访华。万斯立即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仍然必须使对华和对苏关系保持平衡，布朗的访问是对苏联不必要的刺激。9月18日，万斯又向卡特提出一个很长的备忘录，指出，美国不应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因为这可能导致最后与中国达成一项协定。“这种政策将意味着美国最终放弃改善美苏关系的希望。这不但将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而且会使欧洲盟国和日本预感到美国政策的变化。”布热津斯基和布朗也向总统提出了备忘录。布朗指出，由于当前美苏关系中的困难，他的访华正当其时。布朗还说，美国原已邀请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访美，但遭苏联拒绝。布热津斯基要求总统批准布朗访华，并由万斯出面事先告诉苏联，这次访问的实质将由苏联的行为来决定。19日，卡特总统正式批准布朗访华。⁽¹⁹⁵⁾

决定布朗访华以后，访问的具体内容仍然在美国政府内部辩论不休。12月9日，万斯向总统提交备忘录称，他不再提倡“机械的一碗水端平的政策”，但是美中战略关系方面必须非常缓慢地发展，因为这种关系与其说会使苏联采取温和的行动，不如说会引起苏联的“恐惧和非理性”的反应。他反对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以免产生破坏稳定的后果。

布朗看了这个备忘录之后于13日也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包括了一系列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控制的具体建议。他说，虽然“目前”还不宜向中国出售武器，但也不应当事先排除这种可能性。不管怎样，美国应当作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示，美国是在向着一个“强大的安全的友好的中国”的目标前进。19日，卡特在布热津斯基草拟的备忘录上签字并转发给了万斯和布朗。卡特批准，在布朗访华之前，万斯应当采取措施放宽有关中国的规定。他授权布朗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战略磋商。

1979年12月29日，苏联公然入侵了阿富汗。多勃雷宁大使向美国政府保证，此事三四个星期就会过去，苏联并不认为此事会严重影响美苏关系。但其实不然。美国作出了迅速反应：参议院推迟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停止向苏联出售粮食，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波斯湾采取新的安全政策。此事也大大加速了中美两国发展战略关系的步伐。布热津斯基敦促总统在布朗访华期间解禁原先不许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军事装备。于是就在布朗访华前夕，国务院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允许向中国出口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飞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等。⁽¹⁹⁶⁾

1980年1月5日至13日，布朗率代表团访华。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布朗离华盛顿的当天，卡特总统指示布朗告诉中方，美国准备考虑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武器。⁽¹⁹⁷⁾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1月6日欢迎布朗的宴会上说，这次访问

使我们两国国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有机会相互结识并且就各自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这对增进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加强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会是很有益的。

徐向前谴责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野蛮行径，指出：“苏联的侵略与扩张是使世界和平和各国独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根源。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要联合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懈。”⁽¹⁹⁸⁾布朗在致答词中说：

现在美国认识到了一个安全、强大、和平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攸关……我们已开始意识到两国的防务机构之间进行接触的益处。我将准备讨论安排这种专业性的接触和交流……所有这些方面的合作对双方是有益的，无害于第三者。但它将提醒其他人，假如他们对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进行威胁，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以相互补充的行动作出回答。这将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固，并捍卫我们各自的重大利益。⁽¹⁹⁹⁾

这是继蒙代尔副总统访华后，美国政府又一次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宣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宣示比较原则，后者的表示更加具体，说明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防务方面的“专业性”的交流和合作，并表示两国将联合起来保卫它们的共同利益。这对苏联自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慑。

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分别会见了布朗。邓小平在1月8日会见布朗时说，苏联的战略重点虽是在西方，但它现在同亚洲、太平洋的战略连在一起了，变化就在这里。去年访美时，我向卡特总统强调，从东面算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这样一个局势，当然也包括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我在华盛顿访问时也多次说，我们不反对谈判，也不反对签订这样那样的协议，但这样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²⁰⁰⁾

