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第二阶段，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苏、英3国首脑在苏联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聚首，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一次对战后长时期中的国际局势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它所确定的战后世界基本格局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会上也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美、苏、英3国订立了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这一问题和协定在会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

1945年2月4日，雅尔塔会议第一天

1941年4月，苏联为了在一旦遭到德国入侵时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守中立。但斯大林却在1941年12月对蒋介石、1942年8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同年12月对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1943年10月对美国国务卿赫尔、同年12月在德黑兰会议上一再表示，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¹¹¹⁾1944年10月，斯大林再次向哈里曼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两三个月后对日本发起进攻。⁽¹¹²⁾而且实际上从1944年年初起，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地把租借的物资运送到远东，部署在中苏边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议自然受到美国欢迎。1944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计划。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18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日本本土作战，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100万人的伤亡。⁽¹¹³⁾美国军方对关东军特别担心。他们认为这是一支独立的、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在日本本土被盟军占领以后，关东军仍可以负隅顽抗一段时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都希望苏联尽早参战，在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预定1945年11月1日在九州登陆）至少3个月之前参战，把日本陆军的主力钳制、消灭在亚洲大陆，以大大减少美军伤亡。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夕，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向总统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¹¹⁴⁾可见在对日作战的军事行动方面，美国有求于苏联。

在政治方面，情况也是这样。

第一，美国既需要苏联出兵，但又深恐苏联在中国扩张势力。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苏军不但要在东北，而且要在关内作战，“要取得真正的成果……还必须进行侧翼包围——进攻张家口和北京，否则只在满洲进攻是不能产生重要成果的”。⁽¹¹⁵⁾当哈里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担心地问：“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¹¹⁶⁾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告诉他的亲信，除非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力图把苏军的军事行动，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关外。

第二，大战末期，罗斯福固然考虑到战后可能与战争中的盟国发生麻烦，产生争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来勾画战后世界蓝图的。苏联和中国是在亚洲起重要作用的两个大国，美国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和安全的绝对必要的条件”，⁽¹¹⁷⁾但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却使罗斯福感到不安。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新疆地方当局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利用新疆人民对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强烈不满，从各方面支持伊犁、塔城、阿山地区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参战。国民党对此极为恼火。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告状，认为这种事态“严重影响远东作战”。罗斯福4月8日复信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件，直至战争结束”。⁽¹¹⁸⁾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中苏关系，并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未决”，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¹¹⁹⁾总之，罗斯福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而不给美国战后亚洲蓝图的实现造成妨碍。

第三，罗斯福希望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美国密切注视着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早在1944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就估计，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华北和东北“有可能变成俄国的卫星国”。⁽¹²⁰⁾尽管莫洛托夫在对赫尔利的谈话中声明，赞同美国对华政策，支持国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共，但是他的表态显然不能消除美国政府的忧虑。哈里曼在12月警告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两国政府间没有达成一种安排，“苏联将支持北方的共产党人，并把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¹²¹⁾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访问美国时，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也对顾强调了苏联充当中共后盾，并支持他们深入东北的可能。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华政策就难以实行。雅尔塔会议前夕，国务院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要争取苏联对中国最大限度的联合的支持”，“应当敦促苏联运用其对中共的影响促使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定。”⁽¹²²⁾

总之，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美苏之间和中苏之间达成某种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于苏联，苏联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1943年12月，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表示，他对远东有一些要求。他含混地说，大连应当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西伯利亚的进出口贸易应能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由大连港进行。⁽¹²³⁾1944年12月，斯大林则更明确地向哈里曼提出，要求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同时，他保证苏联不干涉中国对东北的主权。⁽¹²⁴⁾正因为罗斯福早已知道苏联的条件，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当2月8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的单独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些要求时，双方很快就协定的大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并没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国内争中支持国民党作出明确保证，但斯大林显然已经看透了对方的心思，主动表示，为了建设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当担任领导”。⁽¹²⁵⁾此后两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磋商，拟定了协定草案。文本再经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并征得丘吉尔同意，遂于2月11日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三国领导人同意，苏联在欧战结束两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

a．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b．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c．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¹²⁶⁾

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罗斯福之所以承担这一义务，是因为他早已了解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企图，担心苏联支持中共。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在1944年春就着手拟订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武装之间的联系。尽管1944年6月斯大林在同哈里曼的谈话中、9月莫洛托夫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称蒋介石是中国最佳领导人选，蒋也从华莱士和赫尔利那里获悉了这一表态，但是他仍然“急于证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这是苏联确定无疑的对华政策，为此，他不惜作出若干让步。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赫尔利于2月4日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考虑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¹²⁷⁾

