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在华调处期间，美苏关系不断恶化。1946年2月，美国苏联问题专家、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收到一份国务院要他分析苏联行为的根源的电报。2月22日，凯南向国务院发回长达八千言的电报，其中强调，苏联“狂热地坚信与美国不可能达成持久的妥协”，即美苏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共处，它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称，如果苏联的企图遭到强硬抵制，且对方具有足够的力量，并表明了抵抗的决心，苏联便会知难而退。⁽¹⁰⁷⁾这份电报在美国决策集团内部传阅、评批，电报的绝大部分被决策者作为对苏联过去和将来行为的最合理的解释而接受。同年9月，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奉命与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司法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长及其他官员就美苏关系交换意见，然后，提出了一份题为《论美苏关系》的长达60余页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美苏关系，分析了当前美苏矛盾的焦点，并得出结论：“现行苏联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尽快增长苏联的力量，削弱它认为可能成为敌国的国家的力量”，以便为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最终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好准备。报告建议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使苏联人意识到美国足够强大不会被打败，美国足够坚定不会被吓倒”，从而使苏联改弦易辙。⁽¹⁰⁸⁾

在1946年间，美国政要，如国务卿贝尔纳斯、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等，以及杜鲁门本人，还发表多次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这些讲话以及上述两个报告综合起来，美国的新战略要点为：（1）公开宣扬美苏之间的分歧；（2）美国对苏联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应该“划线而止”，并挫败“苏联扩张”的图谋；（3）为此需要重组美国军事力量，并对给盟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予以同情的考虑；（4）与苏联的谈判仍要继续，但只是为了记录苏联的不妥协态度，以便向美国人民交待。⁽¹⁰⁹⁾总之，一套对抗苏联、在世界各地寻求扩张的新战略正在酝酿成熟。

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杜鲁门政府“立刻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这一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光荣，一齐移交给了美国”。⁽¹¹⁰⁾美国政府决定抓住这一紧急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时机，抛出在全球进行扩张的纲领。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政府与国会，美国与英国紧急磋商，反复讨论，拟定了一篇日后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于3月12日在国会抛出。杜鲁门极富煽动性地大肆渲染苏联的扩张，即共产主义的扩张，扬言，不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实现的征服”。⁽¹¹¹⁾这就是说，美国的安全利益是不受边界约束的，不管这个星球上什么地方有风吹草动，只要美国当政者看不顺眼，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进行干涉。美苏之间隔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苏联又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杜鲁门主义的矛头实际上主要是对着中间地带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表明，反对共产主义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此后不久，凯南以他八千言的电报为基础写成的题为《苏联行为探源》的文章经国务院有关方面许可，署名“X先生”在7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任何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部署情况，针对其一系列不断交换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¹¹²⁾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重视，以致“成为报刊宣传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漩涡中心”。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最后发出了冷战的宣言书，那末，凯南的文章就是提出了进行冷战的遏制战略。1947年的中美关系正是在美苏冷战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

马歇尔调处的失败，宣告了美国既支持蒋介石又企图避免国共两党之间大规模内战、避免美国直接卷入这种内战的政策的破产。早在1946年7月，马歇尔就曾表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他要建议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来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马歇尔于1947年1月21日就任国务卿后，在他担任此职的两年中，他是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上任伊始，马歇尔即吩咐其下属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新研究。2月7日，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拟就了备忘录。马歇尔将备忘录转发政府各部门首脑征求意见。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两者的主要分歧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应当继续鼓励中国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范宣德在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政策仍应是“帮助中国人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取得联合”。他解释说，这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同情而发的善心，而是因为，（1）只有“联合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中国”才能对实现美国的远东政策作出贡献，一个共产党中国，或者一个封建法西斯中国，都是对美国不利的；（2）只有国共两党联合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美国军方本不赞成马歇尔使华，此时使命既已失败，他们自然更觉在理了。帕特森在2月26日给马歇尔的信中说，中国国共两党有着根本的分歧，鼓励他们实行联合，实际上是让中共控制政府或破坏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共产党只会接受能使他们早日控制政府的解决办法，而这将导致在中国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从而危及美国的军事安全。⁽¹¹³⁾

