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破了中美关系中的坚冰，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此后，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往都迅速增加。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商定，“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由美国驻法大使沃森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办公地点为双方使馆。1972年3月13日，沃森首次正式拜会中国大使馆。中国使馆敞开大门，欢迎各国记者采访。两位大使会晤结束后，沃森告诉记者：“我们进行了非常友好和热烈的讨论，我们希望这是许多次讨论的开端。”⁽¹⁾

通过中美两国驻法大使的安排，4月中旬到5月初，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率团访华，6月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各斯和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率团访华。这些美国国会议员第一次踏上隔绝20余年的中国土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曼斯菲尔德5月11日在参议院所作的访华报告中兴奋地指出：“百闻不如一见。过去25年来，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中国多少东西，而那‘百闻’的东西所常常包含的巨大歪曲逐渐变成了美中两国间20年来的隔离局面，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是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当时就赞同他的这一行动。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正确的行动。”斯科特在同日所作的访华报告中说：中国“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他希望：“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的和频繁的接触，其中包括我在参议院的同行们的访问。”⁽²⁾5月20日，他还表示已宣布退出院外援华集团，因为中国人“不是一个侵略的民族”。⁽³⁾5—6月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访问了中国，这是这位多年来积极主张改善中美关系的美国中国学泰斗从1946年离开中国后难得的旧地重游。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员杰里米·斯通博士、麦罗姆·科恩博士，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圣路易斯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等也在6月间访问了中国。

1972年4月12日至29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18天访问，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代表团受到美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4月18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接见了代表团。他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知道在你们访美期间，你们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也知道，在你们比赛的过程中有赢者也有输者。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赢者，它比谁赢乒乓球赛更为重要。这个最大的赢者……就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⁴⁾

两国之间的文化、科技、经济等各方面交往也迅速增加，作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1972年4月间中国政府赠送两只大熊猫给美国，美国则回赠了一对麝牛。在尼克松访华前夕，1972年2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控制，对华出口商品清单上新增商品包括机车、建筑设备、工业化工产品、内燃机和碾压机等；中国享受美国对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出口的同等待遇；在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内，美国控制的公司对华出口战略物资时，只要得到所在国的许可证即可出口，无需再向美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在海外的美国控制的公司对华出口外国技术也无需先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许可。在《上海公报》中，中美双方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从而结束了两国贸易中断的历史。1972年春季，中国政府首次邀请42名美国商人参加这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秋季广交会的美商倍增，达100多人。两国的贸易开始迅速发展。根据美方的统计，197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490万美元，出口更是微乎其微；而197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额达3230万美元，对华出口为6020万美元。美国商界开始显示对华贸易的兴趣，一些美商表示，美国政府先前采取的对华禁运政策“很不明智”。⁽⁵⁾为了增加两国间的接触，尼克松总统于11月22日宣布，取消对美国船只和飞机前往中国大陆的禁令，任何美国商船只要得到中国的许可，即可前往中国港口。⁽⁶⁾7月29日，美联社和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达成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第一次建立正式的新闻和图片交换渠道。协定规定双方可以用无线电和邮递办法进行交换，还同意尽量向对方提供特殊新闻的要求；双方可以改写它们收到的新闻，但不能改变原意。

