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不但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政治和新闻的隔离和封锁。它不许中国共产党发行战报，不许边区报纸在大后方发行，不许中外记者参观边区，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同时，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它欺骗舆论，蒙蔽盟邦，给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强加了种种罪名。

中共同国民党的封锁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力图让全国人民和盟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在与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向他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还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及一封信带给居里。信中说，中共不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内战；中共领导的军队虽然两年来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补给，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一半；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⁹⁴⁾1942年8月居里第二次访华时，周恩来又致函居里说明了此意。11月，周恩来等在与美国使馆参赞范宣德、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⁹⁵⁾的谈话中介绍了国共关系的状况，并表示“外国［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可以对改善形势有所帮助。1943年3月，周恩来在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去陕西、山西等地搜集情报。他还指出，应当一开始就告诉国民党，这个观察组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常驻性的。⁽⁹⁶⁾

驻华美国外交官出于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和维护美国利益的需要，认为周恩来的建议是可取的。谢伟思在1943年1月，戴维斯在6月和1944年1月一再提出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和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张。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的题为《美国利益在于中国的团结》的长篇备忘录中，估量战后中国形势说，国民党将企图用消灭共产党的办法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僵局，这将导致中国内战，蒋介石将千方百计谋求美国支持，他会说：“如果美国不给予更多的援助，共产主义将席卷整个中国，最终整个亚洲。我们将难以抗御这样的请求”，“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仅卷入了中国内战，而且也卷入了与苏联的冲突之中”。戴维斯认为，美国不能冒这样的风险，“美国需要一项更肯定的政策”。他认定，无论出于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原因都应当派军事观察员去西北、华北。⁽⁹⁷⁾戴维斯在这里的分析和主张是清醒的、有远见的，战后形势的发展同他的预测何其相似！戴维斯把这一报告的副本寄给了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和居里，希望他们提请总统加以注意。

戴维斯等人的建议产生了预期的效果。1944年2月，罗斯福决定派一个观察员小组去中共控制地区。美国政府有着双重的目的。从军事上说，这有利于对日作战，美军将可以在西北、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更多、更准确的日军情报，在必要时还可以同中共部队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这也许可以刺激国民党军队对抗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从政治上说，通过与中共的这种准官方的接触，至少可以增加美国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多则可以把国共两党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从而左右中国事态的发展。总之，这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介石的建议是一致的。

2月9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第一次提出了派美军观察组去陕西、山西等地的要求。蒋介石22日答称，他同意“视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以及政府军“驻扎各处”，实际上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⁹⁸⁾同时，蒋介石不厌其烦地向史迪威的参谋长贺恩解释为什么美军观察员不能去中共控制区域。

罗斯福并不罢休，他在3月、4月两次致电蒋介石重申他的要求。史迪威则将训练国民党空军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以向蒋施加压力。

毛泽东送给谢伟思的照片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华莱士在6月21日、22日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一再表示了对国共关系的关切，反复提出派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但屡遭拒绝。华莱士与陪他访华的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商量后，决定用把政治问题同军事问题分开的方法再次向蒋提出要求。6月23日上午，华莱士向蒋强调美军对在中国进行对日战争感兴趣，并说，驻重庆的B -29远程战略轰炸机亟需准确情报，国共和解问题同美军获取情报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应该分开处理。蒋介石无奈，勉强同意了华莱士的要求。下午，华莱士又使蒋介石确认了上午的表态，并且记录在案，这样，他就不好反悔了。⁽⁹⁹⁾蒋介石起先建议用“军事视察组”的名义。但中共中央认为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美军不是八路军的上级领导，因而不同意这个名称。经再三磋商，最后定名为“美军观察组”。⁽¹⁰⁰⁾

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经过紧张准备，于7月22、8月7日分两批向延安派出观察组员各9人。观察组长由在中国任职20年、通晓中文，时任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的包瑞德担任。成员中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他们分别由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派出。他们中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谢伟思和卢登也作为观察组成员来延安，他们提供政治性报告。当谢伟思10月奉召回华盛顿时，戴维斯来延安逗留一个多月顶替他。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欢迎。毛泽东亲自为8月15日的《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说：“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袖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¹⁰¹⁾

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其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¹⁰²⁾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领导人积极对其开展工作，仅在头两个月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就向观察组全体作了10个报告：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华北敌后形势概述；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与组织；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7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历时3天）；

