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信誓旦旦地声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难险阻，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续和胜利”。⁽⁴²⁾这个由“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政府野心勃勃地准备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方面有所作为。

肯尼迪政府一上台，就不得不关注印度支那的局势。肯尼迪执政前，艾森豪威尔曾“满怀激情地”向他通报了老挝的危机。⁽⁴³⁾1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向他呈交了国防部情报官员兰斯代尔起草的有关南越危机的备忘录。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还向肯尼迪汇报说，北越政府机构内已有莫斯科派遣的人员，而越南各地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⁴⁴⁾由此，肯尼迪对印度支那问题产生了“危险感”和“紧迫感”。⁽⁴⁵⁾

肯尼迪对印度支那一点也不陌生。他作为参议员在1951年曾经访问过印度支那三国，后来同吴庭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坚定的援吴者。日内瓦会议后，他坚决主张美国承担起保卫印度支那特别是南越的责任，以顶住中国对印度支那国家施加的“无情的压力”。1956年6月，肯尼迪发表了题为《美国在越南的利害关系》的演讲，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越南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宣称，越南是“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基石”和“顶梁柱”，是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影响相对抗的“亚洲民主的实验基地”，也是“考验美国的义务和意志”的地方。⁽⁴⁶⁾

在肯尼迪等美国人眼里，印度支那问题同中国因素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肯尼迪政府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僵化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必须干涉印度支那危机的政策。尽管肯尼迪和副国务卿鲍尔斯等人曾批评其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荒唐”、“不合理”，但肯尼迪及其政府多数官员一点也不怀疑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形成的对中国的成见。他们确信，中国不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还是源自国家传统利益的需要，对东南亚肯定存有“野心”，时刻准备向该地区“扩张”，以恢复对旧日“势力范围”的控制。所谓中国的“威胁”还远不止于此。中国是仅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大的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积极支持中间地带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其影响更广泛而深远。

肯尼迪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中苏日渐扩大的分歧。1959年至1960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已频繁地向美国决策者报告中苏争论的情况，指出：中苏的矛盾是根本无法调解的，不排除中苏联盟完全破裂的可能性。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也告诫决策者，中苏反对西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在远东建立“霸权”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而且由于中国正研制核武器，一旦拥有了核打击力量，“中国对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利益，所造成的危害将加大”；及至1965年，中国将完全发挥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的作用，无论它是否加入联合国。⁽⁴⁷⁾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关于《中苏争论及其意义》的报告，确认中国和苏联仍然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⁴⁸⁾据此，肯尼迪政府断定，中苏的分道扬镳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在“埋葬”美国的共同目标上毫无分歧。

事实上，60年代之初，美国在中苏分裂中可利用的余地也是很有限的。就苏联而言，赫鲁晓夫一方面高唱“三和”，但另一方面又常常发表强硬的言辞，并且显示出决不退让的姿态。1960年12月，赫鲁晓夫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也表明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无疑是对中国某种程度的妥协。1961年6月美苏首脑在维也纳会谈后，肯尼迪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美苏合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种态势不定的情况下，美国利用苏联来“遏制”中国似乎还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肯尼迪政府要改变对华政策以牵制苏联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民主党人依然摆脱不了麦卡锡主义的恐怖阴影。国务院官员中，除了鲍尔斯等个别人外，没有什么人愿意提出调整对华政策的问题。国务卿腊斯克“一心以中国为魔道”，认定“一个黄种巨人正在吞噬邻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也无意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⁴⁹⁾国防部官员关心的是如何在军事上“遏制”中国，根本谈不上考虑缓和同中国的关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当时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一直视共产主义为铁板一块”，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协力“扩展霸权”。⁽⁵⁰⁾空军参谋长李梅甚至提出利用老挝危机，在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前，尽快同中国开战。⁽⁵¹⁾

