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经过反复研究，6月30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发出关于停战谈判的指示，“取代以前一切有关停战条件的指示”。新指示规定：“我们在这次停战中的基本军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确保不再发生战事，并保证‘联合国军’的安全。”(121)美国的这一方针与中朝方面的主张有着根本的矛盾。中朝方面认为，“和平谈判中最根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122)由于双方的这种根本分歧，谈判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过程。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正式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7月10日到7月26日，达成了关于谈判议程的协议；第二阶段，从7月26日到11月27日，中心议题是军事分界线问题；第三阶段，此后直到谈判结束，双方争论得最久的是交换战俘问题。谈判地点先在开城，1951年10月25日之后在板门店。
中朝方面谈判代表团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局长乔冠华、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及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等组成。美方代表团由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乔埃的副参谋长勃克少将、远东空军副司令克莱奇少将、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组成，南朝鲜方面代表是第一军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本来认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紧急的谈判，双方应把各自的主张摆出来，肯定共同点，对不同点逐条进行讨论，估计谈判时间不会很长。谈判一开始，朝中方面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实现停战的三项建议：（一）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离一切外国军队。美方则提出了一个包括9项内容的谈判议程提案。中方同意先谈议程。双方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把撤退外国军队列入议程。中朝方面提出，撤退外国军队是防止战争复发的必要条件，外国驻军则是战争的根源；美方则称，朝鲜战争爆发时并无外国驻军，恰恰是外国军队撤出后发生了战争。(123)
三八线上的志愿军战士
不从朝鲜撤军是美国的既定方针。艾奇逊、马歇尔分别于19日和24日发表声明，断言撤退外国军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宜由商谈停战的司令官进行讨论，而只能由联合国与各有关国家政府加以解决，并表示，“联合国军”将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直到真正的和平建立为止”(124)。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决不能承诺从朝鲜撤军，如谈判因此而破裂，美国政府可望得到国内和盟国的全力支持。这时，中朝方面大出美方意料作出重大让步，放弃了在议程中讨论撤出外国军队的要求。7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中说：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今后的谈判“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125)。7月26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同意依次讨论下列问题：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机构的组成、权力职司，关于战俘的安排。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中朝方面提出了原则上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各后撤10公里，脱离接触，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中朝代表团指出，三八线是举世公认的军事分界线，也是停战谈判的基础；要表明谈判的诚意，必须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从1951年1月以来，双方的战线四次摇摆于三八线南北地区，这表明该线基本上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目前双方在三八线南北所占地区略近相等，因此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和当时双方实际情况的。美方代表拒绝这一建议，他们提出，地面部队的战线不能反映双方部队的实际力量，“联合国军”具有海空军优势，这种海空力量控制了整个北朝鲜，联合国海空军从北朝鲜撤出所放弃的优势应以中朝方面地面部队的撤退加以“补偿”。美方把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大后方，要求中朝军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58公里，在临津江以西后撤68公里，从双方实际接触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26)。中朝方面显然不能同意这一要求。毛泽东回电一再指示：“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依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的问题”，“如果僵持久了，敌人以原有阵地以北作为分界的提议公布出去，极大可能会引起世界多数舆论的惊异和责难”(127)。8月19日，志愿军某部排长姚庆祥遭李承晚军袭击遇难，谈判因此中断了63天。
谈判开始前后，双方的战备都没有松懈。谈判开始之前，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已和金日成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8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7月2日，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等，“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他要求“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9日，他再次指示：“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128)谈判的艰难进展以及美方坚持拒绝讨论从朝鲜撤兵使彭德怀相信，没有战场上的压力要取得谈判成功是不大可能的。24日，他致电毛泽东，说美国仍处在矛盾之中，中朝方面再打几次胜仗，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外国军队，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他建议志愿军在8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在9月发起进攻，或待敌进攻，我依靠阵地出击。毛泽东于26日回电肯定了他的提议，说：“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9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129)此后，志愿军即开始准备第六次战役。8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17日下达了预备命令。
中共中央军委对第六次战役进行了反复研究，并于8月19日指示彭德怀，我方空军9月不能参战，朝鲜正值雨季，运输十分困难，我军粮弹储备只有一个月，如果敌人窥破此点，我军将陷入被动；从战术上看，我军出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彼此策应方便，如战役拖延时间过长，或战而不胜，反易暴露我军弱点。中央军委指示，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130)
与此同时，美国与南朝鲜方面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于8月18日出动7个师发起夏季攻势，企图夺取在谈判中所要求的1.2万平方公里土地。攻势集中在东线朝鲜人民军80公里的防线上。美军与南朝鲜军队遭到朝鲜人民军英勇抗击，经过一个月的攻击，以4.6万人的代价，才推进了2.8公里。9月29至10月22日，美军与南朝鲜军又在2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秋季攻势，并对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展开空中“绞杀战”。志愿军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有效地阻击敌人。美军虽付出重大代价，但平均推进不足2公里。李奇微后来回忆说：“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131)
