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失去了凝聚力，派系斗争日益公开、剧烈，不几年，就演变成了相当规模的战争。各派军阀都力图以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靠山，列强也试图通过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扩大各自在华势力，打击别国势力。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恢复了在对华政策上的协调一致，但这种合作政策并没有结束竞争。列强和军阀互有需要，这两种争夺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国无宁日，政治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企图独霸中国，着意培植控制着一大部分北洋实力的段祺瑞，以金钱、武器支持他扩充皖系实力。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对日本支持皖系的事实不但不加隐讳，而且加以炫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对华方针“认定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¹⁾为了报答日本，段祺瑞政府不仅重新肯定了《民四条约》的规定，而且出卖了更多的国家利益，还于1918年5月至9月与日本签订了三个军事协定，日军得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占用中国各项设施，中国则要以供给军需品的名义，容许日本大量掠夺中国煤、铁、粮食、棉花等物资。

皖系政权的倒行逆施本来就不得人心，“五四”运动的冲击更使它声名狼藉。直系和奉系趁机联合起来讨伐皖系，1920年7月中旬爆发直皖战争。大战以后重新在中国寻求扩张势力的美国，把直皖战争看作是改变中国政局的契机。国务卿柯尔比惟恐日本公开出面支持段祺端，于7月16日指示驻华公使柯兰说，1917年各国对段祺瑞反对张勋没有加以干涉，现在各国同样不应该否定反段势力的类似行动自由，否则就是对中国政局进行袒护一方的干涉。他要柯兰谨慎提防可能对段祺瑞有利的外交行动。⁽²⁾

皖系战败后，北京一度出现了直、奉联合执政的局面。直、奉同床异梦，表面联合，暗地秣马厉兵，积极扩军备战，准备决一胜负。张作霖积极投靠日本，竭力向日本表示，他是又一个段祺瑞，值得日本的支持，日本在皖系失败后，正要扶植奉系取而代之，双方一拍即合。正如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1920年11月的日记中所写的：“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也有给张以优待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³⁾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日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援助奉系。

直系吴佩孚在讨伐皖系时口口声声“不结交洋人，不举借外债”，谴责皖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待他掌权以后，便竭力拉拢英、美，企图依靠他们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进而建立全国的统治。

吴佩孚利用各种机会向美国外交、军事人员示好，力图通过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1920年7月，吴佩孚几次写信给他的政务处长白坚武的朋友、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何锦思中校，询问美国海军的编制、舰只配备等有关情况，随后，他又邀请何锦思到洛阳访问。谈话间，他告诉何锦思，财政支出是他的严重障碍，他显然希望何锦思把这一情况转告美国政府。这次会见给何锦思留下了好感，因为他感到吴的行为是受反日情绪支配的。

也是在7月，美国陆军助理武官费禄纳少校在保定访问了吴佩孚和曹锟。吴对他大献殷勤，厚礼相待。这次访问给费禄纳留下深刻印象。他在8月3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直系首脑中最杰出的是吴佩孚……他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他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工作的。……他显然极为民主，他的士兵对他既非常尊敬，又十分爱戴。”⁽⁴⁾在费禄纳眼中，吴佩孚简直成了完美无缺的英雄和领袖。

除了拉拢官方人士，直系军阀还竭力结交美国在华民间人士，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芮恩施。芮恩施辞去驻华公使职务后，被北京政府聘为顾问。由于他与美国使馆的密切关系和在美国公众中的广泛影响，直系把他奉为上宾。他得到过曹锟的隆重宴请，也受到过吴佩孚及其部下的盛情款待。芮恩施则经常发表讲演和文章，支持直系政府。他在192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称颂吴是“民主的平民政府的拥护者”，把直系政府比作长江大河，势不可当，并劝告一切“明智的政治家”同这股“巨大的力量”联合起来。⁽⁵⁾

吴佩孚非常重视宣传媒介的作用，他与美、英新闻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常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记者访问他的部队和战场，对他们送往迎来，殷勤款待，大有礼贤下士的作风。为了表示他对美国的好感与钦羡，他在接见美国报人时在衙门墙上挂上乔治·华盛顿的像，并大言不惭地自我表白说，他的愿望是为国家作出像华盛顿统一十三块殖民地那样的贡献。他甚至聘请一些美、英记者作为顾问，美国记者中有甘露德和侯雅信，前者是《字林报》驻北京记者、天津的美国报纸《华北明星报》的美方代表、白坚武的好友，后者是《北京导报》的实际负责人、中美通讯社的助理经理。侯雅信在直皖战争中即充任吴的新闻代理人。他接办了《北京导报》和中文报纸《益世报》，把后者登记为美国产业，置于美国保护之下，然后用这些报纸为吴佩孚掌权制造舆论。直皖战争前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美、英报刊上，充斥着抨击安福系及其后台日本、美化吴佩孚的文章。如在7月24日这一天的《密勒士评论报》上，侯雅信称安福系是一群“小煽惑家、自私自利的政客和短命暴徒”，说在他们背后的是“用贪婪、虚荣或恐怖的线牵动着傀儡的日本阴谋家”。甘露德则为吴大唱赞歌，说，“每个人都信任吴佩孚，他的诚实和勇气是毋庸置疑的”。⁽⁶⁾一唱一和，一贬一褒，他们充当吴佩孚御用文人的嘴脸也就十分清楚了。侯雅信也自鸣得意地写道，他“与吴佩孚反对皖系的军事行动步调一致地对当政的皖系展开宣传攻势”，“纵横驰骋在胜利的巅峰”。⁽⁷⁾