协定签订后，苏联大大增强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在发起对日进攻前，苏军已经在远东集结了150万人的兵力、2.9万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¹²⁸⁾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协定对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把中国利益私相授受，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涉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协定既是美苏两国在远东实现了某种均势的表现，又是为了维护这种均势而缔结的，是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上的一次妥协与合作。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中国东北、直至远东海上的安全带，得以有效阻止美国向邻近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并实际上承诺苏联势力不向关内扩张，也就是承认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协定就是这样一个美苏在东亚互相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

美国对于在雅尔塔与苏联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包括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是颇为满意的。正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代表离开雅尔塔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兴高采烈的。他们确信……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会议。”⁽¹²⁹⁾霍普金斯自己也说：“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思想中相信，这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祈求和谈论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是通情达理和有远见的，总统的或我们任何人的脑子里都完全没有疑问……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¹³⁰⁾

国民政府对三大国的雅尔塔会晤自然是十分关心的。蒋介石根据公开发表的文件，在2月18日日记中写道，这次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我认为雅尔塔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¹³¹⁾但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协定暂向中国保密，因此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得不到关于秘密协定的准确消息。当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讨论情况时，罗斯福只是说，斯大林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作了更明确的表示，并提了3点。但他没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维持外蒙现状，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只要求业务管理权；苏联希望得到一不冻港，但这是将来的事，无须太急。对于协定罗斯福更是讳莫如深。⁽¹³²⁾

罗斯福去世后，赫尔利曾经催促美国政府及早把协定正式通知国民政府。但杜鲁门和国务院都认为时机未到。他们认为会议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策违反了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因此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了怀疑。

5月下旬，杜鲁门派已故总统的亲信顾问、病体未愈的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一则是为了表示，他继续奉行罗斯福的政策，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摸苏联的底。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担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有蒋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他进而表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与苏联无关。他还提到，战后苏联将自顾不暇，英国亦将忙于别处的事情，美国是惟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7月1日前往莫斯科谈判，并称，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苏联红军将于8月参加对日作战。⁽¹³³⁾

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6月9日，他指示代理国务卿格鲁致电赫尔利；电文前半部分转述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情况，后半部分是雅尔塔秘密协定条款；他要赫尔利在6月15日正式将协定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苏条约要点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后者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并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本人也支持这个协定。⁽¹³⁴⁾

这样，美苏两国就把协定这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了中国。国民政府尽管对秘密协定十分恼火，但对于两大国的联合意旨它是不可能违抗的，⁽¹³⁵⁾但蒋介石希望增强他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国参加中苏谈判，并以一项多边条约来代替中苏双边条约。他提出，美国如有共同使用旅顺口的意向，中国可以使之成为四强共用的军港。这一建议显然不符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并会使事情复杂化，于是美国表示无意共用旅顺港，不便参与中苏条约谈判。美国这时只想让中国落实协定，而不愿再生枝节。

6月30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一行抵达莫斯科，中苏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会谈6次；第二段，8月7日至14日，会谈4次。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头两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在与霍普金斯谈话中所表示的对华政策立场，并说：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宋子文说，如果搞联合政府，一党退出，政府便将倾倒，因此国民党不愿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说：“此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¹³⁶⁾

在讨论苏联的具体要求时，双方在外蒙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有损中国领土的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斯大林承认他指的是美国）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苏联就完了。⁽¹³⁷⁾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

美国政府虽没有介入谈判，但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里曼通报谈判情况，哈里曼又及时向杜鲁门和国务院报告。当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出现僵局时，宋子文于3日会晤哈里曼，询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维持外蒙现状这一条作何解释，美国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释。次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回电说，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这一条没有进行讨论，这一条的字面意思是：外蒙古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法律状况应予维持。他特别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对协定文本进行解释，哈里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况是非正式的，不能用于同斯大林的讨论。⁽¹³⁸⁾哈里曼随即把国务卿的回电通知宋子文，并敦促他与苏联达成协定。

