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在史迪威事件和调处国共冲突中越来越明显地执行片面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既与当时国务院部分官员的主张不符，更引起美国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强烈不满。

1945年1月中旬，陆军部长史汀生要求国务院就对华政策对魏德迈提供指导。代理国务卿格鲁要求中国科拟个文件。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意图是运用我们的影响，既作为短期的，又作为长期的目标，促成中国的统一。这未必是说，中国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就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中国领导人合作。⁽⁷⁸⁾

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文件，并于2月1日前后交给了史汀生，史汀生随即寄给了魏德迈。但下文就要讲到，这一指示实际未被执行，国务院管不了赫尔利，更管不了魏德迈。

赫尔利的所作所为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⁷⁹⁾尤其使赫尔利恼怒的是，戴维斯还常常把报告直接寄给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对于华盛顿的反对者，赫尔利暂时无可奈何，但对于他下属中的叛逆者，他是决不轻饶的。他首先拿戴维斯开刀。当戴维斯1944年12月中旬从延安回重庆时，赫尔利指责他鬼鬼祟祟跑到延安去破坏他的调停，威胁要打断他的脊梁骨，并命令他立即离开中国。1945年1月，戴维斯离开重庆去美国驻苏大使馆任职。⁽⁸⁰⁾

下一个受害者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12月15日，包瑞德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同机去延安，包瑞德带去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的口信：准备派一支四五千人的空降部队到中共控制地区进行游击战，伯德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一项装备中共2.5万人的部队及建立联合情报网的计划。12月27日，包瑞德又受麦克卢尔的派遣去延安，磋商一旦美军在山东海沿登陆，由中共军队暂时照料后勤供应的可能性。这些接触完全是初步的、探索性的。在包瑞德去延安之前，麦克卢尔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谈了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征求他的意见，以便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完整的计划。麦克卢尔也同赫尔利谈过此事。但当时赫尔利正为他调处受挫折而沮丧、恼怒，得知包瑞德、伯德的延安之行，他大发雷霆。他认定这是中共“改变对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对我的态度的真正原因”。⁽⁸¹⁾（其实改变态度的不是中共，而是赫尔利本人。）更使赫尔利怒不可遏的是，中共领导人居然想绕过他，通过驻延安观察组直接与华盛顿最高当局联系。事情是这样的。

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雷伊·克罗姆利少校向“美国最高当局”转达一个信息。同日，克罗姆利致电魏德迈说：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接待毛和周，那末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电报于10日到重庆。翌日，观察组另一份注明“魏德迈亲启”的电报发到重庆，其中引用周恩来的话说：“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⁸²⁾不幸的是，这两份电报都落到了赫尔利手中。他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思大使以及他们的特工人员和官员酝酿的”中共—美国阴谋，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他本人的。他在1月14日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危言耸听地说：包瑞德等的“军事计划……向共产党人提供的正是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承认，租借物资，搞垮国民政府。如果共产党这个武装党派得以与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协议，那末我们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⁸³⁾

魏德迈与中国将领及参谋人员在重庆司令部

罗斯福立即下令马歇尔调查此事。马歇尔不敢怠慢，1月15日就给魏德迈发来紧急绝密电报，要他查清此事迅速报告。16日，魏德迈报告说，虽然他的司令部的人讨论过这一计划，但那纯粹是一种假设，他的下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过错。马歇尔不依不饶，要求作进一步调查。27日，魏德迈报告了事情的原委，他虽不认为这是导致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但仍对他的部下“卷入如此微妙的局势”表示道歉。⁽⁸⁴⁾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麦克卢尔与陈诚谈过的设想自然告吹，包瑞德本来已经得到晋升准将的提名，赫尔利电告陆军部，要求不予批准，结果使他永远失去了晋升将官的机会；魏德迈随即撤销了他观察组组长的职务以示惩戒。这还不算，魏德迈让他的下属一一签名，表示理解了他的政策：“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他并在2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将其公之于众。⁽⁸⁵⁾这是美国政策转变中的一件大事。抗战以来，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但同时又要求他抗日，也就是说，抗日是支蒋的前提；魏德迈却去掉了这个前提，这无异于无条件地承担支蒋的义务。以前，美国在支蒋的同时不排斥中国其他的抗日力量，而魏德迈却把蒋介石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对立起来，使支蒋成为排他性的。魏德迈虽没有公开提及中共，但排斥和反对中共的意思则是一清二楚的。史汀生2月初转给他的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完全被他抛在一边了。

