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河南作战。国民党守军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导致一个多月中丢失开封至潼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5月下旬，日军接着发起湖南作战，6月19日长沙陷落，8月8日衡阳失守。这是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以来中国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

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问昆明。图为陈纳德、华莱士、龙云、范宣德（右起）

华东、华中战局恶化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华盛顿。早在6月中旬，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就警告说：“日本人实际上是没有阻拦地沿汉口到广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朝鲜到华南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完全隔绝。”⁽¹⁾6—7月间访华的副总统华莱士、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史迪威将军都接连向华盛顿报警。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日军将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运，成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将落入敌手，甚至中国战场可能最终崩溃。而此时在欧洲战场，盟军却取得重大胜利。6—7月诺曼底登陆成功后，盟军随之转入进攻，开始收复西欧大陆。而欧洲盟军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这自然使参谋长们想到，在亚洲战场是否也可以采取同样办法，任命一名美国军官为盟军统帅。参谋长们认为，史迪威领导中美联军进行的缅甸战役战绩显著，史迪威应是理想的人选。恰在这时，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因与史迪威关系不睦，建议撤销他该战区副总司令之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考虑把史迪威由中将升为上将，将其职责由主要指挥缅甸作战改为统率中国军队。7月1日，马歇尔致电史迪威征询意见。3日，史迪威回电表示同意。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危急局势是由于对军队的管理不善、指挥失当造成的，“危急的局势要求采取孤注一掷的补救措施”，这就是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如果罗斯福给蒋一份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指出中国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并且坚持，“非常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的补救措施”，蒋介石可能同意这种安排。他接着谈到了他的战略设想：运用当时在陕西围困中共军队的胡宗南部，并在中共部队的帮助下，向洛阳、郑州、武汉发起反攻，他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形势的惟一办法。⁽²⁾

马歇尔接受史迪威的建议，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经罗斯福签署于7月6日发出。这份电报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在华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并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以扭转敌人攻势的全部责任和权力。⁽³⁾

蒋介石没有断然拒绝这一要求，而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次日回复罗斯福，表示原则同意这一建议，但同时提出，由于“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因此实施这一建议不能过于匆忙，“必须有一准备时期”。他还要求罗斯福派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并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⁴⁾该代表应有权向史迪威发布指示。⁽⁵⁾蒋介石显然是希望这样一个总统代表作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中间环节，以便他影响总统代表，总统代表左右史迪威，从而达到他间接控制史迪威的目的。7月10日，蒋介石致电他驻华盛顿的代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要孔向罗斯福当面解释中国军队不同于他国军队的特点，即“中国军队除法令与组织之外，而以个人之信仰、感情与革命之历史为主要因素……而决非如其他国家军队可由一纸命令与纪律，或仅凭能力与学问所能指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中国军队中学问和能力是次要的，关系和派系是更主要的；这支军队只有他能加以控制，别人任凭有天大本事也统率不了。12日，孔祥熙向罗斯福陈述了蒋的意思，并要求总统“从长考虑”派一“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罗斯福接受了这一要求。⁽⁶⁾

针对美国要求，蒋介石与宋子文、何应钦等挖空心思，寻找对策。蒋介石设想把各战区部队分成作战与留守两部分，归史迪威指挥的只是编入作战序列的战斗部队，而非全部中国军队。至于他派重兵围困多年的中共军队，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也就是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便不能归史迪威指挥。而他明知，他的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几年他对史迪威掌握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一直耿耿于怀，他想趁机把这个权力夺过来，作为给予史迪威新任命的交换条件。7月23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让他向罗斯福面陈这些要求，并要他强调，任命史迪威一事必须“顾及中国之政治环境，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之心理”。⁽⁷⁾

罗斯福的事情千头万绪，他要考虑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场，自然不能花许多功夫去研究这些具体问题。他要做的是挑选一个私人代表，并派赴中国处理各种具体事务。他选中了赫尔利。

赫尔利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人，律师出身，仪表堂堂，善于交际，好出风头。1928年他全力支持胡佛竞选，在胡佛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助理、陆军部长。罗斯福就任总统后，赫尔利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大战期间，赫尔利数次担任重要外交使命：1942年4月至8月任驻新西兰公使，并出使澳大利亚；是年底赴苏联作友好访问，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1943年至1944年两次出使中东。1943年11月他为准备开罗会议到过中国。他在11月20日给总统的报告中说，国民党把维护其战后的统治地位看得比打败日本这一直接军事目标更为重要，并为此保存实力，对于这种做法，应当予以考虑。⁽⁸⁾尽管赫尔利不懂汉语，对中国历史和现状都所知甚少，罗斯福从他以往承担外交使命的经历考虑仍然感到他是可以信赖的。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罗斯福在8月23日答复说，他“不认为归史迪威指挥的军队应有所局限”，至于租借物资的分配事宜，他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安排。他竭力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不要因为安排所有具体事项而延迟任命。⁽⁹⁾