在谈判中断期间，双方为谈判地点进行了反复争论。李奇微以开城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为由，坚决拒绝重返开城。当时美、英等国在排除中国参加的情况下正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美国政府希望在这种紧要关头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导致停战谈判破裂的行动。9月10日，一架美国飞机侵入中立区进行扫射，击中了会议场所旁边的民房。在中朝方面要求下，美国联络官前来参加调查，并承认此次事件是“联合国军”所为。11日，乔埃正式为此事表示遗憾，并称将采取“适当的纪律措施”。13日， 毛泽东指示李克农等，乔埃最近的表示，说明“敌人已在转弯”，不管对方今后是否提出更换会址，我方都“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132)17日，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信中也承认了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表示“遗憾”。
中朝代表团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认为对方有可能回到谈判桌旁。19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李奇微，建议双方代表立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但李奇微23日的回函仍然坚持更换谈判地点。美国国务院于25日指示李奇微，国务院不愿看到因美方坚持拒绝在开城谈判而使谈判破裂。李奇微于是不再坚持要把谈判地点改在开城以南8英里的地方。10月4日，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函中建议，由中朝方面提出在双方战线中间可供选择的地点(133)。10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在复函中提议，将会址改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首先就扩大中立区及会址安全问题作出安排。次日，李奇微同意在板门店恢复谈判。双方联络官从10日开始会商，直到23日才达成板门店会场区及板门店至开城、板门店至汶山通道安全的协议。
在谈判中断期间，双方对军事分界线问题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讨。8月11、13日，周恩来接连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等电，指示说：“敌人所不愿意接受的是三八线”，其真正意图是“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但如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不过敌人不会自己提出，总想引我方提出对三八线的修正案，以利其讨价还价。”17日，周恩来又就这一方案对金日成作了解释(134)。22日，志愿军代表团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建议为了解除对方一再拖延的借口，不等对方明确表示放弃其现有方案，我方便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电报系统阐述和分析了这一方案，指出，它较三八线停战方案我方虽失掉2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但我占三八线以南地区多为平原，人口多，物产丰富，遭战争破坏轻，敌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多为山区，相比之下，经济上对我方有利；军事上也并非不利。且现地停战方案也可以说是以三八线为基础的方案，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不利。实际上，在6月初金日成访问北京时，中朝两国领导人就考虑到了出现就地停战形势的可能性。8月26日，中方作出决定，如对方“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表示，我们拟主动提出一个转弯办法，促其接受”。(135)
中方的判断是正确的。9月26日，李奇微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提出的正是“以现在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略加调整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136)
10月25日，中断了63天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29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以解除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137)。10月31日，中朝方面提出了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对方经常讲的“要有可守的防御阵地”。可是在讨论中，双方对如何调整意见有分歧。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急于达成协议，便提高要价，提出把开城划入中立区，中朝方面表示反对。11月7日，中朝方面提出修正案，即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为非军事区。美方仍坚持要把开城划入中立区。这一要求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李承晚施加压力的结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朝方面的建议符合美国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最低要求，是可以接受的，遂指示李奇微尽快达成协议。11月8日，李奇微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开城的重要性。他说：“拥有开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政治上和心理上是重要的，因为它在三八线以南……它对‘联合国军’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是重要的，因为大韩民国政府坚持要求‘联合国军’保有开城，也因为在亚洲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对共产党威信的打击和我们自己威信的提升。”(138)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谈判因开城问题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于11月13日指示李奇微：“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是可以接受的，下个月可能发生的战斗也不会实际上改变这一点”，要求早日解决军事分界线问题。但李奇微却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这样做。他反驳说，过早接受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势必延迟得到一种可接受的和光荣的停战的可能性”，他以当年麦克阿瑟的口吻威胁说：“你们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将一步一步地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导致使如此众多的勇敢人们为之捐躯的事业付诸东流……如果我们立场坚定，那就会赢得很多。如果我们作出让步，那就会失掉一切。我以我的整个良知敦促采取坚定立场。”虽然李奇微说得慷慨激昂，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为所动。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李奇微执行指示，而“不要有不该有的拖延”。(139)
在粉碎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的夏秋攻势后，为了配合谈判，中朝军队于11月5日至30日利用渔船进行渡海作战，攻占了两岸的一些岛屿，志愿军航空兵第一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10月底到11月下旬，志愿军的6个军又发动局部反击，最后夺回并巩固了9处阵地，驻开城地区部队又扫荡了开城以南的南朝鲜军队。这些攻防作战规模虽然不大，战略意义却极重要。它表明，中朝军队完全可以守住现有的战线。
