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成立的联合国，表现了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高度统一的意志，是人类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冷战的漫长时期中，联合国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而是成了两个阵营斗争的场所。美国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利用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力图把联合国变成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工具。50年代前半期，联合国是中美两国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斗争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中国政府力求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则竭力在联合国中排斥新中国；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要求联合国伸张正义，使美国撤退其侵台武装力量，美国则蓄意加以阻挠；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系列诬蔑中国的决议，并在联合国中炮制了多项提案，企图使朝鲜问题达成对美国有利的政治解决，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才有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这本来是没有疑问的。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国民党集团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和第四届联大主席卡洛斯·罗慕洛，郑重声明：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取消正在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³⁾。由于波兰等国的据理力争，11月22日，联合国秘书处被迫把中国政府的两项电文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散发给联合国会员国。23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却声称，美国政府反对中国政府的电报，因为“该政府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⁴⁾

1950年1月7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向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建议，由中国外交部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在安理会代表中国的合法地位。他还表示，如在中国发表声明后，蒋廷黻仍然留在安理会，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当天，毛泽东两次致电国内，要求把他拟就的声明迅即发出⁽⁵⁾。次日，周恩来外长致电罗慕洛、赖伊并转安理会理事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等国代表团，要求将国民党代表从联合国安理会开除出去。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并声明，在安理会开除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1月10日会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立即向国务卿艾奇逊进行汇报。艾奇逊指示，美国不要去促使早日表决苏联提案；美国代表应当发表声明，没有苏联参与，安理会可以正常运作；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代表权问题应当是一致的⁽⁶⁾。1月12日，安理会讨论苏联提案。美国代表歪曲援引联合国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七条，竟说苏联提案“牵涉理事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的程序问题”，苏联不承认蒋廷黻的全权证书，是因为该证书是苏联所不承认的政府发的；而美国仍然承认该政府，因此蒋的证书依然有效⁽⁷⁾。法国代表肖维尔附和美国意见，英国代表贾德干借口承认中国的国家尚少，要求安理会推迟对苏联提案的表决。

1月13日，安理会表决苏联提案，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赞成，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集团反对，英国、挪威弃权。这样，在美国操纵下，苏联提案被否决。苏联代表团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苏联代表团便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并且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⁸⁾。1月16日，苏联等国代表从联合国的三个机构（经社理事会的程序委员会、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无国籍者及有关问题特别委员会）中退出，以抗议国民党集团代表的参与。

在安理会投票表决前后，美国积极对安理会成员国施加影响。1月12日，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报告国务院，厄瓜多尔政府“目前打算”断绝与国民党集团的外交关系，但不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拖一段时间”再承认共产党政府。18日，美国大使馆奉国务院之命向厄瓜多尔外交部递交一份照会，其中说，虽然美国政府意识到，与承认有关的国际政治决定是应该由各国政府独立作出的，但“厄瓜多尔政府断绝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将对本已微妙的投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希望厄瓜多尔政府“至少在目前推迟”这样做。厄瓜多尔驻联合国代表维泰利在与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葛罗斯的谈话中表示，厄瓜多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对厄瓜多尔自身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美国有很重要的意义”，厄瓜多尔将从美国的最大利益出发，根据美国的要求行事，而不“冒险做会给美国带来有害后果的事”。厄瓜多尔代表想要把话说穿，葛罗斯却竭力掩盖说，美国认为从厄瓜多尔本身的最大利益出发作出决定就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维泰利随即说，如果美国告诉厄瓜多尔，投票赞成中国共产党人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拥有代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厄瓜多尔就投中国共产党人的票。弄得葛罗斯颇为难堪。葛罗斯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应由各国独立决定的问题这种说法实在是一个“拙劣伪装的建议”，只要美国坚持1月18日照会中的要求，就不能说这真是由厄瓜多尔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利益来决定的问题。⁽⁹⁾

厄瓜多尔政府无疑是追随美国的，它没有如其原来打算的那样与国民党集团断交，但它的动向引起美国警觉。国务院随即于2月1日向驻美洲国家使团发出通函，要他们向所在国政府解释美国的立场，并称美国政府认为美洲国家在外交关系一类问题上应“尽可能地”实行协调一致。⁽¹⁰⁾

