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寻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许多场合，阐述了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思想。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指出：“战争总是毁灭性的，因此我们不要战争。”“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¹⁾在1957年11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再次阐述了反对战争，和平为上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²⁾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的缔造者和实践者，把为中国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这个目标，1954年他率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要求和平的诚意和决心，并在访问印度、缅甸时与两国领导人一起提出了被确认为国与国关系的指导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中国代表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主动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建立中美领事级接触，即是一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建议美国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与中国代表团就战俘及美侨回国问题进行商谈。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1954年5月26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包括美侨在内的外侨，申请离开中国者，只要没有未了的刑事或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准许，1950年至1953年年底，美侨离开中国者已有1500人左右，至于有少数美国人犯了法，中国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处理，这是任何主权国家的职责⁽³⁾。周恩来抓住美国人急于想使在押人员获释的心理，决定与美国代表团直接接触，而不是通过英国代办等第三者。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与美国代表团直接接触，中国方面取得了主动。6月3日，周恩来在日内瓦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认为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学生被扣问题”，也阐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他的美国人的政策。⁽⁴⁾

杜勒斯深怕直接接触有承认新中国之嫌，竭力加以反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则倾向赞同，他认为，（1）中国代表团已提出愿意就人员回国和美国代表团讨论，美方若拒绝，中方会将责任推给美方；（2）英国认为中美直接接触有利于杜维廉在北京为美国被押人员获释而做的工作。史密斯还建议由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与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副外长、驻苏大使张闻天会谈，认为太低级别的会谈不会产生重大的成果⁽⁵⁾。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也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步骤使被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回国，他认为与中国的这种讨论和外交承认没有什么关系；还可由史密斯在日内瓦发表一个声明，事先表示与中国的谈判并不意味着外交承认，以消除一些美国人的担心⁽⁶⁾。6月3日，杜勒斯电告史密斯，同意美国代表团与中共接触，但美方代表是代表团的协调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饶伯森的级别太高了。

这样，在杜维廉的安排下，中美代表团在6月5日、10日、15日和21日进行了4次会谈，中方代表是王炳南（时任代表团秘书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这是继朝鲜停战谈判后，中美代表又一次面对面的接触。王炳南向美方提出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不准其回国的问题，约翰逊则提交了被押美侨及美国军人的名单。经过反复商谈，中国同意对美国提供的名单将逐一调查，随时将结果通告美方，中方允许被押人员（包括平民和军事人员）的家属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寄信和包裹，允许6名美侨离开中国；美国仍然声称中国侨民可按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自由离开美国，但实际设置了重重障碍，对于王炳南提出的120名被滞留的中国留学生，最后只允许15名回国。7月16日及21日，中美还进行了两次较低级别的接触，即联络员（staffofficers）会谈，目的是商讨一些具体事务交涉，如双方名单的审核，中方是外交部的科长浦山，美方是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官员詹金斯。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美领事级的接触建立起来了，7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领事级接触。尽管8月3日杜勒斯在一份电报中称，这种接触只是日内瓦会议上联络员会议的延续，没有安排谈判和谈判代表，只是交换在押人员的情况⁽⁷⁾。但中美之间毕竟有了直接的接触，“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1954年下半年发生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两国剑拔弩张，几乎兵刃相见，中美关于双方人员回国的交涉也暂告中止。9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在沪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雷德蒙判处无期徒刑。11月23日，最高法院对1953年1月12日驾机入侵中国东北的美国“五八一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约翰·阿诺德等11名美军飞行员判处4年至10年徒刑，同日对1952年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的约翰·唐奈及理查德·费克图分别处以无期徒刑和20年徒刑。此外，1952年至1953年期间，还有4名美国喷气机驾驶员驾机入侵中国东北，击落被俘。

中国政府按照这些人的不同情况，量刑判罪，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国会作出了激烈反应，有的参议员要求封锁中国海岸，迫使中国放人，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这样做。11月26日美国政府经过英国向中国递交了抗议照会，认为以上阿诺德等13人应属朝鲜战争的战俘，扣留他们是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12月4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美国间谍案列入九届联大议程。12月10日，九届联大通过决议，要求秘书长代表联合国与中方交涉，使这些人员按照朝鲜停战的协议得到释放，遂有了哈马舍尔德的北京之行。