耿飚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与布朗于1月7日进行了会谈。双方广泛地讨论了国际形势，尤其是就苏联入侵阿富汗给本地区形势带来的严重影响以及两国应作出的适当反应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双方还探讨了鼓励和扩大两国防务机构接触的途径。1月9日，布朗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坦率和富有成果的，两国之间有共同战略目标的领域越来越多。会谈增进了双方对南亚地区形势看法的相互了解，并为今后的合作找到了道路。在同日的告别宴会上，他进一步表示，通过会谈，“我发现我们对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是相似的”，两国的“战略利益是相吻合的”，会谈“有助于保证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将会得到相互的加强”，“我们扩大了两国防务机构之间的来往计划”。徐向前副总理在宴会上说：“两国负责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和建立的联系，在当前形势下，更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新发展，而且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将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²⁰¹⁾总之，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是举世瞩目的一次访问。中美建交一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现在两国又扩展了防务领域的交往。中美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布朗访华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在1月24日发表声明称，布朗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准备向中国转让美国不会向苏联出售的民用技术，美国准备以个案处理的原则向中国出售一些经过选择的军民两用的辅助性设备，如卡车、通讯设施、一些型号的预警雷达等。3月，国务院在《军品管制简讯》第81期上宣布了六大类可向中国出售的辅助性军事设备。4月1日，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个小组作证时说，美国的安全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的力量，“而且取决于全球力量的均衡，而中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强大、安全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相关”。因为美中两国不再认为对方是对手，不再需要互相防范，美国就可以把资源集中用于应付真正的挑战。他还说，美国向中国出售的，必须不是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和弹药，必须不是可用于化学、放射、生物、核子和导弹项目的物品和技术，必须是美国准备向所有朋友出售的。美国军火管理局在审查每一项出口时，将谨慎地考虑美国的安全、盟国的安全、每一项技术的可能的最终用途、它在中国当前军事状态下的适用性。而且中方应向美方保证，不将美国转让的设施和技术再转让给第三者。美国对这些设备零部件的供应可以使美国有效地监督中美之间协议的执行。⁽²⁰²⁾

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应布朗的邀请访问美国。为购买有关设备，刘华清一行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屋汽车公司、哈尼威尔等大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5月25日至6月6日，耿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访问美国。他会见了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并同布朗、布热津斯基和新任国务卿马斯基⁽²⁰³⁾就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进行了会谈。布朗5月29日说，他和耿飚一致同意，他们之间的会谈“极为成功”，他们对地缘战略形势的估计有着类似的看法。双方拟订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价格资料。⁽²⁰⁴⁾

布朗访华后不久，4月，美国商务部把对中国的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沙条约国集团）放宽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这样，包括运输机、远程通讯设备、军用直升飞机等就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了。耿飚访美以后，五角大楼正式宣布，决定向中国出售战术性防空雷达、运输用直升机、试验喷气机引擎用的压力功能转换器、大型拖车、早期预警雷达天线、雷达干扰装置、对流层通讯器材、战术无线电装备运输机等9项军事装备。⁽²⁰⁵⁾7月，商务部又一次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9月，负责国防研究和工程的助理国防部长佩里率领的一个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设施进行具体的调查，与中国官员共同探讨中国吸收先进军事技术的可能性。这时已有400项非杀伤性武器的军事高技术获准向中国出口。佩里回国后提交了一份24页的报告，其中说：“我们应当在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方面加快行动，而且应对哪一层次的技术可以向中国转让制定出一个指导方针。”报告还探讨了向中国提供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和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²⁰⁶⁾

尽管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有了初步发展，但美方一再表示，两国是朋友而非盟友的关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确。他说：

我们两国的观点和政策可能时不时地会是平行的，但几乎不可能是相同的。两国的社会建筑在完全不同的哲学理念之上，两国的价值观念和机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除非出现对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直接攻击，我们将是朋友，而非盟友。⁽²⁰⁷⁾

总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头两年中，两国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两国政府之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7项之多（中国政府部门与美国公司或两国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不计在内）：

1979年1月　科技合作协定

文化协定

高能物理合作协议

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5月　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

