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党总统以威尔逊为代表，外交中带有比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卡特执政时期，战后30年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集中表现出来：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物价膨胀，经济不景气，美国社会产生了对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危机，在国际上，美国的“天定命运”被其他国家否定，美国政府需要树立起新的道义形象。卡特上任后，决意恢复人们对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价值观念的信仰。⁽¹⁾与此相应的是，他在外交中对人权问题情有独钟，希望在“人权”和“民主”的传统上动员美国人民的支持，“增强美国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向所有盟国和友邦保证，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他还希望以人权作为武器，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扩大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为他的“世界秩序战略”服务。⁽²⁾

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有一大堆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诸如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中东形势，非洲事态，巴拿马运河区问题，⁽³⁾等等，与这些问题相比，中美关系正常化似乎不是特别紧迫的事。在总统的国家安全班子1977年1月第一次开会讨论最紧迫的问题时，甚至没有提到对华政策。⁽⁴⁾

卡特总统与柴泽民大使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些总统本人就是很了解国际事务，很有战略眼光，在外交上敢作敢为的，早一点的如威尔逊、罗斯福，晚一点的如肯尼迪、尼克松。有一些总统本人入主白宫前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甚至本州问题，对国际事务所知不多，如杜鲁门、约翰逊、福特。卡特也属于后一类总统。作为佐治亚州的州长，他在政务中难得接触到中美关系。这样，他在外交方面，包括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就非常依仗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们的主张也就对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某些问题上，如在人权外交、中东问题方面，持相似的立场；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有不同的主张。他们最主要的分歧表现在对美苏缓和以及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看法。万斯认为，“讲到经济发展与战略实力，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强国”，而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一个稳定的美苏关系将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实现美国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环境”，它“对于保持我们欧洲盟国的信心也是重要的”。当时美苏关系的突出问题是要推进在1976年停滞不前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是美国外交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既可以稳定美苏关系，又可以发展更加广泛的双边合作。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鉴于“苏联对中国过于担心，美国与北京的任何战略合作都可能在美苏关系中引起严重反应”，因此正常化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⁵⁾

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对苏关系是重要的，但不能过于强调，以免产生对美苏伙伴关系的过于热切的期望，导致别国对美苏主宰世界的忧虑；或产生对美苏冲突的歇斯底里般的担心。不能把苏联当作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了其他的全球事务。他也不认为缓和是战争之外的惟一选择。缓和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缓和不可避免地既包括合作又包括竞争，因此它必须既是全面的又是互惠的”，而且缓和必须既能避免战争，又能成为和平变化的工具。苏联的利益在于把缓和加以局限，使之成为单方面的行为。他“越来越关注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长远政治涵义，担心苏联将会继续运用其实力或者在第三世界挑起纷争，或者将其意图在一些政治竞争中强加给美国”。苏联已经把缓和当成了“推动世界革命进程”的工具。他和一些学者及战略家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最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事件。既然共产主义世界已经成为多中心的，美国也要实行多中心的政策，“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要利用中苏分裂使苏联的战略计划更加复杂化，“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⁶⁾在卡特政府中，国防部长布朗与布热津斯基看法相近。他倾向于从美苏竞争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

卡特本人“相信与苏联的缓和”，他认为“这表示在走向和平”，并称，由于美苏缓和，“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已不那么尖锐”。⁽⁷⁾而且在1977年他受到万斯的影响较多，所以在1977年卡特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踌躇不前。由于缓和的衰落，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多，卡特总统直到1978年才真正“打定主意”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当然，卡特原本也不是完全不注意中美关系。早在1976年年底，大选获胜后不久，卡特就专门把基辛格请到佐治亚州他的家乡，向后者询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以及他多次访华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印象。1977年2月初，他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去白宫，黄镇在谈话中强调了苏联的威胁；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黄镇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但一旦美国准备“兑现数年前达成的协定”，中国就愿意尽快实现正常化。卡特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访问中国多次，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黄镇的回答一如从前：“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这种访问就是不可能的。”⁽⁸⁾1977年4月，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卡特派其次子齐普·卡特随团前往，并给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增强中美两国的交往和贸易是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的，希望最终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⁹⁾

5月22日，卡特在圣母大学作外交政策演讲，这是卡特上任后第一次全面地阐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在演讲中共讲了美国外交的五大问题：人权，加强与盟国的关系，美苏关系，核不扩散，南非危机。在第四个问题中他提到了对华政策。可见对华政策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了。演讲中的提法是布热津斯基建议的：

