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3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公然拒绝。盟国遂决定对日本进行摧毁性打击，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战争形势迅速变化。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求降照会，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和盟国军队一起，取得了抗击日本侵略的辉煌胜利。

重庆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当时驻在中国的上百万日军以及伪军由谁受降，这是国共双方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极为重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得了受降权就是取得了对未来中国的控制权，因而，它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一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他们理所当然有权受降。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令，命各解放区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敌伪投降，对拒绝者予以坚决消灭。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冀热辽各解放区抗日武装迅速向热河、察哈尔、内蒙、东北各地进军，特别是命令在八路军工作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率部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收复全东北。

到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统治区收缩到了西南西北，在华东、华北和东北没有它的军队，国民政府要到这些地方受降，一时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在11日“命令”朱德总司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23日，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道命令，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非法武装组织”，要求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负责作有效之防卫”，至于已被人民军队受降的地区，日军应负责“将其收复”，交给国民党军队。

对于国民党政府垄断受降权的企图，中共的对策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拒绝他11日的错误命令，新华社并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遵照战争通例，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以此避免内战。⁽¹⁾15日，朱德还通过美、英、苏3国大使向3国政府递交“说帖”一件，表明人民武装有权受降，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受降及处理受降后工作的立场，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租借援助。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积极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8月12日，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如果美国和联合国家允许中国的一个武装的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获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将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装交给国民政府，日本若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军队，应予以惩罚。也就是说，赫尔利为避免内战开的方子是不让中共军队受降。他的办法为美国决策者所接受。8月15日，杜鲁门向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其中说，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都只能向蒋介石投降。⁽²⁾

为了帮助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美国政府破例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租借援助。8月21日，杜鲁门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只有中国例外。9月5日，杜鲁门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军事租借政策的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投降后，对盟国的租借军火和劳务援助，除用于支援正与尚未投降的日军作战者外，即行停止，但对华援助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的专门指示实行。这项指示说：“你在日本投降后的行动的依据是：目前的军援将继续下去，目的是支持中央政府军队重新占领现今为日军所占的中国战场的一切地方。”⁽³⁾这次延长租借法为期半年。

侵华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为了防止中共军队受降敌伪军，解放敌占区，美国政府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措施。

其一，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关键地区登陆。早在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指示魏德迈“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称，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⁴⁾魏德迈要陆军部向中国派遣7个师的兵力，在华北与东北设置障碍，对抗苏联。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不出这么多部队，但派遣了由凯勒·罗基中将率领的两个海军陆战师前来中国，并在天津建立了司令部。美海军陆战队各部分别于9月30日，10月4、 10日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1945年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人。

其二，由美国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第10航空队的全部运输机和空运司令部所属的大部分运输机都统一组织起来，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将新6军由芷江空运到南京，94军由柳州、靖远运到上海，又由上海运到北平，74军由九江运到南京和上海，93军由武汉运到北平，等等。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中将9月25日称，在8月至9月间，美国已用飞机运送了国民党军队4万人到华北。9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指示魏德迈：“美国的政策是援助中国政府尽可能地在被解放区，尤其是满洲，确立基本的中国军队”，催促魏德迈加紧向东北运兵。⁽⁵⁾从10月起，美国第7舰队更是大规模地把国民党军队从华南运到华北和东北。迄于1946年7月，美军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50余万人。