115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关于新四军；

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贺龙，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关于晋绥边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关于晋冀豫和冀鲁豫边区；

前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关于山东军区；

115师师长林彪：八路军的训练；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分3次讲完）。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罗瑞卿等分别多次接见包瑞德和谢伟思，与他们进行了坦率、诚恳的交谈。谢伟思还单独会见了聂荣臻、林伯渠、杨秀峰、刘少奇、博古、南汉宸等。⁽¹⁰³⁾

上述报告和谈话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介绍了各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

（2） 表示愿意与美军积极合作，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更大贡献。中共领导人指出，从海南岛到山东半岛，中共领导的军队都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帮助美军登陆并建立起滩头阵地。他们还建议，应当制订美军与中共军队长期合作的计划，观察组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应是常驻性的，在延安以外各根据地也应派驻小分队。⁽¹⁰⁴⁾

（3） 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指出战后中国内战的危险，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与谢伟思多次谈话的主题都是对战后中国形势及美国应采取政策的分析和建议。毛泽东指出，国共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最危险的时刻就将到来”，毛泽东坚决表示，中共反对内战。

毛泽东分析了二次大战开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指出，国民党十分依赖美国，它“对美国只能俯首听命”，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得多的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毛泽东还指出，一旦国民党挑起内战，它将尽可能争取美国援助；他希望美国不让蒋介石使用美国新式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的政府。⁽¹⁰⁵⁾

中共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便于观察组更多了解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及搜集日军情报。八路军司令部与观察组共同组成空军小组，负责处理有关空军的情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还下令在晋东南、山东和苏中建造三个简易机场，以加强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系，改善情报工作。

观察组成员深入了解了延安地区部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并多次被邀请去讲解有关的军事知识。比如，包瑞德和海军上尉希契就美国陆军训练方法、美国海军的发展、如何识别日本军舰和商船等专题向八路军指挥员作了数次报告；陆军少校彼得金就爆破材料的使用向1000多八路军官兵作了演讲和示范。

毛泽东、朱德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合影

观察组成员还分批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1944年8月23日，军医卡斯伯格前往晋绥根据地察看前线部队的医疗状况。9月14日到11月5日，3名观察组成员在晋绥根据地参观访问，察看紧急着陆地点，探索破坏日军和进行情报工作的可能性。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卢登等花了4个月时间，行程近2000公里，访问了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空军上尉惠特尔西在1945年访问太行山区时不幸与敌遭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观察组对于中共所作的安排十分满意。包瑞德在报告中说：“中共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便，在他们控制的任何地区与我们合作，对美国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¹⁰⁶⁾

观察组成员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解放区，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根据在延安生活了一些时候的外国人、在敌后遇难被营救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所提供的情况，写了大量报告。仅在头两个月（截至9月27日）观察组就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多数属军事情报，包括敌伪军的战斗序列、作战行动，敌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力量、分布、作战部署、训练状况，华北、西北的经济、气候状况，等等。同时，观察组也发回了相当多的政治性报告，它们大多出自谢伟思之手；他在1944年的4个多月中（7月至11月）写了51份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了26份报告（与他人合写的不计在内）。⁽¹⁰⁷⁾包瑞德、戴维斯、卢登也写了不少政治性报告。这些报告中阐述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观察组成员的共同看法。

美军观察组成员穿中山装的合影

观察组的政治性报告内容广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他们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有战斗力的。包瑞德从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得到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是，打日本人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他虽然甫到延安，但他有多年在中国服务的经验，见过各种条件下的各种中国军队，因而可以根据在延安的耳闻目睹准确评价中共军队。他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¹⁰⁸⁾谢伟思在他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延安“士气很高……在这里没有失败主义，有的是信心；在这里没有厌战情绪”，有的是“冷静的自信和自尊”。⁽¹⁰⁹⁾

（2） 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与之联合作战。包瑞德指出，中共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供应，完全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因此，“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其战斗力，“给日军造成任何中国军队所未给予的大的杀伤”；如果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应，“那就一定可以……收复许多重要地区，严重破坏［日军］铁路和交通线”，“并可击溃大批伪军或迫使其投诚”，从而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为此，他一再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决定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还指出，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情报工作方面给美军以极大帮助。为了改善情报工作，他建议向中共各军区司令部提供无线电台，并派驻懂中文的美国军官，直到战争结束。⁽¹¹⁰⁾