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是重要的。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公式来克服那些把两国分开的困难。⁽¹⁰⁾

卡特还任命刚退休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年长、富有经验，而且很强硬。早在60年代，肯尼迪总统就想让他出任驻外大使，他没有接受。这次他同意了。他与卡特总统私交甚厚，在卡特竞选时，伍德科克利用汽车工会为卡特助选，保证了卡特在密歇根州和其他一些州大获全胜。卡特对他颇为感激。大选之后，伍德科克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候选人的名单上，但他选择了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在年轻时从埃德加·斯诺报道中国的作品中了解了中国，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尼克松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他是国内最早出来支持尼克松的人之一。⁽¹¹⁾7月中旬伍德科克正式走马上任。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将在中美建交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密歇根大学教授、著名中国学家欧森柏被卡特政府延聘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欧森柏上任之初，就仔细阅读了前两届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档案，其中福特总统访华的材料是他从福特总统的家里取回来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关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欧森柏于是整理了一个备忘录，建议总统授权国务卿，一有机会就重申尼克松、福特的承诺，这就是：

（1）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3）在美国撤离台湾时不让日本取而代之；

（4）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形势的办法，美国将不在台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中支持台湾；

（5）美国将寻求正常化并力求实现。

布热津斯基对备忘录作了修改，呈递给总统。卡特圈了同意。备忘录到了国务院，万斯怒不可遏。他警告布热津斯基，以后在向总统递交有关外交政策备忘录时，事先要通过他。最后，万斯拒绝了备忘录的建议，认为向中国人作出保证为时尚早，国务院还没有作好准备。他要求撤消备忘录，结果备忘录的所有文本均被销毁。⁽¹²⁾

早在1976年12月，万斯组织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仔细研究自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以来的所有文件，包括他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记录，分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法律和战略方面的问题，并设计一个一旦不能实现正常化保持现状的方案。1977年4月15日，万斯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

必须让中国人懂得，我们并不把对华关系仅仅看作是一个方面的关系（即针对苏联），我们是在双边和国际关系的主要争议问题的大框架中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关于正常化本身，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如此急迫地去建立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以致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与安全。我们也不要人为地去设定最后期限。⁽¹³⁾

一方面，中美关系要服从美苏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就只能降到次要地位；一方面又要时时记得“不损害”台湾的利益，没有决心排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1977年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这样举棋不定的。(www.daowen.com)

布热津斯基4月30日提交给总统的对外政策备忘录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备忘录是他邀请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与他一起准备的，其目的是要向总统阐明美国的战略重点，比较具体地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甚至日期。布热津斯基向总统建议，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建设性的全球接触政策”。备忘录列出了十大政策目标，其中第五点是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因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的稳定因素，是和平的基石”。备忘录建议，美中两国在1977年开始谈判，在1979年前完成正常化，1979年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签订两国贸易与文化协定，并为两国长远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备忘录也提出“要与台湾保持充分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关系”。总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文件。实际上，以后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就是按照这个日程表进行的。⁽¹⁴⁾

6月，一个由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牵头的部际联合小组准备的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完成了。备忘录回顾了70年代以来对华政策的辩论，断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一定的紧迫性，美国应当满足中国提出的三项条件；但美国也可以就每一项条件提出交换条件。6月底，万斯主持会议审议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并为他行将进行的访华作准备。当时卡特总统所寻求的交换条件是：第一，正常化不妨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第二，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将不受损害；第三，在实现正常化时美国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¹⁵⁾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没有设定一个时间表，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所以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意向性的文件。布热津斯基在会上力主在此次访问中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弱化与台湾的关系，并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非常严肃地对待中美两国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但是大多数与会者持有异议，认为美国在对华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能走得这么快，布热津斯基比较孤立。

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第三项涉及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在该文件的拟定过程中，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已经发生了交锋。布热津斯基主张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认为这一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步骤将会使苏联在处理有关美国的利益方面不致胆大妄为。国防部长布朗支持这种主张。万斯则向总统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再没有别的什么”被苏联人看作是“更富有敌对意义”的了。它将使苏联重新评估削减美苏紧张状态到底有多少用处。他进而说，只要向中国转让可用于防卫的技术的风声走漏出去，就会对美苏关系产生影响。结果万斯的主张占了上风，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第三稿建议，在转让与军事有关的设备和技术方面，美国应当继续做到对苏联和中国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经过一系列的官僚政治运作，这一稿有意透露给了新闻界。⁽¹⁶⁾