赫尔利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他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参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赫尔利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统率的中国军队”。⁽¹⁰⁾显然，罗斯福是要赫尔利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进行调解、疏通，消除因两者个性冲突和史迪威的不圆通、不策略而引起的矛盾，使蒋介石接受任命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9月6日到重庆后，立即与史迪威一起，开始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

其时，缅北战事吃紧。蒋介石于9月8日、11日、15日一再要求史迪威调在密支那的驻印军（X部队）去攻八莫，以解龙陵卫立煌部队（Y部队）之围。他担心一旦龙陵有失，日军就会进攻昆明，并威胁说，如果X部队不攻八莫日军，他就要撤回Y部队去保卫昆明。史迪威认为，驻印军第38师和30师由于围攻密支那已精疲力竭，与其让他们从密支那去进攻八莫，不如补充卫立煌兵员不足的几个师；而且他担心，即使驻印军攻打八莫，进攻龙陵的日军仍会继续进攻。他力主不可撤回Y部队，说，盟军在缅甸作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中缅印公路，只要控制龙陵，就能控制整条公路；如果撤回Y部队，盟军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蒋介石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¹¹⁾9月15日，史迪威把缅甸战场形势与他同蒋介石的争执电告马歇尔。

当时，罗斯福正与美英参谋长在魁北克开会，讨论缅甸战局，两国参谋长一致同意在1945年3月以空降部队和两栖作战夺取仰光，收复全缅甸；在此之前，中国部队应在缅北积极进行反攻，确保驼峰航线，开辟经由缅北的陆路交通线。⁽¹²⁾蒋介石要求从怒江前线撤退Y部队、结束缅北战事的愿望，无疑打乱了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刚刚作出的战略部署。

马歇尔于是迅速拟就了一份措词强硬的致蒋介石的电文，罗斯福立即予以签发。9月19日，总统的这份无线电报由密码译出，到了史迪威手中。史迪威命人把电报译成中文，并当着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和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的面，把电报交给了蒋介石。电报说，如果蒋介石不向怒江部队派遣增援，反而撤退这些部队，那“就将丧失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并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您自己必须准备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电报再次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并称，如果再事拖延，“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¹³⁾

这份电报和送递电报的方式使史迪威感受到莫大的快意，而蒋介石则感觉受了奇耻大辱。他相信是史迪威要求马歇尔和罗斯福发出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的。他本不想任命史迪威，接到电报后便决定要求美国将其召回。当天晚上，他在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表示，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刻到了，“只要史迪威还在中国”，事情便无从谈起。⁽¹⁴⁾但这时蒋介石对于美国态度还不摸底，因此他只是通过赫尔利进行试探，而没有正式向美国提出。

史迪威与赫尔利

赫尔利在9月21日向罗斯福报告此事时说，正像两个个性很强的人之间发生分配权力的问题一样，“委员长与史迪威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看来他们互相怀疑”。⁽¹⁵⁾赫尔利只讲两人个性的矛盾，而不讲战局的需要，这就明白表示了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9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赫尔利，申述他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原因。蒋介石列举了史迪威的种种不足，诸如缺乏“政治脑筋与战略脑筋”，等等。但归根到底，是史迪威不能对蒋的命令“表示绝对服从”，而且竟敢违背他的“命令与意旨”。赫尔利不但没有促进史蒋的“和谐关系”，反而火上浇油地说，他曾明白告诉史迪威，租借物资理应全部交由蒋介石分配；史迪威至今仍掌管租借物资，这是大错特错，而且对蒋在世界上的威望也极为不利，云云。⁽¹⁶⁾赫尔利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机会主义的献媚。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由史迪威掌管，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是史迪威个人作主的事。而且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16日赫尔利、史迪威与宋子文讨论租借物资控制方案时，赫尔利以他固有的傲慢对宋子文说：“请记住，宋博士，这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制造了它，我们拥有它，我们爱给谁就给谁。”⁽¹⁷⁾事过几天，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向蒋介石当面卖好。这无疑更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蒋紧接着通过赫尔利致电罗斯福，正式提出了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要罗斯福另派他人担任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同时蒋介石致电时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孔祥熙，让他们在与美国要人接触中说明，召回史迪威问题“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他已下了“最大决心”。⁽¹⁸⁾(www.daowen.com)