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曾承诺，如果连选连任，他将在第2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尼克松连任总统。2月15日至19日，继续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第5次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此时，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状态终于缓和下来，美国与越南于1月27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和附属议定书。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有利因素。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双方首先回顾了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一年以来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及两国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承担的义务。谈话中的主要议题是两个：台湾问题及美苏关系。基辛格说，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2任期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军事力量（当时有9000人），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关于美苏关系，周恩来单刀直入地提出：如今越南战争已经结束，美国是准备对苏联扩张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有意安抚苏联，企图“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中方希望美国与其盟国紧密合作，在世界各地抵御苏联的扩张，防止苏联在中东、海湾、南亚和印度洋填补真空的图谋。基辛格回答说，美国对苏联动机不抱幻想，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因为美国有时需要作一些策略上的调整而产生误解。基辛格保证让中国方面充分了解美国的政策，并保证决不缔结任何可能用来针对中国的协定。他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比中国的复杂，不仅仅是与苏联对抗。美国在与苏联谈判一些协定，但当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这不会成为美国行动的制约因素。如果苏联倾向于走更富于威胁性的道路，那美国将采取有力行动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会谈中涉及的另一问题是柬埔寨问题。周恩来批评美国支持朗诺，批评美国对红色高棉的轰炸，建议美国与西哈努克亲王进行谈判。基辛格辩解说，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但在美国承认柬埔寨政府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直接与西哈努克谈判。如果柬埔寨实现了停火，越南军队撤走了，美国将参与政治解决，西哈努克可以在其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表示中国仍然希望东南亚沿着和平、中立的道路发展，而柬埔寨是一个典型的和平与中立的国家。基辛格表示完全同意这一目标。⁽⁷⁾

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引人注目地会见了基辛格。他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说：“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用“友谊”来形容中美关系。即使这不是对中美关系当时状况的准确描述，起码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意向。毛泽东告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反对西方把苏联引向东方，主要针对中国。他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说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一条线上的地区和国家联合抗苏反霸，并说苏联的目的是要占领欧亚两大洲。基辛格表示，美国有非常相似的想法，现在美国派到伊朗去的人要关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海湾的事态。毛泽东接着说，美国的许多事情我们不大懂，你们的国内事情和外交我们都有许多不大懂。基辛格说，由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美国的行为方式不如中国直截了当。但在涉及我们根本目标的问题上，我们将果断行事而不顾忌公众舆论。因此当产生了真正的危险，（苏联）霸权主义的意图变得更加积极，我们将在任何地方坚决予以抵抗。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对任何人的善意。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我们肯定要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反对他们。基辛格还郑重地表示，中美之间了解对方的意图确实是重要的，美国决不会明知故犯地在进攻中国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合作。⁽⁸⁾毛泽东和基辛格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迫切心情。

次日，周恩来又与基辛格商讨了两国互设联络处的细节及其他问题。2月22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和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共同承担的义务。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适当时机。为了便利这一过程并改善联络，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⁹⁾基辛格在3月2日给尼克松关于这次访华的汇报中说，他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是“最自由的和最冷静的，他受到的接待是他历次访华中最周到的”，虽然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年迈和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不无担心，对毛、周以后的中国不无忧虑，但他认为只要华盛顿谨慎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它将继续向我们支付红利：缓和亚洲的紧张状态，促进与莫斯科的关系，以及从整体上建立起一个和平的架构”。⁽¹⁰⁾由于越南战争已告一段落，为了表示友好，中国方面同意在越南释放美国战俘的时限内，释放两名在越战中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此外，1952年11月29日驾间谍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境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唐纳，原于1954年11月被判无期徒刑，1971年12月13日改判有期徒刑5年，1973年3月12日唐纳获释回国。⁽¹¹⁾

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双方立即着手筹建联络处。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5月1日左右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联络处将由二三十人组成，其中10名专家，其余为辅助人员。布鲁斯是老资格外交官，时年75岁，曾任驻英、德、法等国大使，是美越巴黎谈判的主要参预者之一。尼克松在阐述选择布鲁斯的理由时，除了赞扬他的外交经验外，还说，他身为民主党人，却没有党派成见，既能为共和党也能为民主党政府服务。驻华代表团正需要由这样的超党派的外交家来率领，以便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任总统，都能把现在开始的对华政策继续下去。⁽¹²⁾

