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史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史

时间:2023-08-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却没有停止对大陆的骚扰。美国虽然提出了“中立”台湾海峡的政策,但没有控制甚至还纵容台湾当局的这种袭击活动。从1954年7月起,中国领导人又把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放在突出地位。国民党部队立即以炮火回击,从9月6日起并出动飞机连续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9月8日、12日,美国政府接连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史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渡海作战,解放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不久又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舟山群岛。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军事重心北移,中央军委在1950年6月底作出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47)。在中国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后,又决定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全部中止。

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却没有停止对大陆的骚扰。美国虽然提出了“中立”台湾海峡的政策,但没有控制甚至还纵容台湾当局的这种袭击活动。国民党先后组织了“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机构,训练和装备了数万名游击武装,在东南沿海数千公里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严重威胁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国民党还利用海军对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进行破坏,袭击大陆渔民,破坏他们的正常作业。从1950年到1953年,先后劫走大陆渔船两千余艘,抓走渔民一万多人。(48)

为了打击国民党的破坏活动,华东军区曾于1953年秋季准备发动一次攻击金门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计划一度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考虑到缓和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又要求华东军区暂缓进攻金门,首先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根据上述指示,从1954年3月起,解放军加强了在浙江地区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东矶列岛等岛屿,基本控制了浙江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可能从朝鲜、越南、台湾三个方向进攻中国大陆。周恩来在1954年8月12日的外交部工作会议上说:“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还有台湾战争……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周恩来指出,现在提出解放台湾是“适时的”(49)。显然,中国领导人不愿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他们希望通过一些行动,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领导人还警惕地注视着美国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裂长期化的企图。毛泽东担心,一旦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就会造成类似南北朝鲜、南北越南的状况。中国领导人认为决不能用这样的方式,用维持现状的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从1954年7月起,中国领导人又把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放在突出地位。毛泽东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50)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进入8月,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攻打大陈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力量。

1954年,福建前线部队炮击金门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传递信息,希望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8月24日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就说:“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51)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不愿意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的。但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已定,自然不会轻易改变。

1954年9月2日,杜勒斯到达马尼拉,准备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代表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猛烈炮击金门,连续发炮五千余发。国民党部队立即以炮火回击,从9月6日起并出动飞机连续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

金门的炮声牵动着华盛顿的敏感神经。9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沿海岛屿形势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共双方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力量对比,影响中共对沿海岛屿考虑的种种因素,结论是:中共的炮击主要是一种“试探美国意图”的行动。中共可能对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进行袭击,增加海、空和炮兵活动,如果这些军事行动没有受到美国的有力还击,中共就会扩大行动的规模,甚至占领某些沿海岛屿。如果美国卷入这些冲突,中国就有了攻击美国的宣传材料。中共将把这些军事的、外交的、宣传的行动配合起来,在美国与盟国关系中制造裂隙,削弱亚洲反共联盟的前景,提高中共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并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52)

杜勒斯鉴于台湾海峡局势骤趋紧张,将他原定对台湾的访问缩短为5小时。9月9日,蒋介石在与杜勒斯的会谈中称赞马尼拉条约是“一大成就”,“美国在亚洲比在欧洲干得好”,并就势提出与美国缔结双边条约的问题。他批评美国“没有一项坚定的亚洲政策”,其证据就是美国在与台湾当局缔约问题上态度犹豫不决。蒋说,美国与其所有在亚洲的盟国都缔结了条约,唯独没有与台湾当局缔约,这是国民党感到孤立的主要原因,也是形势“不确定”的原因,因为一旦有了这样一项条约,那么现在议论纷纷的关于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可能交联合国托管的问题都将不复存在。他还说,美国不用担心美台缔约后他会要求美国帮助他“反攻大陆”,他将用自己的力量这样做,他所要求美国的无非是后勤方面的支援。(53)

