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栽赃诬陷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军。关东军炮轰东北军的北大营，并于当晚占领了沈阳全城。

“九·—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臭名昭著的所谓“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恢复了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暂时遏制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势头，使日本不能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在中国为所欲为。但日本是决不甘心成为侵华列强中的普通一员的。起先，日本被迫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内调整政策，“币原外交”应运而生，对美奉行软的一手，对华尽量采用外交、经济手段谋取战略利益。但没过多久，日本政策就开始变化。在1927年夏的东方会议上，日本无视《九国公约》规定，确定了把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方针。从此，日本开始谋求独霸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对美战略也逐渐从以协调为主转向以对抗为主。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忙于国内事务，无暇他顾。日本看准了这个天赐良机，悍然发动了事变，对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

蒋介石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把制止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干预上。他在9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次日，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国民书》说：“深信此次事件，苟经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予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补救。”蒋介石又指示张学良，“倭人狡横，速了非易”，让他切勿与日本单独交涉，以免吃亏，而认为“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¹⁾

9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在日内瓦的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把中日冲突诉诸国联，吁请国联立即依照盟约，采取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外交部同时指示驻美代办容揆向美国通报情况。9月21、 23日，国民政府又连连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援引《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

事变发生后几小时，史汀生国务卿就从詹森公使那里获悉了有关事变的消息。此后几天，日本在东北扩大占领的情报不断传到华盛顿。詹森在9月21、22日的报告中说，日军如此迅速地占领了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葫芦岛这些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并立即把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这些都表明日军的所作所为是“蓄谋已久的、精心地、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的侵略行为”。他认为，《非战公约》签字国应当向全世界公开表明，日本已完全违背了它作为公约签字国负有的条约义务。

但在华盛顿，人们却不这样看。胡佛和史汀生的基本看法是：（1）美国在华利益没有因为事变受到威胁；（2）事变既非日本文官内阁所策划，也未曾得到它的默许，它与币原外相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²⁾基于这种估计，美国政府在事变初期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史汀生希望日本政府，尤其是币原外相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去控制局势，制止事态的扩大，他告诫美国新闻界要尽量克制，谨慎从事，不要在报刊上登载可能激起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情绪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问题是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在注视他们；同时我们要做的是，帮助站在正确方面的币原，而不为任何民族主义的煽惑者所利用。”⁽³⁾

9月22日，史汀生召见日本大使出渊胜次，“对满洲发生的事情表示震惊与关注”。他强调指出，“满洲局势如不恢复原状，将会在美国产生多么严重的印象”，消除现有事态的“责任主要在日本方面”；并说，他发现币原与日本一些军人之间有着“尖锐的分歧”，他现在要做的是“增强而不是削弱币原的力量”。24日，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要求两国政府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⁴⁾从史汀生的上述表示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不赞成“九·一八事变”，不赞成日本出兵侵占南满，希望满洲事态恢复原状；但美国政府又不敢判定谁是谁非，不敢谴责日本公然的违约行为，而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无异于向侵略者示弱。同时，美国希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关系基础的条约得以继续维持，不致因中日争端遭到破坏。

美国和国联互相推诿责任，谁也不想挑头反对日本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行径。美国认为中、日两国都是国联成员国，解决事变应当是国联的事，美国应在保持独立判断和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的条件下，与国联合作。史汀生给美国驻日内瓦公使休·威尔逊规定的行动路线归纳起来是：第一，支持国联敦促中、日两国通过直接谈判自己解决问题；第二，如果需要外界采取行动，那就支持中、日两国把问题提交国联；第三，如果这还不行，美国再考虑根据《九国公约》或《非战公约》采取可行的办法。⁽⁵⁾