12月10日哈马舍尔德致函周恩来，要求来华商谈美军战俘问题。17日周恩来致电哈马舍尔德，就联合国通过关于美国间谍的荒唐决议，申明中国政府的坚决立场，认为中国判处在中国境内捕获外国间谍的案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联合国不去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间谍侵入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反而企图干涉中国判处证据确凿的美国间谍案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同日，周恩来复电哈马舍尔德，欢迎他来京商谈各项事宜。⁽⁸⁾周恩来在16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指出，如果拒绝哈马舍尔德访华，中国将陷于被动，西方还会通过亚洲中立国家继续活动，将这个问题提到科伦坡国家会议上去讨论，这将对中国不利，甚至会影响到中国参加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⁹⁾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抵京，6、 7、 8、 10日周恩来与他进行了4次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国热爱和平，但是不会牺牲领土和主权来乞求和平。中国反对战争，但是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过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得到证明。中国答应过的话是要兑现的，中国遵守的政策是一定会坚持的⁽¹⁰⁾。10日周恩来与哈马舍尔德发表联合公报，其中说，“在会谈中涉及了有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各项问题。我们觉着这些会谈是有益的，我们并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次会晤中所建立的接触。”⁽¹¹⁾哈马舍尔德返回美国后，在纽约机场发表声明，称他与周恩来的谈话有益于美军战俘的释放。

1月13日晚8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拜访了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对洛奇说，他对会谈是满意的，双方已经将问题摆在桌面上，周恩来的态度是真诚的，中方释放被俘人员是早晚的事。当洛奇询问美国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时，哈马舍尔德认为美方应该是低姿态，给中方时间。他还向洛奇透露，周恩来将给被俘的17人的家属发放签证，允许他们到中国探亲，让他们自己看看，中国政府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亲属的。

洛奇立即将上述情况向杜勒斯作了汇报，25日杜勒斯以中国大陆状况不确定，被俘人员家属若前往中国可能被扣为由，拒绝给他们发护照。27日哈马舍尔德致函杜勒斯，希望美国允许家属访华。杜勒斯28日回信予以拒绝，至此，联合国秘书长出面调停被俘人员的问题没有取得成功。

国际社会同样关注着台湾海峡的事态发展，关注中美关系的缓和。1955年上半年，一些国家如苏联、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分别在中美两国之间斡旋，极力促成两国直接对话和谈判。

1955年2月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主张召开由中、美、英、苏、法、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十国会议，讨论缓和远东局势。苏联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的反对，理由是没有邀请台湾参加。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在不同场合表示不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它们要求联合国干涉，实现台湾海峡地区“停火”。法国表示愿意在文化、经济方面与中国改善关系，也敦促中美能坐下来谈判。法国总理富尔在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谈话中说，“我认为沿海岛屿问题终有一天必须以谈判方式来解决。但这只有在这个问题不像现在这样尖锐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它冷静下来以后才能以谈判方式来解决”。⁽¹²⁾

英国反对苏联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但鉴于国内民众中绝大多数反对支持台湾当局，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2月23日在议会下院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卷入台湾海峡的战争。3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的演讲中，也提出，“在台湾问题上，我再度考虑能否通过一个会议或其他会谈来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的问题”⁽¹³⁾，并与缅甸和印度的总理就此交换了意见。4月27日新任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下院再次指出，“下院一定知道我们的政策一直是想获致停火，而且一直希望台湾问题与沿海岛屿问题用谈判来解决，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一直在和有关各方不断接触”⁽¹⁴⁾。英国既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又是与新中国有着“准外交关系”的国家⁽¹⁵⁾，它利用这种有利的地位，为促成中美谈判，在两国之间传递信息。

亚洲的一些中立国家更是积极在中、美两国之间斡旋，极力促成两国谈判。1955年1月30日缅甸政府发言人说，缅甸政府担忧今天所发生的台湾海峡事态将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此问题可以寻求和平的途径，如果中国为此需要世界各国的协助，缅甸政府将竭力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¹⁶⁾。缅甸总理吴努更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积极活动。1954年12月1日吴努来华访问，他与周恩来进行了5次会谈，与毛泽东主席也进行了两次会谈。中国领导人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中国要求和平的愿望，双方会谈中还涉及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被俘飞行员等问题。吴努希望中国能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毛泽东回答道：“释放总是要释放的，但是现在不能释放。我们对犯罪的外国人是不杀的，犯同样罪的中国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犯了罪，我们不能不执行法律。”⁽¹⁷⁾1955年1月杜勒斯访问缅甸，吴努向他转达了中方的想法，也表达了他希望中美两国能通过谈判，缓和紧张关系的愿望，但遭杜勒斯回绝。⁽¹⁸⁾