9月8日、12日,美国政府接连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会上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金门等沿海岛屿与防守台湾究竟有什么关系?第二,美国要不要军事介入当前形势?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转达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汤普(Felix B.Stump)意见:“沿海岛屿对防守台湾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他接着对沿海岛屿的军事价值作了说明,诸如能切断中共东海岸的交通;防止中共在厦门地区建造机场,如果中共建了这样的机场,美国就不能进行侦察了;厦门是反攻大陆的最好的落脚点;在沿海岛屿上有美国人,驻守的军队是受过美国训练的,因此美国鼓励他们守住这些岛屿,等等。但艾森豪威尔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除了心理的因素外,金门并不真正重要”,他甚至说,如果当初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不占沿海岛屿,防守台湾的情况同现在也不会有多大区别。(54)

关于第二个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成员主张介入,艾森豪威尔不赞同。他表示,共产党正在世界各地造出一些事端,想把美国的力量都拴在那里,他本人并不想作出过多的承诺去防守所有这些地方(55)。“在每一个危机中我们都应该能够考虑,什么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他认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全面战争,他宁愿同俄国打,而不是同中国打,如果世界各地的事态都与美国的威望有关,那美国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雷德福代表军方表示,如果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美国将主要使用在远东进行训练和轮换作业的航空母舰编队,自然美国军队的卷入要进得去,出得来,不能陷在那里。他相信美国用不着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守住大陈与马祖,但要守住金门就非进攻大陆不可。有消息说,中共准备对金门进行空中轰炸,果真那样,美军就要轰炸中共飞机使用的机场。艾森豪威尔认为军方领导人的意见过于冒险,指出那样的军事行动需要得到国会的认可,因为这将意味着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多数成员建议的政策不可能把美国的军事行动局限于金门。

艾森豪威尔的意思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美国不能因为这些沿海岛屿而卷入一场大的战争;第二,美国也不能公开表示放弃沿海岛屿,在欧洲的局势趋向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岛屿现在成为冷战的焦点。(56)

杜勒斯更为圆滑,他说,美国现在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处于一种“极端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让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撤退,那将对他们、对美国在远东的其他盟友,如韩国、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如果让美军去保卫这些岛屿,那将导致与中共的战争,那么,“除了蒋介石和李承晚,全世界都会指责我们,包括美国人民中的多数”。英国人害怕打原子战争,不会认为美国打仗的理由是正当的。杜勒斯提出了一个走出困境的出路: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使安理会作出维持现状的决定。美国可以向安理会提出,这是一种“初期的侵略”,“将肯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认为这样一来可以向全世界表明,沿海岛屿问题不是像中共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内政,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这也会迫使中共在沿海地区停火。杜勒斯还说,不管苏联是否否决这一动议,对美国都有好处。如果苏联否决,也表明中国是违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的意志,如果中苏公然蔑视联合国,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如果苏联不否决,自然更好,美国既不用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金门也不会丢了。与会者没有反对杜勒斯的建议。会议最后决定,由杜勒斯负责去探索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并尽早采取行动;国防部则保持警惕,为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作好准备。(57)

杜勒斯设想这一办法,显然是企图援引朝鲜战争的先例。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是没有盟国支持而独自行动的,如果能有一个如同联合国对朝鲜战争那样的决议案,那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一切行动都似乎“名正言顺”了,也就更加可以欺骗世界及国内舆论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美国的如意算盘罢了。

英国是美国传统的主要盟国,美国在国际上要采取任何行动,没有英国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艾森豪威尔也特别重视这一点。他在9月8日特别指示国务院:“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信,在我们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中,都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主要欧洲盟国之间,尤其是英国之间,打进楔子。对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杜勒斯也首先与英国商量他的方案。9月17日,杜勒斯乘到英国讨论欧洲防务的机会,与艾登首相商谈此事。英国本来就希望美国不要为金门而战,最好能接受中共占领金门的事实,或者通过协商,把金门和平地转交给中共,以换取中共不以武力攻打台、澎的承诺。在与杜勒斯的会谈中,艾登表示,他在注视事态的发展并十分担心如果美国因为金门而卷入一场大的战争,那将处于非常糟糕的地位。他承认应该“保卫台湾”,但英国将不支持美国为金门采取任何行动。他对杜勒斯的设想极表赞成,并表示“将给予一切帮助”。22日、26日,英美两国又就提案进行了讨论。艾登认为,方案由与此事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提出比由美国提出好,他进而建议由新西兰出面,因为新西兰既是亚太地区国家,此时又是安理会理事国。英国还提出,讨论该案时,需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杜勒斯迅速接受了英国的这两项建议。(58)