举办贸易展览会的协议

科技管理及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

大气技术合作议定书

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

计量和标准合作议定书

邮电业务谅解备忘录

6月　医药卫生科技合作议定书

教育交流计划谅解备忘录

7月　贸易协定

8月　扩大文化交流协议

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议定书

1980年1月　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

科技合作议定书

地震研究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地学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农业年度合作计划议定书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谅解备忘录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宇航局关于在中国建立陆地资源卫星地面站的谅解备忘录

2月　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议定书

3月　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附件

8月　民航协定

海运协定

纺织品协定

领事条约

9月　民航运输协定（草签）

10月　粮食贸易协议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协议（草签）

这些协定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使两国关系建立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之上，而不再是正常化之前少数人之间的有限行动。正如霍尔布鲁克所说：“美国广泛的利益已参与其中，未来的政府即使要扭转潮流也将是困难的。”⁽²⁰⁸⁾民航协定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30多年来没有例行的定期直达航班的历史；海运协定使两国船只可以在对方港口停靠，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的商业机会。所有这些协定，像千丝万缕的纽带，把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使两国关系不仅成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官方的关系，而且成为两国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不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而且使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加深，从而提高了中美关系抵御风浪的能力。

两国的教育交流也迅速发展。1978年7月，当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来华访问时，他试探性地提出，中国可以派50名学生去美国。但中方的回答却是，中国打算派500名，而且由中国政府自己负担学生的费用。10月，两国草签了《教育交流谅解备忘录》，此项协议后来纳入了1979年1月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这项计划很快就开花结果。1979年中国向美国派出了133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1980年则派出了4324名，到1983年已猛增到19000名。⁽²⁰⁹⁾许多美国大学开始同中国的相应学府建立交流计划。中国派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成为中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排头兵，同时，他们也为提高所在国的教育和学术水平作出了一定贡献。1981年12月，美国教育测试局作出在中国进行托福考试（TOEFL）和毕业成绩考试（GRE）的安排，从而为评估中国学者和学生的申请建立了正常的机制。⁽²¹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平均每半年都有25个文化和体育的代表团访美，美国也有许多音乐体育团体访华。⁽²¹¹⁾

不但在中央和联邦政府的层面上，而且在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层面上，两国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80年年底，15个中国省市与美国相应的州市建立了交流计划，16家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80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²¹²⁾正如霍尔布鲁克所说，从1979年1月1日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速度令全世界震惊”。⁽²¹³⁾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1980年年中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2/3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抱有好感，与1977年的调查结果大不相同。⁽²¹⁴⁾

(1)　卡特总统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保持信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2)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和未来潮流的载体”。See Zbigiew Brzr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Stratus．Giroux， 1983）， p．3．

(3)　根据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的条约，美国廉价购得了单独开凿运河区及对运河和运河区“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的权利。巴拿马人民对此甚为不满，进行了长期的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从约翰逊政府开始，美国开始谨慎地考虑这一问题。在1976年大选中，巴拿马运河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争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美国的切身利益，引起美国全国的关注。

(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04； Power and Principle， pp．51—52．

(5)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44，76—78．

(6)　Power and Principle， pp．3，7，147—149，200；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1999）， pp．233—234．用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话说，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相差太大。

(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Ⅰ， pp．956—957， 959．

(8)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 （London and Toronto: William Collins Sons and Co Ltd， 1992）， pp．188—189．

(9)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Ⅰ， p．702．

(10)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Ⅰ， p．961．

(11)　A Great Wall， pp．239—240．

(12)　Power and Principle， p．198; A Great Wall， pp．237—239．欧森柏好歹为卡特总统图书馆抢救了一个文本。

(13)　Hard Choices， p．76．

(14)　Power and Principle， pp．53—56．

(15)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p．70—73; 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2．

(1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6—117；《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第180页。

(17)　Power and Principle， pp．199—200．卡特对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见中的表现甚为不满，他还对基辛格在这些会谈中数落曼斯菲尔德甚至万斯等民主党人感到恼怒。See A Great Wall， p．237．

(18)　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2; A Great Wall， p．242; Hard Choices， pp．77—79．