马歇尔一本初衷，不理睬蒋介石的要求。9月28日，他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复电稿。电稿对史迪威转交电报的方式或其他可能有损蒋威望的行为方式表示歉意，但同时列举了美国为支持中国战场所作出的牺牲，赞扬了史迪威的功绩。表示召回史迪威可能对中美军事合作和蒋本人都造成不利影响。电稿最后说：“威信、政治上的考虑和个性，所有这一切与中国日益恶化的绝望的军事形势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最强烈地敦促您立即重新考虑您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¹⁹⁾

这样，罗斯福就面临着抉择。要么改变他本人的决定，吞下美国的骄傲，向蒋介石让步，召回史迪威；要么如马歇尔所建议的，继续向蒋施加压力，促使蒋收回成命。

如前所述，从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有两个目标：短期的军事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在战后谋求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尤其是苏联。基于紧迫的军事上的需要，罗斯福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这不是一项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当着蒋介石坚决拒绝史迪威时，罗斯福就不能不从更多的方面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了。

从军事上说，丢掉了湖南、广西的空军基地，还有云南、四川的基地可用，而且当时“中国东南的空军基地并不是有效攻击日本的惟一的主要空军基地”，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的迅速进展，当时美国空军已经可以从菲律宾吕宋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再说空军基地也“不是中国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所作出的最主要贡献”，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作用依然存在，美国政府尤其注重的是，“亚洲人抵抗别的亚洲人的入侵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正是在1944年8月，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再一次强调：“由于种种理由，以相当的代价维持蒋介石的威信和抵抗能力是必要的。”⁽²⁰⁾从政治上说，罗斯福认为蒋介石不但是战时中国，而且也是战后中国的惟一领袖，美国已经为支持蒋介石作出了许多努力，蒋介石也一再表示感激美国政府，感激罗斯福总统，保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与美国站在一起，美蒋之间已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美国战时和战后在华利益已经与蒋介石个人的领导地位密切相关。⁽²¹⁾罗斯福当时考虑的，不是削弱或动摇蒋的地位，而是要巩固和加强蒋的地位。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内有蒋介石的反对派（美驻华外交官认为李济深、龙云等可能公开站出来反蒋），外有共产党；日本人的军事进逼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事件上的僵局只能使内外交困的蒋政权的处境更加困难，这自然有违美国的本意。既然如此，罗斯福除了向蒋作出让步，别无选择。

罗斯福准备让步的信息是通过非正式途径传出的。9月27日，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在跟孔祥熙用餐时告诉他，总统表示，既然事情牵涉中国的主权，蒋介石是中国的领袖，当接受蒋的建议，“史迪威原属人事问题，既有不宜，当接受遴选妥员继任”。⁽²²⁾孔祥熙闻讯如获至宝，毫不迟疑地报告了这一信息。蒋介石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10月2日，他便在中央执委会会议上公开表示，断然拒绝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野战司令官。

罗斯福在10月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作了一半让步，他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免除他监管租借物资的责任，但要求让史迪威留任北缅战场，继续指挥滇、缅中国军队，同时他撤销了由一名美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²³⁾蒋介石仍不妥协，他在10月7日约见赫尔利，说，史迪威既然不服从他的命令，就“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了。赫尔利居然又跟着蒋介石鹦鹉学舌地说，史迪威指责“中国军队不能保障美空军在华基地，以致此等基地相继沦陷，实则此应归咎于史将军本人，因彼曾要求中国尽量增派军队开赴印缅，以致减弱中国战区其他方面之兵力”，云云。⁽²⁴⁾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这些战区缺少兵员。比如河南作战，第1和第8战区以40万大军迎战日军五六万人，除少数部队进行认真抵抗外，整个作战中没有组织强有力的抗击。第1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远离前线，消息不灵，判断失误，指挥失当，却向上谎报军情，文过饰非，以致引起全国上下极大不满与愤慨。部队被置于这种误国殃民的指挥之下，兵员再多又有何用！赫尔利为了取悦蒋介石，不顾事实，跟着一唱一和，这种迹近谄媚的表态与他总统特使的身份实在极不相称。