新西兰欣然接受加入这一提案。9月底、10月初,美、英、新西兰三国代表就提案内容进行了数次商谈。美国提出停火案的原意是为了摆脱杜勒斯前面提到的困境,并为台湾与大陆的永久分离创造条件。杜勒斯认为:“当前主要事情是踩熄火种。”而英国和新西兰所关心的,是通过这一停火案“达到大陆与台湾之间永久停止敌对状态”,实现亚洲问题的更广泛的解决,而金门停火只是“谨慎的第一步”。为此,新西兰提出了修正案。但杜勒斯称,美国的立场只是说,如果这一停火案被接受,“将使和平的解决变得比较可能,而武力的改变变得更少可能”,美国从不认为,金门停火之后,美国就要寻求台湾问题的全面解决。这不是导致承认中共和接纳其进入联合国的第一步。美国必须避免对一种长远解决的承诺。经过一再讨价还价,最后三国同意,新西兰即将提出的提案将“严格地局限于”国共双方“在一些沿海岛屿尤其是金门地区的军事冲突”,三国将否决对这一实质的任何修改;“联合国将持续关心这一问题”,以表示长远解决的某种可能。鉴于英国关心从台湾向大陆发动进攻的可能,杜勒斯“极端机密”地向艾登透露,蒋介石已经向美国保证,与美国充分合作,不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英国为这一方案取名为“神喻行动”,以示机密。三国在协调立场,蒋介石却还被蒙在鼓里。美国估计要取得台湾当局的同意得费点口舌,却没有料到蒋介石的反对是如此强烈。

为了说服台湾当局同意“神喻行动”,美国国务院特地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强调,艾森豪威尔不可能为了沿海岛屿去冒险与中共进行一场“范围、烈度和时间都不确定的战争”,因此安理会停火案是眼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它对台湾当局有利而无弊。它将“或者阻止中共对这些岛屿的军事进攻,或者将中共置于进一步受到世界舆论谴责的地位”。如果苏联代表否决提案,那就“向全世界提供了它们的侵略态度的又一证据”,现在对中国实施的禁运“将获得新的动力和支持”。如果苏联赞同,中国认可,那起码可以暂时保全沿海岛屿的现有地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批准这一“谈话提纲”。(59)

接着美国政府派蒋介石一向信任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国务院中国科科长马康卫在事先未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访台。10月13日,饶伯森、马康卫与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理“外长”沈昌焕等举行会谈。听完饶伯森等讲明来意,蒋介石的反应极为强烈。他说,这一提案“正中共产党人的下怀”。沿海岛屿中立化只是一系列步骤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台湾中立化,联合国托管台湾,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共产党接管台湾。他提出,接受停火案将打击他的军队和台湾人民的民心士气,将剥夺他军队的使命和目标。他估计美国政策会发生变化,他已经准备好应付这种变化,不管有没有美国的援助,他都准备斗争到底。他已命令他“驻沿海岛屿的驻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管有没有第七舰队的援助”。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翻起老账,说这一方案将如当年的马歇尔调停一样,导致国民党的利益被出卖,因此是无法接受的。他要求美国运用其影响,促使新西兰取消拟议中的提案。(60)