正因为上述原因，肯尼迪政府在执政头两年坚持把中国和苏联称为“中苏集团”，而且对所谓中国的“威胁”感到严重不安。在决策者的潜意识中，“遏制”中国实际上同对抗苏联具有几乎同等重要而且密切相关的意义。“拯救”印度支那正是肯尼迪政府坚决“遏制”中国、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政策中至为关键的一部分。

1961年2月至4月间，肯尼迪一直在同他的高级顾问们谋划如何稳固印度支那战线的问题。此时，老挝危机显得比南越危机更为紧迫。美国应当重点设防于老挝还是南越，肯尼迪政府对此举棋不定。但选择老挝还是南越作为美国对印度支那战略的重点，这一问题本身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副国务卿鲍尔斯所说的，肯尼迪政府“无论如何都在准备同中国人在2年、3年、5年或10年内进行一场战斗，问题只在于何时何地、怎么样进行”。⁽⁵²⁾

艾森豪威尔已告诫肯尼迪，老挝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关键，一旦老挝“失陷”，南越、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崩溃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到了绝境，即使盟国不合作，美国也必须单独干涉老挝。⁽⁵³⁾曾在1954—1956年间担任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主任的兰斯代尔也提醒总统，老挝同南越的防务休戚相关，如果老挝倒向共产党一边，美国也许将没有任何机会组织反攻，从而削弱美国人和南越人的士气。⁽⁵⁴⁾鉴于老挝危机的严重性，2、3月间，肯尼迪政府在老挝问题上比在其他国际事务方面耗费了更多的时间。⁽⁵⁵⁾

肯尼迪早在执政前，1961年1月中上旬，曾多次就如何解决老挝问题向艾森豪威尔及其主要顾问们征询意见。1月19日，肯尼迪在同艾森豪威尔、国务卿赫脱及其他艾森豪威尔政府高级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宁愿老挝建立一个与共产党联合的政府，还是宁愿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来干涉老挝。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后一种选择比前一种选择要好得多。他举了中国国共联合政府失败的例子，说明联合政府最终将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后果。但艾森豪威尔认为，最大的麻烦在于英国和法国的消极立场，它们都反对美国把老挝问题当作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事务来处理；英国支持印度、中国和苏联提出的国际委员会重返老挝，以协助老挝敌对双方停战并实现中立化的建议，法国则表现出拒不同美国进行任何合作的态度，因此，如果美国坚持要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名义干涉老挝，将可能导致英、法两国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⁵⁶⁾

1月底，国务院向肯尼迪呈交了一份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详细报告。报告分析了阻碍美国干涉老挝和实现美国目标的种种不利因素，并建议美国接受“一个真正中立的老挝政府”，但在老挝成为“真正的缓冲国”之前，必须考虑显著增加美国对富米·诺萨万集团的军事援助，协调同英、法在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干涉老挝问题上的分歧，向泰国派驻美国紧急救援部队，以此向“中苏集团”表明反对共产党人夺取老挝的坚定立场；同时计划成立由柬埔寨、缅甸和马来亚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和保障老挝的中立化。⁽⁵⁷⁾国务卿腊斯克、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尔森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即老挝不是冷战的主战场，而是一个“泥潭之类”的地方。⁽⁵⁸⁾