（3） 他们确信共产党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确信中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到1945年春，观察组成员和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几乎走遍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敌后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太原等大城市附近都成功地营救了美军机组人员，有100多名美国人安全通过了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谢伟思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农村。他说：“我们以前认为这是‘日军占领的’地区，这个概念需要修正，日本人只占领了狭窄的地带，其他地方是为我方力量所控制的。”观察组认为，“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人民与八路军完全团结一致”，这是中共能在敌后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最基本条件。⁽¹¹¹⁾卢登认为，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¹¹²⁾

（4） 他们把国共两党进行对比，确信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力量，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它的。他们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领导政治上盲目，完全自私，只关心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中共领袖“坚定自信”，“廉洁奉公”，“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他们“高于当代中国任何别的群体”；当着中国其余地方的局势正在恶化，国民党越来越虚弱时，“共产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¹¹³⁾

（5） 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戴维斯、谢伟思指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美国片面支持蒋只能鼓励国民党沿着现在不民主的趋势滑下去，从而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场内战对中国、对美国在华利益、对远东的和平都是灾难性的。他们建议全面支持国共两党，这样，国民党将要为争取美援进行竞争，它将被迫实行改革，改变政策，改变实施政策的方法，改变现在反动的领导，向着与中共合作的方向前进。他们确信，美国“给中共的援助几乎无疑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¹¹⁴⁾

观察组的大量报告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报告首先在驻华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中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影响”，使他们都跃跃欲试，想到延安亲眼目睹一番。这些报告被送往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驻重庆代表弗里德曼还把一些报告的副本寄给了财政部长摩根索。戴维斯把一些重要的报告寄给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又转给总统，并提请他注意。例如，霍普金斯在谢伟思7月28日题为《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概略印象》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按语：“这是谢伟思先生对华北共产党情况的初步报告。谢伟思是国务院机构的一个成员，他肯定作了某些引人注目的观察。”⁽¹¹⁵⁾观察组的报告也给罗斯福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务院挑选重要的报告抄送战略情报局和有关部门，有的报告的摘录还被分送到美国驻外使馆。最同情观察组的莫过于国务院中国科了。中国科科长（后升任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在战后美军驻华顾问团、美国对华租借援助、马歇尔调处的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上均有自己的看法，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到观察组报告的影响。

谢伟思与中共四川籍领导人。前排左起：杨尚昆、陈毅、朱德、谢伟思、吴玉章、聂荣臻

观察组的报告也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从1939年到1944年夏，在长达5年半的时期中，美国记者、军人和外交官未能获准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美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知甚少，而《时代》周刊等杂志则大肆宣扬蒋介石的“英雄形象”，把他作为中国的“化身”。谢伟思的不少报告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给美国舆论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这些报告和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的报道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一些中国的真实事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初期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

在美军观察组和中共的关系上，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载入史册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中共的许多高级将领都集中在延安，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们还来不及返回各自的根据地。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受降日军和伪军的争夺战。把这些中共的高级将领尽早送回他们的根据地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中共领导人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作了一个重大的甚至有点冒险的决定：向美军观察组借一架飞机，把一批领导干部送到前线去。一直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的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以轻松的口气向观察组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到太行山麓18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最后一战。叶剑英没有告诉观察组要送的是哪些人，观察组也无意打听。早在1944年年末，18集团军太行军区就在晋东南黎城县长凝镇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访问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以及转运被救助的美军人员。美军观察组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所以叶剑英的要求对于观察组来说，不过是一次常态飞行而已。

但对于中共，这却远不是一次常态飞行。8月25日清晨，20位中共高级将领赶到延安机场，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肖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得志、李天佑、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他们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将领。朱德的秘书黄华看到这些将要同机飞往晋东南的中共将领后，不禁吃了一惊。他担心飞行途中万一发生什么情况，这些将帅无法与飞行员沟通，就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获得批准，成为这架飞机上的第21位乘客。⁽¹¹⁶⁾飞机在长凝机场顺利着陆后，中共的将帅们立即分别赶赴各自的战区。这样，中共的这些将帅仅用几个小时，便完成了本来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艰难跋涉。9月9日，中共再次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另一批将帅，从延安运送到晋东北的灵丘。⁽¹¹⁷⁾美军观察组的这两次特殊的飞行，为这些中共将帅争取了一两个月时间，这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东北的形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但是，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毕竟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插曲，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对华政策正在酝酿重要的转变。

(1)　《战时外交》（三）第41页，FRUS，1941，Vol.4，pp.736，739.