与此同时，赫尔利、魏德迈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即不经赫尔利明确同意，美军飞机不能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赫尔利还亲自审查那些他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赫尔利的封锁有双重目的：一则，防止从延安传出对共产党有利的报告；二则，强行推行他的政策，而不使中共在同美国人接触中发现他们内部的不同意见。

美国驻华职业外交官尽管对赫尔利、魏德迈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但在赫尔利的压制下，他们难以向国务院坦陈意见。2月19日，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2月28日，一份经美国使馆5名政治官员讨论、修改、签名，主要由谢伟思起草的报告发往了国务院。报告中说，赫尔利使华以来的事态发展使蒋介石盲目乐观，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因而不愿作任何妥协；中共对此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加速中国灾难性内战的爆发。他们建议：

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⁸⁶⁾

外交官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中国科引起共鸣。中国科在3月1日、2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重申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范宣德在备忘录中还特别强调，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应当予以最严重的注意”。⁽⁸⁷⁾格鲁感到这场对华政策争论事关重大，3月2日就把艾切森等的电报送呈白宫。

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艾切森等的电报后暴跳如雷，他认为这是下属在背后捅了他一刀。他破口大骂：“我知道这份电报是谁起草的：谢伟思。我要宰了这个狗崽子，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⁸⁸⁾他在5、 6、 7日或亲自去国务院，或通过电话与国务院官员辩论。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场争论最后是由罗斯福来裁决的。

赫尔利在3月间两次去白宫见罗斯福。历史学家没有找到关于这两次会见的详细记录（也许根本就没有记录），但从一些简短的记载和此后发生的事情看来，可以确定无疑地说，罗斯福支持了赫尔利。

3月8日，赫尔利和魏德迈见到罗斯福。总统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但他自己对中国问题却谈得极少。他只是说，赫尔利的使命不变，把这些东方的头头拽到一起，直到他们看到，他们必须把各自的力量合在一起抗日，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在另一次魏德迈单独与罗斯福共进午餐时，罗斯福问了许多作为个人的蒋介石的问题，他还对印度支那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使那里的人民赢得独立；但当魏德迈提到，一俟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引起麻烦时，他却漠然置之。⁽⁸⁹⁾确实，当时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面临的事情又千头万绪，但既然他对印支问题这样关心，就很难说他顾不上考虑中国问题。他在听取赫尔利、魏德迈的汇报后，对他们在中国执行的政策没有提出批评，没有提到要改变或纠正什么，这显然是对他们在华的基本做法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一如既往地干下去。

3月24日，赫尔利再次去见罗斯福。罗斯福把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的文本给赫尔利看了，并指示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中国任所，以进一步取得英、苏两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⁹⁰⁾这不能不说是罗斯福信任赫尔利的又一表示，须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文本是锁在总统专用的保险柜里的，连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当时还未曾看到呢！

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等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即可把中国的叛乱镇压下去。⁽⁹¹⁾

罗斯福的接见、雅尔塔的秘密协定显然进一步壮了赫尔利贯彻扶蒋反共政策的胆。他等不及返回中国住所，就着手收拾他视为眼中钉的那些桀骜不驯的下级。3月30日，谢伟思接到了离开中国的命令；稍后，艾切森也被调离，接替他的是持强烈反共立场的饶伯森。(www.daowen.com)

赫尔利不甘心悄悄取得这场争论的胜利，他是不会放过机会来公开炫耀这种胜利的。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他在讲话中始终把中共与封建军阀相提并论，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谈到中国国内状况时，他妄称，“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谈到蒋介石，他不遗余力地吹捧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如此等等。⁽⁹²⁾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不能小看的。这不折不扣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宣言。它与2月中旬魏德迈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前后呼应，一脉相承，而赫尔利则走得更远：魏德迈没有提中共，赫尔利讲到了，而且是以那样一种轻蔑的、甚至带有挑衅性的口吻；魏德迈没有涉及中国的内政，赫尔利讲到了，而且把不能达成联合的责任归咎于中共，同时则起劲地往蒋介石脸上贴金，把他打扮成一个美国式民主的卫道士。赫尔利如此歪曲事实，理所当然遭到中共的强烈谴责。