中国方面在3月29日宣布，将由驻法大使黄镇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任副主任。联络处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5月1日双方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基辛格认为，双方联络处“除了名义不是，实际是两国的大使馆”，双方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向本国政府发送密码电讯，签发签证，处理文化与商务交往中的问题。布鲁斯手下集中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认为这是“他曾经领导的外交使团中最有才干的一个”。基辛格在1973年3月对布鲁斯说，他的工作的效果取决于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理解“你是总统的人”，基辛格安排中央情报局的人来管理联络处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而不让国务院插手其间。⁽¹³⁾同时，美国一些大银行和公司在美国政府赞助下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以促进和便利美中贸易。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主动通过中国驻美联络处，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取得了联系，对推动两国商界的互访和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美两国互设联络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在从1973年到1978年这近6年的时间里，联络处担当了大使馆的大部分职能，它对中美两国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对促进两国的人员往来和各方面的合作，对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争取美国各界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美国因为“水门事件”出现国内政治方面的巨大困难的时候，联络处为维护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势头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联络处，中美关系在这几年当中是有可能不进则退的。

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在致国会的第4个外交政策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建立新的关系”中，以显著地位和相当篇幅阐述了对华政策。他在论证中美和解的重要性时说：“把8亿人民排除在外，我们就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全球的和平结构”；“国际环境变得多极化了”，无论是在美国的盟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有独立的声音，美国的外交要适应这种新情况；“一个和平的、独立的、克制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两国之间有许多潜在的领域可以使两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长远来说两国之间似乎没有重大的利害冲突”，等等。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未来时，尼克松一方面表示决心继续已经开始的进程，“精心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改善关系”，同时也说：

当然，我们不抱幻想，以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是不受任何干扰的。将来仍继续需要小心谨慎及互相信任，因为尽管我们已弥合了巨大分歧，但20年来方方面面的敌视不可能在两年之内一笔勾销。无论怎样，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将继续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反过来会转化成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互相对立的政策，需要双方继续互相克制和顺应。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世界环境不可避免的变化将继续注入新的因素来考验我们的关系。⁽¹⁴⁾

尼克松这里所说的“世界环境的变化”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苏关系的变化。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苏联的缓和，而且美国常常把美中关系置于从属于美苏关系的地位，一旦美苏缓和取得势头，中美关系就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局面。但美国决策者还是表示重视中美关系。1973年5月5日，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向他通报了他最近访问苏联准备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其中提到一个情节：一天，勃列日涅夫请基辛格打猎。在野餐时，勃列日涅夫问基辛格：“你们把中国当盟友吗？”基辛格答称：“不，我们不把他们当盟友，我们把他们当朋友。”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但我们［美苏］应当是伙伴”，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基辛格回答说，我并不认为有这种责任。后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再次向基辛格指出，勃列日涅夫希望基辛格理解，打猎时的谈话是认真的，而不是客套性的交谈。多勃雷宁并问，在美中两国间有没有一项正式的协议。基辛格答称没有。基辛格对韩叙表示，他希望美苏首脑会晤后不久，于8月再次访华，他也非常欢迎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基辛格再次表示，“美国与苏联做的一切都准备与中国做，但反过来则不是，美国也许准备与中国做一些不准备与苏联做的事情”。⁽¹⁵⁾

1973年9月，基辛格取代罗杰斯担任国务卿。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6次访华，也是他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华。据美方资料，基辛格原拟在8月访华。但由于美苏搞缓和引起中国反感，中方在确定基辛格访华日期时一再拖延，以致使基辛格及其手下班子感到烦恼。⁽¹⁶⁾自然他们也不认为中美关系逆转了，因为7月17日毛泽东还接见了访华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他。江青还陪布鲁斯一起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这些都表明中美关系还在继续发展。(www.daowen.com)

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数次会晤中简单介绍了夏天美苏首脑会晤的情况，包括勃列日涅夫一再建议美苏联手摧毁中国核力量以及美国拒绝该建议的情况，基辛格在会谈中提出的建议之一是中美两国签订类似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关于意外核战争的协定，其基本义务是，如果一方发生事故，实施了核攻击，立即就通知对方。周恩来认为，鉴于协议的性质，如果中美之间签订类似协议，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因为中国是说话算数的。中国对此要作进一步研究。⁽¹⁷⁾