美国同样对埃及施加影响。美国驻开罗大使馆1月24日报告说，埃及外交部对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成功湖边所发生的事表示不快”，国务院随即指示美国大使馆向埃及政府进行“解释”。

同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经常与各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对他们施加影响。3月11日，葛罗斯向艾奇逊报告说，近几天与厄瓜多尔、古巴、埃及、法国代表团的讨论表明，这四个国家都不“忙于”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或者驱逐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如果再进行表决，法国将弃权，其他三个国家将投赞成国民党的票。⁽¹¹⁾

赖伊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退出安理会及联合国下属组织感到担心。1月21日，赖伊会见艾奇逊及美国国务院其他官员。他说，他的所有工作都有一个前提，即苏联不想要武装冲突，苏联打算继续留在联合国。最近的事态使他怀疑，他的前提是否错了。他问艾奇逊是否得到什么有关苏联将在最近的将来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艾奇逊立即答道，没有这样的情报。赖伊继续问，是否有苏联将考虑在最近离开联合国的情报，副国务卿帮办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希克森都说，他们不相信苏联会考虑离开联合国。赖伊接着说，如果苏联离开联合国，联合国也将继续这样干下去。艾奇逊立即说，这正是美国的看法。腊斯克说，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要结束联合国，明天“自由世界”就会要求有一个新的组织来替代它。⁽¹²⁾

这一次谈话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重了赖伊的担心。1月27日，赖伊在与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葛罗斯、罗斯的谈话中再次表示，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在今后四至六周内不能得到解决，苏联很可能退出联合国，与中国一起，成立一个包括了七八亿人口的与联合国竞争的组织，这样世界就尖锐地分裂为两半了，从而破坏了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原则：统一性与普遍性。一些走“中间道路”的国家，如印度，也会退出联合国，不参加两个竞争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赖伊倾向于尽快解决中国的席位问题，他的设想是：在两周内举行安理会专门会议，听取他关于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解释，以说明在现今状况下“中华民国”的真正含义——葛罗斯认为，他所说的“中华民国”即是共产党中国——赖伊要说明，各国政府的承认与联合国的承认是不同的两回事。这样，古巴与厄瓜多尔仍然可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他们的代表可以同意赖伊的解释而在安理会中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安理会中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就够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赖伊并积极与安理会各国代表进行磋商。他希望美国代表支持他的想法。这当然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葛罗斯与罗斯当然不赞成他的主张。他们反驳说，对苏联动机与目的的判断必须建筑在最谨慎的估计与分析的基础之上，赖伊的设想是“不成熟的，仓促的”，并“告诫他不要被形势弄得过于紧张”。⁽¹³⁾

赖伊虽然被美国泼了一盆冷水，但他仍想为维护联合国的普遍性与一致性进行努力。他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题为《联合国中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文件，他在2月25日与葛罗斯的谈话中再次表示，由于苏联的退出，联合国的威信及其所属组织的效率受到严重损害，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使苏联回到联合国，苏联便将永远离开联合国。他还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即使你不喜欢他们，也应该以与他们进行对话为好；他知道，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有自己的政策，他也不指望美国公开支持他的努力，但他“十分强调地说”，他对美国政府敦促厄瓜多尔政府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持保留态度这样的做法很不赞成。葛罗斯说，初看起来，苏联像是要离开联合国，但这样做对苏联自己是“十分不利的”，他们在采取类似行动前会“三思而行”。总之，他并不认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与苏联的缺席是什么严重问题，以致联合国必须在下个月匆忙采取某种行动。⁽¹⁴⁾

美国的态度使赖伊十分不满。他在3月7日与美国副代表罗斯的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在五年前犯了根本错误”，现在“美国在联合国中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赖伊表示，他和他的同事认为，既然联合国的基础是它的普遍性，那么“没有苏联的参加联合国就没有用处”。他十分强烈地表示，既然共产党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那么“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自然应该是共产党政府的代表”。他尤其认为，美国不应当为了维护自己不承认中国新政权的政策而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他希望美国任随事态自然发展，因为他相信，只要美国不加干涉，法国、厄瓜多尔、古巴政府都会像他这样认识这一问题的。葛罗斯为美国政策进行了辩解，并称苏联退出联合国是一种讹诈，“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为了避免苏联讹诈到底愿付什么代价”，如果这一次让步，那么，日后苏联就会得寸进尺。⁽¹⁵⁾