自然，美国这时的扶蒋反共政策还不等于是支持蒋介石武装进攻中共，而主要是指在国共争端中片面支持蒋介石，压迫中共接受蒋的条件。既然是这样，美国仍然不希望国共谈判破裂，因此当1945年3月斯诺在白宫见罗斯福时，罗斯福仍然表示对国共联合感兴趣，说：“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它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⁹³⁾在接见赫尔利时，他也建议赫尔利说些共产党的好话，以保持联合的基础。⁽⁹⁴⁾于是赫尔利在4月2目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了中共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类的话。3月15日，罗斯福还致电蒋介石说，在中国出席行将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团中包括中共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决无坏处，而大有好处，这将在会议上产生良好的印象；美国代表团也将由不同党派代表组成，加拿大和别国也是这样。⁽⁹⁵⁾十分明显，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方针是确定无疑了，但对于中共，它还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将其制服，把中共的政策和行动纳入合乎美国意愿的轨道。

罗斯福为对华政策辩论作了裁定，但国务院远东司既不心服，也不口服。就在赫尔利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国务院准备了一个关于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说：

美国承认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国民党一党严格控制的现政府毫无代表性，它的政府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效能低下。在中国陆空军中普遍存在的腐败无能的现象，缺乏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有这些已经造成对现在的国民政府的普遍不满。

在国务院看来，最重要的似乎是，在我们对国民党控制的现国民政府给予支持时，应对这些政治因素保持现实主义的警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现政府的倒台或爆发内战。⁽⁹⁶⁾

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后，远东司官员继续就对华政策提出意见。28日，该司副司长斯坦顿在给副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说，赫尔利显然已经下令，只有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报告才可以送呈国务院，这样，国务院就只能得到片面的、不完全的关于中国事态的报告了。备忘录接着说，赫尔利“以僵硬的、没有灵活性的态度对待中国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他“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及其一党专政的政府的政策”，“正在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内统一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不妥协”，“他把我国对华军事援助仅仅给予委员长的军队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总之，赫尔利“在处理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所遵循的路线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担心，它将把中国引向内乱和严重的外部纠葛”。⁽⁹⁷⁾5月7日，格鲁基本按照上述备忘录的意思向赫尔利发了一个指示，要求他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与可以更好取得团结、和平和亚洲安全的领袖合作，而不要轻易向蒋介石许诺战后给予军事援助。指示最后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达到目的的手段方面保持完全的灵活性，我们要让蒋介石及其政府完全明白，我们的支持并不是‘空白支票’式的。”⁽⁹⁸⁾

赫尔利对格鲁的指示极为反感，他向魏德迈大发牢骚。他在一份没有发出的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反驳说，总统给他的指示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而不是如果国民政府合乎理想就支持它”；他没有收到过别的指示，而他正是照总统指示做的。他反咬一口说，格鲁的指示与总统的指示不符，“军事政策与外交是分不开的，否则就不是灵活性，而是混乱和失败”。⁽⁹⁹⁾他把格鲁的指示扔在一边，让美国对华政策一如既往地沿着扶蒋反共的轨道滑下去。

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到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转变是一个过程，是在一系列事件中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在这一时期，我们清晰地看到两种美国对华政策主张：一种是史迪威、高思、驻华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包括中国科）的；一种是罗斯福、赫尔利、魏德迈的。国务院远东司和驻华外交官的意见一次一次地写在纸上，形成文件，但既然总统是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既然赫尔利与魏德迈是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国务院就被架空了，它的主张被摒弃了。罗斯福没有把他的对华政策说得很具体、很明确，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策转变时期，最高决策者常常只能为政策发展指出一个大的方向，而不可能把政策发展的每一步骤、每一方面都设想得那么具体、清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产生问题，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对政策加以修正、补充。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赫尔利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不是消极被动的执行者。他积极推动了美国政策向扶蒋反共转变。初看起来，赫尔利的所作所为都有违罗斯福的初衷：罗斯福让他搞好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结果史迪威被召回了；罗斯福让他把国共两党拢到一起，他却加深了两党之间的鸿沟，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问题就在于：赫尔利的言行符合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支蒋。他私下做的有些事罗斯福是不知道的，但这些事情的结果一一表现了出来，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和国共谈判中的态度都越来越顽固，罗斯福一一接受了这些结果；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时，罗斯福又支持了赫尔利，从而明白无误地表明，赫尔利所奉行的正是他的政策。