马歇尔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呢？3月4日，马歇尔在给帕特森的信中硬着头皮说：“尽管国共两党能否在国民政府中共事已经大成问题，但我们鼓励中国人通过和平途径取得联合和民主的政策并不因这一障碍而失效”，仿佛他还坚持原来的主张。而在前一天，3月3日（当时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策划提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与顾维钧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说，当他去中国时，美国政府所考虑的不是组成一个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他和他的政府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扩大基础，把人民中各种成分都包括进去，但国民党领导人把它理解成联合政府了。他不认为每个政党都必须参加到改组后的政府中。⁽¹¹⁴⁾马歇尔的这番表白是耐人寻味的。在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中虽没有用“联合政府”的字样，但明白表示“中国各主要政治党派”应当在政府内“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这与“联合政府”是一个意思：马歇尔说他不认为每个政党都必须参加政府，实际上是说可以把共产党排除在外，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他使华不是为了调处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冲突，而是为了调处国共两党的冲突，按美国设计的方案实行国共联合。总之，马歇尔不想承认调处的失败，还是竭力为调处、为美国对华政策辩护，试图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结果自然是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范宣德等国务院官员认为，国民党政府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财政或军火的困难，而是它本身的官僚弊政、腐败无能，因此，不实行剧烈的政治和军事改革，这个政府是没有救的，美国对它的援助也难以发挥作用。据此他们提出，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应当以它实施改革为前提；但在判断是否具备了这种前提时，应当抱着同情的态度，应当更多考虑它实行改革的愿望，而不是苛求改革的效果。⁽¹¹⁵⁾

陆、海军部反对援蒋要有先决条件。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改善将有赖于经济状况的改善，美国在国民党政府取得肯定的政治进步以前不给援助，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政策。福雷斯特尔认为，中国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一样经历一个经济形势险恶的时期，他建议派一个财政经济代表团去中国，实施一项类似道威斯计划的方案。帕特森也主张应当像军事顾问团那样，遴选美国政府中财政、银行、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各方面有实际经验的专家，组成经济顾问团，去帮助国民党政府。⁽¹¹⁶⁾

马歇尔对国民党政府本身的问题十分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倾向于国务院官员的意见，但他并不反对帕特森的说法，即“中国政治上的进展与我们提供经济援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他在等待机会，等待国民党政府“状况有最起码的改善”，⁽¹¹⁷⁾然后采取行动。

1947年1—2月间，行政院长宋子文一再会见司徒雷登大使，并提交正式照会，就恶化的经济形势向美国告急。他表示，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改组正在进行之中，但危急的经济形势使小党派采取骑墙态度。因为他们不愿同一个可能垮台的政府结合在一起，并称“唯有美国给予某种具体的援助和支持才能稳定经济形势并改善政治局面”。他要求美国迅即提供粤汉铁路借款和一亿美元的棉花贷款。国民党政府还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提出类似要求。但马歇尔认为提供大规模援助“时机未到”。尽管如此，他还是指示范宣德以他的名义就粤汉、塘沽新港和重建煤矿业的借款事宜去与进出口银行洽商。⁽¹¹⁸⁾