万斯访华前，布热津斯基再次向总统提交备忘录，阐明中美关系的国际背景及美国应采取的政策，并建议立即试探国防部长布朗访华的可能性，以便一旦万斯访华不能在外交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两国尚可保持在战略领域的对话。他还具体建议成立一个以总统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来审议一些对华出口许可证问题。卡特在备忘录上写了许多批语，然后退还给布热津斯基。他对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多表赞许，但他也写道：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要谨慎，我们“不要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去舔他们的屁股，而要小心避免与国内支持我们的力量对立起来”。⁽¹⁷⁾

但到7月下旬，卡特总统在对华政策方面又有了比较积极的主张。7月30日，他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由万斯、布热津斯基、布朗、霍尔布鲁克、欧森柏等参加，会议讨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涵义和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为万斯即将访华作准备。万斯的意见是，对华关系正常化要等到与苏联的谈判走上轨道后再去进行。这时，副总统蒙代尔提醒说，历史上民主党曾被指责为“丢失了中国”，如果现在让中国再重新回到苏联轨道，那么，民主党又将重新面临一代人的责难。最后，卡特的总结几乎出乎每个与会者的意料，他对万斯说，在北京“把一切都摊开来吧”，“我从来没有从因循拖延中得到什么。把我们的立场全部讲清楚”。他表示愿意实现正常化，并准备面对国内那些指责他放弃台湾的批评。但他在台湾问题上也需要一些政治上的掩饰，需要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某种承诺，美国在与台湾脱离防御条约关系之后也将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让万斯准备一份公报草案，如果中方接受即可发表。8月初，卡特总统批准了万斯拟就的公报稿。⁽¹⁸⁾

正当万斯要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时，极右的参议员高华德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其中称，当八亿中国人在“没有基本人权”的状况下生活时，美国与台湾断交将“使美国蒙受耻辱”，果真卡特总统断绝与台湾的防御条约关系，他将要冒“遭到弹劾的”风险。⁽¹⁹⁾行政当局对华政策本来不高的热情又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其时，关于巴拿马运河区的条约经过6个月的紧张谈判行将签订并提交国会，国会中自然又有一场舌战。卡特和万斯都认为，这种时候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只会得罪像高华德这样的右派议员，从而减少国会对条约的支持，而当时每一个国会议员的支持都是重要的。于是卡特对正常化的热情又消减了。万斯本来满足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急于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这时他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了。而他根本不想讨论其他的问题，如对华技术转让、发展科技交流等。⁽²⁰⁾万斯的访问也就成了一次试探性行动，美国政府内很少有人期望，万斯访华将在某一方面推进中美关系。不仅如此，他又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条件中加了一条：美国应当要求，在正常化后派政府官员到驻台湾的非官方机构中代表美国。⁽²¹⁾

8月22日，万斯国务卿抵达北京。中国共产党第11届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华国锋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中美关系时将中国政府的立场公之于众：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撤退驻台一切武装力量，废除同台湾的防御条约。⁽²²⁾

23日，万斯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谈。万斯说，只要双方能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总统就准备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据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台防御条约即将“终止”，届时，美国将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事力量和设施，但美国政府人员必须根据非官方的安排留在台湾，他们不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他还说，美国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发表反对美国声明的声明，不要强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²³⁾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国的原则立场相距甚远。黄华重申了中国关于建交的三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万斯的方案。

与黄华会谈结束后，万斯与随行人员出来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子里散步。他们在一座小桥边收住脚步。万斯说，看来中方不接受我们关于双方都要表现出灵活性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在第二天与邓小平的会谈中不再出示他事先拟好的公报草稿。⁽²⁴⁾

次日，邓小平会见万斯。万斯重复了头一天的表示，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也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从《上海公报》和美国领导人以前所阐述的立场后退。他念了一段他与基辛格会谈的记录，基辛格表示，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还提到，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曾表示，大选之后他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所说的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没有标志和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只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邓小平阐明中国的立场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中国担忧。⁽²⁵⁾

邓小平和黄华都如此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但是有的美国记者却对这次访问作了不实的报道。《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登载的一篇文章说，白宫相信，中国领导人在万斯访华时在正常化的条件方面表现了比较有灵活性的立场，这次访问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卡特总统赞扬万斯朝这个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万斯与中国领导人所讨论的条件将使台湾人“在自由中生活”，暗示美台关系不是正常化的障碍。难以确定这篇文章究竟是因为消息来源的错误还是出自记者的不实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政府误读了中方的意图。卡特总统在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万斯发回来的报告“非常令人鼓舞”。27日，他还不辞劳苦，异乎寻常地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访问归来的万斯，称他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国务卿无功得奖，难怪受宠若惊。⁽²⁶⁾