其三，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⁶⁾

美国继续租借援助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介石口头承诺，为中国装备90个师的陆军，截至战争结束，实际已装备了20个师。蒋介石对这一承诺念念不忘，在罗斯福死后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向宋子文口头表示，同意继续为中国军队提供装备，但以完成39个师为限。实际到1946年年底共装备了45个师。杜鲁门还同意提供一定数量的海军舰艇，并装备一支适当规模的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后确定为8⅓大队）。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生怕在华美军撤走，立即提出要美国派遣驻华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美国的装备，战术和技术改造全部中国军队，而且希望魏德迈能出任团长，蒋介石的这一要求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不同反应。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认为，派遣美国现役军人组成赴华军事顾问团是不妥当的。抗战以前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退役的或预备役的德国军人，此次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应如此，由中国政府聘请一批美国预备役军官组成，该军事顾问团与美国政府没有官方关系。另外，他主张顾问团规模不宜过大。副国务卿艾奇逊觉得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但范宣德的建议被军方否决。美国军方正谋求加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蒋介石的要求与他们的愿望可说不谋而合。根据美国当时的立法，只有在战争和紧急状态下总统才能向美洲以外的国家派遣由现役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因此派出顾问团还有一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⁷⁾但既然中国战场没有结束，魏德迈仍然率领美军留驻中国，美国军事上的“顾问”作用实际从未中断。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在其正式宣布的对华政策中却仍然坚持一条：不支持中央政府打内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10日给魏德迈的指示中说：“美国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美国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⁸⁾在9月13日的国务院、陆、海军部联席会议上，艾奇逊、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一致同意要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以发展其军事力量，但也都认为，“重要的是要记得这一点，即美国的意图并非要让中国运用这些军事装备进行内战或者支持一个不民主的政府”。⁽⁹⁾赫尔利和魏德迈在实际执行中马上感到美国对华政策是自相矛盾的。8月19日魏德迈在给参谋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执行运送国民党军队的使命时，“我可能无意中直接援助了中央政府征服中共的武装力量”。“如果就字面意思来解释和遵循这一规定［不支持中央政府打内战］，就要撤消现在所给予委员长部队的支持”。当然，魏德迈是赞成给国民党政府“以完全的支持的”。⁽¹⁰⁾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自相矛盾，有其复杂的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张的头号对手日本如今俯首称臣了，英、法为战后的重建有求于美国，它们的在华势力也大大削弱了。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在战争中空前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与之匹敌。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的扩张欲望也大大膨胀。如今，美国追求世界的“领导”地位，它要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1945年10月23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的讲话中说：“美国的战斗力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由于我们的力量也产生了巨大的责任”，“领导世界”的责任。⁽¹¹⁾于是，实现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杜鲁门种种决策和方针的出发点，“美国领导世界”也成了当时美国政界的一句常用语。

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确立了军事大国的地位，美国决策者的心头因此蒙上了阴影。如同战争中需要盟军一样，在战后谋求势力范围的竞争中美国也需要盟国。中国就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美国决策者把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美国国务院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一份名为《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的文件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华长期政策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中国成为远东的一个主要稳定因素，这是出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根本要求。”⁽¹²⁾

在中国存在着国共两大对立派别的情况下，美国的选择是明确的。大战之中，美国与蒋介石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战争末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绝不是偶然的。

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决策人员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共是苏联扩张的工具，中国科科长庄莱德1945年11月16日和魏德迈20日的备忘录把这种看法表达得最充分。庄莱德指出：“考虑到中共的性质、意识形态及以往的态度，很难设想，美国的任何一种利益能在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得到发展。”魏德迈在备忘录中说：

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即苏俄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角逐场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使中国成为苏俄的一个傀儡国家，一旦如此，苏俄就将实际上控制欧亚两洲。我们曾经下决心防止日本把中国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如果我们要实现对华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这样做。⁽¹³⁾

既然如此，美国在战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但又有许多因素使美国要尽力避免中国的内战。

（1）对国共双方力量的估计。虽然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较之中共享有明显的优势，但美国政府对一旦内战爆发，国民党能否取胜没有把握。自1944年以来，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发回的大量关于国共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报告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顾问、杜鲁门的个人代表银行家爱德温·洛克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就忧心忡忡地报告总统：“据我看，中国十分可能发生内战”，“我相当确信，中央政府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我甚至十分怀疑，他们能否获胜。”魏德迈也认为，一旦内战爆发，“我怀疑他［蒋介石］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或许几年之内在华北取得满意的结果”，更不要说去占领东北了。⁽¹⁴⁾既是这样，美国政府自然不敢贸然支持国民党打一场没有把握，甚至可能失败的内战了。

（2）对苏联的顾忌。美国希望维持雅尔塔体制，而不想与苏联迎头相撞，尤其不想为中国的问题导致美苏冲突。他们还担心，一旦中国爆发内战，将“招致外国的干涉”，即苏联的干涉，中国内战将为苏联扩大在华影响提供机会。⁽¹⁵⁾

（3）美国人民反对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战后美国人民强烈要求撤回在国外的美军，报刊上和议会里是一片“把我们的孩子送回来”的呼声。许多个人和民众团体，不满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纷纷写信、打电报给国务院和白宫，“抗议用美国兵和美国武器干涉中国事务”，要求尽快撤回驻华美军，停止对华租借援助，并要求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去取得中国在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的统一”。⁽¹⁶⁾美国军队在大战结束后迅速复员，兵员数额锐减。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美军约为829万人，到年底减为约423万人，至1946年年中减至约189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