秋季防御作战以后，中国政府鉴于战局已趋稳定，决定缓解国内的半临战状态，以加速经济建设。1951年的财政预算较1950年增加了60%，而其中军费开支占了48%，32%是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到1951年秋，入朝部队已达115万人。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朝兵力减少26万人，同时将全军总数（包括在朝部队）于一年半之内由611万精简到400万人，并为志愿军确定了“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的总战略目标，这样，“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的战略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下来。(140)
中朝方面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赢得了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国的同情和支持。《纽约时报》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的社论指出，既然在诸如停火这样的“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为什么还要在开城归属“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呢？次日该报的另一篇报道说：“共产党已经作了重要让步，而‘联合国军’却继续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141)。到11月，美军的伤亡已近10万人。美国领导人担心，随着伤亡的增加，美国公众对于迅速结束战争的压力将会增加，对于谈判的继续拖延将越来越失去耐心。
美国的盟国也在敦促美国在谈判中采取灵活立场。《泰晤士报》载文要求以三八线作为南北的分界线。英国政府当时在中东、南非遭到一系列挫折，国内经济状况又很糟糕，10月适逢大选，工党和保守党都以拥护和平的面貌进行竞选，它们都不愿意支持可能导致战争延长的强硬立场。法国也是自顾不暇，在国内采取了紧缩财政开支的措施。这些国家都希望朝鲜战争早日结束，美国能更多地承担欧洲的防务义务，并以更多的资源用于对外经援。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李奇微终于同意了中朝方面提出的方案。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30天有效期是美方要求的。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时，战场上的实际接触线在缓慢南移，到停战协议正式签订前夕，军事分界线曾作过三次校正。(142)
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后，谈判马上进入新阶段，到12月10日集中讨论停火监督问题，从12月11日起分两个组同时讨论停火监督和战俘问题。
在停火监督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中朝方面主张，停战以后双方武装力量应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在规定期限内自非军事区和对方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双方指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停战监督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督停战的实施。美方要求停战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即是说要到对方后方进行地面和空中视察，在维持停战时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显然美方十分担心中朝方面利用停战增加兵力。为了解除对方顾虑，中朝方面在12月3日提出两条补充建议：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的监督交由中立国监督机构负责。(143)
针对中朝方面的新提案，美方于12月12日提出对案，同意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要求轮换部队与补充武器弹药，并提出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中朝方面考虑到美国士兵前线服役10—12个月就要轮换回国的制度，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也允许美方进行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替换，但不同意上述对机场和航空设备的限制。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心，中朝方面在12月24日对案中提出了“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的规定。双方在小组委员会上反复争论，直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双方同意小组会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就已经达成的协议作细节讨论。(144)
但谈判过程中的真正绊脚石却是战俘问题，这是中朝方面始料未及的。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根据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为了瓦解敌军士气，宣扬我军政策，曾经数次释放战俘。毛泽东批准这种做法，甚至指示“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145)。停战谈判开始后，中朝方面仍不认为战俘问题会成为谈判的障碍，而指望这一问题会迅速得到解决。在12月12日讨论战俘问题小组会开始后，中朝方面根据1949年8月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立即提出了“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等五点建议。
在释放战俘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五角大楼主要关心的是在战争结束时能让被俘的美国军人全部返回，因此倾向于全部遣返的办法，国务院则反对全部遣返。艾奇逊、一些国务院官员以及杜鲁门本人主张“自愿遣返”，主张遣返在1∶1的基础上进行。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艾奇逊称：“任何强迫遣返战俘的协定……都与我们关于个人重要性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背道而驰，都将严重危及美国旨在反对共产党的心理战作用的发挥。”陆军心理作战处处长麦克卢尔也认为，全部遣返将会对美国的心理战行动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他主张将“投降”的战俘遣返到台湾去。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战俘被遣返后可能受到“迫害”的问题大做文章，掀起一场“人权攻势”，以丑化共产党国家，并证明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到朝鲜来作战的；另一方面，美国要制造“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样一种情势，他们认为这“对共产党是有威慑作用的”；而如果全部遣返，将来发生大战时将无人投降(146)。这种争论在美国政府内部持续了数月之久，最后是自愿遣返的主张占了上风。
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李奇微就在1951年6月30日接到指示：“战俘应尽快在1∶1的基础上进行交换。”12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国务院根据总统指示又加了一句：“只要不会导致谈判的破裂，谈判者应当强有力地坚持这一立场。”(147)
12月12日，关于战俘问题的小组谈判一开始，美方就提出了两个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交换战俘名单。红十字会的视察对于中朝方面来说是一项难以实现的要求，因为提供服务和保障交通安全技术上十分困难，而且极易发生意外情况。于是中朝方面提出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再由红十字代表团进行视察的建议，这一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
12月18日，双方交换战俘资料，双方对对方的名单都不满意。中朝方面由于战争前期释放战俘，运动战中又缺乏专门的战俘管理机构，在敌机轰炸、看管不严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俘失散和逃亡严重，因此到1951年12月中旬我方战俘营中仅剩下11551名战俘，其中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南朝鲜军队7142人。美方18日提交了132474人的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志愿军20720人，较以前宣称的人数少了1456人，较“联合国军”方面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的战俘名单少了44205人；且除了英文拼写的名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识别材料，中国人没有中文名，朝鲜人没有朝鲜名。经过中朝方面一再要求，美方直到1953年1月28日才将总共13万多战俘的姓名、级别、部别等材料补交我方，但4.4万余人的材料仍未作交代。(148)