(19)　A Great Wall， pp．242—243．

(2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07．

(21)　“A Decade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2．

(22)　《新华月报》1977年第8期。

(23)　《当代中国外交》，第27页；Hard Choices， pp．81—82。

(24)　伍德科克早就料到，万斯不会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出他草拟的公报稿。因为万斯的先遣组人员给他带来了霍尔布鲁克的便条，其中说：“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万斯将向中方提出的建议包括了在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岛的官方存在要继续下去的内容。”看到这一便条后，伍德科克心里全明白了，卡特还没有下定决心。A Great Wall， p．245．

(25)　《当代中国外交》，第227—228页；Hard Choices， p．82；A Great Wall， p．245。

(2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10;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Ⅱ， pp．1516，1520．这种误读是由于万斯作了不实的报告引起的，还是有别的原因，有待考证。

(27)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2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1—112；A Great Wall， p．246．

(29)　A Great Wall， pp．246—247．

(3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12．伍德科克返回北京任所后于11月14日向黄华叙述了新指示的内容。这个新指示当然也没有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起什么推动作用。

(31)　参见《跨越鸿沟》，第298页。

(32)　A Great Wall， p．250．

(33)　Power and Principle， p．203．

(34)　参见《战后美国外交史》，第782—787页。

(35)　《新华月报》1978年第3期。

(36)　《红旗》杂志1978年第4期。

(37)　Power and Principle， pp．185—186．

(38)　Power and Principle， pp．186—188．

(39)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8，Vol．Ⅰ， pp．531—533，1054—1057．

(40)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3—204; Hard Choices， p．11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3—114．

(41)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4—206；Jim Mann， 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9）， p．85．

(42)　参见《战后美国外交史》，第806页；“A Decade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43)　James C．H．Shen， The U．S．and Free China．How the U．S．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 D．C．： Acropolis Books Ltd， 1983）， p．217．

(44)　A Great Wall， pp．249—251;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5)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6)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7)　《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

(48)　《新华月报》1978年第3期。

(49)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50)　See Hard Choices， p．114，120．

(51)　“A Decade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52)　Keeping Faith， p．194—195．

(53)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7—209， Appendix I ．关于“五点声明”，见本卷第33页。

(54)　Power and Principle， p．208．

(55)　《当代中国外交》，第228页；Power and Principle， pp．211—212 ；About Face， pp．88—89．

(56)　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能参加这次会见而大为不满，但布热津斯基有总统给他的指令：与邓的会谈应是小范围的、秘密的，霍尔布鲁克也无可奈何。See Power and Principle， p．213；About Face， p．87．

(57)　Power and Principle， pp．211—218；About Face， p．88—89 ．在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对邓小平说：“甚至在正常化之后，‘在历史性的过渡阶段’，我们还将继续保持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Power and principle， p．214．但卡特总统给他的指示并没有要他向中方提出售台武器的问题，当时在场的人或读过这次谈话记录的其他人也不认可他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在给卡特总统的汇报中也说，“我们没有直接谈到售台武器问题”。See A Great Wall， pp．254—255．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59)　《新华月报》1978年第5期。

(60)　Power and Principle， p．209;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31；About Face， p．87．其中之一是红外线大地测量扫描仪，这在以前是不许可向中国出口的。布热津斯基还告诉中方，虽然美国还不能向中国出口武器，但美国不反对欧洲盟国出售武器。据称，布热津斯基问中方，中国需要什么武器装备，中方提供了一个包括47项内容的清单。然后布热津斯基把单子转交给欧洲盟国，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能卖，你们斟酌吧。See About Face， p．86．

(61)　《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223—224页。(www.daowen.com)

(62)　布热津斯基回国向卡特汇报他的访华情况时，卡特看出，“他被中国人慑服了”，以致调侃他说：“他被诱惑了。”Keeping Faith， p．196．

(63)　Power and Principle， p．219．

(64)　Power and Principle， p．224．

(65)　About Face， pp．89—90．

(66)　Keeping Faith， p．197．

(67)　Power and Principle， pp．226—227．

(68)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69)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70)　《新华月报》1978年第7期。代表团也转达了美国愿将多种受到限制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意图，这些技术将不向苏联出售，包括上面提到的陆空红外线扫描设备，这套设备在1977年万斯访华时没有获准出口。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30—131．