经过长达7小时的反复谈判,美方了解了国民党的立场:(1)最好不向安理会提出停火案,美方应就此向新西兰施加影响;(2)如果新西兰提出停火案,则应在提案之先或同时宣布,美台正就共同防御条约进行谈判;(3)在安理会就提案进行投票前签订条约;(4)如能做到上述2、3两点,国民党将不对提案表示反对,而等待共产党方面的反应再表明态度。(61)

台湾要求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为时已久,美国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此事。在饶伯森等访台之前,10月1日国务院致电驻台“大使”兰金,告知美、英、新西兰就停火案事的磋商,就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时候将此事通知台湾当局征求他的意见,并估计国民党可能的反应。兰金在5日回电说,这将对国民党的士气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另一个雅尔塔式的出卖,抵消这种负面影响的惟一办法是立即着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表示“美国帮助防卫自由中国的决心没有减弱”。在次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指出,由于朝鲜停战,美国已经没有自由出动武力去保卫台湾,因此要对缔结美台安全条约给予更多的考虑。他认为,“一个纯粹防御性的条约有许多好处。然而不幸的是,国民党人要的更多,他们要对共产党中国采取进攻性行动,这一想法使防御条约的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了。”7日,饶伯森在给杜勒斯的备忘录中建议,将安理会停火案与共同防御条约齐头并进。同日,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的电话中商谈此事。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蒋介石在停止沿海岛屿战事项目方面与我们合作,我们可以考虑安全条约,以便清楚表示我们守住台湾和澎湖的决心。次日,杜勒斯致函国防部长威尔逊,告知总统的电话指示。(62)军方对这种操作程序显然很不满意。

饶伯森等访问台湾以后,美国政府确定了安理会停火案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齐头并进的方针。杜勒斯在14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和28日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就此作了解释。美台关于防御条约的谈判于11月2日在华盛顿正式开始,11月间双方共进行了9次谈判。台湾方面代表为叶公超和顾维钧,美方代表为饶伯森、国务院法律顾问弗莱格和马康卫。杜勒斯出席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谈。由于美国已经与菲律宾、韩国等签有类似的防御条约,因此双方很快就约文达成了协议。双方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解除条约的第十条。台湾当局希望采用日美安保条约的模式,即需经双方同意,或至少在解约通知两年之后才终止条约;美方坚持比照与韩国及菲律宾的条约办理,即只要求单方面一年前的解约通知。台湾方面后无异议。(63)

第二,关于条约适用范围。美国为避免承诺防卫沿海岛屿,只愿将台湾、澎湖列入防御条约,台湾方面知道美国不可能将沿海岛屿列入条约,又要避免造成其辖地只限于台湾、澎湖的印象,因此提出的方案是“台湾、澎湖以及其他经共同协议所决定的领土”。这一措辞与美国意愿并无冲突,稍作文字修改列入了条约。(64)

第三,关于所谓美台常设委员会的问题。从1951年美国军事顾问团来台后,台湾当局一直希望成立某种形式的“委员会”作为美台联合防卫机构,在谈判中台方又提出了这一问题,美方指出,台湾的要求类似北约中的相应机构,但在双边条约中没有必要。主要之点是会商,而会商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必通过委员会。最后在条约第四条中只规定“缔约国将经由其外交部长或其代表就本条约之实施随时会商”。(65)(www.daowen.com)

第四,关于反击权问题。台湾当局担心防御条约订立后第七舰队的保台任务有所变化,要求在条约中言明,在台、澎遭到攻击时,舰队可立即反攻,而无须如美方所说经由“宪法程序”才得出兵。美方强调,这是总统权限内的事,而不是条约范围内的事;谁也不能事先承诺或保证让第七舰队或任何特定的陆军或空军部队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现在的总统不能为以后的总统作出承诺。在美方坚持下,台湾方面只好放弃这一要求,接受“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的条款。(66)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在11月4日已就防御条约稿达成一致。但关于附件的谈判却费了将近三周。在11月16日的第三次谈判中,美方提出一条约议定书稿,其中说,未经共同协议,台湾方面不采取任何可能招致中共反击的进攻性行动。美方提出这一限制,其一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而把美国拖下水去,招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其二是为防止蒋介石把大部兵力调往沿海岛屿,而造成主要由美军防守台、澎的局面。台湾方面强烈反对这一议定书,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叶公超称,他的政府向美国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并信守这一承诺,但这是秘密承诺,从心理角度说,这一点决不能公开,他不能订立美方所要求的议定书。饶伯森则强调,不把条约的防御性质说清楚,条约没有可能被批准。叶公超、顾维钧指出,即使采取在缔约后双方达成换文规定这一内容也比议定书好。当天下午,饶伯森通知顾维钧,杜勒斯同意用换文来代替议定书。(67)