中国代表施肇基在9月21日的国联理事会上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日本政府对此竭力反对，并威胁说：国联如未经日本同意，即行委派视察团，则“日本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⁶⁾史汀生也提出异议。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就此事征询史汀生的意见，并邀请美国参加调查团时，史汀生表示，这一做法“不利于日本接受我们和平解决形势的努力”，它会“煽起日本的民族情绪”，“从而使币原和日本政府中其他主张恢复和平的人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他认为，如果要派调查团，它的参加者只能是争端双方。⁽⁷⁾国联于是又提出一个方案：由中、日两国各指派2名代表，由国联理事会指派3名代表，组成调查团。德鲁蒙再次表示，欢迎美国以任何方式参加这个调查组，不论是作为《九国公约》签字国，还是以一般地关注事态发展的名义均可。史汀生再次断然拒绝了国联的邀请。他坚持由中、日双方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如果谈判不成，国联可根据盟约采取适当行动，而美国则“从道义上支持国联的行动”。⁽⁸⁾可见，史汀生是竭力要让国联担起解决中日争端的责任，而推卸美国作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发起国所应承担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日子里，美国政府的态度比国联更为消极。主要由于日本的反对，也由于美国的影响，中国政府关于派遣中立调查团的要求迟迟没有实现，错失了尚有可能暂时遏止日本、避免事态扩大的一线机会。

美国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中国政府不满。9月30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寓所接见詹森，询问美国在给中、日政府的照会中何以对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如此轻描淡写。他希望美国对制止日本的战争行为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代理外交部长李锦纶也向詹森指出，美国在东北有着历史地位，他希望美国能够保持这一传统，发表比24日同文照会更强硬的公开声明。詹森问他，中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与日本谈判。李锦纶答称，中国相信国联会保护中国在满洲的权益，如果国联实在不采取行动，中国可以在与华盛顿会议期间相类似的条件下，即在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但日本撤军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史汀生对宋子文、李锦纶的要求依然无动于衷。他答复说，美国政府“密切注视和惦念着”满洲形势，并希望中、日两国都有良好的机会执行国联理事会9月30日通过的要求中、日双方避免冲突，日本把军队撤到铁路区域的决议。⁽⁹⁾

日本无意执行国联决议，宋子文又于10月5日向詹森提出一项声明，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敦促日本迅速完全撤军。次日，宋子文进一步提出书面要求：如果日本不履行国联决议，“美国要让东京感觉到它的影响，日本对于它的坚决态度是不敢抗拒的。这对国联也是个鼓励”。但史汀生对中国的一再呼吁依然置若罔闻。他在8日对容揆说：“我们不打算判断争端中的谁是谁非……我们不袒护某一方……不偏爱某一方。”⁽¹⁰⁾史汀生力图保持“完全的中立”，想入非非地让日本文官政府不受外界干扰地行动，去控制军部，扭转局势，他的这种态度恰恰是对中国的打击，对日本的袒护和纵容。关东军利用中国的不抵抗，美国和国联的消极观望，在东北不受干扰地攻城掠地，肆无忌惮地扩大侵占范围。在事变后的一周里，日本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多座城市，接着又北犯黑龙江、南侵辽西。

正是在史汀生对中国代办说那番话的同一天，10月8日，关东军的12架飞机对辽西重镇、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临时所在地锦州进行狂轰滥炸。

轰炸锦州使史汀生震惊，而币原却辩解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11日，史汀生指示驻日大使内维尔向币原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抗议照会，其中说：

国务卿不能理解，轰炸锦州这件事怎么能大事化小，怎么能说此事无关紧要……日本军用飞机到底有什么权利飞到该城，进行挑衅，投掷炸弹……即使在战争期间，对一个不设防的、未受警告的城市的空袭也是军事行动中的极端行为。……国务卿不得不认为，轰炸锦州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¹¹⁾

史汀生还在10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情况，指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但胡佛却不认为“日本在胡作非为，对和平条约造成了重大破坏”，相反，他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审慎从事，“不要因为日本拒绝为它视作一纸空文的那些和平条约采取行动而使我们自己陷入屈辱地位”。⁽¹²⁾但他还是批准了派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伯特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议的建议。