直皖战争后胜利的直、奉两派分赃不均，又都想独霸天下，矛盾越来越尖锐，美国报人控制的报刊便像当年反对段祺瑞那样攻讦张作霖，称他是“狡猾的军阀”，中国北方的“反动派”，“地地道道的独裁者，在一切国家事务上独断独行，玩弄权柄，使政府不过成为一台傀儡戏”，⁽⁸⁾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舆论准备。

关于直奉战争，吴佩孚早就同美国暗通声气。1922年1月，他就通过第三者告知美国公使，他要来一个“大扫除”，意即摒除奉系，然后建立起秩序，让国会代表决定未来的政府。因此美国公使早就对即将来临的直奉战争心中有底。4月，何锦思还到直奉战场进行实地访问。5月，张作霖战败，退守关外，美、英公使立即表示，直系的胜利使“内战接近尾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前景，他们要求银行团参加国政府对本国银行家发挥影响，给直系政权以行政贷款，以帮助中国的政治统一、财政复兴及建立一个有效和稳定的政府；并且说，如果各国袖手旁观，那就是任随中国出现无政府状态，陷于混乱。日本立即表示反对，声称“张作霖并没有被打败”，如果照美、英公使建议的做，就是“支持中国的一派”。日本政府还故意把美、英、法、日4国公使就此事进行的磋商泄露出去，公诸报端，不仅破坏了美、英的企图，而且使之陷于窘境。⁽⁹⁾

直系为了对付政敌，给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于1923年10月演出了一幕臭名昭著的贿选丑剧。早在6月上旬，舒尔曼就报告国务院说，他从与颜惠庆和顾维钧的谈话中概括出直系的计划是：第一步，成立新内阁，颜任国务总理，顾任外长；第二步，逼走黎元洪；第三步，颜内阁暂时代行总统职务；第四步，选举曹锟为总统。直系不仅事先向舒尔曼透露这个计划，而且在实行计划过程中，一直与舒尔曼保持频繁接触。就在黎元洪6月13日被逐离京的当天，颜惠庆、顾维钧在美国使馆谈到深夜。他们两人担心，由于国会已经分裂成四派，没有一派控制选举总统所必需的法定票数，因此选举可能会有困难。但颜向舒尔曼保证说，他们一定把事情做得起码表面上过得去。⁽¹⁰⁾

直系的倒行逆施弄得政局一片混乱。6月2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义正词严地指出，“列强承认北庭，即不啻予北庭以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列强固声言不干中国内政者，按之事实，竟强置全国否认之政府于吾民之上”，要求列强撤销对北京直系政府的承认，“待有能代表全国而又为各省拥戴之政府产生，然后再予承认”。⁽¹¹⁾舒尔曼也难以否认，北京政府一无总统，二无总理，陷于瘫痪，这个政府是否有效确成问题，是否撤销对它的承认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但他对直系的计划早已心中有数，因此坚决反对撤销承认。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总统贿选于10月5日举行。舒尔曼竟然前往观礼，为之撑腰；揭晓后，他又首先表示祝贺。他在当天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描述贿选的情况说，北京“没有欢呼，没有群众，街上只有警察、兵士和洋车夫，我是惟一在场的外国公使”。可见美国支持贿选是多么孤立、多么不得人心。10月15日曹锟在接见外交使节时，特地就前总统哈定对中国的“善意和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在柯立芝总统任内美国将一如既往对中国友好。⁽¹²⁾

在直系单独执政的前期，美国报人对吴佩孚的吹捧更是无以复加。裴斐抨击张作霖是日本的人，仰承日本的鼻息，赞美吴佩孚是“中国军界中惟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中国最高明的战略家”，“是民国以来登上高位的最好的人”。⁽¹³⁾侯雅信断言，由于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胜利，军人政治再次遭到确定的挫败，日本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已被消除，腐败的交通系被根除了，合乎宪法的国会即将召开，而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吴佩孚。⁽¹⁴⁾吴佩孚简直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中国人民的救星了！(www.daowen.com)