第三，是否应当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范宣德和中国科科长石博思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的理由是：（1）1947年2—3月间国民党军队仍处于攻势，中共军队仍处守势，而且没有显示出进攻能力，国民党军队的武器供应状况还不困难；（2）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不准备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足以消灭中共军队的大量援助，而有限的军援又可能使国民党领袖有恃无恐，继续进行无休止的内战，结果导致政府因经济崩溃而垮台；（3）美国过早提供军援，只能使国民党中一味指望美援而不思改革的人更加固执己见，政府也就不会再实行任何真诚的改革；（4）美国的军援将使中国人民（包括大学生、自由主义人士甚至亲美的中国人）中现已存在的反美情绪变得更加强烈；（5）对华军援可能刺激苏联，而避免使中国问题成为美苏关系中的刺激性因素，应当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最后他们强烈建议，如果要考虑美国军事援华问题，援助的时机、方式、规模等项的决定权应归国务卿。⁽¹¹⁹⁾

陆、海军部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1）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刺激不刺激苏联，而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否则将使美国的军事安全受到威胁；（2）中国混乱状态的继续对苏联有利，因为它至少可以使苏联继续巩固其在东北的势力，并进一步向新疆和东北渗透；（3）军援对改善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至关重要，即使小规模的援助也能增强其士气，并帮助它夺回现被中共控制的地区；（4）国民党政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它负有义务，先前支持过它，现在也应当继续支持它；（5）不给军援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与派遣军事顾问团驻华、提供对华经援等措施是自相矛盾的。⁽¹²⁰⁾

驻华军事顾问团也持同样看法。他们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迷信美元和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认为只要给国民党以援助，就可以根本改变中国内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取得胜利。空军顾问团团长麦康纳尔声称，尽管国民党空军素质很差，但只要给予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其素质即可迅速改善，变得很有效能。陆军顾问团团长卢卡斯甚至夸下海口：如果授权他制定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美国又提供大量军援，他能在两年左右把国民党军队建成第一流的军队，打败共产党人。他强烈表示，禁止让售武器的政策影响了顾问团的作用，这一政策不改变，顾问团的工作便会受到“完全的、而且可能是荒唐的挫折”。他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包括训练部队用的装备，训练和作战用的弹药、武器零件、车辆、飞机，等等。⁽¹²¹⁾

军事顾问团还竭力主张扩大其工作范围和规模。卢卡斯在上述信中指出，到1947年年中，顾问团已经帮助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进行了改组，并奠定了军校系统的基础，但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那就是对战斗梯队的现代化训练，在所有梯队中建立完善的行政、技术和后勤服务。他要求美国政府批准由顾问团组织和管理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并为此“大大增加顾问团的人数”。当国民党决定在台湾开设训练中心后，卢卡斯在6月30日的信中又表示，顾问团对台湾训练中心“实行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是为挽救国民党军队的危局而设置的整个训练计划的第一步。⁽¹²²⁾

国务院官员在军事援蒋问题上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司徒雷登3月21日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情况危急，美式装备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¹²³⁾这份电报使国务院震惊。接着，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向美提出了供应1亿发7.92毫米中正式步枪子弹的要求。4月2日，范宣德和副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虽然不能以军事行动作为持久解决中国内部困难的办法，但是“完全禁运军火也会削弱中国军队的防御能力”，建议把王世杰所要求的这批子弹作为例外以剩余物资卖给国民党政府。但范宣德仍不同意大规模军事援蒋。他在此后的报告中仍一再重申，大规模军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而他不认为这种介入会立即产生确定的结果。他主张，美援的目的应是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瓦解，而不是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称的帮助国民党打赢内战；为此，他建议实行有限援助，即向那些美式装备的师提供弹药。范宣德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大规模军事援蒋的做法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机构的有关报告是不一致的。⁽¹²⁴⁾

马歇尔在这一方面的主张也与国务院官员相仿。他不像帕特森和福雷斯特尔那样认为美援能对中国局势产生神奇的效力，他的估计是，“即便美国准备给中国政府以大量军火和大规模支持，是否能使它在一定时期内打垮中共及其军队也是极可怀疑的”。他主张让中国交战双方建立“某种程度的平衡或僵局”，也就是说，使战争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维持国民党政府不垮。如果国民党军队在中共进攻面前处于颓势，则立即提供军援。⁽¹²⁵⁾这种“平衡或僵局”可能延续多久，结果会怎样，马歇尔没有预测，可见他也只有这样一种权宜之计。他虽未批准在4月向国民党政府让售7.92毫米子弹，却下令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大沽的军火堆栈转交给国民党军队，稍后，他又批准转交北京机场的军火堆栈。⁽¹²⁶⁾