贝尔纳斯在这里对“维持外蒙现状”的说明显然是笼统的、含混的，而不是具体的、明确的。他电报中有一段哈里曼不得外传的说明倒是道出了个中缘由。他说：“根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一主权没有行使。依据1922年《九国公约》，美国政府审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认为如同外蒙古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1）外蒙古的法律状况和实际状况是矛盾的，可见贝尔纳斯自己说的两种状况都要维持只是搪塞中国的遁词；（2）既然雅尔塔协定上白纸黑字写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这就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承认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3）美国明知这样做是违背《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规定的，因此总感到理亏心虚，为了保全面子，不愿把事情点破说穿，因此总是含糊其辞，使人不得要领；（4）美国还担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别的边远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可能影响当时正在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疆。贝尔纳斯的这段话确也道出了美国的苦衷。

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进行遥控。接到宋子文7月3日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题僵局的请示电后，蒋介石及其阁僚绞尽脑汁，然后于6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古在战后独立。条件是：（1）苏联完全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即旅顺军港由中苏共用，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属中国；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但属中国所有，归中国管理。（2）苏联承诺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3）恢复中国对新疆各地的主权，苏联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动。⁽¹³⁹⁾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宋子文立即找哈里曼征询意见。哈里曼说，蒋的有些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蒋真愿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则该港应由苏联管理和防卫；对于大连，中国只宜争行政权，码头仓库可由中苏共同管理；对于铁路，中国宜争所有权，而应准苏联参加管理。哈里曼分析谈判成败的利弊得失说，如果中苏间现在不达成协定，则苏联进兵东北，将无所约束，对中国更加不利；如果两国达成协定，则苏联“将帮助国府，统一中国”。⁽¹⁴⁰⁾但哈里曼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当他向国务院汇报这次谈话后，国务院没有给予纠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7月9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上述6日电报中提出的后面两条要求，也原则同意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但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仍然基本坚持原先要求：铁路归苏联所有，两国共管，苏联经营，大连应划入旅顺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义）军事区域之内，由中苏共同控制，他只是答应把原先要求的关于铁路和港口的协定期限从40年减为30年，并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7月11、13日的会谈也未能根本消除双方的分歧。⁽¹⁴¹⁾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14日启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告一段落。宋子文一行于14日返回重庆。

国民政府在中苏谈判第一阶段中虽未能得到美国支持，但它在大战中已经习惯于依赖美国，而且认定美国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不会作壁上观，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7月1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的规定，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¹⁴²⁾

关于美国应当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也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哈里曼虽曾不断劝宋子文作出让步，但他认为斯大林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到达巴贝尔斯贝格（柏林郊区，美国代表团驻地）后，于7月18、 28、 31日3次给国务卿写备忘录，详细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指出，中方的让步已经完全履行了协定的要求，苏方的条件超过了协定的规定，而中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制苏联的苛求的。他认为，既然雅尔塔协定已经使美国介入了中苏谈判，美国理应就双方仍有分歧意见的协定条款作出解释，不然，“宋子文将被迫作出违反我们基本的对华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认为应当要求苏联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此草拟了《议定书》。⁽¹⁴³⁾国务院官员杜曼和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在7月17、 19、 23日4次给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写备忘录，表达了与哈里曼相同的意见，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借波茨坦会议的机会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面谈中苏谈判之事，必要时把宋子文请来一起参加讨论。陆军部长史汀生也于15、 16日分别敦促总统和国务卿说，一定要确信，不能因为苏联控制了铁路而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受到障碍。⁽¹⁴⁴⁾

波茨坦会议前夕，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得知这个消息后，杜鲁门询问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没有正面作答。他的意见是，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仗苏联帮助来征服日本，但有这种帮助将使胜利来得快些，美军伤亡少些；再则，反正苏联已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因此请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¹⁴⁵⁾这就是说，苏联的参战对美国来说不再像5个多月前那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首先说起此事。在三国首脑7月17日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对日作战的保证，并说，苏联将在8月中旬作好准备。接着他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说，关于外蒙问题已经谈妥，但铁路及港口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他还说，苏方已向中方作出保证，中国将只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主权完全属于中央政府，而不属于任何军事实体；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苏联不予干涉。听到这里，杜鲁门插话说，他很高兴，这些事情已经临近解决。贝尔纳斯问，中苏还有哪些分歧？斯大林回答说，中方不想承认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苏联的优越权益，旧有的条约规定铁路80年后归中国，⁽¹⁴⁶⁾现在苏联建议条约为期30年。讲到大连，斯大林说，苏联建议成立一个中苏混合市政委员会。总统问，这对美国利益有何影响？斯大林说，苏联取得对该港控制后，它将是一个对各国贸易开放的自由港。贝尔纳斯表示，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归中国，他希望，中苏谈判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并称，如果超过了规定，就会产生困难。斯大林说，他们的想法甚至不及协定的要求，但中国人“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在每一个小问题上斤斤计较，而看不到全局。⁽¹⁴⁷⁾除了第一次会议上这样简短的意见交换外，整个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23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19日的电报说：“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¹⁴⁸⁾这个答复暗示，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过分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予以抵制，但他没有说明，哪些要求是过分的，而只是要求中苏两国自己去谈。因此这个答复仍然是含糊其辞的。

