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对抗便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相互影响的两个基本方面。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苏同盟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根支柱，也是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一个战略依托。中国的对美政策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也是中苏关系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问题。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至关重要的背景。因此，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对于揭示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美政策的变化，的确是不可缺少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正式结成同盟。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分歧的过程中完成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曾经为此后两国保持近10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不过历史的进程表明，中苏在结盟的同时，也埋下了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¹⁾

直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一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为进一步巩固中苏关系，开始有意地改变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做法。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期间，中苏签署了七个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军从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以及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

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就国际形势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疑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相当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²⁾

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利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迫使苏共中央承认，它以往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10月30 日，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³⁾。至此，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积极倡导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必须平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是保持两国、两党关系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双边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有关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中苏两国领导人能够不断消除分歧，并起码能在形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的国内形势也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当时正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而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后一直急于稳定国内政局和巩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扭转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到1958年春夏之交，中苏关系便开始全面逆转。

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重大问题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中国的国防政策，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一分歧的出现同当时中国与美国全面和紧张的对抗有直接的关系。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另外两次分别发生在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因此，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积极防御战略同发展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决定大批裁军，以便集中财力发展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发展核武器。从当时的条件看，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

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第一次向苏联提出发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10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直接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他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中国不必为此花那么多钱⁽⁴⁾。1956年中国向苏联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同样被苏联拒绝⁽⁵⁾。苏联的态度显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应“去掉依赖”苏联的思想，因为苏联会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⁶⁾

不过中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5—1956年，中苏在中国发展核工业方面进行了合作，1956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便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此次谈判中，毛泽东利用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困难，以及他迫切希望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莫斯科会议的心理。在中苏双方起草国防新技术协定期间，赫鲁晓夫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联愿意提供有关国防新技术的模型和资料，他同时询问毛泽东是否亲自出席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席莫斯科会议，但直到10月15日中苏签署协定后，他才将出席的决定通知苏联方面⁽⁷⁾。事实表明，中苏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一直都不顺利。

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世时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苏共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在苏共召开二十大之前，苏方已经向中国方面暗示了他们将就斯大林问题作出评价。二十大期间，苏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中共代表团成员未就此表示任何态度。3月3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接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在历数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后，明确向尤金指出，即使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局部的⁽⁸⁾。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也明确告诉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中共中央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⁹⁾

1956年4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¹⁰⁾。这篇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亲自审改的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与苏共中央的分歧⁽¹¹⁾。此后毛泽东在党内多次阐述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的观点，即斯大林一生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他的成就和功绩还是主要的。⁽¹²⁾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苏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他第一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不仅在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于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¹³⁾。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谴责苏共“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¹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几次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突出地强调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并明确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时，必须注意反对修正主义⁽¹⁵⁾。根据当时参与起草文章的人的回忆，毛泽东这时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¹⁶⁾

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接受中共中央的批评，但面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和苏共党内的压力，他不得不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姿态，在中共领导人访苏期间，适当调整了评价斯大林的调门⁽¹⁷⁾。但是在涉及苏共二十大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方面，苏联领导人不可能接受中共中央的观点和立场。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起草莫斯科宣言的过程中，在评价苏共二十大、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上，苏共中央顽强地坚持其立场和观点，以致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妥协，同意在宣言中写进苏共的观点⁽¹⁸⁾。显然莫斯科会议只是暂时掩盖了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的分歧。

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相继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导致中苏之间长期存在的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新产生的矛盾全面爆发出来，而且一发便不可收拾。

纠纷最初是由军事合作方面的分歧引起的。5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上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压力。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苏联在“西线”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在亚太地区，苏联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以抗衡美日军事同盟。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苏联军队领导人于1958年4月18日提出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苏联负担电台建设费用1.1亿卢布中的64%，中国负担36%⁽¹⁹⁾。中国方面认为这样分担建设费用，会涉及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向苏联方面说明，中国将负担全部建设费用，电台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²⁰⁾。苏联军方显然没有重视中国在电台所有权上的立场，仍然坚持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中方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共同拥有所有权，不予接受，并明确提出中国负责建设，主权属中国，可共同使用。⁽²¹⁾