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台方认为换文是“片面性的”,顾维钧认为“应尽量使其至少在表面上采用相互形式”,蒋介石指示照办,以免被认为是美方片面约束国民党。台方因而提议“任一缔约国自该条约第六条所称之任一领土使用武力”,除明显自卫外,均应为共同协议事项。美方对台方对案强烈不满,饶伯森说美国十分重视军队部署问题,美国总统决不允许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对他部署美国军队的权力享有否决权。蒋介石坚持,如不能做到相互性,则军事部署一项应从条约中删除。杜勒斯于是起草了新的换文稿,其中说,“凡由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而产生的军事单位,非经共同核准,不能撤离第六条所述之领土”。由于在美国没有台湾当局与美国“共同努力与贡献而产生的军事单位”,所以这一表面上相互的规定实际上是单方面的。但蒋介石认为任何有关军事部署的文字,都不应列入文件中。美方坚持要保留“调动军事单位”的字样。11月19日美方提出的妥协方案是:共同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协议,不得调离至“足以实际减低此等领土可能保卫之程度”。顾维钧问,是不是较小规模的调动无需双方协议,饶伯森说可以作此理解。台方遂接受这一方案。最后,双方又商定,在条约签字后七天至十天再签换文,并需将其内容保密。(68)

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10日,双方签订了换文。条约第五条称:“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第六条规定:上述“‘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换文规定:缔约双方根据条约“使用武力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但显属行使固有自卫权利之紧急性行动不在此限。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至足以实际减低此等领土可能保卫之程度。”(69)

从谈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谈判基本上贯彻了美国的意图。条约与换文没有使美国承担保卫沿海岛屿的义务,台湾要对大陆使用武力还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这样既能防止蒋介石贸然对大陆动武而把美国拖下水,又使美国朝着把台湾与大陆分离永久化的目标前进了一步。从台湾方面来说,盼望已久的条约终于订立,台湾终于进入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网,这样不仅台、澎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且台湾的地位进一步确定,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至于台湾方面在谈判中不断作出让步,那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正如宋美龄所说:“就我们当前地位而言,我们没有谈判实力,求诸他们的东西我们无以回报。”(70)因此也就只好对条约感到满意了。条约签订后,台湾当局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强调签约是重大的“外交”胜利,不会影响“反攻大陆的国策”,等等。不管台湾方面怎么说,美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签约而解决或减小。十天后,叶公超奉命向美国政府提出,如果美国再保证在沿海岛屿的防务上将给予后勤支持,那对中共将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战。艾森豪威尔当即意识到这是台湾当局企图扩大条约使用范围,坚决加以拒绝,并进而强调,在沿海岛屿集结大量兵力是军事上的错误。(71)

对于美国与台湾当局《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以两手进行对付。一方面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又不放过机会争取缓和中美关系,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在美台防约谈判进行期间,对谈判感到极为愤怒的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宣布了对13名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判决,他们分别以间谍罪被判处四年徒刑到无期徒刑。美国舆论对此反应强烈。一向亲蒋的参议员诺兰乘机要求对中国海岸实行全面封锁,美国掀起了新的反华浪潮。但艾森豪威尔本人对事态的估计比较清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困难的是要有勇气忍耐”,“封锁是战争行为,是战争的一部分”,“实行封锁而不爆发战争,是有可能的,不过在历史上我们还没有见过”,美国必须在其他一切可能的手段都试过以后才能考虑这最后一招。(72)