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正忙于调兵遣将，紧张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贝尔纳斯感到，在苏联参战之前，中苏必须谈成条约。28日，他致电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尽早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8月8日，宋子文与新任外长王世杰继续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时，战争形势迅速发展。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国民政府也正在忙着组织军事和民政人员，以便在苏军解放东北时进入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苏都希望尽快达成中苏条约。当中苏双方在10日谈判中仍为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¹⁴⁹⁾这个威胁击中国民党的要害。8月9日，毛泽东已经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¹⁵⁰⁾蒋介石担心中共得到苏联支持后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东北、内蒙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再作让步。8月11、 13日，他两次致电宋子文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未决事项”。⁽¹⁵¹⁾

在第二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苏谈判。贝尔纳斯于8月5、 9、 11日3次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让步；大连不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作出在东北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8月14日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12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¹⁵²⁾在美国的干预下，苏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协。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4项附加协定（以下总称“中苏条约”）签订。⁽¹⁵³⁾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战后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这种愿望；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任监事长和路局局长，其他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苏条约有效期为30年。

中苏条约的签订落实了雅尔塔的秘密协定。回顾从协定到条约的全过程，可以清楚看到，处在美苏合作安排世界事务的大气候下，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国的联合压力。对于协定，国民政府不论理解与否，愿意与否，都是要执行的。因为在大战中，美国通过财政、物资和军事援助，已经同国民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已经离不开美国，而只能听从它的安排。国民政府尤其不能既违背美国的意旨，又对抗苏联的要求。中国作为第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在按照庄严的《开罗宣言》的规定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之前，却已经有一部分主权被让出去了。就在中国经过8年浴血苦斗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苏两国联合起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无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中苏谈判的两个阶段中，美国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压中方作出让步转为帮中方抵制苏联的某些要求，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美国后期对谈判的干涉，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的利益。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完全是出于被迫的。实际上，条约谈判是双方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在这场美苏之间、中苏之间的交涉中，苏联手中的筹码显然比它的对手多些，它看准了国民党担心它支持中共这个致命伤，乘人之危，损人利己，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国民党为了战后孤立中共、消灭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让民族利益。交涉的结果，美、苏、中三方居然都对中苏条约表示满意。贝尔纳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欢迎这一条约，把它看作是“继续和睦和互助的一个实例”，是“今后中苏关系的—个重要步骤”。后来责难这个条约的赫尔利也曾在9月6日致电国务院说：“这些文件［指中苏条约］的公布确凿无疑地表明，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两国政府对满洲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官员和报纸把中苏条约看作是苏联希望和平、友谊和正义的又一证明。宋子文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现的诚意鼓励了我对巩固中苏关系的信心”。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¹⁵⁴⁾美苏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实现了雅尔塔协定的规定，把战后远东的雅尔塔格局落实了下来，国民政府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条约描绘了国民党统一战后中国的蓝图。

自然，中、美、苏3国关系和中国的命运后来并没有按照当时各方所预期的那样发展。那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空前觉醒的中华民族，已经不能再任随大国摆布，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任何协定和条约都不可束缚、不可阻挡的。

(1)　PSF Safe Files， Box 6， 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2)　RG218， Records of JCS， Leahy File， Box 2， File 6， NARS．

(3)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83—384．

(4)　《战时外交》（三），第636—637页。

(5)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681页。

(6)　《战时外交》（三），第637—640页。

(7)　同上书，第645—648页。

(8)　FRUS, 1943, China, p．166．

(9)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417．

(10)　FRUS, 1944, Vol．6, p．170； The China White Paper, p．71．

(11)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433—436．

(12)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440．

(13)　FRUS, 1944, Vol．6, p．6, pp．157—158．

(14)　Don Lohbeck，Patri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enry Company， 1956）， p．293．