中共警惕地注视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及时作出反应。中共认为，美国当时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它，才能制止之”，中共要估计最坏的一招。⁽¹⁰⁰⁾在4月到6月中共“七大”上，中共领导人一再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并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要求美、英政府严重注意中国人民的呼声，不要使其对华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并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更加明确提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¹⁰¹⁾但中共与美国还有抗日的共同利益，美国还没有贸然断绝与中共的关系，中共也不认为美国政策绝无改变的可能。基于这种分析，中共采取了两项对策。其一，发动声势浩大的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中共通过报刊、电台等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社论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利用美国武器打内战的事实，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呼吁中美两国人民共同起来制止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中共认为，通过这种批评，也许能“促使美国觉悟”，使其最终认识到“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¹⁰²⁾毛泽东还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的所作所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¹⁰³⁾其二，在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合作方面采取谨慎、有保留的态度。中共中央指示有关部队，与美军的合作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及地上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不再准许美军派人到前线去，特别不准许其在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¹⁰⁴⁾这一措施的目的，一是防止可能的破坏活动；二是使美军体会到没有中共配合的困难，从而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

赫尔利使华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主流。这个政策还表现在一些别的事件上，突出的是以下两件事。

其一是中美合作所。

早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军统头子戴笠就通过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向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提出了合作要求。1942年春，美国海军部派遣了以曾在长江巡逻艇和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梅乐斯中校为首的代表团来华。美国感兴趣的主要是迅速获取西太平洋的气象资料和日本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的情报，并为日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预作准备。梅乐斯的头衔是美国海军观察员，名义上隶属于驻重庆大使馆，实际上他率领的代表团是既不受大使领导，也不归战区美军司令管辖的一支别动队。它对海军部和海军参谋长金上将负责。梅乐斯与戴笠一拍即合，对戴笠十分崇拜，认为戴笠是不在报端露面但最有力量的一人，并称如不与军统合作美海军将无法在中国沿海行动一步，并要求美国增派人员来华。9月美国又派一批技术专家来华。同时，中美双方都在酝酿成立一个合作机构。

1943年4月，海军部长诺克思、多诺万与梅乐斯代表美方，宋子文、戴笠等代表中方签订协定，办起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的文字写得冠冕堂皇，提到“抗日”之处不少。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1944年秋签订的第二个协定与前一协定颇不相同。该协定突出了美国为军统培训特务的宗旨，规定由美国选派教官，提供刑具，所谓教学器材和实习器材、技术训练工作也全部由美方负责。美方每月以150吨到几百吨军需品供给合作所，这些物资直接由海军部供给，不受陆军控制，也不受租借法限制。军统为了取得更多的物资，常常夸大、谎报对日作战的战绩。美方为军统开设各种训练班，到大战末期，共办10所游击队训练营，训练游击队员1万多人，并在重庆办了一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学校，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到战争末期，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划已经培养了3500多名特务。合同还规定由美方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20名，送往美国受训一年，1945年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库克上将到合作所视察时，又将名额增至40人。合作所中的美方人员最多时达四五百人。

