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其中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将仔细研究我们所能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消除妨碍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⁴⁹⁾

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但是，尼克松在报告中声称，美国将继续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尤其是与台湾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盟”关系，反对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

就在这份报告发表前不久，美国军队配合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在老挝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企图切断越南北方的交通线“胡志明小道”。中国政府再次对美国扩大侵略的举动提出强烈抗议，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济军事援助。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河内，鲜明地宣布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⁵⁰⁾但在此同时，中国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美国传达了继续缓和关系的信息。4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约见挪威大使时表示：尽管发生了美国（在老挝）升级印度支那冲突的事件，中国迟早都必须要和美国会谈，尤其希望能同基辛格会谈⁽⁵¹⁾。美国方面也是这样。为了避免一年前柬埔寨事件的重演，尼克松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个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不应理解为对中国的威胁，竭力缓和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冲击。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今后只要有正当的目的，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到中国去访问。

从这些微妙的“外交小步舞”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但是对这两个在20多年中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关系的真正好转，确实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改变相互敌对的政策，需要克服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压力，以及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方面，国内的各种反共、反华、亲台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如何处理同台湾以及“亚洲盟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方面，与美国的缓和需要在当时的革命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越南、朝鲜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其次，由于长时间的隔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双方都不愿意在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多的主动，都担心自己方面作出的主动表示得不到对方的相应回报，这也是造成局面僵持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将目前微妙的僵局突破，就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60人从香港登机，启程前往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派团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这一事件本身对中国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克服“左”的重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它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文革”5年的封闭、孤立和动乱之后，正准备重新迈进国际社会。但是，在飞机掠过蔚蓝的大海的时刻，代表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一幕将永远载入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将由此开始。

就在代表团出发前，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乒乓球队参加世界锦标赛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他谈到了与美国接触的问题：

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它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

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这个例子……

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⁵²⁾

虽然这段话并不能表明周恩来和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就有了利用这次乒乓球锦标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想法，但是它反映出中美关系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战略思考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乒乓球代表团要利用这次比赛的机会，通过开展友好交往活动，为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乒乓球队的这次出征就带上了不同寻常的色彩和意义。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很多西方记者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反“文革”中通常做法，在公共场合出现时不再人手一本“红宝书”，待人接物上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和开放性。

在比赛、训练、国际乒联会议等各种场合，中美两国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官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触。3月27日，在比赛组委会召开的冷餐会上，几名中国运动员与美国选手迎面相遇。无拘无束的美国选手热情地向中国运动员打招呼，对美国人极其敏感的中国运动员没有搭话，擦肩而过。但是这些微小的情况被中国代表团通过专设的国际电话汇报给了国内：“美国队的一些人对我们比较殷勤……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讲了很多话。”⁽⁵³⁾

3月30日上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表大会开幕。在会间休息的时候，中国代表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两个人在略带尴尬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斯廷霍文有意无意地谈到了美国政府不久前取消对持美国护照访问中国的限制的决定。散会时，宋中又偶然地与斯廷霍文以及另一个美国人，乒联国际部主任哈里森走在了一起。两位美国官员很随意地问起中国邀请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在世乒赛后访问北京的事，询问中国还准备邀请哪些国家代表队。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哈里森还友好地表示，国际乒联即将进行的委员会选举中应该有中国代表当选。⁽⁵⁴⁾

这两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高度重视。当晚，代表团临时党委召开会议，在听取宋中的汇报后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美国乒乓球队想来中国访问。”晚上9时20分，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情况和讨论的结果：“美国乒乓球队想来华访问……在今天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我们又点了美国的名。但美国乒乓球队代表仍与我接触，并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⁵⁵⁾

来自名古屋的信息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视。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参赛期间，毛泽东寝食不安，每天都急着要知道有关锦标赛的各种信息和动态。收到代表团3月30日晚发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指示外交部门：国内同名古屋每天3次的通话不够，要增加到5次。

到底要不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是主张不邀请的意见占了上风。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将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的请示送呈周恩来，其结论是：现在，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4日，周恩来将文件送毛泽东审批。⁽⁵⁶⁾