（4）对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识。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固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美国的手也伸到了全球各地，它所承担的“义务”与其力量之间显然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派了几百万军队。花了十几年功夫也没有能征服中国，美国自然不敢贸然把军队投入中国的内战。固然在部分美国人（尤其是部分美国军人）中存在着“美国无所不能”的自负感，但美国决策者还是意识到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杜鲁门后来追述说：“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¹⁷⁾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竭力加强蒋介石政府的地位的同时，仍然希望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吃掉中共的军队。苏联在中苏条约中作了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明确保证后，美国更认为形势对国民党有利，认为在美、苏的共同压力下，中共有可能就范。中苏条约签订后，赫尔利立即建议蒋介石不失时机地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实现“军令政令统一”。正是在赫尔利的鼓动下，蒋介石于8月14、 20、 23日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www.daowen.com)

在争夺受降权的斗争中，美国与国、共都特别注意东北。

雅尔塔协定及中苏条约的签订和苏军解放东北，使东北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成了美国决策者的心病。美国十分怀疑苏联的意图，认为“苏联特别指望在满洲建立一个由它控制的自治国家”，十分担心苏联可能支持中共势力在东北的发展。⁽¹⁸⁾因此美国急切希望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尽可能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目的是完全吻合的，它认为凭借美国的支持，又有中苏条约的规定，它便有把握完全控制东北，它决定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国民党政府于8月底、9月初制定并公布了接收东北的计划，组建了东北行营。9月下旬，美国开始用军舰大量运送华南的国民党军队去东北。

苏联对东北的态度是复杂的。它要实现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就必须遵守关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承诺，不能拒绝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但美国在中苏条约谈判过程中进行的干涉，以及美国关于苏联应作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的承诺的一再要求，又使苏联对美国势力渗入东北十分警惕。要拒绝美国势力的渗入，增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对中共势力予以有限的支持。

中共特别看重东北的战略意义。早在“七大”上，中共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讲到：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¹⁹⁾8月下旬，中共的估计是，虽然苏联受中苏条约限制，不会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给以多少支持，但只要这些活动不直接影响条约义务，苏联将会予以同情；国民党在东北热河、察哈尔没有基础，派军队去又有困难，因此中共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河、察哈尔。中共中央指示有关分局，不事声张地非正式进入东北，控制广大农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大大放手发展，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就行；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必须加以完全控制。⁽²⁰⁾9月15日东北苏军代表别洛鲁索夫大校在赴东北先遣部队党委书记曾克林陪同下到延安，别洛鲁索夫与朱德经过谈判，达成谅解：冀热辽地区原为中共抗日根据地，该地的主权，由中共军队接管；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中共应从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撤出，这些城市的主权应交给国民党。⁽²¹⁾

探明苏联的态度后，中共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名干部去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冀热辽局。由当时代理中央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在重庆谈判）起草的9月19日的党内指示说：“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日本投降后的头两星期中中共的政策重点有一个变化。8月11日，就在蒋介石下达禁止解放区人民军队受降的“命令”的当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其中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并有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内战。《决定》将中共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即目前阶段首先集中力量迫使日伪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解决敌伪后，主力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制止内战；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发动大举进攻，中共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决定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但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²²⁾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全党严重注意蒋介石挑起公开的全面内战的危险，严重注意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危险，要求全党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国内战切实作好相应的准备，以“恰当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²³⁾可见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力争实现国内和平，或者暂时把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同时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和与打这两者中，重点放在准备打。中共利用报刊和电台，发起强大宣传攻势，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美国援蒋内战的文章和报道。

日本宣布投降后，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和平建国的热望。中苏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苏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落实了。国民党政府一时也难以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对毛泽东的邀请电正是在国际国内这种种压力下发出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其中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

8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美、苏都不愿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因受中苏条约限制，不能公开支持中共，美国也不便公开支持蒋介石，两国都不希望中国内战；人民需要和平，中共也需要和平，国民党兵力分散，内部矛盾重重，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国内和平是有可能取得的。会议认为，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中共今后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必要的；也可能边谈边打，打打停停。⁽²⁴⁾这次会议表明，中共认为内战的危险并非不可克服，中共的政策重点已经由准备打转变为准备和：通过谈判，或辅之局部的必要的自卫战争，争取全国的和平局面。