然而，国务院的计划付诸实施后不久就被证明是无效的。3月初，老挝右翼势力对巴特寮发动的军事进攻惨遭失败；英、法两国坚持不承认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集团，反对美国派兵到泰国；除了马来西亚，柬埔寨和缅甸都不愿意加入美国提议的委员会。鉴于这种形势，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声称，美国对老挝的政策应进入一个“新阶段”。⁽⁵⁹⁾刚成立一个月的“老挝特别工作组”向肯尼迪提交了“17级阶梯升级”计划，建议使用有限的美军参战，以“显示美国反对共产党人控制老挝的决心”。3月20日至21日，肯尼迪与主要决策部门的高级官员讨论了“老挝特别工作组”的战略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不进则退”的立场，提出：美军如果干涉老挝，将导致北越部队开进老挝，从而可能引起同中国的战争，因此，美军要取得战争的优势，就需要6万名陆军，还需要空军作掩护，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袭击北越和中国的目标；否则，就不要派遣任何美国地面部队前往老挝。肯尼迪早已得知，只要派遣1万名美军到东南亚，一旦其他地方出现危机，美国将无战备兵员可用。因此他不能赞同参谋长们的建议。他不得不接受一种现实，即老挝“中立化”是“唯一可行的办法”。⁽⁶⁰⁾但肯尼迪赞成派遣少量的美军。3月23日，肯尼迪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声明：美国支持“一个中立和独立的老挝”，但警告说“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的独立性，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⁶¹⁾不久，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南中国海，驻扎在日本冲绳的美军进入了战斗状态，驻泰国的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也整装待发。⁽⁶²⁾此时，肯尼迪政府急于在“近在眼前”的古巴和“远在天边”的老挝，向“中苏集团”表明其履行诺言的意志。

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3月底访美时明确告诉肯尼迪，苏联不希望出兵老挝开展丛林战，更不希望发动核战争。4月1日，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召开关于老挝“中立化”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使肯尼迪对动用美军干涉老挝变得犹豫不决。同中国关系日渐恶化的印度对美国的举动反应冷淡，这更令肯尼迪觉得沮丧。他抱怨说，印度比我们受到更直接的威胁，他们都不热心，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热心。⁽⁶³⁾4月中旬，美国“猪湾行动”⁽⁶⁴⁾的失败，严重挫伤了肯尼迪政府的自信和声誉。肯尼迪曾感叹道，“如果我们在只有90英里外的古巴都不能实施一个行动，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在5000英里之遥的老挝实施任何行动”；更不用说“在丛林中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部队作战”。⁽⁶⁵⁾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不能不在干涉老挝的问题上慎重行事。他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提出能够有把握地在印度支那取胜的计划。4月底，肯尼迪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印度支那战略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美国要介入老挝，就须大获全胜。鉴于“猪湾事件”的教训，参谋长们提出派遣12万至14万名陆军进入老挝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但国务院大多数官员认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重点“防线”还是设在南越为宜，因为老挝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内陆国，既缺乏物资运输线又没有出海口，加上老挝人生性恬静，无斗志，很不利于展开军事对抗；南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它具备作为战场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美国不应陷入老挝的行动中。肯尼迪政府的巡回大使，资深政治、外交家哈里曼（1962年后为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认为，最危险的是在不能使用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⁶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赞成美国把印度支那战线设定于南越。⁽⁶⁷⁾

4月20日，肯尼迪总统批准成立了“越南特别工作组”。⁽⁶⁸⁾4月26日和5月8日，他两次致函吴庭艳，表示美国将“坚定地”站在吴庭艳一边，将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入侵”。5月中旬，肯尼迪政府正式确定把印度支那战略的重点放在南越。肯尼迪向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麦加尔强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越南落到“竹幕”之后。⁽⁶⁹⁾对于老挝，美国决策者则准备谋求日内瓦和谈，同“中苏集团”达成老挝“中立化”的协议。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已指示美国驻老挝使馆，正式知会富米·诺萨万集团，美国将支持“老挝中立的概念”，但在达成协议之前，将坚持对共产党人施加军事、心理和外交上的压力，也希望富米·诺萨万集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坚定的立场。⁽⁷⁰⁾

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美、苏、英、法、南越、北越、老挝、柬埔寨等14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如何保障老挝中立是会议争论的最大焦点。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所表述的看法和所提出的建议南辕北辙。美国提出，老挝中立的概念应包括对老挝“国家生活各种因素的完整性的肯定的保证”，要“发展有效的国际机构来保持和维护这个中立，使它不受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威胁”。中国则认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许把援助当作破坏老挝中立和干涉老挝内政的手段”，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国家必须从老挝撤出军事人员。⁽⁷¹⁾英国基本上站在美国一边，其他西方国家虽不完全赞同美国的政策，但对限制老挝民族革命力量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苏联、北越、波兰等国则对中国予以支持。对立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才在1962年7月23日达成了老挝中立的协定（包括宣言和议定书两个文件）。协定规定：各国尊重老挝王国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承认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含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然而，老挝的中立实际上还要取决于其邻国越南的局势发展。1963年后，老挝又成为美国同中、越对抗的战场。