(15)　Patrick J．Hurley， p．294．

(16)　《战时外交》（三），第669—670页；《史迪威事件》，第273—275页。

(17)　Stilwell Papers， p．331．

(18)　《史迪威事件》，第276—278页。

(19)　RG218， Records of JCS， Leahy File， No．11， a， China 1945， NARS．

(20)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The Political Effect of Present Japanese Operations in China”．RG218， Box 563， NARS．

(21)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1；《中国的纠葛》，第124页。

(22)　《战时外交》（三），第675—676页。

(23)　FRUS, 1944, Vol．6, p．165．

(24)　《战时外交》（三），第678—681页。

(25)　FRUS, 1944, Vol．6, pp．169—170．

(26)　总统行政助理埃尔西中校1944年11月写的题为《总统与美国对华援助》的报告。（George Elsey，“The President and the US Aid to China”．Map Room Files, Box 165, FDR Library．）罗斯福看完此件后说，写得“好极了”。

(2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468—469．

(28)　Map Room File， Box 10， FDR Library．

(29)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1987年版，第439页。

(30)　FRUS, 1944, Vol．6, p．177．

(31)　“The President and the US Aid to China”．

(32)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733—734页。

(33)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

(34)　见本卷第233页。

(35)　The China White Paper， p．56．

(36)　“The President and the US Aid to China”．

(37)　FRUS, 1944, Vol．6, pp．567—568．

(38)　The China White Paper， p．72．

(39)　FRUS, 1944, Vol．6, p．748；1945, Vol．7, p．211．

(40)　Russell Buhite，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01．

(41)　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219．

(42)　《史迪威事件》，第264—265页。

(43)　董必武、林伯渠致毛泽东电报，1944年10月17、 18、 24日。

(44)　FRUS, 1944, Vol．6, p．659．

(45)　FRUS, 1944, Vol．6, p．666．

(46)　赫尔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谈话记录，11月8、 9、 10日；FRUS, 1944, Vol．6, pp．674—687。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3—394页，并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573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7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页。

(49)　FRUS, 1945, Vol．7, p．195；1944, Vol．6, p．699．

(50)　参见马芷荪：《赫尔利来华与1944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51)　FRUS, 1944, Vol．6, p．734； Map Room Files, Box 11, FDR Library．

(5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93—294页。

(53)　周恩来、董必武、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并参见《周恩来传》，第574—575页。

(54)　《周恩来传》，第577—578页。

(55)　同上书，第577—578页。(www.daowen.com)

(56)　《中国的纠葛》，第252页。

(57)　FRUS, 1944, Vol．6, pp．727—731．

(58)　The China White Paper, p．76．

(59)　FRUS, 1944, Vol．6, pp．732—733．赫尔利于11月17日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60)　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电，1944年12月12日。

(61)　《周恩来传》，第580页；FRUS, 1944, Vol．6, p．740．

(62)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63)　FRUS, 1945, Vol．7, p．174．

(64)　FRUS, 1945, Vol．7, pp．168—169．

(65)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5年1月25日；周恩来关于谈判情形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月27日。

(66)　FRUS, 1945, Vol．7, p．154．

(67)　周恩来与宋子文谈话记录，1945年1月25日；周恩来关于谈判情形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月2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

(68)　“Eyes Alone to Wedemeyer”，January 11，1945，Records of United States Theater of War，Word War Ⅱ: U.S. Forces China Theater: General Wedemeyer and Subject Files，RG 332，National Archives.

(69)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5年2月2日。

(70)　参见《周恩来传》，第583页。

(71)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5年2月11日；参见《周恩来年谱》第602页。

(72)　参见《周恩来传》，第583页。

(73)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8页。

(74)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304页。

(75)　《周恩来书信选编》，第260—261页。

(76)　FRUS, 1944, Vol．6, pp．666—667, 698—770, 733—734, 745—749； 1945, Vol．7, pp．172—177, 192—197, 205—212, 220—233．

(77)　John M．Blum, ed．，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 1942—1946 （Boston：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73）, p．410．

(78)　FRUS, 1945, Vol．7, pp．37—38．

(79)　详见第六章第三节。

(80)　John P．Davies，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 British， 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 W．W．Norton an Company， 1972）， pp．385—386．当时谢伟思奉召回国，戴维斯去延安顶替他，与赫尔利的调处毫无关系。

(81)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3—204页；FRUS, 1945, Vol．7, p．176．

(82)　“Cromley to Wedemeyer”，January 9，1945; “Cromley to Wedemeyer”，January 10，1945，Records of United States Theaters of War，WWII: US Forces China Theater: General Wedemeyer's Subject Files，Re Communists，National Archives，RG332.