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司法主权不容外国干涉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访华要求作出积极反应,表示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意他来北京商谈有关问题。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哈马舍尔德对北京的访问未能对缓和中美关系产生多少影响。(73)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于12月8日发表长篇声明,严正指出,这个条约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并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74)《人民日报》于1954年12月15日刊登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谴责这一条约。在条约签订前后,浙东前线解放军加紧进行解放一江山岛的准备工作。从12月中旬到1955年1月上旬,三军进行了联合演习。1月10日,浙东前线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130架次,投弹709枚,使大陈港内的国民党海军舰艇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国民党海军舰艇白天不敢在大陈锚地停泊,飞机不敢飞抵大陈上空,从而控制了大陈地区的制空制海权。18日,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干净利索地攻克了一江山岛。

解放军克复一江山岛后,国民党立即紧张地对美国进行工作,“国防部长”俞大维拜访兰金,叶公超、顾维钧拜会杜勒斯、饶伯森。他们抱怨说,第七舰队不但对一江山岛见死不救,而且停泊在比平常更远的地方,从而“造成了一种故意放弃的印象”。从纯粹军事角度看,没有美国的援助沿海岛屿是守不住的。如果美国能公开表示对沿海岛屿继续留在国民党手中感到兴趣,“那就会对中共产生强烈的威慑作用”。否则,中共就会得寸进尺,轰炸台、澎,那就会使美国也卷入冲突之中,“因此从美国角度来看,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沿海岛屿包括在第七舰队的巡逻范围之内。这会使局势得到稳定。”(75)

沿海岛屿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的紧急求援,迫使美国认真考虑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杜勒斯和雷德福建议把金门和马祖包括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而对其他岛屿则听其自然。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这样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意图也许可以减少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国防部长威尔逊、财政部长亨弗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柯特勒、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博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公开承诺保卫金门不是缩小了而是“极大地增加了美国与中共的战争危险”,美国应从沿海岛屿脱身,而仅仅保卫台、澎。(76)

美国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大陈岛问题。美国发现,大陈岛离大陆海岸只有12海里,离台湾有200多海里,岛上岩石遍布,易攻难守。19日中午,应杜勒斯的要求,艾森豪威尔、雷德福与之共进午餐。杜勒斯报告了沿海岛屿的危急情况,他和雷德福都认为美国必须“绝对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要切实‘坚守’这一立场。”这次工作午餐作出三项决定:一是鼓励国民党从大陈和其他沿海岛屿撤退,但金门除外;二是美国为国民党部队的有序撤退提供海空掩护;三是美国将协助国民党防守金门,在目前情况下这对保卫台、澎是重要的,在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之前美国将坚持这一立场。1月2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采纳了这些决定(77)。为了实现这一决定,美国政府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与英国协调立场;劝说国民党接受美国建议;取得国会领袖的支持。

与英国协调立场是比较容易的。英国本不愿因沿海岛屿而造成远东局势紧张,本不愿美国协助国民党防守这些岛屿。在19日下午的谈话中,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问,美国的上述决定是否意味着把金门纳入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杜勒斯作了否定的回答,他称上述决定是在联合国采取行动之前的临时性措施,而不是条约的永久性延伸。杜勒斯还认为,现在该启动安理会停火案了。(78)