为了竭力阻挠赖伊实现使新中国政府取得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活动，美国政府一方面对赖伊百般劝说，一方面继续向有关国家施加影响。赖伊向联合国成员国发出上述文件后，艾奇逊认为这是“增添了混乱因素”，乃于3月23日向美国驻有关国家的使团和领事团发出指示，再次阐述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要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进行说明，他相信，美国的立场“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考虑”。⁽¹⁶⁾

1950年1月至5月间，周恩来外长迭次致电联合国，质问联合国何时开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何时可以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为了表示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抗议美国强使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留在联合国，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先后从安理会及其4个附属机构、经社理事会及其22个附属机构和托管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中退出。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维护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对于美国就更显得重要了。6月27日（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如果没有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该决议赞成票就不够七票，这个决议也就不能成立。如果说，以前美国在对别国施加影响时还比较遮遮掩掩，口口声声说要“由各国政府独立决定”它们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用艾奇逊的话说，美国是采取“中立的立场”，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决心改变这种立场，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尽其所能地对别国施加影响和压力。7月3日，艾奇逊指示奥斯汀：“鉴于朝鲜的局势，国务院认为此刻在安理会中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你若察觉到这个问题有可能被提出的迹象，则应该向其他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表达我们的这一观点。此外，你还可以适时地指出，在朝鲜危机中我们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代表权的变更。”⁽¹⁷⁾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同意美国的主张。7月初，印度外长巴杰帕伊在接见美国大使亨德森时说，印度政府认为，“在这维护世界和平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代表参与安理会是极其重要的”。印度政府表示，它正努力劝说以前没有投票赞成共产党中国的联合国成员国改变主意，赞成立即接纳中国。这简直是跟美国公开唱反调。3日接到亨德森的报告后，艾奇逊立即于次日指示亨德森，要他向印度政府“解释”美国的立场，并称“国务院认为，由于朝鲜的局势，在安理会或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中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极不合时宜的。我们相信，安理会及自由世界协调一致的努力应当用于成功地处理朝鲜的局势，安理会的工作不应该被中国代表权这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弄得更复杂化”。他还说，如果印度的办法奏效，共产党人一定会在安理会中“有效地制造严重障碍”。⁽¹⁸⁾(www.daowen.com)

根据安理会的程序，8月应由苏联代表出任安理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表示要返回安理会，并担当主席职务。他于7月27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国家代表团，将于8月1日下午举行安理会会议。美国政府顿时感到相当紧张。美国政府认为，马立克可能利用安理会主席的特权，进行程序裁定，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撵出安理会，而如果对裁定有反对意见，则必须有7票才能成立。27日当天，艾奇逊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举行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在朝鲜战争期间“以任何形式提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方针。紧接着，艾奇逊于29日指示美国驻法国、埃及、挪威、英国使馆，要他们向驻在国政府进行游说，如果马立克进行程序裁定，他们要与美国一起表示反对。美国提出的理由是：安理会主席与其他代表一样，只能按通常的方式对全权证书提出反对，而这种反对必须有7票才能成立。美国政府料定，马立克不可能得到必须的7票，这样国民党集团也就可保安然无恙了。美国驻法大使立即就此事与法国外长帕罗蒂进行磋商。帕罗蒂表示支持美国意见，并向法国驻联合国代表肖维尔发去了相应指示。31日，艾奇逊再次指示驻法国、挪威、英国使馆，要他们敦促驻在国政府“强烈支持”美国反对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理由是安理会正面临朝鲜战争这一紧急问题，其他问题都不应占据优先地位。经过美国驻挪威大使一再游说，挪威政府决定支持美国，反对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如果要进行投票，挪威将弃权。⁽¹⁹⁾

但并不是所有西方盟国都无条件地支持美国，英国就有它自己的考虑。虽然1月份英国在安理会投了弃权票，但既然英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反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就使英国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境地。英国这时的立场是：一、反对把朝鲜问题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相联系，既不赞成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不考虑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主张，也反对苏联把解决中国代表权作为解决朝鲜问题先决条件的打算，如果苏联有这种打算的话。英国外交大臣贝文5月24日在下院已经表示：“我们认为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较好”，“我们不想基于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人”。二、如果在安理会中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而结果新中国继续遭到排斥，那就会引起严重后果，苏联将明明白白地向中国展示，中国不可能从西方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将面临东西方之间分裂的十分严重的后果，这只能对苏联有利，也许还会使把现在的冲突扩大到中国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接近，其后果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有害的，尤其对于联合王国，包括在香港与马来西亚，以及在它与亚洲的英联邦国家的关系方面，其后果是更有害的。”7月29日，贝文致电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弗兰克斯，阐述了英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并指示弗兰克斯与艾奇逊进行商讨。⁽²⁰⁾