印度政府对台湾海峡危机也表示了关切，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造成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是美国，因此要由美国同中国直接谈，在别国的参加下，在国际会议上谈。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的⁽¹⁹⁾。2月26日，赖嘉文向周恩来试探中国解决台湾海峡僵局的意见，周恩来明确说，最直接、简单的方法是中美之间进行谈判。⁽²⁰⁾

解决双方人员回国问题的中美日内瓦领事级会谈仍不定期举行，但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每次会议双方照例照本宣科，阐述各自的政府立场，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如1955年2月28日的一次会谈，双方代表是：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富兰克林·戈文。戈文先发言，除对自第一次会谈以来，已有16名美国人获准离开中国表示满意外，继续要求释放被俘人员；中方则坚持原有立场，强调已同意发给被俘人员家属签证，准许他们来华探视。会谈持续了2个小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同样的会谈在3月31日又举行过一次，方式和内容差不多。因此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之前，中美日内瓦领事级会谈就美方被俘飞行员的交涉，实际上已陷入了僵局。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于4月23日发表了有名的69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²¹⁾以最简洁的语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4月23日正值星期六，艾森豪威尔在葛底斯堡度周末，杜勒斯也在休假。总统新闻助手哈格蒂告诉在国务院主政的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总统希望就周恩来声明发表声明，对中国的和平举动表示欢迎，但坚持在讨论台湾问题时，台湾当局必须出席。从艾森豪威尔的迫不及待的举动来看，他是急于从台湾问题进退两难的处境中脱身的，周恩来的讲话无疑让他看到了“停火”的希望。胡佛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通过中国代表团在万隆发表的，故不必由总统发表声明，由国务院出面就可以了。结果，23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发表的声明说：“如果共产党中国是有诚意的话，他可以采取一些明显的步骤，来大大澄清气氛，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他的善良意图。这些步骤之一可以是使那个地区立即实现停火。他也可以立即释放他不正当地拘留的美国空军人员和其他人员。另一个步骤可以是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邀他参加结束关于台湾地区敌对行动的讨论的仍然有效的邀请。”⁽²²⁾该声明只字未提周恩来要求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建议，仍是强调由安理会出面调停，美国的态度并无变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在国际上及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关于同中国谈判的问题。当记者问，“……这是不是说你并不排斥双边（指与中国）谈判呢？你不排斥吗？”杜勒斯回答：“不排斥。”但他仍说“这项提议是否真诚尚须拭目以待。中国共产党或者只是玩弄宣传的把戏，但是我们打算设法把这件事弄清楚。”不过杜勒斯强调，（1）美国不打算在没有台湾当局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要求；（2）中国释放美国飞行员，有助于谈判的进行；（3）举行正式谈判，并不等于对中共的承认；（4）必须首先实现“停火”。⁽²³⁾

对于与中国直接接触，美国国内有不同意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乔治赞赏周恩来的建议，认为美国表示与中国对话的诚意的时候到了。参议员诺兰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另一个“慕尼黑”，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则认为乔治参议员的上述建议应该三思而行⁽²⁴⁾。为此，27日杜勒斯特意会见了诺兰等3名参议员，向他们介绍了他26日讲话的背景，但最后诺兰还是认为，中国的“停火”是不足信的，因为在朝鲜、印度支那的停战已经被打破了。

助理国务卿帮办墨菲认为，美国既宣布同意谈判，就处在了有利的地位，现在没有理由匆忙进行接触，能拖就拖。他认为固然不能把释放飞行员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在飞行员尚未获释的情况下就进入谈判，会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他建议与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进行接触，尽管其对决策没有特别的影响，但可起到中间人的作用。美方有两个人选，驻波兰大使雅各布、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雅各布曾是中国语言官员，约翰逊有着与远东谈判的背景及经验，他可去华沙或伦敦会晤王炳南或黄华。⁽²⁵⁾