说服国民党撤出大陈岛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早在一江山岛被攻克之前,台湾方面就向美国表示,中共在大陈岛得手对台湾“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在19日的会谈中杜勒斯正式提出了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的问题。叶公超说失去大陈将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政府声誉产生不利影响,也将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威信。此后,叶公超、顾维钧与杜勒斯、饶伯森进行了反复交涉。在21日的会谈中,顾维钧转达了蒋介石的来函内容,表示理解美国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正式表示“勉强”接受美国的建议,但同时向美国提出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为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提供海空掩护;(二)几乎在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的同时美国公开宣布支持防守金门和马祖;(三)严守秘密,蒋非常担心美国向报界泄露此事;(四)加快批准《共同防御条约》;(五)公开声明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没有结果;(六)不再向安理会提出停火案,因为这可能产生许多误解,并鼓励那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人。美方最后作出的让步是:第一,可以把防守范围扩大到马祖,但不作公开声明;第二,让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但不具体指明金门、马祖。关于其他各项,饶伯森解释说,美国正加快批准《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称哈马舍尔德在北京与周恩来达成了什么安排的任何说法“百分之百是虚假的”,再说他代表的是联合国,而不是美国;谁也不能阻止新西兰向联合国提出停火案,共产党方面大概会否决此案,那么台湾方面的处境将会改善。(79)

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其中说,如果台湾和澎湖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就在作为美国及其他“自由国家”在西太平洋安全脊骨的岛屿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阻隔南北的交通,破坏友好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攻克一江山岛是夺取台湾的前奏,因此,当前形势“对于本国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乃至世界和平都带来了严重危险”。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必要时迅速和有效地”为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密切有关的地点”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25日和28日以409票对3票和85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台湾决议案》。美国国会向总统开出授权他在处理国际危机时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的空白支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案,既可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也可以安抚台湾当局,还可以把局势的发展控制在自己手中。25日,柯特勒向艾森豪威尔提到,鉴于军方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不同意见,以及该决议案的含混用词,是否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管决议案的执行情况。总统回答说,如果局势真的变得严重,他将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或其代表每天向他作出报告,他将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交道,而不同几个参谋长打交道。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要把事情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局势的解释、对“密切有关的地点”的解释都是总统本人的事,他不会大权旁落。(80)

《台湾决议案》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的社论,周恩来在与英国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指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是一份战争咨文,中国认为沿海岛屿问题与台湾问题是不应分开的,中国决不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与美国做交易,中国将解放这些岛屿(81)。美国决策者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新中国是打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大多是身经百战的,他们对战争威胁是从来不买账的。毛泽东在1955年1月28日接见芬兰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予以坚决回击。

为了使国民党军队安全撤离大陈岛,杜勒斯于1月24日将此事通知了莫洛托夫,并希望苏联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队撤离时不要加以攻击,以免与美军发生冲突。30日,第七舰队得到命令,将帮助国民党部队从大陈撤退,但美军将不开进中国沿海3海里之内;如果撤退过程中遇到中共军队,除非对方表现出敌意,则不予理会;如果遭遇零星炮击,可进行有限回击;如果中共军队对美军和国民党军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第七舰队可予回击,并可对中国大陆领空及领海进行攻击(82)。2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撤退大陈驻军,移至金门、马祖,配合新战略,作积极反攻之准备”,为败退撤离进行掩饰。8日至12日,美军派出大量舰只到大陈,并以大量飞机护航,接运守岛的国民党军2.5万人并裹胁岛上居民1.8万人去台湾。

接到苏联方面转达的美国信息后,毛泽东决定对大陈地区的美蒋武装不予攻击。解放军只是轰炸了南麂山增防的国民党军。2月12日至14日,解放军占领了上下大陈岛。到2月25日,浙东海面的岛屿全部解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新西兰在美国的指使和英国的支持下于1955年1月28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1月31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先讨论新西兰提案,后审议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安理会。2月3日,周恩来在复电中表示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侵略行为的新西兰提案,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时才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并严正表示,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安理会有关中国问题的任何决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83)。在中国政府发出复电后,哈马舍尔德于同日又通过瑞典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转达口信,以他个人的名义对新西兰提案进行说明和解释,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新西兰提案的会议。2月5日,周恩来在与雨果·维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新西兰提案“包含一个阴谋,那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把任何外国或联合国都无权干涉的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因此,“我们不能参加关于新西兰提案的讨论,而且联合国也无权过问。”(84)2月6日,周恩来在与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首先一个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里。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新西兰的提议是不能同意的”。(85)