1月2日，美方正式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那些不愿被交换的战俘应予释放，但他们要保证不再在朝鲜作战。中朝方面反对这一方案。为了解除美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中朝方面）军事力量”的借口，中朝方面在2月3日提出新方案，双方除坚持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立即全部遣返各自收容的战俘外，特别规定，战俘“被遣返后应恢复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战争行动”，并提出了遣返战俘的具体办法。3月27日，中朝方面又提出新建议：原籍在收容一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如本人愿意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可不予遣返。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但在4月1日表示，可以遣返11.6万，到28 日又改为7万，并称这是对战俘进行甄别的结果。(149)
4月22日，李克农将谈判情况向毛泽东、彭德怀和金日成作了报告，请示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在当日指示说：“同意在22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150)
5月初，中朝方面代表团连日开会分析谈判形势，他们的判断是，美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使战争停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4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杜鲁门担心战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而战争的继续是最好的根据。(151)
4月28日，杜鲁门宣布以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5月22日，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哈理逊接替乔埃任美方谈判首席代表。
1952年夏季，朝鲜战场仍然处于僵持状态，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原则分歧使谈判陷于僵局，5月间巨济岛的中朝战俘发生了抗暴事件。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施加军事压力。6月下旬，美空军对北朝鲜的水丰、长津湖、赴战等十余座水电站进行狂轰滥炸，7月中旬，又对平壤、黄州、沙里院地区的工业设施和补给基地进行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与此同时，在国内和盟国要求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方谈判代表于7月13日提出了遣返战俘8.3万人的新建议。对于8.3万人这个数字，中朝代表团一度倾向于接受。李克农于13日和14日报告毛泽东说，这个数字比中方估计的高，离中方9万人上下的底盘不远，继续争取数字已无意义，可以接受作为解决战俘问题的基础。毛泽东否决了这一建议，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 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对方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于我不利(152)。7月18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解释他的决定。他指出，在敌方对朝鲜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接受这一挑衅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必将使敌人变得更狂妄，并有损我们的威信。如果我们坚决拒绝对方建议，并表示不怕谈判破裂，则敌人必不敢使谈判破裂，而且将作出新的让步。7月15日，中国领导人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斯大林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于7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153)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朝方面在7月18日拒绝了遣返战俘8.3万人的建议。
中方在谈判中继续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之一是中朝方面军事装备的改善。1952年春，志愿军从苏联获得了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空军、炮兵、坦克部队也初具规模。据美方估计，到1952年6月，中国空军的飞机已达到1800多架，其中1000架为喷气式战斗机。8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认为，是美国而不是中朝方面更急于结束战争。既然这样，中方的强硬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进行坑道战的志愿军战士
9月28日，美方提出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新方案，即一待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意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以前曾表示反对遣返的战俘，将被带到非军事区内由中立国加以询问，然后前往他自由选择的一方。中朝方面认为这仍然是“自愿遣返”，换汤不换药。中朝方面于 10月8日提出对案：一俟停战协议生效，双方全部战俘一律送到非军事区双方协议的交换地点，交给对方验收；然后经过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的访问，按照国籍、地区进行分类、遣返，保证全体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美方仍称，“强迫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是不尊重战俘的个人人权”，宣告无限期休会。板门店谈判又告中断。(154)
1952年9月，朝鲜地面战场上为时10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终于结束。为了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朝军队在180公里长的地段上向敌60个目标进行了77次进攻。根据攻占目标后能守即守，不易坚守则放弃的方针，经反复争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17处，估计杀伤敌2.7万人。美军为了夺回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于10月中旬发起金化攻势，美军选择地势较为险峻的上甘岭作为主攻目标。从10月4日到11月25日，双方在上甘岭地区不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展开了长达43昼夜的攻防争夺战。志愿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纵深防御体系，最后挫败了敌方夺取上甘岭的计划。
1952年11月， 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人民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他向美国人民许诺说：“新的领导班子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地、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这是我对美国人民的保证。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其理由非常简单，你不能指望那个旧班子来纠正它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错误。”(155)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就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交方面面临的首要任务。
1952年12月初，艾森豪威尔到朝鲜秘密访问。他从朝鲜之行中得出三个印象：一是杜鲁门政府那种导致一次大战式的军事僵持和板门店谈判僵局的政策必须改变；二是李承晚固执己见，他的个人力量不足信赖；三是中朝方面只尊重武力。他认为不能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的办法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156)