墨菲的意见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杜勒斯的思想。(www.daowen.com)

台湾当局密切关注中美直接会谈的酝酿过程，5月5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拜见杜勒斯。顾维钧表达了台湾对此的关切，询问美国的态度。杜勒斯回答说，美国的意思是等着瞧，看看中共是否愿意接受“停火”。尽管杜勒斯一再保证，谈判不会影响台湾的利益。但顾维钧仍一再表示谈判即便能实现，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中共没有诚意。⁽²⁶⁾

美国尽管不愿意第三者调停，但它还是希望利用第三者探听中国的意图，并通过他们转达美国的态度。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正希望在促进中美会谈上起点作用。4月29日，梅农在访华前夕向美国驻印度大使库珀通报说，他的北京之行是为促成中美的谈判，他认为中美谈判要经过几个过程，一是确认双方是否有诚意接受谈判和谈判的先决条件，消除敌意；二是双方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关系，美国应先采取行动，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然后中国也释放美国飞行员。⁽²⁷⁾

梅农在访华期间，5月12日至20日与周恩来举行了6次会谈，梅农要中国创造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周恩来认为中国主动争取谈判，就是创造条件。

杜勒斯对梅农的北京之行十分关注。在此期间，周恩来5月13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就万隆会议作了报告，他再次强调了69字声明。24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印度大使库珀，要求得到梅农访华的详细报告。27日印度驻美大使梅塔向艾森豪威尔转达尼赫鲁的口信，其中提到，中国将在30日宣布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同日库珀致电国务院，报告他会见梅农的情形。梅农认为周恩来对美国人民没有敌意，他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友好的，梅农希望早日访美。

梅农于6月中旬访美，6月14日他见到了艾森豪威尔，通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指出如果中美能开始直接谈判，诸如被俘飞行员释放等问题就会容易解决。艾森豪威尔认为，飞行员问题不是主要的，但是它涉及根本原则并影响美国人情感，他还一再强调美国将对台湾信守诺言。⁽²⁸⁾

当日下午梅农与杜勒斯进行会谈，杜勒斯在谈话一开始就表示，美国和美国人民不希望与中共开战，美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来缓和紧张气氛：（一）协助国民党从大陈岛撤退；（二）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仅包括台湾和澎湖，没有把沿海岛屿包括进去；（三）制止国民党进攻大陆；（四）防止美国空军误入大陆领空；（五）采取步骤允许那些希望返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梅农提了以下问题，向杜勒斯进行试探：（一）有没有进入直接谈判的可能基础；（二）为促进谈判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三）以何种形式进行谈判。梅农认为，中美直接谈判是可能的，而直接谈判的基础是缓解紧张气氛。他相信中共能够用武力得到沿海岛屿，如果它想这样做的话，而如能通过谈判避免中共用武力进攻沿海岛屿，这至少使美国赢得了时间。杜勒斯回答说，有些事情是不能被强迫放入谈判中去寻求解决的，这只会导致谈判破裂和不希望的结局，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台湾就是这类事情之一。杜勒斯实际是把台湾问题从直接谈判的议程中排除了。至于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和环境，梅农认为美方可以做四件事：（一）允许被俘人员家属访华，印度可以出面担保他们顺利离华和不被虐待；（二）允许美国记者去中国采访；（三）劝说国民党在沿海岛屿放弃“焦土政策”；（四）美国不为谈判设置前提，如释放所有被俘人员。梅农认为中国已于5月30日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为会谈创造了较好气氛，因此希望美国也能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关系，改善气氛。梅农建议谈判的形式可以采用中美日内瓦领事级会谈的模式，中美驻新德里、伦敦或莫斯科的大使可以开始接触，就美国被俘人员、中国留学生返国等问题开展讨论，然后再扩展谈判内容⁽²⁹⁾。杜勒斯对梅农的建议直截了当给予了拒绝。关于第一点，杜勒斯认为此事不可行，因为美国公众舆论不会明白为什么被俘人员得不到释放，还要让更多的美国人再去中国大陆；关于第二点，他表示，现在很难改变禁止美国公民进入中国的规定。