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复会，继续讨论中日争端。次日，史汀生训令吉尔伯特接受理事会邀请，出席涉及《非战公约》的讨论（吉尔伯特只正式参加了16至19日3天会议）。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争端的第二个决议，限令日本在11月16日之前将军队完全撤到南满铁路区域，决议还规定，大国将派代表察看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一决议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新的希望。10月26日，蒋介石同时召见美、英、法驻华大使，感谢各国在国联会议上的协助，邀请三大国派代表到东北实地视察，并要每个国家至少派两名代表，一名军人，一名文职人员，代表派得越多越好。

史汀生对这一要求的反应是：应当由国联成员国先派代表。他对国联10月24日决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决议要日本军队限期撤军的规定是“不明智的”，可能“导致僵局”，因此他迟迟没有对决议作出正式表态。⁽¹³⁾

美国的沉默使英国不安。11月2日，英国大使询问副国务卿卡斯特尔，美国是否发出了支持国联决议的照会。卡斯特尔闪烁其词地回答说：“我们十分审慎地考虑，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与国联行动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我不认为，人们要求我们对决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赞同。”⁽¹⁴⁾

美国的态度也使中国感到失望。11月2日，李锦纶约见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询问他美国为何对国联决议迟迟不表态。史汀生于次日指示裴克，他可以作为个人的非正式意见答复李锦纶，国务院认为“至为重要的是遵循一种不偏不倚的行动方式，避免哪怕看起来是偏袒争端一方，或过早作出判断的行动”。⁽¹⁵⁾可见，迟至11月初，史汀生依然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他对中日争端的基本态度仍无改变。⁽¹⁶⁾由于日本的反对，也由于大国互相观望，踌躇不前，国联的第二个决议并未付诸实施。

日本蔑视国联决议，积极策划向北扩大侵占。正是在国联规定的撤军期限的11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占领齐齐哈尔的命令。18日，关东军占领该城。

消息传来，史汀生再次感到震惊。他若有所悟地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日本政府再也不能控制［局势］了，局势实际上是在一群疯狗的掌握之中。”⁽¹⁷⁾他在这天召见日本大使，历数了事变以来日本攻城掠地，进攻中国守军，最后攻占齐齐哈尔的事实，指出，“我只能把这看作是日本军队违反《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的行为”，并宣布，他保留公布自事变以来两国间往返文件的自由。⁽¹⁸⁾这是两个月来史汀生第一次明确提到这两个国际条约。

史汀生还考虑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早在10月17日，史汀生就向胡佛提出了经济制裁的设想，但胡佛不同意。他认为，美国的行动应限于施加“道义的压力”，他把经济和军事制裁作为“通向战争的道路”予以排除了。⁽¹⁹⁾11月下旬，史汀生再次提出经济制裁问题。他的理由是：（1）“如果日本干了坏事而得不到报应”，那对世界和平将是个十分重大的打击；（2）舆论的谴责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起作用，只有让他们“吃点苦头他们才能接受教训”；（3）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都参加对日禁运，日本“很快就会投降”，禁运短期内就会奏效。⁽²⁰⁾但胡佛却依然固执己见。

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敢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除了上面说到的对日本政府内部状况的错误分析外，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1931年春夏的金融危机摧毁了现存的国际汇兑与贸易制度，使美国从1929年开始的萧条进入了灾难性的阶段。胡佛政府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无暇他顾。由于经济危机，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胡佛本人遭到鄙弃的程度是历来美国总统中极少见的。这样一个岌岌可危、自身难保的政府在外交上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www.daowen.com)

第二，美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第3位，1932年美国对华输出仅0.56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3.5%，对日输出为1.3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 8.4%。美国在日本也有巨大投资。一旦实行禁运，美国经济利益将受巨大损害，这对受严重经济危机困扰的美国不啻是雪上加霜。