1952年12月，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左一）在朝鲜视察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增大对中朝方面的压力。1953年2月2日，他在入主白宫后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方针，即所谓“放蒋出笼”。他认为这会增加对中国的心理上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向中朝前线投下了100吨炸弹。2月3日，艾森豪威尔又亲自与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会谈，试图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美国还扩大了对南朝鲜的军援，将其军队从12个师扩充到14个师，由46万人增加到52.5万人。(157)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就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进行了反复讨论。麦克阿瑟和“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都主张使用原子弹。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表示怀疑，因为部队只要有很好的地下工事，即使在原子爆炸中也可以不受伤害，而现在中朝方面已经有了这样的工事(158)。艾森豪威尔本人似乎十分矛盾。他认为如果使用原子弹能使美国取得“重大胜利”，那是值得使用它的。但他又非常顾忌盟国的反应，并担心认为那将触犯全世界人民。杜勒斯则认为，虽然目前的世界舆论不利于使用核武器，但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159)
美方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最大的可能是在中朝军队后方登陆。1952年11月30日，已经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司令致电代司令邓华，要求“立即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毛泽东进而指示：美军肯定会登陆，肯定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到汉川间登陆(160)。1952年冬，中朝方面集中进行了反登陆战准备，搜集资料，研究战例，重新学习，准备方案，部署兵力，构筑工事，进行海上防御实兵演习，并调整和充实了东西两岸的指挥机构，做到了严阵以待，有备无患。中朝方面还进行了大小战斗760余次，歼敌5万余人。随着战争的拖延，美国士兵的死亡名单越来越长。
美国政府的换届及战场的形势显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打破和谈僵局的希望，周恩来指示乔冠华等研究谈判形势。乔冠华等在1953年2月19日的报告中分析说，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但鉴于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来解决问题，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今天不会愿意立即回到板门店。如我方主动提出恢复谈判，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意这一分析。(161)
率先打破僵局的提议来自美方。2月22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提出双方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中方对此非常重视，认为这是美国有意恢复谈判的信号。中、朝、苏之间进行了紧张磋商。正在这时，斯大林去世。3月8日至17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应当结束朝鲜战争，并对中、朝、苏政府，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应采取的行动作出了具体建议(162)。苏联的建议与中国政府恢复谈判的本意是吻合的。毛泽东于1953年3月23日指示彭德怀，对克拉克的建议，一方面要“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我方不要再像过去那样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163)大致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朝、苏在三四月间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3月27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说：“现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164)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30日，中国外长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通盘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65)。这一声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周恩来的建议；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和金日成的主张，并建议联合国中应有中、朝两国的合法代表。
美方仍有人主张要将战争升级，如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助理休斯3月底告诉总统，杜勒斯认为朝鲜的政治解决要求“把中国人狠揍一顿”。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杜勒斯和他的所有高级顾问确实认为我们不能进行和谈，那我就进错了教堂。现在我们要么把所有这些愚蠢念头统统抛弃，并且认真地进行和谈，要么就根本不去进行和谈。”(166)艾森豪威尔于4月2日明确指示杜勒斯，要首先完成伤病战俘的交换，然后进行更广泛问题的谈判。(167)
停战谈判联络组会议于4月6日开始举行，并于11日签署遣返伤病战俘人员的协定。4月26日，中朝方面将美方伤病战俘684人释放完毕，5月3日，美方宣布将中朝方面伤病战俘释放完毕，共6670人。
与此同时，中断了6个月又18天的谈判于4月26日在板门店恢复。中朝方面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六点方案，主张在停战以后两个月内将坚持遣返的战俘全部遣返完毕，其余战俘交中立国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向战俘进行6个月的解释。在解释之后，要求遣返的战俘应即予遣返，其余战俘交由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5月7日，中方对方案进行修正，提出八点建议，将解释期缩短为4个月，并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遣返委员会(168)。这一方案受到国际舆论的赞扬。5月13日，美方提出对案，主张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双方距离仍然很大。5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声明，主张以中朝方面的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并赞成召开大国最高级会议讨论和平问题。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赞成以中朝方面建议作为停战谈判协议的基础。
李承晚仍然在竭力阻挠停战谈判的进展。他在4月9日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其中说，如果达成一项允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则南朝鲜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赶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要离开这个国家。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他们就得与南朝鲜军队一起作战；如果他们要走，那就走好了(169)。李承晚本人及其政府要员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当前“最紧要的课题，是北进统一”，“南朝鲜军可以独自采取北进行动”。在李承晚的支持和鼓动下，南朝鲜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反对停战的示威活动。为了配合谈判，打击好战分子，中朝方面从5月13日起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到5月26日结束第一次攻击时，共歼敌3个整连又22个整排，毙伤俘敌4100多人。