中国方面对于这种不实之词作出了反应。9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明确否认关于万斯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美方所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了灵活性，立场有了松动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退步，万斯从他前任的立场后退了。10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并警告说，美国在玩弄中国、台湾两张牌，这是中国不能容忍的。9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及其一行。他在谈话中批评了西欧与美国的绥靖主义倾向，讲到中美关系时，他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来往。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²⁷⁾

邓小平的谈话既表达了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又表明，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是向美方发出的又一个明确的信息。

万斯访华之后，美国政府忙于与巴拿马的条约及其他事务，又把中美关系搁在了一边。伍德科克于9月下旬回美国伴随万斯出席联合国各国外长会议，他和国务卿一起在纽约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万斯说，邓小平9月的上述表态使美国了解了中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将作出回应，但尚未准备就绪，待伍德科克返回北京时将向中国政府提出。⁽²⁸⁾这次会见表明，美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对华政策，纠正了对中国立场的误解。

数日后，万斯召集下属商议新的对华政策。伍德科克在会上说，要与中国人谈判一项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保证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把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怎么能要求中国不收复自己的领土呢？这就好像要求林肯向英国人保证，不对邦联使用武力一样。但是为了保障台湾人的安全，总统也有权做一切保卫台湾免遭入侵的事情，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总统可以保留这个权力，而不必在谈判桌上讨论。霍尔布鲁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把它称作“伍德科克方式”。万斯没有表态。会议结束时，万斯告诉伍德科克，将在下星期一，10月3日给他新的指示。⁽²⁹⁾

此后，伍德科克几次催问国务院，回答都是：尚未准备就绪。10月14日，伍德科克又见到国务卿。万斯还是说，给他发新指示没有问题。伍德科克继续等待，但直到11月，新指示仍然没有发出。最后，霍尔布鲁克觉得还不如让伍德科克回北京任所去等待新指示。但伍德科克不是职业外交官，他不受国务院的气，也敢于对国务院说“不”。他倔强地表示，没有新指示他就不回北京，如果国务院给不出新指示，他就直接去找总统。国务院之所以一再拖延，是因为对到底是指示伍德科克开始与中国就建交进行新的谈判还是仅仅拖延时间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于伍德科克的坚持，他总算得到了国务卿的一纸文件。指示说，伍德科克可以告诉中国领导人，卡特政府已经了解了福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美国不再寻求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在台湾保留官方存在；伍德科克将作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但暂勿开始谈判。伍德科克对这个指示是不满意的，但也只好如此。显然，中美关系正常化仍然不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³⁰⁾

1977年下半年，中国政府仍在采取种种措施促进中美关系，至少使中美关系保持势头。中国恢复了向美国购买小麦。中国政府接受美国能源部的邀请，派出一个政府代表团访美，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代表团，打破了先前坚持的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不派官方团体的规矩。中国政府还以中国外交学会的名义分别邀请参议员杰克逊、肯尼迪、克兰斯顿访华，他们均受到异常友好的接待。在中国领导人与他们的谈话中突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题。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也应邀访华。布什在从驻华联络处主任职位离任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年。一行中包括前中情局高级官员李洁明和布什的好友贝克。他们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和其他礼遇，并访问了西藏，成为二十几年来第一批访问西藏的西方人之一。10月，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时说，美国或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正常化后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那我们也要发表声明，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外国无权干涉。⁽³¹⁾

布热津斯基对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停滞不前甚为不满。他要欧森柏向黄镇传话，希望中国政府邀请他访华。11月3日，黄镇在离任前去白宫出席副总统蒙代尔为他举行的送行午宴。在宴会上，当着万斯的面，黄镇宣布，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布热津斯基访华，他现在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邀请。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场的国务院官员不胜诧异。万斯脸如死灰，霍尔布鲁克目瞪口呆。因为这有可能意味着，对华政策以后就不再归国务院管了。国务院官员背后骂布热津斯基是“卑鄙小人”，是“掉价的基辛格”，背着国务院搞小动作。⁽³²⁾在归途中，霍尔布鲁克在汽车上就打电话问欧森柏，这是不是他搞的鬼？万斯也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激动地说，这将使我们谈判努力受到损害。⁽³³⁾欧森柏担心的是，布热津斯基是否得到了总统足够的支持。此后数月，布热津斯基利用每天一早向总统简报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逐渐以他的想法影响总统，最后终于使卡特在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