(83)　FRUS, 1945, Vol．7, p．176．

(84)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253；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pp．305—306．

(85)　FRUS，1945，Vol.7，p.233.

(86)　FRUS, 1945, Vol．7, pp．242—246．

(87)　FRUS, 1945, Vol．7, pp．247—253．

(88)　Lost Chance in China， p．358．

(89)　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Inc．， 1974）， p．450；Wedemeyer Reports！ pp．340—341．

(90)　Patrick Hurley， pp．367—368．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详见下节。

(91)　威廉·李海著、马登阁等译：《我在现场》，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92)　FRUS, 1945, Vol．7, pp．317—320．

(93)　《斯诺在中国》，第173页。

(94)　Tang Z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185．

(95)　FRUS, 1945, Vol．7, pp．283—284．

(96)　FRUS, 1945, Vol．7, pp．75—76．

(97)　FRUS, 1945, Vol．7, pp．348—349．

(98)　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212—213．

(99)　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212—213．

(100)　《周恩来年谱》，第608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7页。

(10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6、 1002页。

(102)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7页。

(103)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15、 1011页。

(104)　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

(105)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7—245页；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裴可权：《抗日战争中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贡献》，《传记文学》，第38卷第6期。

(106)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27—128页；Mogenthau Diaries， China， pp．1542—1543， 1555．

(107)　FRUS, 1945, Vol．7, p．1063．

(108)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503—505．

(109)　FRUS, 1945, Vol．7, pp．1085、 1087．

(110)　FRUS, 1945, Vol．7, pp．1089—1090； Mogenthau Diaries, China, p．1569．

(111)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1， p．241．

(112)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369．

(113)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p．618—619．

(114)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396．

(115)　《中国的纠葛》，第258页。

(116)　W．Averell Harriman and Elle Abel，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370．

(117)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356—357．

(118)　《战时通讯》，第206—208页。

(119)　The China White Paper, p．550．

(120)　The China White Paper， p．564．

(121)　FRUS, 1944, Vol．6, pp．737—738．

(122)　FDR's Last Year, p．274．

(123)　FRUS．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 pp．567, 869．

(124)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397．

(125)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984．

(126)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113—114．

(127)　FRUS, 1945, Vol．7, p．851．

(128)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等译：《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页。

(129)　Richard F．Fenno， Jr．， The Yalta Conference （Boston： D．C．Heath and Company， 1955）， p．39．

(130)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30页。

(131)　《蒋总统秘录》，第1册，第34页。

(132)　《战时外交》（二），第542页。

(133)　《战时外交》（二），第565页；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p．472—473.

(134)　FRUS, 1945, Vol．7, pp．897—898；《战时外交》（二），第468页。

(135)　蒋介石在6月15日日记中写道：“我所担心的是这个备忘录还未必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云云。见《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43页。

(136)　《战时外交》（二），第577—588页；梁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

(137)　《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蒋经国：《负重致远》，台北·幼狮书店印行，第67页。

(138)　FRUS, 1945, Vol．7, pp．912—915．

(139)　FRUS, 1945, Vol．7, p．918；《战时外交》（二），第594页。

(140)　《战时外交》（二），第608—609页； FRUS, 1945, Vol．7, pp．924—925；《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

(141)　FRUS, 1945, Vol．7, pp．912—912, 927—928, 932—934．

(142)　FRUS, 1945, Vol．7, pp．948—949．

(143)　FRUS, 1945, Vol．7, pp．944—948, 950—952, 953—954．

(144)　《中国的纠葛》，第362、 362页。

(145)　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The Potsdam Conference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80．

(146)　1896年9月8日《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自铁路开车之日起，铁路由俄国经营80年，中国政府无权过问，80年后，铁路及其一切产业无偿交给中国政府。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74页。

(147)　FRUS．Conference of Berlin Potsdam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Vol．2, pp．1586—1587； Charles L．Mee, Jr．, Meeting at Postdam （New York： M．Evans and Company, 1975）, p．74； James F．Byrnes,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Harper an Brothers, 1947）, p．205．

(148)　FRUS, 1945, Vol．7, p．950．

(149)　FRUS, 1945, Vol．7, p．968．

(150)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18页。

(151)　《战时外交》，（二），第646、 649页。

(152)　FRUS, 1945, Vol．7, pp．950, 955—956, 960—967, 969—974．

(153)　条约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27—1338页。

(154)　The China White Paper，pp.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