而在此期间，在名古屋世乒赛的赛场内外，中美两国人员的接触却日益增多。3月31日，美国队的官员和记者6次与中国方面接触，表示友好并希望保持相互来往。4月2日，中美运动员在观光游览的游艇上相遇，进行了友好的交谈。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汽车。中国著名乒乓球选手、世界冠军庄则栋十分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第二天，科恩专门准备了一件运动衫回赠给庄则栋。他们友好来往的举动都被在场的各国记者摄入了镜头，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传播给全世界。当天下午，在国际乒联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宋中当选执行委员。在大会宣布这个选举结果后，第一个走上前来表示祝贺的是美国代表哈里森。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通过外国媒体的报道，毛泽东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据回忆，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然后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⁵⁷⁾4月6日，在第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文件上画了个圈。但在当天晚上，他改变了主意，重新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应。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4月7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他还指出：“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还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的任何对应的访问”；“这显然同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⁵⁸⁾

4月14日，尼克松宣布同中国缓和关系的“五个步骤”，即：给来美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和团体发放签证；放宽对美元的控制；有条件地取消对来往中国船只和飞机的燃料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允许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就在同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他在讲话中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美国客人表示欢迎，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请美国客人们回国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带给美国人民。在会见中，周总理还回答了美国青年提出的关于对“嬉皮士”问题的看法，他从寻求真理的高度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这种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评价。⁽⁵⁹⁾

基辛格在获悉周恩来的讲话后认为，中国已经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且保证将友好地对待来访的使节；中国通过邀请不代表任何一种政治倾向的乒乓球运动员的访问，使中美关系即将到来的转折能够成功地避免对美国国内舆论造成刺激，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国内的干部和群众逐步适应这个转折。总之，他认为，“乒乓外交”的精彩表现堪称“周恩来的代表作”⁽⁶⁰⁾。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可能成为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赛场。”⁽⁶¹⁾

显然是在中国“乒乓外交”的鼓舞下，尼克松再次公开表达了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他个人到中国访问的愿望。4月16日，在复活节与女儿女婿谈及蜜月旅行的时候，尼克松说道：“我希望你们这一生中有一天能够到中国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看看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早一点去比晚一点去好。”几天后，在与美国报刊编辑协会成员的讲话中，尼克松明确表示，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他的政府已经并还将为此而努力；他复述了自己同女儿的那段谈话后，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希望我在某个时候也这样做。我不敢说在我任职期间会发生这种事。我不想猜测这两个外交问题：谈论承认问题还为时过早；谈论改变我们对联合国政策的问题也还为时过早……在这些非常实质性的人员互访方面以及在贸易方面，我们将继续前进。这将为采取其他行动打开道路，到适当时候，就会采取其他的行动。”⁽⁶²⁾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1年4月，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1970年年底同毛泽东的谈话，从而使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姿态公开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报摊上。美国白宫发言人和尼克松本人也通过记者招待会再次透露出访问中国的愿望。但是，这些信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意义，因为此刻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条道路的终点和另一条道路的开端”⁽⁶³⁾。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前景充满憧憬而又感到焦躁不安的时候，1971年4月27日，他们收到了周恩来一周前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发来的一个口信：

前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原因，未能就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口信作出答复。

目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正在重新开始。但是，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美国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的直接商谈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当然，如果美国总统先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待之他日。至于有关进行北京高级会谈的方式和程序等细节，因无实质意义，相信完全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得到妥善的安排。⁽⁶⁴⁾

这个口信实际上是对尼克松1970年12月16日口信的回复，它重申了中国在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在原则上同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和总统本人对中国的访问。这个口信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两年之久的小心试探和相互猜测，从而将两国关系的缓和从口头的言辞表示推进到了具体的政策行动。口信极大地鼓舞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信心，他们在口头回复中盛赞中国方面具有的“建设性、积极性和容易接近的精神”，表示他们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在两三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⁶⁵⁾。4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美关系的“坚冰已经打破，现在必须试探水有多深”；再次表示“期望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大陆”。⁽⁶⁶⁾