1947年3—4月间，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国内舆论，也为了向美国政府邀宠，实行了所谓改组，由政学系头子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并吸收了民社党、青年党等小党派负责人和一些美国政府欣赏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贤达等参加政府。司徒雷登对这次改组极为欣赏，他在4月19日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组成新国府委员会的分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根据这次国府委员会中国民党与无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委员的质量，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的具体的变革”。⁽¹²⁷⁾

国民党政府随即发动了新的求援攻势。4月27日，宋子文、蒋介石接连向司徒雷登提出提供麦棉贷款、军火、完成8⅓空军大队等项要求。5月8日，顾维钧又会晤马歇尔，要求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供在美国购买物资和装备。

马歇尔认为国民党政府改组为美援提供了机会。5月26日，他下令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禁运武器的命令，并首先批准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国民党政府以65万多美元（原价的1/10）购得这批子弹，并于7月14日和8月11日分两批从西雅图装船。马歇尔还批准继续交付属于8⅓空军大队项下的运输机。

在行政机构内部，国务院与军方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而在共和党操纵的国会与民主党掌管的行政机构之间，这种分歧更为突出。在1946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皆取得多数席位，它对打破民主党连续16年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在1948年大选后入主白宫充满了信心。共和党议员唯恐民主党政府不垮，便抓住对华政策问题大做文章，兴风作浪。共和党的一些亲蒋议员对马歇尔调处本来就不赞成，调处失败后，政府对华政策便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并用以进行党派斗争。1月31日，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刚刚通过了民主宪法的”国民党政府。⁽¹²⁸⁾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也认为，“对我们来说，坚决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已到了……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各条战线上同样开始迎接共产主义的挑战”。⁽¹²⁹⁾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使共和党亲蒋议员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就在3月12日国会辩论总统咨文时，众议员周以德攻击马歇尔使华是“帮助了中国的共产党少数派进行推翻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为此应当感到遗憾。次日，参议员布鲁斯特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称，美国一边援助希腊反共，一边“敦促蒋介石拥抱共产党人”，这真是一件怪事。在22日讨论对希腊、土耳其援助的听证会上，周以德气势逼人地要求艾奇逊解释美国政策的这种“矛盾”。⁽¹³⁰⁾

与国民党政府有着极密切关系的院外援华集团在马歇尔使华失败之后也大大活跃起来。这个集团既是美国侵华政策的产物，又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多年苦心经营培植的结果。按其成分来说大致有这样几种人：从事对华贸易、投资的工商业者，如纺织品进出口商科尔伯格，在中国经营制铝工业的雷诺兹；曾在中国或东亚任过职的将领，如陈纳德（战后，他在中国办航空公司，所以实际上也成了美国实业利益的代表人物），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第7舰队司令库克；教会势力或传教士的后人，如天主教国际和平协会，美国天主教国外传教会；右翼政客，如前驻苏、法大使蒲立德；新闻界右翼势力，如卢斯、赫斯特、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等。其中，不管哪一类人都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切身利益都这样或那样地与这个政权的成败攸切相关。比如，这个援蒋集团的核心人物科尔伯格是靠经营中国纺织品发迹的；卢斯在战时就利用其控制的在美国极有影响的《时代》、《生活》等杂志塑造蒋介石的“英雄形象”，他把蒋政权的危机视为他一生最宏大计划的危机；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与国民党上层官员勾结从事军火和商业走私活动，连美国驻沪领事鲁特福德也说：“在好战的反共主义的外衣下，隐藏着自私利益和个人发财的真实动机。”⁽¹³¹⁾