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进一步刺激肯尼迪政府坚决对抗“中苏集团”的心理。6月，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进行了他“一生中最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强硬和傲慢态度，令肯尼迪大有蒙受侮辱的感觉。自此，肯尼迪更加希望，在南越向共产党人显示其政府的反共能力。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现在我们有一个要使别人认真看待我们的力量的问题，而越南看来就是这个地方”。赖斯顿深信，维也纳的会谈，对以后肯尼迪决定派遣大批美国顾问和支援部队去越南起了关键性作用。⁽⁷²⁾

1961年下半年，南越危机开始成为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肯尼迪及其政府官员们都相信，南越危机应归咎于共产党人的“渗透”和“游击战”，因而“反叛乱”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后，广大亚非拉国家高举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美国决策者深信，这种“颠覆”和“叛乱”，是共产党人发动的“间接侵略”，而且正成为共产主义在亚非拉地区“扩张”的主要形式。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最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共产党国家，对这个运动起着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中国还向苏联施加了压力，迫使赫鲁晓夫也公开表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在亚非拉国家开展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被广泛地应用；因此，中国无疑是引起亚非拉国家“叛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根源。国务卿腊斯克宣称，中国的政策很可能把重心置于以“渗透”和“游击战”来制造“威胁”，这种威胁在未来几年里将更具紧迫性。⁽⁷³⁾

1961年间，上至肯尼迪，下至陆军将领和特种部队都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著作。可以认为，肯尼迪政府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反叛乱”的矛头对准了中国。1961年5月，国家安全参谋处拟定的《适用于东南亚地区的威慑论概念框架》，认为东南亚是“目前最活跃的危机区”，因此，美国应当把此地作为抑制“共产党集团”的游击战的试验区；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在印度支那，反法战争和日内瓦协议已导致这地区的游击战或“叛乱活动”非常活跃，“共产党的战术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运用”，而且经过一段时期的力量积聚，“共产党人已利用游击战或叛乱活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⁷⁴⁾选择位于中国“前沿”、深受中国式游击战影响的地区作为“反叛乱”的重点，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自1961年，南越在肯尼迪政府眼里，除了具有“东南亚的基石”、“民主示范基地”、“美国义务和决心的考验场所”等价值之外，还增添了一层新的意义，即“反叛乱”的实验地。⁽⁷⁵⁾

肯尼迪及其政府高级官员看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经验已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不能阻止“灌木林火式战争”。因此，肯尼迪政府打算摈弃“大规模报复”战略，而采用“灵活反应”战略，期望这一战略既能对付苏联的核战争，又能应付亚、非、拉地区的“有限战争”和中国式“游击战”。基于“灵活反应战略”思想，肯尼迪政府发展了针对游击战的“反叛乱”战略概念。就在1961年秋，肯尼迪政府确定了在南越实行大规模的“反叛乱”战略计划。(www.daowen.com)