美国对英国的态度很不满意。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先对英国使馆参赞格雷夫斯表示了美国的反对意见，艾奇逊又于8月4日书面回答弗兰克斯，反驳英国的意见。艾奇逊说，他不知道怎么把北京和莫斯科分开，他怀疑北京会对西方的善意作出什么反应，“我们应当考虑，北京还是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受北京在联合国中席位问题的影响，其威望与影响的这种增长是否会成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的又一刺激因素”。⁽²¹⁾

贝文于8月11日回电艾奇逊，继续解释英国的立场。他说，英国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亚洲的问题，亚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强烈的看法，英国不能忽视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北京政府毫无疑问就是中国的政府，而国民党的代表除了代表台湾的一小撮残余分子外不代表任何人。”他接着说，他并不认为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就能把中国与苏联分开，“但如果中国继续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西方继续对它抱冷漠的敌对态度，那么难道它不会得出结论，甚至当它想离开莫斯科的时机到来时，它除了保持与苏联的联盟外别无他途？”⁽²²⁾

在8月联大安理会期间，马立克在第一次会上即发言，要求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但他没有进行程序裁定，美国担心的事没有发生，朝鲜问题吸引了安理会的注意力。

在第五届联大开幕之前，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又致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第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同日，联合国散发了周恩来的电报。9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说，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是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就是美国阻挠。因为美国能够操纵多数，如果美国政府不加阻挠，即能通过。所以问题的焦点在美国政府。⁽²³⁾

周恩来的说法一语中的。在第五届联大开幕之前，美国为了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频繁活动：美国政府指示其驻外使团向各有关国家进行游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向赖伊、罗慕洛进行游说，并向各国驻联合国使团施加影响。就在9月6日这一天，葛罗斯与罗斯在午餐时与赖伊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助理国务卿希克森与英、法驻联合国代表捷布、肖维尔进行了三边会谈，希克森还造访了罗慕洛，向他转达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意见，罗斯与伊朗代表恩特扎姆进行了商谈，美国官员还在纽约或各国的外交部会见了挪威、比利时、印度官员。在9月14日举行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是议题之一。除了一般地表达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看法外，美国对以下三个问题特别注意。

第一，关于证书委员会的组成。证书委员会是每届联大一开始根据主席提名由大会通过组成的，职能是审查各代表团的证书是否有效。委员会由9人组成。8月22日，希克森会见联合国秘书处的柯迪埃，讨论该委员会的组成。柯迪埃表示，打算由6个不承认、3个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国家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希克森指出，这个组成也可以，但如果由7个不承认、2个承认中国的国家组成则更好，因为后者更能反映当时承认中国的国家的比例情况。希克森还说，如果苏联的卫星国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国，美国也应当是成员国。⁽²⁴⁾

第二，关于把联大分成前后两段的主张。这是赖伊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而提出的。他设想，在联大的第一阶段，由于对到底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尚未解决，国民党集团与新中国政府的代表都不出席，及至联大经过辩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再接纳其中一方代表出席联大。但美国政府“强烈反对”这一主张。副国务卿韦勃在9月13日致奥斯汀的电报中说，“这将给美国制造极大的困难”。希克森认为，如果“允许让中国席位空着，那中共的斗争就赢了一半了”。⁽²⁵⁾

第三，阻挠印度提案的提出。9月17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收到印度政府指示，要求他在联大会议上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18日，奥斯汀及希克森询问劳氏，印度政府的指示是确定的有约束性的，抑或还有修改的余地。劳氏回答无论是从时间（联大将于19日开幕）以及他的政府的态度来说，都没有修改的余地了。希克森说，劳氏先前曾表示要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而且与美国立场比较接近”。劳氏说，由于政府有了新指示，他不能再提出关于成立委员会的建议了。希克森“坚决表示”，美国将不支持印度提案，将投票予以反对；不仅如此，美国将运用其影响，劝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投票反对印度提案。⁽²⁶⁾

