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后，针对苏联在边界不断增加的武力挑衅事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反击。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准备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根据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选择政治上军事上有利的时间、地点预作准备，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力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¹⁾。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批准了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珍宝岛地区自卫还击斗争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前线部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抽调三个精干的侦察连，进行了集中训练和部署。

珍宝岛是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中苏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在枯水时与中国一侧的江岸相连，根据国际法理应属于中国领土。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按照部署，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小组登上珍宝岛。10分钟后，苏联边防哨所迅速地派出了2辆装甲车、1辆卡车、1辆指挥车和7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岛后摆成战斗队形，阻止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这时，隐蔽迂回的中国第二边防巡逻小组突然从侧翼出现，挡住了苏军的迂回部队。岛上的形势顿时出现混乱。仓促间，苏军开了第一枪，珍宝岛战斗打响。中国军队在岸上隐蔽部队及炮火的支援下击退了苏军，双方各有几十人伤亡。

3月15日，中苏军队再次在珍宝岛进行激战。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50多辆，飞机36架次，发炮一万多发。中国军队在岛上埋设了地雷，并在江岸火炮的配合下，三次打退苏军的进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毙伤苏军140多人，其中包括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

珍宝岛冲突本身是中国有所准备的对一段时间以来苏联频繁进行边界挑衅的战术反应。中国方面的企图是防御性的、有限度的、有节制的。而且，冲突的发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一偶然的战术性冲突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战略性的影响。

这场冲突启发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战况汇报时表示：“让他（苏联）打进来……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²⁾3月22日，毛泽东询问陈毅等人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³⁾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⁴⁾这些话都是有所指向的，在中苏存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决定力量对比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显然只有美国。因此可以认为，珍宝岛的冲突开始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课题提上了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战略思考的日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虽然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中苏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还是沿用了旧的提法：突出强调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继续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⁵⁾

“九大”以后，周恩来再次找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交代毛泽东安排的国际战略研究任务。四位老帅都表示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周恩来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⁶⁾这个情节再次表明，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九大”所阐述的中国对外战略，希望在中国与美、苏两大国的战略关系格局中有所突破，以摆脱目前两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但是，他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尤其需要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帅们的政治智慧的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料，珍宝岛冲突也对美国的决策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鼓励美国人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⁷⁾这样叙述可能有些夸张，中美缓和最初走出的几步并不是那么“毫不犹豫”的，而是一连串左躲右闪、小心翼翼、交错回旋的“小步舞”，不过前进的脚步毕竟还是从这里迈出了。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⁸⁾。1967年，一向以强硬反共立场著称的右翼政治家理查德·尼克松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⁹⁾1969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再次含蓄地表达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主张：“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¹⁰⁾入主白宫后不久，他便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3月，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一次会谈中，尼克松提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对话，并请求法国向中国转达他的这个意向。

必须指出，尼克松此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对华关系的倾向，只是顺应当时美国社会的潮流，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空泛的政策意愿。此外，面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以及在亚洲收缩力量的要求，尼克松或多或少地也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还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对华政策打算。但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面对公开出现的中苏分裂和对抗，美国开始逐步意识到改善对华关系所具有的更为实质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洲以至于全球的战略地位。此外，珍宝岛的冲突也使美国意识到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某种机遇，由此，美国开始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步伐。

1969年4月，尼克松将一则充满“此地无银三百两”味道的口信传给苏联：美国“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¹¹⁾。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周恩来。7月21日，美国宣布放宽中美人员来往和贸易的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接触与沟通的渠道。一方面，他们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想办法与中国外交官联系，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另一方面，尼克松亲自出马开辟与中国接触的秘密渠道。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当面委托巴总统叶海亚向北京转达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表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绝不参加鼓励中国的任何安排”。这成为“巴基斯坦渠道”的开端。10月，巴基斯坦派往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的代表团将这条信息转达给了中国方面。8月2日，在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尼克松表达了类似的意愿，开创了“罗马尼亚渠道”。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讲话说：“我们正在寻求打开（与中国）对话的渠道。”⁽¹²⁾

与对华政策相关，美国还提出从越南撤军、“摆脱这场战争”，让越南战争“越南化”以及相应收缩在亚洲的力量存在等一系列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主张，标志着美国亚洲战略的转变。