第三，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参加一次大战是个错误，是威尔逊自行决定采取的非中立政策把美国推向战争的。他们要求和平，反对一切战争，并认为美国地理条件优越。世界别处发生的纷争与美国关系不大，美国无需插手。这种和平主义成为孤立主义的社会基础，胡佛本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者，他明确表示，他“将不为亚洲而战”。⁽²¹⁾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利用这种和平主义思想，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下，冠冕堂皇地制造舆论，兴风作浪，影响民情。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在整个30年代都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

第四，反苏主义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度指望把祸水引向北方，指望日本进攻苏联。在10月中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胡佛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日争端的想法，其中说到，假如日本人大胆声明，如今中国国土大半已经布尔什维克化，在那里正与俄国合作，满洲陷于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日本本来北面已经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今在侧面再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就会危及日本的生存，日本因此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去恢复中国的秩序。如果日本这样声明，美国是不会有多少反对意见的。⁽²²⁾胡佛这番话是美国政府反苏心态的一个典型写照。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复会讨论中日争端。在前两次理事会上日本代表曾一再反对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的绝大部分地方，并正在筹划组织傀儡政权。日本估计，国联如派调查团去，也将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占领东北全境的既成事实，对它实现侵略计划不会再有什么妨碍。于是日本代表芳泽谦吉一反常态。在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不再反对国联派调查团，但他别有用心地提出，调查团不仅应视察东北，还应视察全中国，以便一则拖延时间，二则利用调查团的活动为日本开脱罪责。12月10日，理事会通过决议，派遣一个五人委员会到实地调查，并就调查结果向国联提出报告。调查团除英、法、德、意各派一人外，还邀请美国代表参加。中、日两国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史汀生于当日发表声明，欢迎国联的决定。

在国联理事会会议期间，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11月22日，史汀生获悉日军可能从沈阳向锦州进犯，便立即召见出渊胜次，表示他对满洲局势“十分担忧”，警告说，日军对任何中国军队的进攻都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日军进攻锦州，那就只能被看作是“侵略行为”。⁽²³⁾从事变以来，用“侵略”这个词来谴责日本，不仅史汀生没有过，别的大国和国联也从来没有过。为了向政府更迅速地提供更准确的情报，美国驻华武官麦基尔罗伊和马吉茨上校还到沈阳、锦州实地了解情况。此后，11月23、 27日和12月10、 22、 23日，史汀生又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向锦州进军，如果关东军进攻锦州，那将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²⁴⁾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的严厉警告，日本只得暂时推迟占领锦州的行动。

1932年1月2日，关东军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侵占了锦州。史汀生决定采取行动。7日，美国政府在给中、日两国政府的同文照会中声明：

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无意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或其在华侨民的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包括涉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有关中国的国际政策在内的条约和协定，也无意承认因违背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1928年8月27日《巴黎公约》的条款和义务所导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²⁵⁾

这就是史称“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的照会。

这个照会用明确的肯定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土地，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不承认日本侵略的“成果”，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日本的军事冒险既破坏了美国提出、各大国一致接受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直接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又公然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规定，使美国精心构筑的华盛顿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危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美国发出这一照会，目的就在于保护美国在华利益，恢复东亚的均势，维护以国际联盟和上述两个国际条约为基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美国的这种愿望客观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是相吻合的。在这一照会中，美国还警告中国政府，不能与日本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对在日本侵略面前常常表现出妥协倾向的国民政府既是一种支持（如果它抵抗日本），又是一种制约（如果它准备出卖利权）。当然，由于美国没有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1月7日照会的阻遏作用也是相当软弱的，很有限的。

美国发表这样的不承认声明这不是第一次。1915年5月，当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时，国务卿布赖安也曾发表了类似的声明。⁽²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终于迫使日本退出了一部分它已经侵吞的权益。史汀生的声明实际上是仿照他前辈采取的一个行动。在事变发生时，由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原因，美国不能直接进行干预，但通过发表不承认的声明，它保留了在今后适当时候进行干涉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照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的含义。