中美合作所在其存在的两年多中，也可能做过一些有利于抗日战争的事情，如搜集日军情报，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骚扰日军，在沿海布雷袭击日军运输船等，但其大量的活动则是培训军统特务，以镇压共产党人，监视、迫害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越到后期越是这样。戴笠直言不讳地说，中美合作所中美国人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对共产党搞恐怖活动。梅乐斯得意洋洋地说，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全国警察力量的一批骨干，他们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在战后维持中国的治安。他甚至狂妄宣称，中美合作所的使命不仅要同中国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且要考虑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¹⁰⁵⁾梅乐斯对国民党、对戴笠的忠诚似乎超过了对美国的忠诚：他说服赫尔利使用中美合作所的设备与总统联系，使戴笠的特工人员都能获悉那些重要电讯的内容；他还把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提供给戴笠，从而把美国的外交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他不仅仇视中共，而且竭力反对与他稍有不同意见的在华美方人员，前述包瑞德、伯德的延安之行就是他向赫尔利告的状。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因戴笠要求又延长了半年，直到1945年冬季，合作所再无借口继续下去了，中美双方才签订第三个合同，将其关闭。美方将在华修建的房屋及各种装备、设施、物品，全部不计价赠与军统，美方不再保有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美方人员离开中国。尽管如此，他们活动的恶果却留了下来。梅乐斯的活动代表了美国政府中极端保守、极端反共的那一股势力。他比赫尔利、魏德迈走得更远，但他们扶蒋反共的政策方向则是一致的。战后，中美合作所退伍军人组织又与院外援华集团互相呼应，继续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兴风作浪。

其二是美国政府对重庆黄金风潮的态度。

1942年3月美国给国民政府的5亿美元贷款中，有1亿美元指定作为美元节约建国储蓄券的基金，另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储蓄券和公债都是按照20法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在重庆金融市场上发售的，到期即可兑取美元。统治集团内的知情人乘机大做投机买卖，孔祥熙甚至任意分配，饱入私囊。美国财政部搞到了一份部分储蓄券（4300万美元）主要购买人的名单，这些储蓄券中的约70%（2800万美元）是被2%的购买者（86个个人和单位）买进的。美国政府从3星期之中就卖出公债的90%这一情况分析，认为公债的持有状况比储蓄券更为集中。高思大使从可靠方面获悉，宋美龄和宋蔼龄两人就购进公债5000万美元。⁽¹⁰⁶⁾5亿美元贷款中另有2.2亿是用作在美国购买黄金的，其中2000万是先买的，2亿是1943年年中提出要买、得到美国财政部认可的。1944年冬至1945年春，国民政府把购得的2000万美元黄金向市场抛售，现货不济，又出售期货，这些黄金自然又都进入豪门巨贾、达官贵人的私囊。结果，不但没有制止通货膨胀，反而引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美国外交人员及财政部官员对国民政府这种出售储蓄券、公债、黄金的做法十分不满，称之为“疯狂的金融政策”。⁽¹⁰⁷⁾

国民政府要求美国把后来答应售给的2亿美元黄金加速运到中国。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前先赶到华盛顿，向摩根索和杜鲁门提出这一要求。摩根索在5月8日给宋子文的备忘录中说：“十分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在美国正越来越强烈：中国所发售的2亿美元的储蓄券和公债、所销售的黄金落入了少数人的手中，使个人发了财，而对中国经济却没有真正帮助。”他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出售黄金，并强烈建议中国设立5亿美元的货币平准基金，以便“使国内外对于中国的经济财政安定具有信心”。摩根索借口运输困难，只答应在以后数月中把“有限的黄金”运往中国，他还要求国民政府调查黄金买卖中的非法投机行为。⁽¹⁰⁸⁾

宋子文不甘罢休。他在华盛顿政界、军界广泛活动，并一再向财政部重申他的要求。他表示，莫斯科已经一再邀请他访苏，美国如答应他的要求，就可以加强他在对苏谈判中的地位。宋子文在5月9日、10日连连给助理国务卿克莱顿写信，耍赖般地威胁说，除非他得到摩根索肯定的答复，否则他就不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¹⁰⁹⁾

宋子文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海军参谋长金上将告诉摩根索，国民政府现在真正开始打仗了，魏德迈必须去做中国人不让史迪威做的事情。陆军部和国务院也都以为应当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格鲁在5月16日给摩根索的备忘录中指出，既然中国政府认为立即交付黄金比设立货币平准基金更重要、更有效，“既然中国的继续稳定及其在抵抗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不断增强的军事努力对于美国关系重大”，国务院建议财政部满足宋子文的要求。当天，摩根索答应宋子文，美国将把2亿美元黄金在5月至7月分4批运往中国，尽管他自己也认为，“这是把钱往耗子洞里扔”。⁽¹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