(71)　欧森柏认为，卡特政府与其前任的一个区别是，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科学文化交流只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而卡特总统及其下属认为，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可以用作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是卡特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 ffairs， Fall 1982， p．184．

(72)　《新华月报》1978年第10期。

(73)　采访美国前情报官员。

(74)　Power and Principle， p．22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27；About Face， p．90．

(75)　Power and Principle， p．229; A Great Wall， p．257．

(76)　A Great Wall， p．257．

(77)　A Great Wall， p．258．

(78)　Power and Principle， p．229; A Great Wall， p．258．据布热津斯基称，后来他在1981年访华时，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告诉他，正是公报上所建议的时间使中国政府最终对卡特政府认真对待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再怀疑了。

(79)　“A Decade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80)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88页。

(81)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1页。

(82)　A Great Wall， p．260; Keeping Faith， pp．197—198．

(83)　参见《跨越鸿沟》，第315页。

(84)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5页。

(85)　同上书，第97页。

(86)　A Great Wall， p．261．

(87)　Power and Principle， p．230；Keeping Faith， p．19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36; A Great Wall， p．261．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后来没有接受访问美国的邀请。

(88)　A Great Wall， pp．262—263．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称：本条约无限期有效。缔约一方得于废约之通知送达缔约国另一方一年后予以终止。见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89)　这是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作出的决定，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只是在当天下午挺晚的时候才知道，霍尔布鲁克只是在当天晚上才知道。Keeping Faith， p．199；Hard Choices， pp．109—110；A Great Wall， p．265．

(90)　Power and Principle， p．231；Keeping Faith， p．199．后来国防部长布朗在参议院作证时解释说，美国之所以答应在1979年之内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因为，第一，美国政府不想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以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来抵消美中关系正常化，何况美国已经批准了在1979财年向台湾出售大宗武器，台湾并非急需达成新的武器交易；第二，美国将在1979年为售台武器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基础和新的军售程序。见Taiwan．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Ninety-Six Congress， First Session．February 5，6，7，8，21， 22， 1979（Washington， D．C．， 1979）（hereafter as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163。

(91)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8；A Great Wall， p．267．

(92)　Hard Choices， pp．109—110．

(93)　《当代中国外交》，第230页；A Great Wall， pp．268—269; “A Decade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采访芮效俭。

(94)　A Great Wall， p．270．

(95)　采访芮效俭。

(96)　《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72 （January 1979）， pp．25—26。

(97)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

(98)　Public Paper： Carter， 1978， Ⅱ， pp．2265—2268．

(99)　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一大外交建树。另一外交成就是调处埃及以色列和谈成功。这从亚特兰大的卡特总统博物馆的陈列中可以明显看出。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记述了在公报公布前后的一两天之内，他是多么兴奋，以致像孩子一样同布热津斯基开玩笑。

(100)　《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

(101)　芮效俭讲到，本来他12月下旬有一次出行，但伍德科克不想让他离开，因为谈判正在紧张关头。所以他只好取消旅行，但他又不能告诉他妻子取消旅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12月16日清晨，他才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妻子。采访芮效俭。

(102)　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103)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54， 248；《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3—24页。

(104)　Ramond， H．Myers， ed．， A Uniqu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31．

(105)　采访李柏思。

(106)　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外，当时美国与台湾还有59项各种经济、贸易和文化协定。

(107)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63—464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6—29页；The U．S．and Free China， pp．255—259。

(10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p．973—974．

(109)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53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A Unique Relationship， pp．32—33。

(110)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1页。

(111)　Chiu Hungda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90）， p．14．

(112)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

(113)　费浩伟曾向杨西昆建议，美国当然要把美台之间的新关系解释为完全是非官方的，但美国要做的只是在国会的立法中不明确地写出其官方性质，美国没有可能阻止台湾对新的美台关系作别的解释。杨西昆对此自然心领神会。Se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p．14．