但是，作为长期以来美国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的延续，自相矛盾的信息仍然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言论上不断出现。1969年3月14日，尼克松在宣布部署反弹道导弹计划的讲话中仍然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在宣布美国亚洲新战略的关岛讲话中，中国也还是被尼克松指称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显然洞悉美国发出的这一系列信号，但是在认识上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依然存有高度的怀疑和警惕。1969年6月，瑞典大使曾探询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一些？周恩来的回答很有保留：“从两国领导集团敌视中国来看，是差不多的”，“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¹³⁾。9月7日，来访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给周恩来，但周恩来的谈话还是沿用以前的观点，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是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¹⁴⁾。对应以往将美国视作称霸世界的“主谋”、苏联只是“帮凶”的传统观点，周恩来对瑞典大使的回答反映出中国在对美政策上已经有所考虑。但是，从会见毛雷尔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至少在1969年9月之前，中国在对美苏关系的认识上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1969年6月以后，中苏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苏联不断对华施加压力，在边境大量集结军队，修建工事，进行军事演习；频繁入侵中国领土领空，制造边界事件。8月13日，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苏军突然越界袭击中国边防巡逻部队，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9月，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命令，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外交上，苏联积极筹划孤立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在国际上放出风声，扬言要先发制人地袭击中国的核设施。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号召全党全国全军积极备战，广泛修建防空防核地下工事，坚决抵御一切外来侵略。

中苏急剧升级的紧张局势，使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迅速凸显出来。8月14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观点表明，尼克松已经相当明确地认识到了中美未来的战略利益，由此打开了转变对华关系的思路⁽¹⁵⁾。尼克松秘密指示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研究制定在苏联进攻中国的情况下美国的应对措施。在公开场合，美国政府官员不断发出对中苏冲突的关注和对苏联的警告。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有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在随后举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明确地向苏联表示绝不参与任何旨在威胁第三方的战略安排，实际上向苏联发出了一个警告。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在纽约的公开讲话中也指出：“美国不可能不对……中苏争执的升级表示关注。”⁽¹⁶⁾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从1969年6月开始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先后在7月11日和9月17日提出两份报告。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中苏矛盾，就必然会制约它们的对华政策，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因此，报告提出主动利用美苏矛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的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建议在对美关系上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在报告之外，陈毅元帅还口头向周总理提出了几点“不合常规”的设想，建议打开中美关系，包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¹⁷⁾。老帅们的这些判断对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帮助解开了中国过去纠缠在“美苏勾结”上的思想疙瘩，从而为对美外交的调整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和政策方向。

中苏边界局势的持续高度紧张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苏联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借参加葬礼活动的机会，通过越南外交部向中国表示，希望在回国途中经过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经过反复的考虑，同意柯西金非正式地路过停留，在北京机场会见中国领导人。接到消息后，已经回国抵达塔什干的柯西金迅速折返，改变航线，于11日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不为边界问题打仗、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这样，极度紧张的中苏局势出现了一线转机。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这时，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10月10日，基辛格会见巴基斯坦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告知美国将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活动，以此作为缓和对华关系的表示，希望他通过叶海亚·汗总统向中国转达⁽¹⁸⁾。11月19日，美国作家白修德通过罗马尼亚向中国方面递交一封信，透露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暗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¹⁹⁾。美国的这些和解信号受到了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11月16日，周恩来收到巴基斯坦转达的美国撤除台湾海峡巡逻军舰，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最高级的秘密联系和接触的信息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同时中国也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回应美国的信号。12月2日，周恩来就尼克松的传话答复巴基斯坦大使：“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²⁰⁾7日，经过政治局的讨论，中国释放了因游艇失事而漂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人，以此作为对美方试探的反应⁽²¹⁾。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同美国驻港总领馆进行了接触，表示中国对缓和对美关系的关注，并询问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决策者在1969年11月左右突破了对美关系的禁区，决定调整对美政策。周恩来11月21日在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国际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²²⁾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接受了陈毅等人对中美苏矛盾的分析，即放弃传统的“美苏勾结”论，认为美苏矛盾大于中苏、中美矛盾，强调美苏之间的斗争。这同时预示了中国在外交上利用美苏矛盾、调整和突破中美关系的前景。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美在双边关系上真正跳起了双人的“外交小步舞”。1969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发现了几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收到汇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指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²³⁾。12月11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向美国大使发出了作客的邀请，美国大使“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大使馆。”中国方面表示，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²⁴⁾。 在会晤中，美国大使表示，美国“不想就老的意识形态论据作无益的重复”；根据来自美国最高层的意思，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建议在1970年1月12日至16日之间举行两国政府代表的正式会谈⁽²⁵⁾。根据这次会晤的情况，中国领导人于1970年1月7日作出决定，同意恢复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次日，中国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回访了斯托塞尔，通报了中国政府的决定，双方商定在1月20日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关系的进展使美国方面甚为欣喜。基辛格认为，中美苏“三角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1969年12月18日，基辛格在年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中国人民显然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在现有文明的地区里，他们有着最悠久而从未间断过的一套统治记录；其次，八亿人民代表着人类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无视八亿人民这一件事，在我们看来就不可能建立和平了”，“因此，我们准备同他们对话”⁽²⁶⁾。12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同日，基辛格向巴基斯坦大使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比华沙会谈更为安全的联系渠道以便讨论更为严肃的问题。⁽²⁷⁾