1947年1月17日，陈纳德致函范登堡说，美国要求中国组成联合政府是援助了中共，美国必须放弃谈判，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否则，中国就会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从而无可比拟地增强苏联的地位：苏联在亚洲侧翼安全得到保障后，便将在欧洲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范登堡回复说，这封信给了他“极大鼓舞”；陈纳德的看法是“完全不可战胜的”，他希望在他任主席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此信。⁽¹³²⁾科尔伯格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向共和党参议员塔夫特、布里奇斯等兜售他亲蒋反共的观点。卢斯与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等政要过从甚密，经常互相交换情报，他在华盛顿的办事处是院外援华集团最卖力气的机构。马歇尔调处失败后，他控制的《生活》杂志就断言，“美国最终必将全力支持国民党”。5月，他见到马歇尔时声称，一个联合援华运动即将掀起，他要求马歇尔发表一个支持声明，并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他的杂志就要对政府进行批评了。他的杂志集中攻击范宣德，也直接向马歇尔施加压力。在10个月中，《时代》周刊两次在封面上刊登马歇尔像，并挑衅性地问道：“马歇尔对于他面临的任务来说够大吗？”⁽¹³³⁾

1947年年中，中国内战形势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战场上的溃势迫使国民党政府发起新的求援攻势。6月1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约见司徒雷登，向他通报了东北战局的危急形势。与此同时，顾维钧在华盛顿会晤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要求延长1946年提出的5亿美元贷款的付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他还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声明。⁽¹³⁴⁾6月25日，顾维钧又会见了马歇尔本人，递交求援照会。他还频频走访国会议员进行游说。

面对政府内的亲蒋分子、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国民党政府四方面的压力，马歇尔接受周以德的建议，决定派魏德迈（时任陆军部计划作战司司长）访华，对中国形势和美国可能采取的步骤再作一次调查。其实，马歇尔对中国形势早已清楚，他也不指望魏德迈会提出什么解决中国问题的锦囊妙计，派遣这个使团不过是马歇尔进退两难处境中采取的缓兵之计罢了。

魏德迈使团于7月22日抵华，8月24日离华，在中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在马歇尔起草的总统指令中说，魏德迈应当向国民党领袖表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¹³⁵⁾也就是说，马歇尔仍然想把美援作为压蒋实行某些改革的手段。魏德迈把这项指示理解为：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供证据，美国的援助不会被浪费掉，说服华盛顿，必须提供这样的援助。⁽¹³⁶⁾

国民党政府把魏德迈使华看作是美国大规模援蒋的先兆。因此，虽然它对美国未经事先商量就宣布使团的消息感到不快，但仍对使团表示热烈欢迎，有人甚至指望，魏德迈可能取代司徒雷登出任大使，须知赫尔利就是这样取代高思的。于是，他们一方面对魏德迈百般逢迎，硬着头皮听他训话，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一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援助要求。魏德迈基于所奉的指令，没有承诺这些要求。但他在9月19日给杜鲁门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面援蒋的计划。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估量中国的战略意义，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他写道，在战时，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重要的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并能提供“亚洲沿海的重要海军基地”，以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反之，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政权”所控制，中国将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基地。他虽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改革，但不同意国务院官员以改革作为援助的前提的主张，而建议立即给国民党政府以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主张派遣大量美国顾问指导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强化军事顾问团，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勤部队、训练营和战场的军事行动。⁽¹³⁷⁾毫无疑问，魏德迈的使华及其报告加强了政策辩论中的一方——军方及国会内外亲蒋势力的力量。(www.daowen.com)