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和斟酌，尼克松最后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的访问做准备工作。5月17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收到了尼克松承诺中的正式答复。正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的，这封回信体现了美国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所迈出的“更大的一步”：它完全肯定了中美进行高级会谈的必要；明确提出尼克松本人访问中国的事项，提出委派基辛格到北京为这个访问做准备。回信还相当细致完整地提出了基辛格秘密访问以及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北京的整个行动方案，明确了双方实现关系正常化活动的外交程序、会谈议程、联络方式以及其他一系列具体问题⁽⁶⁷⁾。这是美国在中美缓和进程中提出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建议，它向中国确定无疑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和解意图。

口信发出之后，基辛格便开始了秘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助手们为他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介绍情况的材料，为将来的谈判做准备。他自己也抓紧时间，阅读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书籍。为了保证访问的秘密性，他特地召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策划出一整套出访的计划，差不多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进行了准备。在此同时，为了给访问营造气氛，避免由于政策不协调可能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小心翼翼地采取了各种规避和补救的手段和步骤。5月22日，针对美苏制定反弹道导弹协定的问题，尼克松专门向中国补发一则口信，说明这个协定并非针对中国。6月1日，为了避免不知内情的国务院官员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制造麻烦，尼克松宣布在7月15日之前不对此问题作出决定。

就在基辛格为即将开始的秘密访华作紧张准备的时候，在太平洋另一边的中国，同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5月26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经过修改后报毛泽东同意。报告扼要地回顾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中美15年大使级会谈的经过以及中美秘密接触和相互传递口信的情况。针对即将开始的与美国特使的预备性会谈，报告提出，在双边关系及相关的台湾、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应当掌握八项原则：(www.daowen.com)

一、 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限期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果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 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在台湾的活动。

三、 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 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 如前三条尚未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 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决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 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 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还对党内国内可能出现的对中美会谈的疑虑作出了针对性的回答，例如关于美国国内的革命形势问题、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斗争问题以及美国可能玩弄欺诈的问题等等。⁽⁶⁸⁾

6月4日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2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周恩来宣读并逐段解释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然后结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其间还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人作的外交和国际形势的报告。最后，周恩来作了总结性讲话，就这次会议的意义、国际形势、尼克松的问题、台湾问题、各国的反映、做好工作等七方面的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召开的一次动员会，要在思想上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的突破。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发出口信的两个星期后，1971年6月2日晚，当时尼克松正在白宫会见外宾，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来，交给他两页打字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是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赶着送过来的。基辛格太激动了，当时手都在发抖。

这便是他们正在焦急等待的周恩来发给尼克松的回信，信是用第三人称写的：

周恩来总理认真地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举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⁶⁹⁾

这是一个让人期待已久的信息，它标志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两年以来精心浇灌的和解之花终于吐出了花蕾。这时候，不管是久经政坛的尼克松，还是经纶满腹的基辛格，都无法抑制内心巨大的喜悦和自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基辛格不无夸大地评价道。尼克松则对基辛格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他从私人小厨房里拿出一瓶从未打开过的陈年白兰地酒，举杯道：“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了更好的机会过上和平的生活。”⁽⁷⁰⁾

基辛格的秘密访问最终被确定在1971年的7月9日至11日。“发信号的时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谈判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精辟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形。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带着一群助手登上飞机，开始了他自称为“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事实上这的确是这位传奇式外交家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是最为辉煌的时刻。⁽⁷¹⁾

按照公开宣布的说法，基辛格这次是到亚洲各国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在历时12天的行程当中，先访问越南南方、泰国、印度，然后访问巴基斯坦，最后飞赴法国巴黎与越南北方的谈判代表会谈。然而，这次出访的真正目的地却是秘而不宣的——北京。为了效仿古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这次行动取了一个有趣的名称：“波罗一号”。