(114)　从1952年到1968年，美国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就达15亿美元。更不要说军事援助了。A Unique Relationship， pp．2， 33；《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9页。

(115)　转引自《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1—33页。后增加到10处，见A Unique Relationship， p．14。

(116)　最惠国待遇问题来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02节的规定，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冷战的产物，它规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满足有关自由移民的条件后，在美国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总统需要在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到期前60天向国会提出给予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参众任何一院可以简单多数否决总统决定。总统有权否决两院决定。但如果两院以2/3多数推翻总统决定，则对该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得延长。这个修正案本来是针对苏联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的。中国不存在移民问题。但如果美国给中国的贸易待遇优于苏联，“那么美国对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就不均衡了”。因此对华最惠国待遇也需要总统每年提出，国会每年审议。See Keeping Faith， p．202．

(117)　Michael S．Frost， Taiwan's Security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Executive and Congressional Strategy in 1978—1979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2）， p．25．

(118)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74—77页；The U．S．and Free China， pp．226—227；Stephen P．Gilbert and William M．Carpenter， eds．，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Lanham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p．206—207；Hard Choices， pp．118—119。

(119)　See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52—253；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3 （February， 1979）， pp．25—26．

(120)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163;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pp．211—213；The U．S．and Free China， pp．267—268．

(121)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Ⅰ， p．170．

(122)　Robert Sutter， “The TR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 A Unique Relationship， p．57．

(123)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99， 293， 422， 373．

(124)　此人1958年至1962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后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1974年离开政府后任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是蒋经国的私人朋友。

(125)　此人后来追随民进党，在2000年陈水扁从选举中胜出后成为民进党“立法委员”。

(126)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09—210．

(127)　Ibid．， pp．579—580， 364， 403．

(128)　Ibid．， pp．365， 373， 390， 378．

(129)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71—72， 388， 405—406， 421．

(130)　Ibid．， pp．35—38， 43， 72， 668， 740．

(131)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3， 29， 50， 293， 360， 399， 416， 421—422， 433， 469．

(132)　Ibid．， pp．35—38， 47， 59， 24， 73， 377， 601， 439， 457．

(133)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93， 398．

(134)　Ibid．， pp．290， 293， 56， 377， 362．

(135)　Ibid．， pp．71—76， 126．

(136)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416， 64．

(13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 p．105;《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5页。

(138)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Ⅰ ， p．243．

(139)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Ⅰ ， p．257．

(140)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 p．105．

(141)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8—130页。

(142)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775—779．

(143)　卡特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采取坚定立场，如果国会的修改违反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我只好否决这项立法。那样，任何以有效的方式与台湾打交道就都成为非法的了。”See Keeping Faith， pp．210—211．

(144)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Ⅰ ， pp．640—641．

(14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p．989—994．中文译文见《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67—169页。

(146)　美国在台湾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解释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时说，第一，我们当时拟订这项法律时，不可能知道10年、20年后台湾海峡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选择规定得太具体；第二，不能事先束缚未来总统的手脚，他应该有权根据当时的事态作出决定；第三，法律上的模棱两可将由政治上的决定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将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的态度，以及行政当局的判断。采访卜睿哲。

傅立民认为，《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违反宪法的，1979年的国会怎么能够决定此后直到永远的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根据宪法，外交政策的决定权是属于总统的。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采访傅立民。

(147)　参见刘丰名：《现代国际法纲要》，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148)　《当代中国外交》，第232页。

(149)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

(150)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6页。

(151)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52)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86—387页。

(153)　美国在台协会不是美国与台湾交往的惟一渠道，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国防部的低级官员，都在与台湾直接交往。在一些社会交往的场合，如美台商贸理事会会议，就不一定有美国在台协会人员在场。另外，低层的官员也可以直接接触。但如果是政策层面（助理部长帮办）以上的接触，一般有在台协会人员参与。采访卜睿哲。

(154)　如曾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的任命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155)　见本卷第258页。