10月中下旬，肯尼迪派遣热衷于“反游击战”的总统军事顾问泰勒和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率领调查团前往西贡，对南越作实地考察，以便确定有效的“反叛乱”行动纲领。11月3日，泰勒—罗斯托调查团向肯尼迪提交了详细的报告，提出：第一，有必要派遣8000名美军，进驻南越，以表明美国的决心，同时可用于“保护边界线”和“清剿叛乱活动”；第二，把美国同南越政府的“顾问”关系改变为“有限伙伴关系”，即派遣美国行政顾问，以“合作伙伴”身份，在政治、心理、军事、经济方面向南越政府各决策部门提供“反叛乱”的“行动指导”。⁽⁷⁶⁾11月初，美国决策部门就泰勒—罗斯托报告展开了讨论。而派遣美军问题成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肯尼迪甚为担忧的是，如果派遣美军直接干涉越南，将可能导致中苏作出同样的回应。但泰勒—罗斯托调查报告却认为，由于中国和北越面临严重的后勤困难，完全不用害怕共产党大举进攻南越及其邻国；特别是中国的饥荒，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避免“军事冒险”；美国的军事干涉还可能增强美国同苏联和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⁷⁷⁾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赞同泰勒—罗斯托调查团的意见，甚至主张美国在南越承担“柏林式”的义务，在北越和中国公开干涉的情况下，美国可投入约22万人的地面部队。⁽⁷⁸⁾事实上，参谋长们早在5月已提出过向南越派遣“适当数量的”美军的建议。

但国务卿腊斯克、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曼斯菲尔德、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等人则对派遣美军持谨慎态度。曼斯菲尔德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向肯尼迪强调，如果美国战斗部队在越南登陆，可以相信，中国也会作出同样反应；在交通运输和人力方面，美国同中国相比将处于劣势；这样，南越将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险恶之地”；同时，美军介入亚洲，将削弱美国在柏林的军事力量，使得苏联再次坐收渔翁之利。⁽⁷⁹⁾阿伦·杜勒斯同样提醒说，不要以为中国国内经济遭受挫折，中苏出现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就不会干涉印度支那，或者就不会或不愿意同苏联联手干涉威胁其利益的国家。⁽⁸⁰⁾尽管如此，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让苏联人和中国人知道美国决不允许共产党人在南越取得胜利的意志是很有必要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在11月11日联合拟定的备忘录（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备忘录）表明了这一共识。

11月12日，罗斯托向肯尼迪呈交了一份《共产党对美国在南越某些行动的可能反应》的报告，认为：目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具有长远的历史观，中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打”⁽⁸¹⁾，因此，只要美军地面部队不越过17度线，中国不会同美国开战。⁽⁸²⁾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基本上同这一判断相一致。

然而，肯尼迪本人并不希望把越南战争变为“白种人”的战争，法国人的下场是前车之鉴。不仅如此，肯尼迪的脑海里总是不能摆脱中国与朝鲜这个“连胎幽灵”⁽⁸³⁾。朝鲜战争的教训对民主党人来说实在印象深刻。再者，肯尼迪感觉，骤然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干涉越南的行动显得“过于急促”，他宁愿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派遣地面部队可作为最后的施压手段。⁽⁸⁴⁾

11月15日，肯尼迪政府决定采纳泰勒—罗斯托调查报告的“有限伙伴关系”概念，并立即向南越增加军事、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派遣除战斗部队外的美国军援部队（包括武装直升机部队、海军巡逻队、运输队、情报人员等）到南越展开“特种战争”。12月8日，肯尼迪政府发表了《对和平的威胁：北越占领南越的企图》的白皮书，声称：鉴于北越“指使”和支持在南越的“叛乱”，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南越根据“集体自卫”原则，有权利要求“外部援助”。⁽⁸⁵⁾

1962年年初，肯尼迪政府开始实施全面而规模庞大的南越“反叛乱”战略计划。同时，美国还设立了驻越军援指挥部，取代美国军事顾问团，以便统一管理和指挥在南越日益增加的美国各类军事人员（1961年年底在越的美国军援部队已超过3000人）。自此，美国对南越的直接干涉已发展为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特殊战争”。

中国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行动的升级无疑感到不安。1961年4月中旬以后，外交部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声明和社论，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在企图扩大老挝内战的同时，加紧进行对越南南方的干涉行动，不能不表示严重关切”。⁽⁸⁶⁾