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是严重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提出“共同舰队”将以谁为主的问题⁽²²⁾。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国主要领导人约见尤金。会谈中毛泽东历数了中苏在斯大林时期和当前的所有分歧和矛盾，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不信任、赫鲁晓夫执政后限制先进技术转让、和平过渡问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以及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等等。最后他提出举行中苏高层会谈，最好是赫鲁晓夫到中国来⁽²³⁾。毛泽东的态度显然极大地震动了苏联领导层。7月31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等访华。经过三次会谈，苏方同意按照中国的方案建长波电台，中国领导人则明确拒绝建立“共同潜艇舰队”。⁽²⁴⁾

赫鲁晓夫一行于8月3日离开北京，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立即进行军事干预，在台湾海峡集结了6个航空母舰编队。可以肯定地说，台湾海峡形成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忧虑，因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有义务向中国提供“尽其全力”的援助⁽²⁵⁾。9月5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通报了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立刻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并承诺“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²⁶⁾。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达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台湾海峡的局势交换了意见。苏联方面在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后，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了更明确和坚决的支持⁽²⁷⁾。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并不赞成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实际上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是“激化苏美关系”，利用苏中条约“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²⁸⁾。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他8月初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未向他通报炮击金门的决定，这是难以容忍的不信任。⁽²⁹⁾

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面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已经不尽一致了，此后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对美缓和的战略方针。就在苏联开始全面推行缓和政策时，中国领导人恰恰认为，当时正是应该强化对美斗争的时机⁽³⁰⁾。而且事情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认识国际事务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中国领导人在内心深处还担心，苏联的缓和政策将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必须加以反对。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为了避免影响谈判的进程，苏联于6月20日以“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通知中国将推迟两年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³¹⁾。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苏联核专家以度假为理由全部回国。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苏联6月20日来信后认为，即使两年以后苏联也不会履行协议，中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再用8年时间发展成为核国家。⁽³²⁾

与中苏核合作中断的同时，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1959年3月，中国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印度一方面插手拉萨的动乱，同时也在中印边界制造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西藏出现的叛乱“同印度当局有关”，而且美英在幕后积极支持印度插手⁽³³⁾。因此中国严厉地谴责了印度的政策，并公开指责尼赫鲁⁽³⁴⁾。8月25日，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印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³⁵⁾

苏联显然不赞成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立场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将这一事件同赫鲁晓夫即将访美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入侵不利于苏联的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月10日，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其目的明显包括向西方国家表示它与中国的政策无关⁽³⁶⁾。中共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³⁷⁾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赫鲁晓夫执政后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这次会晤是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赫鲁晓夫仍大肆宣扬会晤意义重大，打破了美苏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³⁸⁾。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期间，径自同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后，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间的问题。⁽³⁹⁾

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结束后，立即于9月30 日至10月4日访问中国，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中苏关系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利用这一时机，说服中国领导人追随苏联的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宴会上，尽管周恩来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了成功，赫鲁晓夫却在他的发言中强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⁴⁰⁾。在两国首脑随后举行的多次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配合苏联的缓和政策。他说，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等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且声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⁴¹⁾

赫鲁晓夫的说法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极度反感和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的安全受到美国的严重威胁，而且是美国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并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台湾。仅美国于1957年夏季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弹头的“斗牛士”型战术导弹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与苏联一起无条件地软化对美政策。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结论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⁴²⁾。另一重要事件是，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上告诉毛泽东，苏联不准备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毛泽东的回答是“没什么大关系”。⁽⁴³⁾实际上，赫鲁晓夫的做法使中苏战略合作受到严重损害。(www.daowen.com)

1959年10月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战略合作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中苏首脑会晤的消极影响很快便反映到双方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和双边安全关系的政策中。从1960年年初起，中苏在中印关系、国际裁军等重要问题上，越来越难以合作。中国代表开始在国际场合公开阐明中国与苏联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不同立场。⁽⁴⁴⁾

总的说来，中苏同盟是靠两根纽带维系的。其一是战略合作，其二是共同的意识形态。中苏在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的。

中苏首脑会谈后，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成为中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做准备。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苏联的对外政策和中苏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明显地将中苏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方面的分歧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⁴⁵⁾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和修改过的三篇文章，即《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些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革命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评南斯拉夫为名，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

苏联方面也为意识形态争论进行了紧张的准备。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共中央的行动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对苏共宣战，因此必须予以反击。6月间，苏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和政策⁽⁴⁶⁾。后来的情况证明，苏联早已经为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伐”中共进行准备了。