11月12日，基辛格与毛泽东进行了为时长达近3小时的会晤。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水门事件”的关切，对这样的“屁事”搞得美国国内不安感到不满。基辛格保证这与外交政策无关。谈话的主题仍然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基辛格说，苏联总喜欢制造一种印象，似乎美苏两国有一个主宰世界的统治计划，这不是事实，美国没有那么蠢。毛泽东强调，苏联虽然表面强大，但摊子铺得太大，对手太多，实际力不从心。它不得不对付太平洋，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又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防线。他们总共只有几百万军队，防守都不够，更不要说进攻了。苏联目前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美国让它进来，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基辛格保证说，美国决不会这样做。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如果欧洲、日本、美国都联合起来，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就小了，谁也不会再受到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苏联在蒙古驻军，中国牵制了一部分苏联部队，这对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处境是有利的。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只有美国与台湾断交，中美两国才能解决建交的问题，这就是中日建交的方式。台湾问题相当复杂，我们何必着急呢？那只是个1000多万人口的岛屿，我看解决台湾问题用不着100年。基辛格说，美国愿意与中国建交，困难是不能立即与台湾断交，原因很多，主要是国内形势的关系。我们希望到1976年，或在1976年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谈话已经进行了2小时45分钟，毛泽东还谈兴正浓，最后周恩来只好打断说，今晚还有欢迎基辛格的宴会。基辛格后来认为，让各国使节在宴会上久久地等候，是要让他们向本国外交部发去报告，毛泽东把美国人、把中美关系看得多重。⁽¹⁸⁾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公报，公报突出了反霸和“一个中国”的内容，并称：“双方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经常接触，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在不代表第三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具体磋商”。⁽¹⁹⁾这里所谓的第三方，显然是指台湾。

尽管中美双方都有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愿望，但1973年至1974年正常化的实际进展却是迟缓的。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总是脚踩两只船，不肯丢弃所谓“老朋友”。台湾问题一直是阻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从5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还坚持，“任何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的想法都是不能被接受和根本不能被谈判的”。“任何关于台湾的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什么情况，都必须得到台湾政府和人民的同意”。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问中国之前，在对国会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又向国会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不会牺牲我们朋友的利益”，对台湾，“美国将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纽带，信守我们的防御承诺”。一句话，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²⁰⁾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3月3日，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即奉命飞抵台湾，向台湾当局送上尼克松的亲笔信，向蒋介石保证，“忠实地履行我们对台湾问题的所有承诺和义务是美国政策的基石”。3月6日，尼克松接见台湾“大使”沈剑虹，表示“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他还说：“《上海公报》不是一项条约，仅是一项共同声明，双方就各项问题表示本方的立场，并未试图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一贯立场是，这个问题应用和平手段解决，美国无意干涉，也不会敦促任何一方进行谈判或提供建议，美国不愿介入此事。他要求台湾不要再怀疑美国信守对台湾的承诺的决心。谈话的第二天，沈剑虹立即飞回台湾向蒋介石汇报。⁽²¹⁾据统计，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他1974年8月辞去总统职务为止，尼克松政府在不同场合保证美国继续履行其对台湾的安全义务共达52次之多。⁽²²⁾1972年11月，美国售台2艘新式潜艇，这是核潜艇出现之前最新式的潜艇，近百名台湾海军官兵在美国接受了操作使用潜艇的训练。1973年，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进一步加强。2月21日，当时基辛格正在北京访问，美台签署了一项协议，台湾可以根据美国诺思罗普公司的特许在台湾装配F-5-E型喷气战斗机，台湾空军由此可获得350架左右的先进战斗机。包括尾翼在内的零件在台湾制造，主要部件在美国制造后运往台湾装配。25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即在华盛顿向新闻界声明，尽管《上海公报》提到，一旦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将减少驻台美军，但“这个时机尚未到来，目前考虑这件事，未免为时过早”。其实，从1972年以来，美国所做的是不断加强台湾军事力量。1973年4月18日，台湾海军又得到3艘美国驱逐舰，分别命名为“建阳”、“莱阳”、“辽阳”号。⁽²³⁾