(15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4页。

(157)　《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158)　美国人形象地称他作“后座驾驶员”（back-seat driver）。

(159)　Keeping Faith， pp．204—206．

(160)　Keeping Faith， pp．204—206; 《峰谷间的震荡》，第 25页。在与卡特总统的正式会谈之前，邓小平于28晚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席间邓小平谈到，他想与卡特总统私下谈谈越南问题。布热津斯基从邓小平的语调中感觉到，他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对卡特总统讲。29日晨，布热津斯基在例行的向总统的汇报中提到了这一情况，他说，鉴于中国已经表态不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坐视不管，建议在总统欢迎宴会的祝酒词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去掉“新的中美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这类表示。Power and Principle， pp．406，409．

(161)　Keeping Faith， pp．208—209； Power and Principle， pp．410—411．

(162)　《当代中国外交》，第231页；A Great Wall， p．277。

(163)　《峰谷间的震荡》，第18—19页；《新华月报》1979年第2期。

(164)　Power and Principle， pp．406—407．

(165)　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卡特政府任期四年中最高雅的一次宴会。Power and Principle， p．407．

(166)　《新华月报》1979年第2期；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4 （March 1979）， pp．1—6。

(167)　以上协定和文件的英文本，见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4 （March 1979）， pp．6—11。

(168)　《新华月报》1979年第2期。

(169)　卡特总统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邓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强硬、明智、坦率、有勇气、有个性、自信、友善，跟他会谈是一种乐趣。”他认为，接待邓小平访美是他总统任期中的令人愉快的经历之一。Keeping Faith， p．202．

(170)　Power and Principle， p．403．

(171)　Power and Principle， pp．412—413．

(172)　Power and Principle， p．414．中美关系正常化是1979年1月1日实现的，但美国大使馆正式设立的日子是3月1日，因为伍德科克大使的任命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在此以前，美国驻华联络处继续工作。采访芮效俭。

(173)　A Great Wall， p．279； 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480页。

(174)　见本书第二卷，第77—78页。

(175)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9 （August 1979）， pp．40—41; Vol．80， No．2034 （January 1980）， p．9; Fragile Relationship， pp．139—140．在美国的这些财务要求中，个人财产1450万美元，教会和其他非营利机构 5830万美元，商号财产1.241亿美元。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2．

(176)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2日。

(17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p．994—997．

(178)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09．

(179)　Power and Principle， p．418．

(180)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09．

(181)　这一条提前在10月就实现了。Power and Principle， p．418．

(182)　《新华月报》1979年第8期。

(183)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90．

(18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999．

(185)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0， No．2034 （January 1980）， p．9．

(186)　《人民日报》1980年2月16日。

(18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页。

(188)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127．

(18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8．

(19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46．

(191)　Power and Principle， pp．419—420．

(192)　Power and Principle， p．420．

(193)　Power and Principle， p．421．

(19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999．

(195)　Power and Principle， p．423．

(196)　About Face， pp．110—111；Power and Principle， p．424。后来多勃雷宁大使在回忆录中写道，阿富汗战争“是苏美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点才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的缓和10年转到里根执政时的对抗年月”。“我经历了许多次美国的反苏运动，但这次运动的强烈和规模程度我以前从未遇到。”见《信赖》，第507—509页。

(197)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90．

(198)　《人民日报》1980年1月7日。

(19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1001．中译文参见《新华月报》1980年第1期。欧森柏指出，这是第一次美方的反苏调门高过中方。见“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90。

(200)　《新华月报》1980年第1期；并见《峰谷间的震荡》，第48页。

(20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1002；《新华月报》1980年第1期。

(202)　Ibid．， pp．1002，1004—1005．

(203)　万斯因与卡特政见不合，于1980年4月28日辞去国务卿职务。

(204)　《新华月报》1980年第5期。

(205)　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中美关系报告，1979—1980》，台北美国文化研究所1980年，第4页。

(206)　Power and Principle， p．424；About Face， pp．110—111．

(20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8．

(20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6．

(209)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59．

(210)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127．

(21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16．

(212)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127．

(21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5．

(21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