美国的立场归纳起来：一是要坚决保住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权，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名义上的理由是联合国59个成员国中还只有16个承认中国新政权，实际的理由是，美国需要国民党集团在安理会中的投票，没有国民党集团这一票，安理会通过决议的7票就凑不足。因此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任何其他立场都只会“损害美国在朝鲜的地位”⁽²⁷⁾。二是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安理会冻结起来，而在联大全体会议上解决。在9月14日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强调指出，“继续支持蒋介石正在给西方国家在亚洲带来不可言喻的损害”，继续支持蒋介石会把中国驱入苏联的怀抱，并引起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不满，从而促使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法国外长舒曼也表示，承认新中国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两个问题，虽然法国至少在朝鲜战争期间不会承认中国，但新中国政府确实已经控制了整个中国，国民党不可能重新控制国家，所以在代表权问题上他越来越倾向于同意英国的意见。虽然艾奇逊一再强调，美国的立场不变，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显然已经不能再继续控制这两大盟国了⁽²⁸⁾。英、法两国立场的改变也会影响安理会的其他国家，这样在安理会中美国就显得越来越势孤力单。而在全体大会上，美国毕竟还可以控制较多的国家。三是美国借口所谓“中国积极支持朝鲜的侵略者”，坚持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以后再加考虑。具体做法是，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要“在尽可能少的讨论之后尽可能快地进行表决”，即在苏联代表提出驱逐国民党集团的提案（美国估计这是很可能的）后，联大全体会议立即进行表决，作出决定（美国估计表决结果将对美国有利），然后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进行关于朝鲜问题及其他问题的辩论。美国的借口是，由谁代表中国的问题“需要经过最深沉的考虑和思索才能决定”，如果在联大进行辩论，则将推迟其他问题的审议，因此只能一开始就进行表决，继续让国民党集团占有席位，然后进行联大的正常工作。在联大辩论进行过程中，代表们将就成员国标准问题进行讨论，这个标准将适用于中国。其中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于联大宪章的目标与原则的态度及它是否愿意履行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美国指望联大的这种讨论将能“促使中共在今后数月中在朝鲜及台湾问题上规范自己的行为”。四是一旦苏联集团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定而退出联大，美国不能为使苏联返回联合国而作任何让步；万一苏联永远退出联合国，美国也应实行“照常进行”的政策。⁽²⁹⁾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考虑在联合国举行有关讨论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的会议时同意中国派代表参加。这样做有几个理由：（一）许多同意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立场的国家的代表团（如加拿大）提出，如果不听取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将是极大的错误”。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连这一步也不同意，那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共同阵线有分裂的危险；（二）如果中国代表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印度代表团可能会感到必须做中国的代言人，这种情况是美国不希望出现的；（三）为了试验一下中国被接纳进联大的可能采取的态度，给予中国一个参与的机会是必要的；（四）美国还指望，中共代表出席联大可能出丑⁽³⁰⁾。这样，美国后来同意了中国代表伍修权出席安理会讨论台湾问题的会议。

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印度代表劳氏提出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接着提出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两项提案。按照美国的预想，大会当时进行了投票，并以多数票否决了印度、苏联的提案。接着，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而在大会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议以前，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中国代表权问题就此搁置起来。直到12月13日，大会才根据主席的提名，选举产生了由加拿大、印度、厄瓜多尔、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于15日举行首次会议，10个月后，即1951年10月6日才举行第二次会议，也是末次会议。

中国政府对美国操纵联大再次无理否决中国代表权表示了严正态度。9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对印度与苏联在联大所作的努力表示热烈欢迎，坚决反对联大拒绝中国代表权的非法决定。10月1日，周恩来发表文章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文章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谴责了美国坚持敌视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及其各个组织中间顽固不化地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千方百计地庇护国民党集团代表的做法。⁽³¹⁾

此后10年中，美国年复一年采取“延期审议”的战术，操纵多数票否决苏联等国的合理提案，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列入联大议程。及至1961年，由于参加联合国的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延期审议”的办法越来越不灵了。美国又使出新的花招，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改取“重要问题案”的策略，即要2/3以上多数票通过方可，把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又阻挠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