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犹豫摇摆，邓小平在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前在10月13日会见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访华议员团时指出，如果美国不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那么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表示了他对中美关系现状的不满。这一谈话给美国驻华联络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²⁴⁾布鲁斯给基辛格发去电报，提醒他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他即将进行的访问的一个议题。但美国既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决定，基辛格在访问中实际上回避了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1974年2月，美国政府又宣布任命前驻老挝、泰国大使安克志为驻台湾“大使”。中国政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说明美国仍要把美台“外交关系”维持下去。⁽²⁵⁾1974年，福特政府又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使台湾在美“外交领事机构”数目多达15个，大大超过美国的一些盟国，为台湾当局进一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提供了便利。⁽²⁶⁾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到美国出席第6届联大特别会议。4月14日，邓小平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推托说，美国在继续减少在台湾的存在，也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邓小平软中带硬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1974年，中国官员直接或间接地一再告诉华盛顿，中美两国间贸易及各方面交流的任何突破都取决于美国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²⁷⁾

第二，美国在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而且美国政策的重心常常在两者之间摇摆。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美苏争霸。尼克松虽然提出了“五极格局”的设想，但西欧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日本只是经济上发展，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仍然有限，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强，其影响也主要限于本地区内，因此西欧、日本、中国“三极”基本只是潜在的力量，现实世界中的两极仍然是美国与苏联。60年代末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的变化促使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和解以制衡苏联，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对华政策仍然是从属于对苏政策的。同时，美苏关系也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如美苏从1969年11月以后断断续续地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到1971年3月开始在维也纳的第4次谈判却面临重大分歧。美国希望同时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苏联只愿讨论限制进攻性武器。1971年4月中美之间开展了乒乓外交，5月苏联的态度就发生变化，同意同时谈判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三角外交已开始付出红利，苏联因担心美国与中共过分亲善，愿意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坚定立场上让步。”⁽²⁸⁾

1972年5月下旬，尼克松在访问中国后3个月即访问苏联，美苏两国领导人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双方冻结了各自可以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的数目。尼克松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最现代化、最具杀伤性的武器规定实际的限制”。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意派高级官员去越南促使越南与美国达成停战协定。首脑会晤还达成了其他文化、商务、科技协定，两国还签署了指导美苏关系的12项基本原则的文件。尼克松对美苏首脑会晤甚为满意，向勃列日涅夫口头保证：“我向你保证，无论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我都不会采取针对苏联利益的步骤。”⁽²⁹⁾从此，开始了美苏关系缓和的时期。相形之下，这种缓和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具有更实际的内容，对美国具有更现实的战略意义。1973年6月中下旬，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美苏达成《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的文件。