5月25日，美方以中朝方面方案为基础提出对案，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一切不直接释放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交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等五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可对他们进行90天的解释，90天后尚未遣返者，其处理问题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政治会议未处理者，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30天内宣布解除其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并协助他们前往他们想去的地方。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只待斟酌文字细节，择日签字了。(170)
李承晚继续极力破坏停战谈判。5月25日，李承晚紧急指示南朝鲜代表不再出席板门店谈判。5月30日，他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称接受允许中国共产党人留在朝鲜的任何停战安排都意味着“对朝鲜不能抗议的死刑判决”。美国政府一再向他作出保证，同意与南朝鲜订立防御条约，同意增加对南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把南朝鲜军队扩充到20个师。李承晚仍不罢休。6月17日夜起，李承晚竟然派南朝鲜军队到沦山、马山、釜山、尚武台四个战俘营，强行打开由美军宪兵看守的大门，强行扣押了2.7万多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制编入南朝鲜军队。这一破坏停战的严重行径遭到全世界的谴责。艾森豪威尔十分恼火，他立即致电李承晚，强硬表示，除非李承晚保证与“联合国军”合作，“否则将有必要作出其他安排”。在6月19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此事件的第一个评论是，“我们似乎赢得了又一个敌人而非朋友”。特别使他感到恼怒的是，这对美国是件很丢面子的事，“这可能被解释为我们连南朝鲜都不能控制”。与会者得出几点共识：一、美国必须在南朝鲜呆下去，如果撤出，那就说明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二、美国只能同李承晚打交道；三、这是李承晚破坏停战的最后努力，如果美国采取强硬路线，使他意识到他的努力不能奏效，他也就不得不就范(171)。紧接着，美国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奉命飞往汉城。他与克拉克同李承晚进行了多日谈判，扬言如果李承晚不合作，美国便会撤离朝鲜半岛，让他与其他国家去与共产主义一决雌雄，美国将不给予任何援助；如果他答应合作，就给他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美援。7月12日，饶伯森—李承晚会谈结束，李承晚终于发表公开声明，同意合作。(172)
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金日成首相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将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准备到朝鲜签署停战协定的彭德怀于6月20日到达平壤。他认为，有必要对李承晚所谓“释放”战俘的恶劣行径给予惩罚性痛击。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再歼南朝鲜军队万余人极为必要，停战协定何时签字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173)。7月13日，中朝方面军队发起金城战役，向南朝鲜军4个师展开猛烈攻击，20日，战斗结束，中朝方面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是专拣南朝鲜军队打的，但在李承晚“释放”战俘后这五周里美军仍遭到5000人的伤亡。(174)
根据当时中朝方面在金城地区集中的兵力、武器和各种作战物资，还够打两个金城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完全有可能将朝鲜东部地区推到三八线。彭德怀当时就有这样的打算。但金城反击战后，朝鲜方面急于实现停战，认为西线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的平原稻田区，人口多；东线大山区，人口很少，稻田也少，收复了也不能增加人口和生产粮食。因此，朝鲜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停战。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朝方要求和实际情况，从国内局势、两党关系和战略上考虑，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75)
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并于下午10时起生效。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176)
朝鲜战争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由一场国内战争演变而成的两个阵营之间的一次军事较量。战争的结果，一方面使南北朝鲜分治局面固定下来，一方面也使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在相当时期之内固定下来。从那以后，经过漫长的整整一代人的时光，在遭受一再的失败和挫折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调整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才开始缓慢解冻。两国都为这种对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不全是负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来是以劣势的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但在朝鲜战场上，中国方面认识到了，在现代战争中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和后勤保障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正是以朝鲜战争美军干涉的严重性来说服越南代表的，(177)在两次台海危机中，中方谨慎地避免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冲突。从美国方面说，美军在海外作战从未打过败仗，但是面对装备悬殊的中朝联军，美军却没有能占到上风，顶多打了个平手：战争前的分界线是三十八度线，战争后仍然是三十八度线。美国决策者确实领教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意志力、组织和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能力，领教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战斗力。朝鲜战争以后，中美双方所达成的一个默契是：既然战争的代价如此之大，而要压倒对方又是如此之难，那就不要轻启战端。中美不能再打仗成为中美双方从朝鲜战争中得出的共同结论。下面我们还将看到，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美双方都在谨慎地避免直接冲突。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没有大规模地援越抗美，而美国政府在扩大越南战争时也常常考虑到中国“干涉”的可能性，这实际成为了制约美国扩大侵越的一个牵制性因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2) RG59，Records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Department of State，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s（NARS）.
(3) H.Bradford Westerfield，Foreign Policy and Party Politics: Pearl Harbor to Kore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360.
(4) David McLean，“American Nationalism，the China Myth，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1949—1950”，Diplomatic History，Vol.10，No.1，p.36.
(5) FRUS, 1949，Vol.9，pp.122—123.
(6) FRUS, 1949，Vol.9，pp.127—128.
(7) FRUS, 1949，Vol.7，p.1218; 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Gaddis，eds.，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73.