由于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与隔绝，由于当时两国的国内国际环境，尽管双方已经开始了接触，中国方面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谨慎和警惕，拒绝美国提出的秘密联系的做法。1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美苏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尼克松说现在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此话不恰当，现在是扩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他指出当前中美苏之间相互开展谈判的现象，强调华沙渠道的存在，让尼克松“直接通过他的大使起用这个渠道，不需要迂回曲折耍花招”⁽²⁸⁾。12月29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外交部目前对美方人员与我方大使接触的要求采取“一切拒绝”的态度“恐不甚妥当”，可采取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以利于我侦察美国真实动向，增加苏联疑虑。对我有利于接触时，才给回答”。毛泽东批复：“同意。”⁽²⁹⁾

这些情况反映出中国依然存有的对美国真实意图的怀疑和保留。从后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中美缓和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风险很大的事情，稍不谨慎，来自外界的风波可能会迅速将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提出与中国进行秘密接触的建议。拒绝美国的这个建议，反映出中国还没有最后下定推动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决心。此时建立的与美国的联系在性质上还停留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阶段，中美接触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中苏之间，根本目的是向苏联施加压力。在此同时，中国也在进一步侦察和估摸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按照商定的时间地点，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在华沙分别举行了第一三五次和一三六次会谈。美方代表斯托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是这并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现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希望讨论两国关系间的全部问题，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讨论一项联合声明。斯托塞尔还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进行直接商谈。⁽³⁰⁾(www.daowen.com)

中方代表雷阳表示：（一）中国愿意讨论美国方面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二）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更不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三）“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³¹⁾

在华沙的这两次大使级会谈为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这是两国代表第一次面对面地互相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双方都表示了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意向，双方还同意将下一轮会谈，即中美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的地点定在北京。其次，通过这次会谈基本上探明了中美在改善关系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政府首次表达了不妨碍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将从台湾撤军的立场；而中国政府也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方案；双方还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的共识。

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一个他自认为是“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外交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到了中国：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³²⁾

在这份报告的防务政策部分，中国不再被当成与苏联结盟的将共同威胁美国的敌人，从而将60年代“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改成“一个半战争”。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凡是为了正当目的去“大陆中国”旅行的美国的护照都是有效的。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但是中美在华沙启动的会谈，以及在双边关系上刚刚开始不久的进展很快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197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柬埔寨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合法政权。4月29日，美国又从幕后跳到前台，公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印度支那半岛的局势再度紧张。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中国国内又一次掀起支援印度支那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热潮。3月18日，中国通知美方，推迟预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5月18日，中国再次通知美方：“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三七次会议已经不适宜”。⁽³³⁾

5月20日，在原定中美举行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的日期，首都50万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了大会，林彪宣读了毛主席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声明”。其中重申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认为现在世界上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战胜大国的侵略”。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³⁴⁾

美国再度扩大印度支那战火，使中国不得不对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的真实动机和企图产生怀疑，中国领导人再次对国际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另一方面，中国所承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也使它要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强烈的反应。而在此同时，一系列其他的因素也影响了中美接触的进程。美国国务院出于对中国会谈动机的怀疑和成见，认为中国只是在利用大使级会谈对苏联施加影响，“在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小”⁽³⁵⁾。国务院还要求在下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增加先决条件，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与白宫的政策方针发生了分歧。在美国决策层内部发生的这种争斗以及官僚程序的拖延使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的日期从3月被推迟到4月15日。而当时的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预定要在4月22日访问美国，以此为理由，美国国务院再次提出要求，推迟会谈的时间。