史汀生的声明受到美国舆论的热烈支持，也受到一些孤立主义观察家的攻击，他们认为照会既无用又危险。《费城纪事报》的一篇文章把史汀生比作唐·吉诃德，《芝加哥论坛》希望华盛顿不要总是跟日本过不去。⁽²⁷⁾

中国政府于12日复照美国，表示欢迎美国政府声明，并保证说：“来照所称之条约或协定，中国政府本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绝无订立之意”。⁽²⁸⁾日本在16日的复照中一面重弹满洲门户开放的老调，一面又狡辩说，国际条约在中国的运用要视中国变化了的情况而定，谎称，满洲行政官员的人事变动都是“出于民意”，掩盖其制造傀儡政权的罪责。

史汀生在发出照会之前，曾把照会内容通知了英、法和其他一些国家。他希望英、法两国能仿效美国采取行动：三国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如能这样，他认为照会“是会奏效的”。1月7日发出照会后，他又立即把副本转送《九国公约》其他6个签字国。但英、法的反应却令人失望。1月11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9日英国政府给美国的答复，其中说，既然日本政府一再重申遵守门户开放政策，欢迎外国在满洲企业中的参与和合作，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再像美国那样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正式照会。⁽²⁹⁾英国的答复对日本违反国际条约、侵略中国的事实讳莫如深，仿佛即使日本把中国东北割裂了，只要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允许英国在那里经营经济事业，英国也就满意了。这种答复本身是对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亵渎，是对日本侵略者的鼓励。其他国家也没有积极支持不承认主义。

其时，日本正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为了转移国际上的注意力，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闸北大批登陆，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日晨，日机对闸北、真如等地狂轰滥炸。当天，中国外长罗文干召见詹森，要求对《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负有首要责任的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日军的敌对行动。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呼吁“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及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³⁰⁾

在“一·二八事变”前几天，当着上海形势骤趋紧张时，史汀生同他的助手和下属就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和磋商。史汀生力求在两点上与英国达成一致：（1）向日本表示，美、英两国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对那里的形势极为关注，日军没有任何借口在公共租界登陆；（2）向上海增派军舰，增调海军陆战队。史汀生于1月25日召见英国大使，向他详细讲述了美国意向。⁽³¹⁾

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英国在华投资的七成以上，美国的约六成半，意大利的七成都集中在上海。日本在上海开战，英国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英国政府也不能坐视了，它对美国建议作出了积极反应。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训令英国驻日大使，就上海事变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称，英国政府不会默许把公共租界作为进攻的基地。⁽³²⁾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英国对日本作出的一次最强硬的表示，美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从而使日本第一次面临西方大国联合的外交压力。美、英两国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并训令各自驻沪领事斡旋停战，特别是保障公共租界的安全。1月31日，美国政府提出解决上海事变的5点建议，内容为：（1）中日双方停止一切武力行动；（2）双方不再进行任何敌对行动的动员和准备；（3）双方军队退出彼此作战地点；（4）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军队，以保护公共租界，中立区由中立国军队驻防；（5）在上述基础上本着《非战公约》和国联决议的精神谈判解决两国间一切悬案。⁽³³⁾英、法、意等国同意这一方案。2月2日，中、日两国政府分别收到了美、英、法3国各自内容相同的照会。

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接受这一提议，只是建议将“中立区域”、“中立国”改为“和平区域”、“第三国”。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遭到国际舆论群起谴责；日军在上海遇到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顽强抵抗，伤亡重大；国内又遇到筹措军费的困难。美、英提出中日谈判的建议，日本难以公然拒绝。但它反对提案中的第5点，日本担心，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就有丧失在东北攫取的侵略成果的危险。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直到现在的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是清担心，“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³⁴⁾日本在2月4日的复照中说，满洲问题与上海事件毫无联系，而且，“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在解决满洲问题时不接受中立国观察员或中立国人士参加”。⁽³⁵⁾日本也不同意不再进行战争动员的要求。同时，日本加紧在东北策划成立伪政权。2月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扬言“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省区完全独立”。⁽³⁶⁾