基辛格出发后，尼克松7月6日在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城对新闻界发表讲话，再次有意识地谈到了中国问题。他称赞中国人民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表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并且指出，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的前途。⁽⁷²⁾这个讲话是要为即将由基辛格揭开的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说明和注解，但是它在西方并没有立即引起政界和新闻界的注意。不过，在北京，它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7月8日，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时，一出外交史上的杰作在各方的配合下开场了。在当天下午的招待宴会上，基辛格宣称身体欠佳、肚子疼，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当即盛情邀请客人到远在山区的总统别墅进行休养——当然，谢绝一切新闻记者的打扰。这样，基辛格，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就暂时从摄像机和闪光灯面前消失了。而在同一时刻，4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外交官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伊斯兰堡，一架专用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也已经在机场整装待发。

7月9日凌晨4时，天还未亮，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几辆轿车就将基辛格一行人送上了飞机。为了掩人耳目，基辛格还特意戴了一副墨镜。进入机舱后，专程前来迎接的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4位中国外交官上前表示了欢迎。4时30分，飞机起航，在飞越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后进入中国国境。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率领黄华、熊向晖、韩叙、冀朝铸等在机场迎接。然后，他们乘坐汽车穿过天安门广场抵达钓鱼台国宾馆。为了保密，一路上汽车的窗户都用帷布紧紧遮蔽着。

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五号楼，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基辛格首先说明他这次访问的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他表示：美国将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逐步减少剩下的军事力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可留待历史去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得到和平的解决；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他还谈到了日本、美苏关系、越南战争、南亚次大陆形势等问题。

1971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

周恩来指出：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并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周恩来着重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阐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无效的。周恩来还谈到了尼克松刚刚在堪萨斯城发表的演讲，但表示不同意将中国列入“超级大国”的行列。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一行人在黄华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中午，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基辛格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⁷³⁾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还决定在巴黎建立今后互相联络的渠道。

这样基辛格此行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剩下的事情是就这次访问起草一份公告。正是这份公告引起了中美双方的争议。中国方面认为，关于尼克松的访问，公告在文字上应当体现出美国方面首先表示出访问的愿望，然后中国接受这个愿望。而美国方面认为，是中国先提出了访问的邀请，然后美国接受邀请。换句话说，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是主动的，这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中美双方的政治处境。毛泽东指示说：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最后，周恩来妙笔生花，提笔在尼克松希望访华的句子前加上“获悉”两个字，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基辛格看到草稿后又惊又喜，欣然在尼克松接受邀请这个句子中加了一个修饰词“愉快地”。

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带着此次秘密访问的圆满成果以及中国方面赠送的各种礼物飞回巴基斯坦。同时他们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密码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代表成功的信号——“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这次神秘的“波罗一号”行动成功得如此圆满，竟然没有一丝风声被外界察觉。7月15日下午，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为了创造新闻轰动效应，在事先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尼克松亲自在电台发表讲话，宣布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以及他个人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发表了《公告》：“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⁷⁴⁾

顿时，举世为之震惊。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普遍对这个重大突破表示了积极的、赞赏的态度。当然这中间也夹杂着若干“失意者”愤懑的抱怨。在美国所谓的“越顶外交”所造成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下，日本政坛发生大地震，顽固坚持反华政策的极右翼佐藤内阁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之中。台湾当局在震惊之余，十分苦恼地指责尼克松进行了“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的反共盟友”。“副总统”严家淦发表声明，对尼克松将访问大陆“深感诧异”，要求他取消此行。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向记者表示，他“感到相当的震惊和无法相信”，并向华盛顿提出“强烈的抗议”。⁽⁷⁵⁾

苏联的反应比较值得玩味。他们先是对此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塔斯社报道了中美双方的公告，但故意删去了尼克松将访华的内容。接着连续9天，苏联各种新闻媒体都保持沉默，这在世界各国各地都是独一无二的。7月25日，苏联报刊开始了对中国的攻击。此前，苏联摆出一副高姿态，对尼克松拟议访问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晤一事故意表示冷淡，企图借此来讨价还价。殊不料这倒帮了美国一个忙，解决了中美、美苏这两次最高级会晤孰先孰后的问题。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消息一出，苏联再也坐不住了。7月19日，苏联驻美大使探问基辛格：尼克松总统是不是可以先访问莫斯科，再访问北京？这回轮到美国摆高姿态了，基辛格回答说：“最高级会谈将要按照已经宣布的次序举行”——先北京、后莫斯科。⁽⁷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