“五·二○声明”的发表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尼克松一度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并且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军舰在24小时内全部开往台湾海峡⁽³⁶⁾。中美关系几乎要重新回到对抗和敌视的时代。但尼克松的这条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政治家的理性战胜了感情的冲动。透过“五·二○声明”磅礴的语句，基辛格注意到声明所表达的主要是对柬埔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政策上，尤其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声明保持了高度的谨慎。基辛格认为中国还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相互接近的长征”，尼克松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收回了在台湾海峡部署舰队的命令⁽³⁷⁾。因此，“五·二○声明”并没有使中美两国重新走上相互碰撞的轨道。相反，正是这个声明的思想奠定了未来中美缓和的认识基础。首先，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³⁸⁾用革命取代战争作为对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使中国外交得以摆脱备战的阴影，在革命的基本前提下具备了灵活机动的空间。其次，声明反复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内外交困”、“垂死挣扎”，也为后来中国对缓和政策的解释设下了理论注脚。最后，尤为关键的，这篇声明用以判断是非的标准完全回复到国家主权的理论基础上，这使中国进一步摆脱了“世界革命”的桎梏，为中国外交重整旗鼓、重现生机和活力消除了思想上的羁绊。

为把中美缓和的进程继续下去，美国政府和尼克松个人继续作出了各种与中国友好的姿态。1970年6月4日，美国众议院14年来第一次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15日，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再度奉命与中国外交官接触，希望打开中美会谈新渠道。6月25日，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提出针对中国的所谓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备忘录，遭到美国的拒绝。6月29日，美国军队从柬埔寨撤退完毕；次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禁止美国在柬埔寨使用军队；同时，尼克松宣布美军今后在南越的作战行动将只限于提供空中支援。7月8日，美国宣布准备减少在南朝鲜的驻军。10日，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在对总统的采访中问道：“在俄国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从这种局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回答道：“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³⁹⁾24日，尼克松亲自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向中国出口汽车零件的申请，并通过商务部加以宣布。8月26日，美国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⁴⁰⁾明确地向公众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10月下旬，为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一些国家首脑聚会纽约，尼克松在同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总统的会晤当中，请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表示希望派遣特使秘密访问北京。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晚宴的祝酒词中，尼克松意味深长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正式的称呼。这个举动很快引起了外交界的重视。

在美国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逐步确认和接受了美国的和解意愿，进而逐步形成了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也作出了各种微妙的举动，向美国传递和解的信号。1970年7月10日，美国方面注意到，中国提前释放了关押11年之久的美国间谍詹姆斯·华理柱。尼克松认为这个举动意味着中美“外交小步舞”的重新开始⁽⁴¹⁾。大约就在同时，中国政府对寓居瑞士的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发出了访问的邀请。这个邀请从一开始就带着不同寻常的色彩，中国领导人急电驻法大使黄镇，要他亲自登门拜会、说服斯诺接受邀请⁽⁴²⁾。正如斯诺所言，“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果然，他的访问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8月14日，斯诺抵达北京，开始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在红色中国的传奇之旅。他在中国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接待。10月1日，在检阅国庆群众大游行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同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且合影留念。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会谈。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谈话。

毛泽东谈话风趣而充满了深意：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⁴³⁾

一周以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检阅国庆游行时与斯诺在天安门的合影，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刊登了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⁴⁴⁾尽管此举当时并没有立即收到预想的效果，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未能领会这种东方式含蓄的姿态，但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确确实实的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两国之间的缓和。

就在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的同时，尼克松所委以重托的“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也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11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回答他带来的口信时表示：“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他希望通过叶海亚把这个口信转达给尼克松。⁽⁴⁵⁾

一周之后，来访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也将同样的口信带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作出了同样表示：“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尼克松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他还进一步提出：“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⁴⁶⁾

1970年12月9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口信到达了白宫。基辛格后来写道：“我当时实在太忙，无法表达我所感到的激动心情……这是周恩来发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个人信息。”⁽⁴⁷⁾尼克松也表示，他从这些口信以及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1970年12月16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很快向中国回复了一个口信：“美国政府相信，为促进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而开始讨论将是有益的。北京的会谈将不仅仅限于台湾问题，而且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和减少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建议两国政府代表尽快在对双方都方便的地点会见以“讨论关于北京高级会谈的方式问题”⁽⁴⁸⁾。1971年1月，周恩来委托罗马尼亚渠道转达的口信也带到了白宫，这条口信包含了中国对尼克松来访的欢迎姿态，更加消除了美国方面的顾虑，加强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