在确定了力争和平局面的方针后，中共减少了通过舆论工具对美国的批评，并且发出一系列指示力求避免与美军的冲突。

9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华北各部队，对美国的外交工作极宜谨慎，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讯器材。如有美军人员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到解放区活动，仅扣留国民党特务，不牵扯美方人员。27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美军可能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延安总部已采取行动，阻止美军行动，但如发生美军登陆，我军应避免冲突，善意接待。如美军进行武装挑衅，应迅速报告中央。29日，中央宣传部又向各中央局发布指示，要求对登陆的美军，以主人翁态度予以欢迎接待，避免冲突，如遇美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或携国民党军队登陆，应详细报告中央，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时。指示还说，赫尔利、魏德迈是很反动的，他们坚持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但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中共的人甚多，因此对赫尔利、魏德迈等暂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中又提出，在美军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应向美方人员解释，中共一贯主张与美方友好合作。⁽²⁵⁾在实际上，虽然在10月中、下旬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山海关地区登陆时与中共军队发生了冲突，但总的来说中共的政策是相当忍让的，即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避免扩大事态，不给美国反共势力干涉的借口。

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次日，他们陪毛泽东、周恩来抵达重庆，国共重庆谈判开始。

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赫尔利以为是他的一大成功。他在31日给贝尔纳斯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写道，他在当天与蒋介石交换意见时，两人都认为赫尔利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即苏联拒绝支持中共的行动已迫使毛泽东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²⁶⁾但一贯盲目乐观的赫尔利看来并没有从他以往的调处中学到足够的东西，他又高兴得太早了。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谈判并不是无原则地同意国民党的条件。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目标，中共确实准备作出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²⁷⁾

国共重庆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是两个：（1）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2）关于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根据“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的原则，先后提出了几个方案，均被国民党方面以必须实行“政令统一”为借口加以拒绝。关于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最后让至缩编为24个至少20个师，与国民党军队保持1与6之比，国民党方面对此仍然推托敷衍。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前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讲到，9月22日晚，他会见国共双方代表，抱怨双方“试图解决过多的细节问题”，并说：“如果他们能够同意基本的总的原则，细节问题更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得到解决”。⁽²⁸⁾如果在1944年秋冬赫尔利刚开始调处国共矛盾时，确实对国共分歧不知底里，那么一年之后，他不会仍不知道，国共谈判中争论的政权与军队的问题不是什么细节，而恰恰是问题的关键。赫尔利这样说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他总是力图粉饰形势，夸大成绩，以便向上报功。

重庆谈判又持续了一些日子，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达成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规定了国共双方遵循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其具体的成果是决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解放区政权问题没有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的问题没有落实，受降权、国民大会等问题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双十协定》除了给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一种精神安慰以外，对于推进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建设的意义是有限的。

实际上就在国共代表谈判期间，双方军队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与武装冲突仿佛是顺着两条平行线在发展。8月29日，即毛泽东赴渝的次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便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蒋介石调兵遣将，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线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到9月中旬共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10月6日至12日，中共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共3.5万人。

赫尔利9月下旬回国述职以后，美国使馆连连就国共武装冲突的扩大、苏联支持中共向国务院报警。驻华代办饶伯森9月29日向国务卿转发的陆军武官的报告说，中共军队加强了在华北，尤其是张家口、北平和沈阳地区的活动，“有迹象表明，该地区的一些中共军队由于苏联占领军的帮助得到了日本武器”，“在沈阳地区……中共军队主要是由苏联人以缴获的日本武器武装的”，苏联人对于中共人员在南满张贴告示、散发宣传品的活动也不予制止。报告认为，“这些迹象是严重的，与盟国在中国的战略是相矛盾的”。10月6日，饶伯森又转去一份陆军武官和陆军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说，中共已经占领了北平、张家口、大同这个三角地区3/4的地方，中共在张家口的司令部里有苏联顾问，毋庸怀疑，八路军在满洲苏军那里得到了大量武器，辽宁各地的军火库都正由苏军交给中共。关于国共冲突，陆军武官10月27日的报告说，由于若干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在过去一个星期中看来更增长了。“由于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在任何地区各自的军事地位方面作出妥协，要达成一项永久性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是没有希望的。”11月4日，饶伯森把报告转达国务院。11月11日，饶伯森又发回一份电报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国共僵局达到危急地步”，“中国很大部分地区已经处在内战之中。这两种互不相让、又都下定决心的政治力量能继续讨论和平多久，是很成问题的”。⁽²⁹⁾