(2)　《战时通讯》，第44页。

(3)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 William Sloan Associates，Inc.，1946）， p.152.

(4)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67页。

(5)　梁敬：《史迪威事件》，台北1971年版，第31页。

(6)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5页。

(7)　U.S. 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 Hereafter cited as The China White Papers），p.469;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74.

(8)　Theodore H. White，ed.，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iam Sloan Associates，Inc.，1948），p.36.

(9)　《战时外交》（三），第568页。

(10)　《战时外交》（三），第603页；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9、427等页。

(11)　《史迪威事件》，第65页，CCS是联合参谋长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英文缩写。

(12)　《战时外交》（三），第603页。

(13)　《史迪威事件》，第119页。

(14)　《战时外交》（三），第168、173—174页。1942年春，在美国积存的援华租借物资为14.9万吨，在印度的有4.5万吨。缅甸失守后，对中国的供应线只剩下了从印度英帕尔飞越喜马拉雅山抵云南的“驼峰”空运。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空运在7000多公尺的高空进行，航程长达800多公里，气候条件恶劣（热带的季风雨和世界屋脊的冰雪），飞机还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加上可以提供的运输机有限，空运到中国的物资，5月仅80吨，6月106吨，7月73吨，这与中国的需求和美国的计划都相差甚远。5月8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向军火分配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是每月7500吨，军火分配委员会决定5至10月每月给中国陆军3500吨，给陈纳德空军1500吨，蒋介石所要求的正是军火分配委员会决定的对华计划空运量。见Stilwel'sl Mission to China， pp.159—167.

(15)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73.

(16)　《战时外交》（三），第610页。

(17)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75;《史迪威事件》，第126—127页。

(18)　《战时外交》（一），第635—683页。

(19)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63—465页。

(20)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说：“要是没有中国，要是中国陷落了，会有多少日本师团可以被自由调遣！他们去干什么？去打澳大利亚、打印度，而且会像捡熟李子那样唾手可得，然后直指中东。”见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Sloan and Pearce，1946），p.53.

(21)　《战时通讯》，第123页；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224.

(22)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51—154，214—217；《史迪威在华经验》，第407、469等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67—869页。

(23)　拉姆加尔训练营于1944年1月结束。受训结业的中国军官2600多人，士兵2.97万人，编为新22师、新30师和新38师，后又扩编为新1军、新6军。这是装备、军械和编制完全美式的一支军队。见《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72页。

(24)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35，241;《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72—873页。

(25)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79—183.

(26)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223，244.

(27)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258—260；《史迪威事件》，第99—101页；《战时外交》（三），第211页。

(28)　Minutes of CCS's 58^th Meeting，January 16，1943，RG218，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Box 169，NARS.

(29)　Minutes of CCS's 58^th Meeting ，January 17，1943，RG218，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Box 169，NARS.

(30)　详见本卷第179页。

(3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88，252—253.

(32)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17；《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85页。

(33)　FRUS，1943，China, pp.1—2.

(34)　《战时外交》（三），第213页；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278—280.

(35)　Minutes of JCS's 77^th Meeting ，May 4，1943，RG218，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Box 170，NARS.

(36)　Combined Strategic Estimate Commission，“The Policy of Defeating Japan”，May 12，1944，RG218，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Box 170，NARS. Michael B. Kublin，The Rol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Fall of 1944（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1984），pp.147—148.

(37)　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161页。(www.daowen.com)

(38)　《战时外交》（三），第232页；T.V. Soong to William Leahy，May 18，1943. RG218，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Box 2，NARS.

(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紧缩包围圈》，第132—133页。

(4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p.53—55.

(41)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57—58； 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Ⅱ. The War against Japan（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82），p.522.

(42)　在此之前，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时，斯大林曾于1943年10月30日主动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见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1309.

(43)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44)　FRUS，1943，China, p.178.