6月，毛泽东在会见访问北京的范文同时，称赞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并表示中国将予以坚决的支持。周恩来在与范文同会谈时提出，“一定要解放南方”，而且重申，斗争“策略上可以灵活”，“形式上可以多样化”，“要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⁸⁷⁾至1962年年初，中国对美国加紧武装干涉南越的谴责和抗议愈加严厉，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点燃战火，直接威胁北越的安全，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亚洲的和平，中国“当然不能默尔而息”。⁽⁸⁸⁾3月，罗瑞卿总参谋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越南，同越南同志商谈了如发生美国进攻北越的事件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的事宜。⁽⁸⁹⁾

自50年代末起，中国已逐渐放弃了“和平政治斗争”路线，转而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这一转变，首先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好战行为的忧虑。中国领导人确信，“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并不甘心失败，正加紧反苏、反华、反共的活动，并且积极地策划新的世界战争；美国对印度支那武装干涉的升级，表明了这一动向，而且对中国的安全已构成直接的威胁。1961年4月底，毛泽东在同非洲朋友的谈话中指出，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前线，如在老挝和南越的斗争就很尖锐。⁽⁹⁰⁾9月底，周恩来在分析世界局势的特点时说，有限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宣传有限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并且在老挝和南越等地已经发动了有限战争；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总的来说是防御的，但并不排除它可能冒险；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削弱了，帝国主义觉得有机可乘，它会是进攻的；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肯尼迪政府是玩弄反革命两手，假和平，真备战。⁽⁹¹⁾1962年春，陈毅外交部长在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从最近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他们决心把东南亚当成侵略亚洲的重点。⁽⁹²⁾面对美国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决意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的立场是：“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⁹³⁾

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进一步促使中国领导人转向强硬的对外政策。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搞和平共处，实质上是企图勾结美国主宰世界。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越发强烈。他们深信，推动、领导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已落到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国身上。因此，全力支持印度支那国家的反美武装斗争对中国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中国领导人对肩负这种重担也充满了信心。自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国际名声大噪，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日益增多。1964年1月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自50年代后半期协助苏联解决波匈事件、维护阵营团结后，影响力扩大，同社会主义各国都加强了来往。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不乏支持者。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纷纷慕名到中国来“取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无疑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信。

越南劳动党对中苏的分裂焦虑万分。从越南的根本利益出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极不愿意看到两个最大的支持者分道扬镳，他们认为，中苏的团结是“越南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1960—1961年间，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一直在谋求一条中间道路，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试图纵横于“苏联的左边，中国的右边”。⁽⁹⁴⁾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党竭力调解中苏间日益扩大的矛盾，期望恢复两大国的团结。

然而，中苏分裂的趋势不可挽回。对此，越南劳动党不能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在中苏两者间，北越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外交政策取向上，都越来越偏向中国。对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来说，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显然更符合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1962年秋，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尽管苏联支持印度，但北越明确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1963年10月，在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不久，越南劳动党党刊《学习》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批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大肆宣传“和平主义”和歪曲马列主义关于暴力的学说，认为“给人民带来最少痛苦的道路就是进行革命打倒敌人以自求解放的道路”。⁽⁹⁵⁾这篇文章实际上表明了越南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观点的立场。

12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届九中全会。第一书记黎笋在会上虽然强调，越南劳动党特别重视同苏共和中共的团结，但是他还公开表示，“最令人满意地贯彻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⁹⁶⁾。同时，全会还作出决定：第一，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进攻战略；“武装斗争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大幅度增加对南方斗争的支援；在北方实行总动员，甚至要“适当地修改北方的建设计划”；第三，鉴于美国有可能把“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武装斗争局限于南越之内，准备进行长期而艰巨的人民战争。越南劳动党中央认为，北越“具备迅速改变力量平衡、使之对我们有利的足够条件”，只要有决心，有精明的战略，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北越就有能力击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这样，还可以给美国企图利用东南亚侵略集团在南越扩大战争制造重重困难。美国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只是“遥远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清楚地知道，“它将会陷入大规模的持久战中，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如果南越的革命运动不够猛烈，上述可能性将更会变为现实。⁽⁹⁷⁾1964年1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警告美国，如果它进攻北方，同它战斗的将不仅是北越，还有中国。⁽⁹⁸⁾