苏联明里支持国民党，暗里却帮助中共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国共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方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却依旧自相矛盾。9月下旬，杜鲁门对回国述职的赫尔利和魏德迈“保证，继续支持蒋介石和中国的国民政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阐明总统政策时，却又“强调，美军不得卷入中国内战”，并明确规定，如果由美国援助发展起来的中国武装力量被用于内战，美国就将停止这种援助。指示还说：

在一个联合的、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的治理下，中国能取得何种程度的稳定，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考虑；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其他援助在任何时候都受这种基本考虑的支配。美国政府将根据这一基本考虑定期重新审查继续对华援助的问题。⁽³⁰⁾

魏德迈返回住所后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屡屡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参谋长们和陆海军部也不能自圆其说，只好“迫切要求”国务院作“政策上的指导”。11月26日，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联名致函贝尔纳斯，要求国务卿和总统为今后若干年制定一项明确的对华政策。

这时又有一些别的事情使赫尔利个人受到打击。

其一是艾切森、谢伟思的重新任命和范宣德的升迁。9月美国政府为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成立了一个政治顾问班子，艾切森被任命为代理顾问，谢伟思等被任命为他的助手，有传闻说这个顾问班子还要去重庆。另外，曾在赫尔利手下工作并常常与顶头上司意见相左、极不愿意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范宣德，又于9月中旬由中国科科长提升为远东司司长。得知这些消息，赫尔利的气不打一处来。艾切森与谢伟思是他4月份从中国撵出去的，如今另赴要职，这就表明国务院对他们两人依旧信任，他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仍然受到尊重。饶伯森、赫尔利促使蒋介石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且为之拟好了稿子。蒋介石根据赫尔利的底稿，于9月20日致电杜鲁门说，艾切森和谢伟思在中国期间“均表达了对中国中央政府极不友好的观点，明白表示支持中共的政策”，中共把两人的任命“解释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迹象”，这势必影响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态度。蒋介石要求取消对两人的任命。杜鲁门在25日致电解释说，这个顾问班子只处理与日本投降及占领日本有关的事宜，他们不会去中国，而且保证说，“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有丝毫改变”。⁽³¹⁾蒋介石只得就此作罢，赫尔利胸中的怒气却并未消减。

其二是随着中国形势的恶化，在美国报刊上对赫尔利这位驻华大使的批评越来越多。10月30日和11月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批评赫尔利应该对全面支持蒋介石负责，因为这样做是有违华盛顿的指示的。其他一些报纸，如《底特律新闻》、《布法罗晚新闻》也都刊登了责难他的文章。11月26日，华盛顿州的众议员休·德拉西在众议院演说，批评赫尔利“全面支持反动的”蒋介石政权，从而使美国的援助被用于窒息中国人民合法的民主追求，赫尔利、魏德迈的计划构成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并把中国引向内战。德拉西进而指责赫尔利要对高思大使的辞职、罗斯福总统政策的“逆转”以及“清洗”那些有才干的中国通负责。⁽³²⁾在国外，苏联和英国舆论也对赫尔利进行批评，中共则公开表示，反对赫尔利继续担任驻华大使。

赫尔利在9月下旬回国述职后就曾提出过辞职要求，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说服了他，使他同意重返中国。此后两个月的事态发展使他对作为驻华大使的工作越来越心灰意冷，对前景越来越感到暗淡，对国务院越来越不满意。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很可能他会最终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赫尔利还断定，德拉西的背后肯定有支持者，因为只有根据那些机密的材料才能作出这种指控，很可能是国务院里的什么人故意同他作对，要破坏他在中国的工作才这么干的。左思右想，赫尔利越想越不对头，遂于11月26日向总统提出辞职。翌日，他叫来了华盛顿各报刊的记者，散发了他的辞呈。他在辞呈中攻击美国的国际关系实际上与所宣布的外交政策大相径庭，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未能达到我们所说的为之而进行战争的目的”。他指责“国务院中的很多部门总的说来正努力支持共产主义，尤其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进而抱怨说，他要求调离的人，如今被安置在远东司成了他的上司，他辞退的人如今另赴高就，在这些岗位上，他们继续偏袒武装的共产党。赫尔利要求杜鲁门“从下级官员开始改组整个决策机构”，要求公布他的及与他意见相左的职业外交官的所有报告，以澄清国际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误会。⁽³³⁾

赫尔利的辞职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杜鲁门恼怒之余，立即于当天任命刚刚辞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