吴佩孚成功地取得了美国政治上的支持，但在谋求美国财政援助方面却并不顺利。

当时直系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拮据，政府穷得连各部职员的薪金都发不出来，遂向英、美要求财政援助。1922年5月底6月初，吴佩孚向侯雅信提到，他要治理黄河，在河上建筑桥梁并从事一些别的工程，希望列强给予贷款。侯雅信便积极为此制造舆论。他在《远东时报》撰文介绍吴佩孚的财政计划，并声称，自从直系单独掌权、新的交通和财政总长上任以来，在摒除交通系的影响、改善铁路管理和财政管理方面已经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向他的同胞呼吁：如果他们愿意看到中国重新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他们就该助它一臂之力，借给它一笔善后借款。⁽¹⁵⁾

7月上旬，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了两宗借款要求：（1）4亿元鹰洋的整理公债借款，用来清偿欠内欠外的各项浮动债款，借款以2.5%的附加税作保；（2）6个月内按月拨付、总额为1500万美元的行政借款。7月8日和11日，美、英、日、法4国公使举行了两次会议，最后决出一个方案：银行团在6个月内，分期预付不超过1500万美元的贷款，借款用海关附加税或银行团决定的其他方式作保，借款用途由外国实行监督和审核。舒尔曼认为，这笔借款将加强北京政府，增进中国统一、成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政府的前景，而且会使各省财源重新流向北京；而倘若外国不给财政援助，中国是不能自主的。⁽¹⁶⁾

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虽然在会议上也勉强同意了这一决定，但会下却建议其政府拒绝这个方案。在7月26日的4国公使会议上，小幡读了一段电报摘要，声言，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局混乱，不应给予财政援助。由于日本反对，这项贷款提案被否决。

北京政府并不死心，外交总长顾维钧于10月2日向银行团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盐税作抵押，6个月内贷款1800万美元。

日本政府继续加以反对，而其理由却冠冕堂皇。它在10月19日致美国政府照会中说，根据华盛顿的条约和决议精神，日本奉行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它不能给中国某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以援助，在目前政局不确定的情况下给北京政府以援助，只会使未来局势复杂化。英、美两国政府赞同给予贷款。许士在11月23日给日本的复照中针锋相对地批驳说，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派别，它是“得到美国和其他大国承认的中国惟一的政府”，是负责保护外国权益、承担财政义务的惟一代表机构；北京政府现在寻求的贷款是用于紧迫的行政需要和中国的财政复兴的，其用途是正当的，给它贷款不是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帮助中国避免行政分裂和财政混乱。⁽¹⁷⁾双方的态度都很鲜明，观点截然对立。

但日本政府坚决拒绝给予贷款。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银行家与美国政府的主张也不一致，美国政府是从支持直系政府的政治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直系的财政状况越严峻，它越认为有给予贷款的必要。但美国银行家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关心投资风险，他们认为贷款没有适当的担保，因而拒绝提供。贷款之议终于告吹。1923年后，新银行团便名存实亡了。

各派军阀都力图从外国获取武器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大战结束后，各参战国都存有大量军火，唯利是图的军火商们力图将其倾销出去，他们自然也瞩目中国市场。1919年5月5日，美、英、日、法、意等9国曾联合向北京政府表明，为了不助长中国内乱，在中国消弭内战、成立为各国所承认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前，各国政府将禁止本国商民把军火和制造军火用的器材输入中国。⁽¹⁸⁾这是各国互相牵制的一种办法，它对军火贸易设置了一道障碍。各国，尤其是日本与英美之间互相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可能的违约行为，互相攻讦。尽管如此，各派军阀仍然通过各种隐蔽的途径，或者以“民用”的名义从国外获得武器弹药和飞机，以及制造军火的设备，而对军火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他们是不选择顾客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对违禁贸易或者睁一眼，闭一眼，或者采取实际放纵的态度。

在本节讨论的这一时期，意大利是向中国各派军阀提供武器的一个主要国家，也是直系军火的主要来源。⁽¹⁹⁾美国军火商也眼巴巴地盯着中国市场。美国驻华代理商务参赞巴切尔德在1920年7月23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抱怨说，禁运协定早已形同虚设，而美国商人却由于该协定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军售机会。9月8日，驻华公使柯兰询问国务院，是否可向北京政府出售商用飞机。他毫不隐讳地说，这些飞机很可能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对中国，飞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但既然别的国家可以把飞机卖给中国，他认为美国飞机商自然也可以这样做。国务卿柯尔比答复说，既然别国政府允许这类交易，美国政府对此也不予禁止。⁽²⁰⁾这样，国务院就正式为美国飞机售华开了绿灯。1922年美商施利文卖给吴佩孚6架美国科蒂斯飞机公司制造的飞机，价值8.6万鹰洋。此外，吴佩孚在巩县的兵工厂使用了美国机器装备，这是比向直系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支援。