史汀生在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后，一直在考虑重申这一声明。他希望与英国采取联合行动，但遭到英国拒绝。他于是设想通过别的办法来重申美国政策。鉴于当时的事态发展，他在2月23日给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写了一封长信，并经胡佛同意，予以公开发表。史汀生在信中说，华盛顿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消除海军军备竞赛，而且在于解决各种威胁和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美国政府之所以愿意放弃它在建造战舰方面的领先地位，之所以愿意不再加固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除了别的因素外，还是由于《九国公约》……反对各国通过军事手段靠牺牲中国实行扩张。”⁽³⁷⁾史汀生的言外之意是，既然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实行军事扩张，美国也要考虑它是否还受《九国公约》约束的问题，美国增强在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史汀生再次重申了不承认主义的立场，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执行这一政策。不久，美国政府公布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美、日两国的全部往返文电。美国新闻界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的浪潮。

“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理事会曾一再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上海事态。3月4日，国联全体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中日双方立即停战，在大国协助下举行谈判。此时，日军已经攻占吴淞炮台和真如。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本是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它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注意力，这时伪政权的筹组工作已大体就绪，即将出台，日本便同意进行谈判。从3月14日起，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公使重光葵、侵沪日军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在上海英国总领馆举行谈判，英、美、法3国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列席参与协商。5月5日，双方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也就是说日本军队可驻在上海市区，中国军队却只能驻在当时驻扎的嘉定、太仓、昆山一带。⁽³⁸⁾协定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出，愤怒的爱国学生痛殴了郭泰祺。

在上海停战谈判期间，以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为首、有美国前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参加的国联远东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上海，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从此参加调查团工作。调查团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方调查三四个月之后，于10月2日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报告书确认了日本军事占领东北三省的事实，但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质；它既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又极力渲染日本在那里的“特殊地位”；既反对维持伪满洲国，⁽³⁹⁾又不赞成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况，而主张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日本在其中享有特殊地位。⁽⁴⁰⁾这个报告书没有使日本满意，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从11月下旬起，国联理事会、全体大会以及专门为处理中日争端而成立的十九国委员会开始反复审议、辩论该报告书。一般说来，英、法等大国代表比较偏袒日本，而众多小国代表则同情中国。

当时，美国大选刚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当选总统。日本乘这两届政府交替之际放出谣言说，新政府将完全改变美国的远东政策，以此制造混乱。史汀生认为应当消除人们对美国可能改变政策的担心。1月9日，他在纽约州海德公园罗斯福家里会晤当选总统，两人就美国外交政策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罗斯福完全赞同史汀生的远东政策，并对它表示“十分热切的关注”。他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冒险最终是要失败的。⁽⁴¹⁾1月13日，史汀生在征得罗斯福同意后告知英、法政府，美国1932年1月7日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两届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他指出，如果日本得以将其意志强加于远东，并取得对全世界尤其是国联的外交胜利，那么，一次大战以来为建立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国联也将威信扫地。他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注视国联采取的行动，支持国联作出的明智决定，并乐于与国联合作。⁽⁴²⁾

英、法代表在国联袒护日本的立场在国内受到批评，在国际上遭到抨击。史汀生的上述表态也促使英、法的态度多少发生转变。2月17日，十九国委员会提出《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通过了该报告书。它用比《李顿报告书》更明确的语言谴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行径，并要求日本遵照国联已经作出的决议，把军队撤到“铁路区域”之内，并定出撤军的方法、步骤、期限。大会同时议决组织关于远东问题的咨询委员会，邀请美、苏代表参加。中国代表接受该报告书，并希望国联根据盟约进一步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拒绝报告书，并于27日宣布退出国联。⁽⁴³⁾

美国欢迎这一报告书。史汀生于2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中日争端作出的结论与国联是基本一致的，美国和国联都同意不承认原则，美国赞成国联建议的处理事变的方针。3月14日新任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指派驻瑞士公使威尔逊参加国联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但不作为正式成员，不享有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