在魏德迈使华同时，卢斯派蒲立德来中国，为《生活》杂志撰写专稿。蒲立德在华活动了两个月，写了臭名昭著的《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在10月13日出版的《生活》上发表。他肆意歪曲事实，把中国内战说成是“苏联把中国变为卫星国”的战争，进而危言耸听地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会导致苏联控制整个亚洲，“亚洲的人力和资源会被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美国的独立不会比中国的独立久一代人”。他鼓吹立即行动，制订三年计划，给蒋介石政府以13.5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并建议派麦克阿瑟作为总统个人代表帮助蒋介石指挥作战。⁽¹³⁸⁾蒲立德的文章竭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之能事，对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有欺骗性。文章被几家重要杂志转载，在几十种报刊上登了大幅广告，影响恶劣，流毒甚广。它十分自然博得了国民党政府的喝彩。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宋美龄就致电顾维钧，他要向卢斯转达蒋介石本人对文章的“极大满足和热烈欢迎”。稍后，顾维钧还代表国民党政府向卢斯授勋以资鼓励。

亲蒋议员也在紧张活动。10月，众院军事委员会的4名代表访问了中国，他们在会见蒋介石后迫不及待地给杜鲁门打电报，要求政府“以现在的军事物资刻不容缓地援助中国政府，以满足它恰当的需要”。

周以德比别人更卖力。他在魏德迈回国后来华，跑了北平、南京、上海等不少地方。他几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向他抱怨美国对西方与东方的共产主义采取不同态度，质问说，援助希腊、土耳其，而对中国无动于衷，这是不是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周以德还到东京同麦克阿瑟进行商谈。仆仆风尘回到华盛顿后，他顾不得旅途劳顿，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11月8日，与新任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然后提出了他的5点主张，概括起来就是：除非美国在道义、财政、军火、部队训练等方面全面援助中国，则不能遏制共产党人，不能结束中国内战；美国要维持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控制，维护蒋介石政府是中心环节，日本和朝鲜的安全也取决于在中国大陆保持一个非共产党政权，如此等等。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期间盛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这时已成为蒋政权卫道士们的思想武器了。尽管马歇尔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的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须来自中国人本身”，但在一片要求援蒋的喧嚣声中，他又采取了一系列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援蒋方向滑行的步骤。第一，9月中旬，他解除了范宣德远东司司长的职务，派他出任瑞士公使，而不是去捷克，如范宣德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来中国，如亲蒋势力所担心的。当范宣德成为亲蒋势力的众矢之的时，马歇尔把他打发到一个在美国外交中不占重要地位、没有什么矛盾纷争的地方任职，这是对亲蒋势力的明显让步，也是马歇尔执行继续和扩大援蒋的政策而作出的人事上的调整。第二，马歇尔于10月21日批准让售8⅓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上避免受到苏联的指责，他要求对一切援蒋事宜均不得声张。⁽¹³⁹⁾第三，杜鲁门和马歇尔在10月对访美求援的王世杰明确表示：“美国在中国有传统的利益，在美国考虑全世界的经济恢复和复兴时，中国是不会被忽视的。”⁽¹⁴⁰⁾马歇尔频频召集会议，讨论王世杰提出的要求，研究援蒋的实际措施。第四，10月27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1947年春国会拨出的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第五，马歇尔虽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魏德迈等关于派军事顾问到国民党作战部队去的建议，因为这样做顾问团得增加几万人，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他批准了顾问团到台湾训练中心去训练国民党部队，并对后勤部队实行改组和监管。⁽¹⁴¹⁾

战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国家的经济恢复遇到极大困难。美国政府担心，西欧若爆发经济危机，势必影响美国经济，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遂决定以大规模的贷款和赠予的形式帮助西欧国家渡过难关，重建国家。5—6月间，艾奇逊、马歇尔相继发表演说阐明这一方针，马歇尔计划出笼。11月，杜鲁门、马歇尔同国会领袖经过商议，决定在援欧正式确定之前，召开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向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提供临时援助的法案。援华问题也随之提上国会议事日程。