赫尔利的这番表示又一次为蒋介石壮了胆。蒋介石在9日交给赫尔利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把豫湘桂作战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史迪威，声称：“我们得到了密支那，然而我们却失去了几乎整个华东，而在这一方面，史迪威难辞其咎。”同日，蒋介石正式答复罗斯福10月6日的电报，坚持要求召回史迪威。10日，赫尔利把电报和备忘录一起转达华盛顿，并加了一段按语。他重述了罗斯福在他临行前作的关于支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指示，接着说：“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蒋介石那样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素质……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您与蒋之间没有任何别的争端，蒋同意您提出的除了任命史迪威以外的任何要求，任何建议。”⁽²⁵⁾ 3天之后，赫尔利又电促罗斯福下决心召回史迪威，他说：“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史迪威，那您就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可能同他一起失去中国。”他认为，如果蒋介石政权崩溃，那将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²⁶⁾赫尔利是坦率的，他把困扰总统的问题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总统必须当机立断，非此即彼，折衷的方案是没有的。

收到赫尔利13日的电报后，罗斯福立即回电，让赫尔利提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赫尔利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提出了魏德迈等3个候选人。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宣布立即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职务，由索尔登任驻缅印美军司令，罗斯福并要求蒋介石授权索尔登指挥在缅印的中国军队。罗斯福在电报中还反驳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无端攻击，指出，关于缅甸战役的决定是由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的，是得到罗斯福本人和丘吉尔批准的，史迪威对此没有责任。⁽²⁷⁾

蒋介石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其他问题他也就在所不顾了。20日，他复电罗斯福，同意后者的人事安排，并主动表示可由魏德迈掌管租借物资的分配，他还保证在缅甸给予“全力合作”。⁽²⁸⁾

蒋介石与魏德迈（右二）

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此后3天中，他在他战斗了两年半的地方（昆明、Y部队总部所在地保山、密支那及拉姆加尔等地）作短暂逗留后，返回美国。

史迪威事件过去了，笼罩在华盛顿与重庆之间的政治阴云消散了。在任命史迪威的问题上，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把中国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会使他个人的威望受损，动摇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第二，用新式武器武装中共军队将对战时和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严重影响，以致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难以为继。⁽²⁹⁾如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10月23日，蒋介石欣喜之余致电罗斯福说：“我确信，最近的变化将开始中美合作的一个更富于谅解、更亲密、更有成效的时期，而非以往任何时候可比。”⁽³⁰⁾蒋介石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太平洋战争以来，支持蒋介石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通过召回史迪威，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更加确定了；蒋介石心里清楚，美国不能没有他，自然，他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两者的利益结合得更紧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牢固。桀骜不驯的史迪威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圆通的、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的魏德迈。至于赫尔利，他早已成了蒋的代言人。在被赫尔利撇在一边、实际靠边站了的高思大使于11月1日辞职以后，罗斯福应蒋介石的要求，于11月17日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这样，美国在中国的政治代表和军事代表都成了对蒋介石“绝对服从”的人，他们不但不会再给蒋介石制造任何麻烦，而且会尽其所能地来促使美国政策向着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埃尔西中校对史迪威事件的总结是很说明问题的。他写道：

总统支持蒋介石个人的领导地位……在他的领导地位受到政治竞争者威胁的困难年头，总统支持了他，开罗的联合宣言以其政治和心理价值极大地提高了蒋的威望。当反对迎头而来，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时，总统把赫尔利将军作为他的个人代表派赴蒋处，赫尔利的在场增强了蒋的力量，帮助他渡过了风暴。在蒋与美国在华高级军官发生争执的危机时刻，总统支持了蒋，这个选择使美国付出了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服务的代价，但是总统相信，从长远来说，支持蒋比这更为重要，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有如此之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要素，或者提供了如此之好的与我们合作的机会。⁽³¹⁾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一名美国的四星上将被一个盟国逐走，这在美国是没有先例的。美国人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公众和舆论界都想知道个究竟。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以蒋、史的“个性冲突”来进行解释，但公众显然不满足这种说法。10月19日，当马歇尔通知史迪威他将被召回时，史迪威就把事情经过情形告诉了驻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和阿特金森。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阿特金森决定提前回国，把他写好的关于史迪威事件的报道带回美国发表。10月31日，阿特金森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文章说，召回史迪威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它使美国对于“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和得不到信任”的政府至少必须给予消极的支持，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这篇报道引起了连锁效应，这时又传来了高思辞职的消息。那些在中缅印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发表了他们未写成或未获准发表的报道，新闻特写、社论、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的评论构成了“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的丑事统统被抖搂了出来。⁽³²⁾美国舆论的这种转变对战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是一个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