中国领导人对美苏首脑会谈和签署的文件表示担心。6月25日，周恩来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召见布鲁斯。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周说，既然只有两个大国签署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其他国家对这两个大国是否要主宰世界就有严重的怀疑。条约可能给世界一个印象，似乎有可能缓和紧张局势，但那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周恩来重复了1972年2月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过的话：美国可能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接近苏联。如果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美国一开始可能会不介入，但会向苏联提供军事物资；过了一段时间，等中国把苏联拖得疲惫不堪了，美国会从后方向苏联发起攻击。周恩来强调，他只是重复毛主席说过的话。而中国是有准备的。中国不是悲观，但必须现实。会见之后，布鲁斯立即向基辛格作了汇报。28日，基辛格指示布鲁斯让周恩来放心，“一旦发生周恩来所假想的情况［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援助苏联，而且可能终止［与苏联的］所有经济项目”。7月6日，基辛格又接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向他正式通报了首脑会谈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美苏联手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要求，提出美苏之间交换中国军事情报的建议，遭美方拒绝。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估计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对此也不反对，但如果两国间有什么军事协定，那就会产生最为严重的后果，并导致苏联采取激烈的措施。基辛格重申了以前的保证：“美国无意支持强者反对弱者”，“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阻止对中国的进攻”。基辛格还极秘密地告诉黄镇，他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一旦苏联进攻中国，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³⁰⁾1974年6月底7月初，尼克松再次访苏，与苏联签订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议定书》等文件。7月2日他在苏联的广播电视讲话中说：“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向着一个谈判的时代前进，现在我们正学习进行合作。”⁽³¹⁾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福特于1974年11月赴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谈”，并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³²⁾从60年代末以来中美苏三边关系的总情况是：美苏争霸促使了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又反过来促使了美苏关系的缓和，而美苏缓和则使中美和解的紧迫性对于美国来说相对减弱，因而迟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第三，“水门事件”的影响。在1972年大选年中，尼克松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在的华盛顿水门饭店，偷拍了民主党的秘密文件，并安装窃听器，以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等秘密。结果5人在案发现场被捕。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尼克松同意，共和党人开始销毁罪证，编造洗刷“水门事件”的各种不实之词，力图把“水门事件”限制在小范围内。这一策略起先取得成功，尼克松在11月的大选中大获胜利。但民主党人岂肯罢休，1973年4月起，《华盛顿邮报》不断揭示出新材料，证明白宫人员与“水门事件”有牵连。尼克松欲盖弥彰。到1973年，民主党人加倍努力，发誓要弹劾尼克松。基辛格在1973年9月就任国务卿时在国会作证已经指出，“现在美国被投入又一场苦难的经历之中”，会导致信仰危机，“这也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³³⁾在1974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第一次承认事态的严重性，意识到“水门事件”已经成为继越南战争后又一严重问题。不久，“水门事件”“几乎占据了政府的全部精力”，到4月中旬，尼克松深深感觉到“整个事态已经完全失去控制”。⁽³⁴⁾由于案情的不断发展，共和党人对尼克松的支持不断下降，到后来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敢于明显地站在总统一边。到1974年7月底8月初，“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真相大白，尼克松也已经山穷水尽，面临着不是辞职就是被弹劾的选择。在1973年、1974年两年中，掩盖真相、保住总统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许多精力，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这种时候要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再采取重大举措自然是不可能了。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并非全部来自美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极“左”思潮继续在各个领域猖獗。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恩来力挽狂澜，不失时机地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纠正极“左”思潮，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嫉恨，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把周恩来纠“左”的努力看成是“回潮”，是“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1973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访，周恩来、叶剑英与之进行会谈。会谈后，毛泽东偏听偏信，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盛怒之下，他指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批评。他让一些非政治局成员的极“左”派参加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为他们对周恩来的批判和攻击提供方便。⁽³⁵⁾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使一度有所收敛的极“左”思潮再度泛滥，周恩来主管的外交成了江青一伙攻击的重要领域。他们挖空心思制造事端来给周恩来施加压力，臭名昭著的“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就是两个突出事例。他们把“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一顶顶政治帽子扣在周恩来等人身上，使中国的外交环境再次恶化，中国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也就变得很小了。⁽³⁶⁾

1974年8月8日晚9时，尼克松在白宫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生效。福特继任总统后赦免了尼克松，“水门事件”遂告终结。“水门事件”本来是美国的一场党派斗争，尼克松的反对者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聚集起来，使出浑身解数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尼克松的反对者中“不是没有公正的、崇尚法律的人”，但是大部分人基本上出于三种动机：第一，仅仅就是为了参与这场把“老滑头”搞掉的斗争，从中得到愉悦；第二，要看到尼克松及其同伙罚当其罪；第三，要使他们自己青史留名。“水门事件”的律师和调查者中真正寻求正义的人微乎其微。⁽³⁷⁾“水门事件”虽然使尼克松不光彩地下台，但他在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并未因此而黯然失色。⁽³⁸⁾50年代，当他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时，他是美国政界最反共的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起劲鼓吹者。但到60年代中后期，他审时度势，确信打开与中国的关系势在必行；又由于他一贯以“反共”著称，也就敢于当机立断，而不怕有“绥靖”中国之嫌。他在访问中国时曾表示，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他的胆识和魄力，他是有可能兑现诺言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美国国内政治制约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