6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被中苏当作论战的战场。在苏共中央的指挥下，与会各国党中的多数代表指责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对苏联的批评，赫鲁晓夫更是无所顾忌地指责甚至讥讽中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彭真也是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从双方争论的内容到争论的方式看，布加勒斯特会议都可以说是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中苏两党的论战从一开始便波及到国家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便单方面决定停止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以便防止中国利用这些刊物，在苏联进行宣传。7月16日宣布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随后又单方面终止了12个协定和数以百计的合同、合作项目⁽⁴⁷⁾。与此同时，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了边界纠纷。

鉴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和全面的影响，中苏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试图控制住急剧恶化的两国关系，因为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修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关系。而要恢复合作，改善两党的关系是先决条件。

从苏联方面看，缓和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5月间发生了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苏、美、英、法巴黎首脑会晤流产。赫鲁晓夫的对华强硬政策也受到苏共党内和政府一些部门的反对⁽⁴⁸⁾。因此苏联一再向中共中央呼吁，就解决双方的分歧举行两党会谈。

中国领导人也未必预料到，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会如此迅速和全面地冲击到中苏国家关系。苏联撤退专家和终止协定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无异于给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尽管毛泽东善于用辩证的思考将“坏事变好事”，但那并不能解决国民经济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⁴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也强调，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中苏的矛盾是局部性的，斗争的目的还是恢复中苏“团结”。⁽⁵⁰⁾

9月初，中苏两党达成协议，在11月召开81国共产党会议以前，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就解决中苏分歧提出五点建议⁽⁵¹⁾。9月17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谈。从此直到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会议闭幕的50多天里，中苏两党代表和领导人在两党会谈、莫斯科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他们当时认为是无比重要和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和尖锐的争论。尽管如此，从莫斯科会议的最终结果看，双方显然都不愿意彻底决裂。⁽⁵²⁾

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中苏团结的气氛中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安排象征着两党关系正常后，两国的关系也立刻得到了改善。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和刘少奇对苏联的国事访问，中苏双方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肯定和赞扬。⁽⁵³⁾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苏领导人试图弥合两党分歧和改善国家关系的愿望。

经过中苏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1961年起得到明显的恢复。在经济方面，苏联主动提出向因自然灾害而严重缺乏食品的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30万吨小麦和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⁵⁴⁾。2月中苏就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新的谈判。尽管4月签订的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贸易额比1960年要少得多，但这毕竟是正常贸易的重新开始，而且数字显示，贸易额减少同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关系⁽⁵⁵⁾。在军事安全合作领域，苏联主动提出，愿向中国转让米格-21型军用飞机的全部技术⁽⁵⁶⁾。3月和8月，中国应邀继续参加了华沙条约国的会议，从而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在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与苏联协调的姿态，没有在国际场合向苏联发难。6月间，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情况，并提出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和邀请中国领导人访苏。⁽⁵⁷⁾

1961年以来的中苏关系用苏联领导人的话说就是“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⁵⁸⁾。中共中央也表示，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具体协商解决⁽⁵⁹⁾。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中苏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妥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然而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让步并不等于基本问题的解决。此后中苏关系的改善在双方来说，都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使然。实际上在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上，中苏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同时试图谨慎地不使局部的分歧全面破坏当时两国日见好转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

1961年2月上旬，李先念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莫斯科，与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苏方介绍了苏阿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李先念表示中国希望苏联主动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团结⁽⁶⁰⁾。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进行的情况看，苏阿双方都没有能稳妥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中国却明确地站在了阿尔巴尼亚一边。会议结束时，苏联警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考虑反苏引起的“严重后果”⁽⁶¹⁾。在3月和8月的华沙条约国会议上，中国再次面临苏联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谴责，不得不为阿尔巴尼亚与它们发生分歧。尽管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曾经建议中国政府，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危及中苏关系，但阿尔巴尼亚问题最终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⁶²⁾

在10月1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双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几乎发生了直接的交锋。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科兹洛夫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谴责了阿尔巴尼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⁶³⁾

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期间即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有分寸但相当明确的反驳。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在激化。11月间，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约见刘晓，指责中共中央发表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⁶⁴⁾。12月苏联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国代表在几次国际会议上都公开批评了苏联的决定，中国的舆论工具则不断地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并报道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各种援助的消息。