(8) 在1948年年底出台的NSC 48/2号文件中写道：“美国应当尽可能保持与中国各类人员的积极接触并在最积极可行的程度上保持我们的（在中国的）文化与信息项目”。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 p.274.
(9) 华德于1949年12月11日离开中国。
(10) FRUS，1949，Vol.8，pp.1009—1011.
(11) Ibid，p.1010.
(12) 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54页；并见本书第一卷第327—332页。
(13)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p.275.
(14)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pp.251—276.
(15) FRUS，1949，Vol.9，pp.392—397.
(16) Robert M.Blum，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1982），pp.69—173; William 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Chapel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p.138—140.
(17) Frazier Hunt: The Untold Story of Douglas Mac Arthur（New York: The Davin Adair Company，1954），pp.448—449.
(18)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22，No.550（January 16，1950），p.79.
(19)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No.550（January 16，1950），p.81.
(20) FRUS，1950，Vol.6，p.263.
(21) 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532.
(22)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84.
(23)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pp.182—183.
(24)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ⅩⅩⅡ，No.551（Jan.23，1950），p.116.
(2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26) FRUS, 1950，Vol.6，pp.294—296，308—311.
(2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8)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ⅩⅩⅠ，No.551（Jan.23，1950），pp.119—123.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3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5页。
(31)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ⅩⅩⅡ，No.560 （March 27，1950），pp.467—472.
(32) 《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记录》，1955年9月18日，参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8页。
(33) FRUS, 1950，Vol.1，pp.234—292.
(34)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March 7，1950，FRUS，1950，Vol.6，p.750.
(35) 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见本卷第三章第二节。
(36)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演变，1945—1949》，第343—347页。
(37)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85—86.
(38)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 pp.85—86.
(39) RG218，Records of JCS，COS 381，Formosa，11-8-48 Sec 3，NARS.
(40) Michael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77; FRUS，1950，7，Vol.pp.161—165.
(41) FRUS, 1950，Vol.6，pp.333—335.
(42) FRUS, 1950，Vol.6，pp.347—349.
(43) FRUS, 1950，Vol.6，pp.1194—1196.
(44) FRUS，1950，Vol.1，pp.314—316.
(45) FRUS，1950，Vol.6，pp.325—326，339，351—352.
(46)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94页；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45页；FRUS, 1950，Vol.7，pp.139—140，143，151，460。
(47)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69—270页；奥马尔·布莱德雷、克莱尔·布莱尔著，佟乐译：《布莱德雷》，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4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89—92页。
(4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85—86、 90—91页。为了抗议联合国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据中国的席位，而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从1950年1月起退出安理会。
(50) 参见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51) FRUS，1950，Vol.7，pp.347—352;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50—51；《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83—285页。
(52) FRUS，1950，Vol.7，pp.401—413；《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86—288。
(53) Woodre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3，p.16.
(54) 约翰·斯帕尼儿著，钱宗起、邬国孚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55)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56) FRUS, 1950，Vol.7，pp.449—454，623—628.
(57) FRUS, 1950，Vol.7，p.272.
(58) FRUS，1950，Vol.7，pp.393—395.
(59) FRUS，1950，Vol.7，pp.502—510.(www.daowen.com)
(60) FRUS，1950，Vol.7，pp.712—721.
(61) FRUS, 1950，Vol.7，p.781.
(62) 《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9—45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80页；1994年第1期，第24页。
(63)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的决策与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8》，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64) 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5—76页。
(65)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6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35页；《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543—545页。
(67) 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4—86页。
(68) 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69)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一部，《执掌外交部》，第159—160页；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8页。
(70)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44页。
(71)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pp.109—110；《抗美援朝战争》编辑部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72) 《朝鲜战争》，第165页；玛格丽特·杜鲁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哈里·杜鲁门》，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7—228页。
(73) FRUS，1950，Vol.7，p.868.
(7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40页。
(7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58—559页。
(76) 《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48页。
(77)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45—449页；《艾奇逊回忆录》，第318—319页。
(78)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51—453页。
(7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261、267—268页；《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28—129页。
(80)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81) FRUS, 1950，Vol.7，pp.1237—1238.
(82) 《麦克阿瑟回忆录》, 第281页。
(83)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64、472—473页。
(84) FRUS, 1950，Vol. 7，pp.1320—1321.
(85) Th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p.131—132.
(86) FRUS, 1950，Vol.7，pp.1364—1369，1476—1479.
(87)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8页。
(88)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89) 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8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356页。
(90) 《抗美援朝纪实》，第69页；《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8—99页。
(9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2、731、733页；《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88—90页。
(92)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9—100页。
(93)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84页。
(94)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10—112页；《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95页。
(95)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95—496页。
(96) FRUS, 1950，Vol.7，pp.1625—1626，1630—1633.