11月10日，马歇尔把临时援助方案提交参众两院。次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主席范登堡表示，如果没有援华计划，援欧计划便只是一个“单股方案”，是行不通的。⁽¹⁴²⁾众院要求给国民党政府6000万美元临时援助。国民党政府闻讯立即提出，在1948年1月至3月间每月提供2000万美元紧急援助。

亲蒋势力的要求使马歇尔重新考虑紧急外援问题。行政当局12月中旬提出的方案是：向法、意、奥、中4国提供5.97亿美元临时援助，其中给国民党政府1800万美元。⁽¹⁴³⁾这比国会原先的要求少得多，但是蒋政权总算有了一份，亲蒋议员也只好暂时满足于这种妥协了。

当马歇尔在11月11日的参院外委会会议上被问及援华计划时，他答称，准确数字尚未确定，大约在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的15个月内援华3亿美元。他在次日众院外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最大的困难在于寻求一种途径，使我们拨付的款项能在目前形势下收到70%的效果。”⁽¹⁴⁴⁾

这个计划自然不能使亲蒋议员满意。他们吵吵嚷嚷，纷纷要求增加援助金额。周以德在11月12日和14日众院外委会会上一再作了冗长发言。他认为3亿元的援助是“不彻底的办法”，说，这个数目“太可怜了……这就是说，在今后15个月里，摊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大概75美分，要管吃、管穿、管治病，还要和共产党人打仗”。显然，周以德的出发点是要把蒋介石政权整个包下来，由美国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周以德还对马歇尔没有提到军事援助感到不满。他说，在亚洲，日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朝鲜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是军事问题，纯粹的单纯的军事问题”。他口若悬河，再次重复他的陈词滥调，喋喋不休地论证援蒋的必要性。他还援引麦克阿瑟的话，攻击以国民党政府的改革作为美援的条件是“美国的最高利益与中国内部的净化问题混淆起来”，“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错误”。⁽¹⁴⁵⁾

院外援华集团也对民主党政府展开了新攻势。11月11日，科尔伯格给纽约州州长、1948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秘书洛克伍德写了一篇备忘录，内容之一是要求政府公布与对华政策有关的8项文件，包括有关史迪威的报告、雅尔塔秘密协定、魏德迈使华报告等。11月24日，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校友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攻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没有两党合作”，指责马歇尔使华是“公开命令我们的中国盟友把旨在消灭政府的共产党人接纳进政府”。他把欧洲和亚洲比作“自由世界”的两条腿，认为在援欧的同时不给国民党政府以足够援助是“只治病人的一条腿，而不管另一条腿的坏疽病把病人毁掉”。针对马歇尔所说的国务院很难找到一种办法使援蒋“收到70%的效果”，杜威反唇相讥说：“我不知道［援蒋］是否能收到50%或80%的效果，而且我怀疑有谁知道。但我相信一点，这比没有援助要有效得多。”他鼓吹立即采取行动，“回到传统的支持自由中国的政策”。⁽¹⁴⁶⁾蒲立德则在1948年2月9日直接致函杜鲁门说：“如果满洲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他们将迅速向南横扫长江流域，他们也可能征服全中国；到那时，总统先生，你就得为斯大林征服中国给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带来的后果向美国人民作出交待。”⁽¹⁴⁷⁾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向美国派出一个技术代表团，为接受美援作准备。该团与国务院、财政部、商业部、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1948年1月28日，行政院长张群还煞有介事地宣布了10点“自助计划”，内容几乎涉及国家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他声称要对中国财政经济进行全面改革，竭力向美国示意，即将到来的美援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亲蒋势力的攻势和国民党的表示又一次起了作用。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比马歇尔原来说的增加了2.7亿美元。这个数目大致相当于1947年年底国民党政府的美元和英镑储备。马歇尔的用意是，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军火，美国政府不直接对它作军事上的承诺。