(45)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79—80，289—290，298，301;《战时外交》（三），第289—292页。

(46)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305；《战时外交》（三），第296—298页。

(4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10—312；《史迪威事件》，第195—196页。

(48)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721页。

(49)　Elliott Roosevelt and James Brough，A Renderzvous with Destiny: The Roosevelts of the White House（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1975），p.345.

(50)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1；《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12页。

(5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279；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1.

(52)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1583.

(53)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1120；《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第190—192页。

(54)　《战时外交》（一），第329页。

(55)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ol.1，pp.562—565.

(56)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ol.1，pp.565—567.

(57)　见本卷174页。

(58)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ol.1，pp.576—578；《战时外交》（一），第329—330页。

(59)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ol.1，pp.592—593.

(60)　《战时外交》（一），第332页；FRUS，1942，China, p.450.

(61)　FRUS，1942，China, pp.443，451，454.

(62)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ol.1，pp.628，632—633．

(63)　《战时外交》（一），第334页。

(64)　《战时外交》（一），第340页;The China White Papers， p.480.

(65)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Vol.1，pp.770—771，800；FRUS，1942，China, p.489.

(6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57页。

(67)　见本卷第275—276页。

(68)　见本卷第119页及以下各页。

(69)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87页；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3页。

(70)　《战时外交》（三），第707—708页。

(71)　FRUS，1942，China, pp.271—275.

(72)　FRUS，1942，China, pp.276，281.

(73)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38页；《战时外交》（三），第713—714页。

(74)　FRUS，1942，China, pp.333—336；《战时外交》（三），第716及以下各页。

(7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6页。

(76)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43页。

(77)　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4年间，中国政府相继与比利时、挪威、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废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

(78)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7页；《解放日报》1943年1月29日。

(79)　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1983年版，第739、755页。

(80)　《罗斯福选集》，第443—445页。

(81)　FRUS，1942，China, pp.822—826．

(82)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200—201页。

(83)　《战时通讯》，第162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914—915页。

(84)　《战时通讯》，第163页。

(85)　以上六点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7—451页；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1962年版，第39—41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922—923页；As He Saw It， pp.164—165；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1—555页。

(86)　FRUS，1943，China, pp.96—100，121—124，334—335.

(87)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68.

(88)　《战时外交》（三），第632页。

(89)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2.

(90)　As He Saw It， p.164.

(91)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202页。

(92)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335页。

(93)　《中国的纠葛》，第124页。

(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95)　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另外三名政治顾问是：戴维斯、卢登和埃默森。

(96)　FRUS，1943，China, pp.197，214.

(97)　FRUS，1943，China, pp.258—266.

(98)　《战时外交》（一），第163—164页。

(99)　The China White Papers， pp.559—559；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39页。

(100)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迪克西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对南部各州的称呼，美国政府认为延安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反叛地区，故用此名。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0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第573页。指示中说的外国记者是指1944年6月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到延安访问的6名美、英、苏记者，他们是：斯坦因（美联社、伦敦《新闻记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曼（合众社、《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武道（《多伦多每日明星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汉神甫（《中国通讯》及若干美国天主教报刊）、普金科（塔斯社）。

(103)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 pp.132，134，143，200，208.

(104)　Report by David Barrett，September 30，1944，RG 319，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Box 4197，NARS；Report by David Barrett，August 27，1944，Documents of the US Army Observer Section in Yenan，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Defense.

(105)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pp.305，287，297，289.

(106)　Report by David Barrett，September 5，1944，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Defense.

(107)　Report by David Barrett，September 28，1944; John 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193—199.

(108)　Reports by David Barrett，July 31，September 30，1944，RG 319，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Box 4197，NARS.

(109)　Lost Chance in China. pp.180—187.

(110)　Reports by David Barrett，July 31，August 18，July 24，September 28，1944，RG 319，Box 4197，NARS.

(111)　Lost Chance in China. pp.244—246， 253；Report by David Barrett，August 14，1944，RG 319，Box 4197，NARS.

(112)　Lost Chance in China. pp.244—246， 253；Report by David Barrett，August 14，1944，RG 319，Box 4197，NARS; FRUS，1945，Vol.7，p.203.

(113)　The China White Paper，pp.571—173.

(114)　FRUS，1944，Vol.6，p.696； Lost Chance in China. pp.320, 324.

(115)　《中国的纠葛》，第287—293页。

(116)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页。

(117)　牛大勇：《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