15日梅农再次会见杜勒斯，重申他日前提出的允许被俘人员家属访华，允许记者访华，美国政府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可自由返国等问题。杜勒斯再次一一回绝，口气强硬，认为中共是“拿被俘人员当人质达到勒索的目的”，但他提到可由第三国照管在华美国人的利益及那些想返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的利益。

梅农基本上没能劝说美国放弃僵硬立场，其他希望居间起调停作用的国家，也在杜勒斯那里碰了钉子。5月6日杜勒斯在接见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诺托维丁迪格多时，明确拒绝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5月23日访华时充当中美之间调解人，表示“我们没有要求，也没有决定要求任何人充当中间人”，⁽³⁰⁾同时他也拒绝了黎巴嫩驻美大使马利克的类似的提议。杜勒斯认为这些国家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才热心此事的。

从4月下旬周恩来在万隆发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信息，到6月份，中美直接接触的事情仍无进展。杜勒斯的战术就是“拖”，他后来承认是有意将谈判拖了3个月。到6月中旬美国不得不考虑以何种方式与中国接触了。

6月10日代理助理国务卿西博尔德通过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后，认为中国政府确实想与美国直接谈判，为此还采取较灵活态度，对台湾当局更多采取心理战。于是他向杜勒斯建议，美国应该避免：（1）在不利的状况下进入谈判；（2）在中共军事进攻沿海岛屿时，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³¹⁾

杜勒斯设想用交换特派员方式来澄清中美双方的立场，处理美方被押人员及中国在美留学生问题。他在20日与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的谈话中提出，中美各派一名特派员，美方特派员去中国处理被俘人员及平民返国事宜，中方特派员来美国处理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麦克米伦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并表示愿意给予帮助。⁽³²⁾

杜勒斯的设想遭到其下属的反对，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认为：（1）接受中共特派员来美处理中国留学生事宜，有悖于美国坚持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国国民及在海外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并将削弱台湾当局的士气及地位；（2）此举会被认为是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是十分危险的⁽³³⁾。饶伯森的主张是，继续在日内瓦的会谈，或者由红十字会出面操作。

交换特派员难以实施，杜勒斯想起4月末助理国务卿帮办墨菲的建议，即利用原有的日内瓦会谈，相应提高会谈的级别。美方代表可以是即将出席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国务院法律顾问弗莱格，并要求中国委派相应级别的代表。7月6日，杜勒斯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梅农。7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又联名致函尼赫鲁总理，明确表示日内瓦会谈级别是大使级，谈判可由平民返国问题开始，进而涉及其他问题，但原则是只谈涉及中美双方的问题，不涉及不在场的第三者的权益。

7月8日，杜勒斯电告英国麦克米伦，希望英国代表美国，向周恩来转达直接谈判的愿望。但麦克米伦认为美国谈判方案过于僵硬了，于是杜勒斯对提法稍做修改，删掉了“不涉及不在场的第三者的权益”一条，并请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将一封信转交给周恩来，信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方和我方驻日内瓦的领事就有关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了周期性会谈，结果双方不甚满意。故我们建议是否将会谈提高到更有权力一级进行……如果你们认可这一建议，我们将选派大使级代表就上述问题与你方相应级别代表，在双方都合适的时间在日内瓦会晤”。⁽³⁴⁾

7月15日周恩来接见欧念儒，请他向美国政府转交中国的复函。中方同意美方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晤，并提议首次会晤日期为7月21日，由中美两国按格林威治时间同时发布举行会晤的新闻通告。

7月18日至23日，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将在日内瓦举行高峰会议，艾森豪威尔认为不应在会议期间举行中美双边会谈，会谈日期不应早于7月25日。

在准备会谈的过程中，又出现两件麻烦事，一是饶伯森坚持必须等到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议的首脑们离开日内瓦后才可举行，要将首次会晤时间改为8月1日；二是在宣布中美两国即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中对中国首都的称谓也成为了问题，美国坚持用“北平”，而不用北京。饶伯森和国务院中国处害怕用“北京”的称法，会使台湾猜疑和不满。中国当然是绝不同意用“北平”的称呼的，周恩来通过欧念儒表示强烈的反对。后经英国从中斡旋，双方同意不提及中国首都。

7月25日，中美两国终于公布了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³⁵⁾

中国选派的谈判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国谈判代表是阿历克斯·约翰逊。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开始了新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