2月20日，马歇尔在参众两院外委会上宣读一项声明，它是后来同《美中关系白皮书》一起发表的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的雏形。马歇尔列举了战后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表示美国政府是“亟愿协助中国政府”的；他接着指出，由于国民党自己不争气，结果现在“已经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美国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左右中国局势。他特别提醒议员们：“一旦承担对中国内战，或对中国经济，或两者直接负责的义务，美国就是承诺执行一种政策，为此需要耗费多少美国资源是不可预料的。对此美国必须格外小心。”⁽¹⁴⁸⁾言外之意是说，如按亲蒋势力的主张去办，可能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这样马歇尔既为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又谨慎地回击了亲蒋势力的攻击。

军界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杜鲁门的方案和马歇尔的声明仍不满意。他们力图把若干经援改为军援。众院外委会要求把5.7亿美元中的1.5亿美元作为军援。周以德和另一共和党众议员沃里斯说服众院外委会把援欧计划和援华方案合成一个议案。但参院外委会一致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无望的。马歇尔的声明引起他们的共鸣。在3月14、20日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有这样的对话：

乔治：尽管我同情中国，但我担心，这5.75亿美元到了蒋介石手里是纯粹的浪费。这只是一种浪费，别无其他。

康纳利：对整个中国来说，5.75亿美元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点小钱。

洛奇：我毫不热心于像希腊那样对待中国……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那种情况下能够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则不能实现。

主席（范登堡）：我同意这种说法。

康纳利：我想我会对援华方案投赞成票，但我以为这是浪费钱财，因为这对他们无所补益。

洛奇：我也愿意投票赞成给他们一些钱。但我要是主张向他们提供美国的人力资源，那我就该死了……

范登堡：我们所遇到的无情的事实是，我们面临一种情况而不是一个理论……我们不能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垮台承担责任。我们十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处理局势的最便宜的方案……

希肯卢珀：我看就给他们一些钱，但不要标明用途，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否则你就跟打仗扯在一起了，正像乔治所说，如果我们卷入军事方式中去，那可就不仅仅是冒险，那将是天下大乱。⁽¹⁴⁹⁾

结果，参院把众院方案中的军援缩减成1亿美元，并且不用正式军援的名称，而把它作为对国民党政府的额外援助，任其支配，包括购买军火。最后达成的方案是：经援3.38亿美元，特别赠款1.25亿美元。《援华法》作为《1948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于4月2日由国会通过，4月3日杜鲁门签字批准。但1948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援减为2.75亿美元，从而使援助总额减为4亿美元。⁽¹⁵⁰⁾

《援华法》的实施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长赖普汉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国民党政府方面专门成立了“美援物资委员会”，行政院长张群亲自出任主席，委员包括了外交、财政、交通等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资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长等。这个委员会规格如此之高，足见国民党政府对美援依赖程度之深了。

为了实施《援华法》，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于7月3日订立了《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8月5日又换文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方2人、中方3人组成）。根据这两项协定和其他有关照会，美国的影响和控制渗透到了国民党政府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取得了不少新的特权。

由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原拟实施的许多经援项目未及实行，经援剩余款项后来用于台湾。至于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国民党政府主要用它在美采购军火和军事装备。虽然款项已全部拨付，但到1949年4月1日尚有 0.45 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杜鲁门与国会领袖商议后决定继续交付这些军火。⁽¹⁵¹⁾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用于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援华法》是美国政府在进退两难中寻找出路的产物。它结束了1947年以来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辩论双方对于援蒋反共是没有异议的，分歧在于如何援蒋、在多大规模上援蒋。⁽¹⁵²⁾在一年多的辩论过程中，美国一步一步愈来愈深地介入了中国的内战。虽然美国决策者对蒋介石政权没有多少信心，⁽¹⁵³⁾但是既然他们要“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他们只能把自己牢牢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援华法》的通过表明，美国政府战后扶蒋反共的政策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政策：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的寿命，纵然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在这条道路上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给中国共产党制造尽可能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