苏联对北越追随中国十分恼火，以致对印度支那采取了“脱身”的政策。东南亚地区在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历来无足轻重。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指出的，俄国人对越南人民或当地共产党从来就不太在意，除非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影响到欧洲的事态发展或者影响到俄国同美国或中国的关系。⁽⁹⁹⁾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更关心的是法国和法共。他在1950年年初之所以勉强同意支持越南共产党，对亚洲革命不能不作出某种肯定的表态，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的支持。因此，斯大林宁愿把援越的主要责任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对印度支那并不比斯大林更感兴趣。他承袭了斯大林的印度支那政策，以低姿态援越抗美。1962年5月，赫鲁晓夫在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询问中国是否会介入越南战争问题时，煞有介事地对中苏同印度支那的关系作过一番比喻：“我就像一名骑士，他有一匹大头马；骑士就让他的马为他忖度”。⁽¹⁰⁰⁾苏联自推行“和平”外交总路线以来，一直主张越南劳动党通过和平道路实现国家统一，并以国际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的身份力促和平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然而，美国对印度支那干涉的不断升级，使北越运用“和平政治斗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统一显得越来越不现实。60年代初，苏联发现自己已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支持越南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并不符合苏联的总体战略，不但会影响苏美实现“缓和”，而且有可能被拖进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中，从而引起它甚为担忧的核战争；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支持北越以人民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势必遭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谴责，以致削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否，正是中苏论战的焦点之一。中国已利用印度支那问题猛烈地抨击苏联的“和平”政策。随着中苏矛盾的加剧，苏联领导人愈加感到，印度支那问题无异于一个导致美苏激烈对抗的“陷阱”，而中国在逼苏联往里跳，以便“坐山观虎斗”。⁽¹⁰¹⁾在这种情况下，北越倒向中国一边，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不但意味着北越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视苏联的领导权，而且意味着北越在帮助中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为了避免掉入“陷阱”，苏联迫切希望从印度支那脱身。到1964年，赫鲁晓夫巴不得印度支那问题尽快“随风消逝”。⁽¹⁰²⁾

1963—1964年间，苏越关系日渐疏远。苏联对北越的支援只限于为宣传而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和提供“必要的”援助，其中包括越方曾忿然声称要“把它们拉到博物馆去”的3000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人手里缴获的旧步枪。1963年，苏联对北越的重型机械出口比1962年减少了20%，1964年比1963年再下降30%。⁽¹⁰³⁾1964年一二月间，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就援越抗美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但赫鲁晓夫认为，越南同志深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如不改变立场，苏越两国就难以加强密切的合作，实际上拒绝了向北越增加援助的义务。⁽¹⁰⁴⁾至7月底，苏联甚至扬言要辞去国际委员会主席职务。

相形之下，中国对北越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一方感到鼓舞，因而更热心、更坚定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1963年至1964年间达到了高潮。1963年5月，刘少奇和陈毅访问了越南。他们再次向越南领导人保证，“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¹⁰⁵⁾1965年之前，中国对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直占北越所获得之外援的首位。对于中国来说，北越赢得抗美战争的胜利，除了安全重要性外，还具有双重的政治意义——既证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证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理论的错误和失败。

很明显，中国和苏联在援越抗美斗争中已经分道扬镳，毛泽东和斯大林在50年代初达成默契的援越格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至1964年，中国成了援越抗美唯一的全力支持者，而苏联正准备从印度支那“脱身”。

援越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在印度支那同美国对抗的实力和威慑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自1962年年底，肯尼迪政府已在谋划利用中苏分裂之机，进一步孤立和“遏制”中国。尽管中国不断义正词严地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扩大侵越战争，但中国的威慑力显然是有限的，在中苏趋于分裂的状态下并不足以阻止美国在印度支那扩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