颇具特殊意味的是,台湾当局同样强烈地反对新西兰提案。国民党认为“停火”等于要台湾放弃“反攻大陆”,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前奏。当时“两个中国”的观点开始在美国政界流行,认为这是“目前最终的解决方案”。甚至艾森豪威尔也在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的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方案是“经常被研究的可能性之一”(86)。面对美国政界关于“两个中国”的议论,台湾当局直至蒋介石本人多次加以抨击。2月5日,台湾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在纽约发表演讲,反对新西兰停火案的“两个中国”的主张。2月8日,蒋介石在台北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斥责新西兰停火案是“荒谬提案”,是“绥靖侵略者”,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所谓‘两个中国’的奇论,尤其荒谬绝伦”,简直把个新西兰提案骂得狗血喷头(87)。2月18日,他在接见美国互通广播公司记者时怒斥“所谓台湾海峡停火建议,认为是无‘结果之举’”,并称“停战系鼓励共产党侵略”。(88)

由于事件的当事双方都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英国与美国又有不同主张,提案遇到出乎美国预料的困难。2月15日,苏联代表在安理会谴责新西兰提案,要求讨论苏联提案,遭到美、英拒绝。双方相持不下,安理会乃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虽然美国此后仍极力设法再度推动停火案,但提案最后不了了之。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后,中国方面立即采取主动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2月初,周恩来通过瑞典驻华大使致函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支持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努力,但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的新西兰提案;中国不拒绝就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如果美国稍有诚意,就应接受与中国的直接谈判;如果美国要进行战争威胁,中国将坚决抵抗。哈马舍尔德认为,周恩来“十分急切地希望同美国直接谈判”,而且“这是不合苏联口味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洛奇向杜勒斯转达了上述信息。但杜勒斯坚持僵硬立场,对这一信息根本不加考虑,并认为哈马舍尔德这种自说自话的做法不会有什么用处,并对他事先未与美方商量就试图进行斡旋活动甚为不满。(89)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提议举行一次由中、美、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美国方面却迟迟没有领悟中国发出的这一信息。3月间,美国政府中还在继续辩论,如果中共不是攻击台湾,而是进攻金门、马祖,美国该怎么办。3月6日,刚刚结束两周亚洲之行回国的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进言,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国民党军队被中共摧毁”,这在台湾与亚洲将普遍引起“危险地恶劣的”反应。在3月1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台湾海峡危机。杜勒斯提出,美国如准备放弃沿海岛屿,那就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而美国若要干涉沿海岛屿事态,使用战术核武器恐怕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现在公众还没有意识到沿海岛屿事态的严重性,要使公众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为使用核武器创造更好的公共气氛。雷德福接着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是主张使用核武器的,因为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力量对付不了局势。艾森豪威尔同意以使用核武器威胁中国。3月8日,杜勒斯在电视和广播讲话中公开炫耀武力,称美国“现在已有新式和强有力的精确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海空军部队”,对付中国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美国的威慑力量和我们愿意使用这种力量去回答军事挑衅的决心”。4月13日,杜勒斯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把新中国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相提并论,并称,现在许多人认为,如果在希特勒实行侵略政策的早期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也许后来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不能说只有通过让步才能求得和平”。(90)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危险的事,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核武器一定会激起美国舆论及美国盟国的强烈的反对。而他也只是想进行威胁,并不像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真的准备使用核武器。在杜勒斯3月8日讲话之后,他在3月11日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在现在极端微妙的形势下”,美国不应直接卷入台湾海峡事态,美国所要做的是帮助国民党的空军,使国民党自己具有防守的能力。如果往后事态的发展使美国必须直接卷入,那也只能使用常规武器;万不得已要使用核武器,美国必须事先通知欧洲盟国。这次会议实际上排除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91)

不久,亚非会议举行。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建议,中美之间的直接谈判终于实现,台湾地区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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