从后来的发展看，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矛盾发泄孔。围绕苏共二十二大激化起来的中苏争论的基本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会议决定将斯大林墓迁出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林宫旁⁽⁶⁵⁾。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决定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必欲置于死地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反对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政策，包括批评他推行和平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外政策。既然赫鲁晓夫决心利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将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策，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现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即提出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并获苏方同意。中共代表团当时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各献花圈一个。在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上了“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苏联领导人对此必定是极为不满的。周恩来在二十二大上发言后，引起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断指责。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提前回国，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继续参加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向路过北京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强烈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二大纲领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批判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是在攻击中国。⁽⁶⁶⁾

尽管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事态已经如此严重，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间没有立刻向中国发难，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低姿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缓和政策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爆发了又一场柏林危机，美苏两国的军队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峙。1962年春，苏联在东西德关系、核禁试和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8月间在柏林再度出现危机和军事对峙。10 月间终于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面临接连不断的严重危机时，当然不会蓄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以致给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国自1960年确定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政策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赫鲁晓夫已经是深恶痛绝，但党的多数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中苏破裂已经不可挽回。他们认为中苏关系将是“时紧时松”，“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⁶⁷⁾。这一时期负责中联部的王稼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甚至提出了更为稳健的建议。⁽⁶⁸⁾

中苏双方试图维持住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冲突仍然发生在最敏感的安全领域。1962年春，由于中国经济困难和苏联插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沿边境地区发生6万多中国边民集体越境前往苏联，中苏双方为此再次互相指责。8月间，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它将接受美国的建议，不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中国对此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三次敦促苏联不得在与美国等国的谈判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⁶⁹⁾

自夏季以来，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10月8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知苏联方面，如果印度继续挑衅，中国将进行军事反击⁽⁷⁰⁾。10月14日，赫鲁晓夫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举行欢送宴会。席间他除了声称必须加强中苏团结，还向刘晓表示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理解中国准备军事反击的立场。他还说苏联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制止印度的挑衅，并停止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战斗机⁽⁷¹⁾。这时苏联正在应付古巴导弹危机，拉拢中国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很可能是基于以往的教训，中国未对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作出答复。10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就核扩散问题向苏联发出第二份备忘录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展开军事反击。苏联通过舆论给予中国相当有限的声援。

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中苏在此前的短暂合作也随之迅速结束。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12月中旬起，连续发表了7篇评论文章，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不点名的）全面批判。

这场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1月16日，苏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高级会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契尔沃年科时，拒绝停止论战，但同意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中国⁽⁷²⁾。3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赞成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提出会谈应该讨论那些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两国的关系⁽⁷³⁾。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于5月15日举行会谈，并就中国提出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全面阐述了苏共的主要观点。5月6 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⁷⁴⁾。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 日开始。

6月1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复信，题目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建议》中说，苏共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有必要就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⁷⁵⁾。中共中央公开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和《建议》中的观点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在此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苏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行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文件，要求苏共中央代表在会谈中必须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⁷⁶⁾。6月27日，苏联驱逐了3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中国公民，理由是他们在苏联非法散发中共中央的《建议》。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是在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⁷⁷⁾。在如此炽热的气氛中，于7月5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20日，中苏发表了公报，实际上宣布了会谈的失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苏会谈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谈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在5月之前，苏联一直未对美国总统肯尼迪关于重开谈判的建议作出答复。5月下旬，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表示将在莫斯科接待美英特使，谈判签署一项核禁试条约。两天后肯尼迪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与美国关系的迅速进展使赫鲁晓夫在攻击中国时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议开始前一天，赫鲁晓夫在公开讲话中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声称“只有疯子”才会指望用核武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消灭一个资本家，就会有一百万工人陪着送命”。对那样的人“历史会教训他们的”⁽⁷⁸⁾。7月14日，美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受到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真理报》当天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蓄意要在核战争中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声明称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⁷⁹⁾。这一系列行动表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再有缓和中苏关系的诚意，他们宁愿与美国携手，也不会对中国作出让步。

25日，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美苏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苏联更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所以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⁸⁰⁾。9月6日，中国开始发表批判苏联的系列评论文章，苏联也对中国展开全面攻击。中苏两党会谈失败不仅是中苏关系全面破裂的标志，它与几乎同时发生的美苏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中国将面对美苏联手反华的困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