直系还在工业技术方面寻求美国援助。郑州豫丰纱厂的机器是由两家美国公司——莱考洛厄工厂和美国奇异电器公司在美国制造，由美商慎昌洋行供给并指导安装的。吴佩孚还用美国红十字会的救济金在洛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梁。

美国支持直系，直系也把利权让与美国。1918年皖系掌权时，北京政府海军部曾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合同，允准三井洋行出资承建一座无线电台，其能力可直接与日本、欧美通报，30年内该公司拥有经营管理全权。及至直系当政，北京政府又在1921年1月与美国合众无线电公司订立无线电台合同。合同规定，由该公司在上海建造主要电台，在哈尔滨、北京、广州等地建造次要电台，费用由北京政府及该公司平均分担，嗣后从电台收入中偿还，电台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的无线电管理公司进行管理。⁽²¹⁾显然，按照这个协定，中国的电信管理大权实际将落到美国人手中。日本对协定提出抗议，认为它违反了1918年协定中日本享有30年专利权的规定；美国政府把它看作是“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原则在华的实际应用的一个试金石”，认为这“对美国在华利益具有头等重要性”。⁽²²⁾美、日两国公使交相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据顾维钧回忆，“不止一次，日本公使刚离开外交部，美国公使就要求见我；有时则美国公使刚走，日本公使就来”。⁽²³⁾

1922年11月，合众无线电公司代表施维仁率工程师来华，与交通部就实施协定进行磋商，并准备在上海购地建筑电台。北京政府鉴于日本的反对，踌躇未行。1923年2月26日，舒尔曼往访外交总长黄郛，要求履行合同，并称，美商合同符合门户开放政策，按照这一合同，中国无论何时均可与其他公司订约，经营同类事业；而根据三井合同，中国须受30年束缚，日商之用意，系欲包揽中国通讯事业，在平时则可支配信息，箝制商务，战时关系更巨，不可不防。黄郛答称，中国政府绝不会否认与美商的合同，此事须设法调解。2月27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维持与美商的无线电合同。⁽²⁴⁾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合同迟迟不能兑现。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日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扶植奉系。1922年对日本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在华盛顿会议上它被迫退出一些已经霸占的权益，奉系的战败使它扩张在华势力的图谋受到一次挫折。对此，日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它在“为应付直系的进攻而供给张作霖武器”的借口下，先是秘密地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包括以京奉铁路、四洮铁路警备队需用的名义，“无税免检”地把大量武器运入奉天，然后转给奉系。⁽²⁵⁾及至192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行将爆发时，日本干脆连“中立”的伪装也不要了，它决定，它的对华政策“要根据帝国利害关系适当加以调整，要继续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友好援助的既定方针，并支持其地位”。⁽²⁶⁾于是，日本军火源源不断运往张作霖部队；日本人帮助张作霖改组军队，采用新法练兵，并不惜工本，帮助奉军构筑工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顾问在前线指挥奉军作战，日本军佐直接在奉军中充任下级军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日本人帮奉军打赢的。

简单考察了20年代头几年美国与直系军阀的关系后，可以得出结论，直系为了与皖、奉系争夺，执行亲美、英的路线，力图争取它们的援助和支持；美国为了抵制日本的扩张，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支持直系军阀，但它没有像当初支持袁世凯那样支持直系，也没有像日本扶植奉系那样援助直系。除了华盛顿会议及有关文件的约束、列强互相的牵制，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支持奉系要方便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吴佩孚不是像袁世凯那样能控制中国局势的“强人”。一些美、英报人曾经对吴佩孚尽情加以美化，但直系单独执政没有多久，其政府腐败、内部勾心斗角就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从1922年下半年后，美、英报刊上的评论对直系越来越没有好话。《泰晤士报》报道说，吴“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完全失败了……官场腐败依旧，国库如洗”。⁽²⁷⁾《远东时报》还载文表示赞同孙中山的呼吁，主张外国撤销对“吴佩孚的傀儡们”的支持和承认，断绝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作为促进中国走向统一的第一步。曹锟的贿选更遭到西方舆论强烈的责难。1923年5月6日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在华外国人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认为北京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和扩大他们的在华权益，连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障，“惩罚”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美国实业家也要求国务院增派军队，增调舰只。驻北京外交团认为临城劫车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暴露了中央政府的无能”，舒尔曼甚至主张今后必须采取“某种激烈措施”（如加强路警，并由外国人督察或监管）。许士也认为，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曾经指望“运用英、美确认讨伐［奉系］意旨，以资牵制［日本］”，⁽²⁸⁾把英美作为其依靠力量。但事实是，在直系财政最为窘迫的时候，英、美也没有给予财政援助；在战争的紧迫关头，它们没有供给武器弹药。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它们没有给直系以实质性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