(97) 《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84页。
(98)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72、168、283页。
(99) FRUS, 1951，Vol.7，Pt.1，pp.41—42.
(100) FRUS, 1951，Vol.7，Pt.1，pp.55—56.
(101) FRUS, 1951，Vol.7，Pt.1，pp.68—72，77—79.
(102) 《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81页。
(103) 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82页。
(104)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105) 叶雨蒙：《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历史纪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1页。
(106)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20页。
(107) 《彭德怀自述》，第261页。
(10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152页。
(109) FRUS, 1951，Vol.7，Pt.1，pp.188—189，204.
(110) 《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89页。
(111) FRUS, 1951，Vol.7，Pt.1，pp.251，255.
(112) FRUS, 1951，Vol.7，Pt.1，p.267; The Korean War，p.175.
(113) FRUS, 1951，Vol.7，Pt.1，p.299.
(114) The US Senate Armed Service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ilitary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82nd Congress，1 st Session，1951）, p.1764.
(115)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39页；《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116) 《彭德怀同志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的结论纪要（1951年9月）》，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8辑，第14页。
(117) 《在志愿军总部》，第250页。
(118)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41—742页。
(119)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120)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pp.60—62.
(121) FRUS, 1951，Vol.7，Pt.1，p.598.
(122)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13页。
(123) 《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16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149页。
(124) FRUS, 1951，Vol.7，Pt.1，p.706; 《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414页。
(12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62—163页。
(126) 《板门店谈判》，第177页；《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195—199页。
(12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第164页。
(128)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15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81、389页。
(1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26页。
(130)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159页；《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205—206页。后来由于美国和南朝鲜军为配合谈判对中朝方面实行压迫，志愿军经过5个月的反击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局部攻势。11月27日双方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此后，战争已重点转到阵地防御战。第六次战役计划没有再提起。
(131) 李奇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13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79页。
(133) FRUS, 1951，Vol.7，Pt.1，pp.945，952; 《抗美援朝纪实》，第104页。
(1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69—170、172页。
(135) 《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217—21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176页。
(136) FRUS, 1951，Vol.7，Pt.1，pp.952—953，960.
(13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90页。
(138) FRUS, 1951，Vol.7，Pt.1，pp.1092—1093，1101.
(139) FRUS, 1951，Vol.7，Pt.1，pp.1126， 1128—1131.
(14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95页；《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256页；《第一次较量》，第120—121页。
(141) Burton I. Kaufman，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Crediblity, and Command（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86），p.211; Rosemary Foot，ASubstitute for Victory： 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p.67—68.
(142) 《板门店谈判》，第183—187页。
(143) 《板门店谈判》，第192—193页；《抗美援朝纪实》，第111—112页。
(14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02页；《板门店谈判》，第194—195、199页。
(1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72、685 页。
(146) FRUS, 1952，Vol.15，Pt.1，pp.35，44；《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559页。
(147) FRUS, 1951，Vol.7, Pt.1，pp.600，1276.
(148) 《板门店谈判》，第209—210页；《抗美援朝纪实》，第113、120页; 《朝鲜战争实录》，第644—645页。
(149) FRUS, 1952—1954，Vol.15，Pt.1，p.6; 《板门店谈判》，第213—215、218—219页。
(1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425页。
(151) 《在志愿军总部》，第465页。
(152) 《在志愿军总部》，第473—474页。
(153)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249—250页。
(154) 《在志愿军总部》，第478页。
(155) 哈罗德、史塔生著，万威、杨光等译：《艾森豪威尔——推动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156) Edward C.Keefer，“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 and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 Vol.10，No.3，pp.269—270；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3）, p.197.
(157)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第185页；Mandate for Change，p.179.
(158)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No.3，p.270.
(159) FRUS, 1952—1954，Pt.1，Vol.15，pp.825—827; Mandate for Change, p.180.
(160)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199、203页。
(161) 《第一次较量》，第288页；《在志愿军总部》，第574页。
(16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p.80.
(16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164)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291页。
(165) 《中共党史资料》，第65辑（1998年2月），第3—6页。
(166) Ernest John Hughes: The Ordeal of Power （New York，1963），pp.104—105.
(167) FRUS, 1952—1954，Vol.15，p.835.
(168) 《板门店谈判》，第260页。
(169) Mandate for Change, p.181.
(170) 《抗美援朝纪实》，第152页。
(171) FRUS, 1952—1954，Vol.15，Pt.2，pp.1200，1203，1205.
(172) 《艾森豪威尔——推动和平》，第189页。
(173) 《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307页。
(174) Stephen Ambrose，Eisenhower. The President，1952—1969（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84）, pp.105，107.
(175)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192、285页。
(176) 停战后，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志愿军即开始撤离，至1955年10月26日只留5个军及部分兵种部队协同朝鲜人民军维护停战协定，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上述部队也在1958年3月、10月间撤离朝鲜，回到中国。
(177) 见本卷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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