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为分赃而举行的和平会议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举行。

日本为参加和会作了大量准备。它制订的参加和会的方针是：对于与己无关的问题，概不表态；对于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与盟国协调一致；对于日本单独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和财产，占领赤道以北原属德国的南洋群岛，则一定要达到目的。

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大战的胜利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中国人民自然希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国权，结束丧权辱国的历史，一改几十年来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但当时中国南北双方刚刚罢战，和平会议尚未开始；北京政府内部各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这个政权极为脆弱。亲日的段祺瑞虽已辞去总理职务，但由于大战胜利，这个力主参战的前总理俨然成了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次嚣张起来；作为参战督办，他仍掌握军权，左右一切。在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行前举行的商讨与会方针的会上，段祺瑞竟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¹⁾段祺瑞的话代表了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态度。

但当时北京政府中也有相当的亲美势力。尤其是威尔逊发表的“十四点宣言”，更给中国各阶层人士带来了虚幻的希望。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向国会致词中提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宣言”，其中包括废除秘密外交（第1点），公海航行绝对自由（第2点），撤除经济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第3点），削减军备（第4点），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第5点），退还被占俄国领土（第6点），组织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机构，为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第14点），等等。威尔逊的十四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冲击时为进行内部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抵销苏维埃政府和平呼吁的巨大影响。但它在中国朝野却引起热烈反响。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年11月2日在众议院演说中表示，中国要“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相信战后外交情形将与以前迥异，中国人民所向往的和平世界即将实现。⁽²⁾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提灯游行，不少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甚至中国思想界的先进人物也为十四点所迷惑。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³⁾善良的人们天真地以为，“公理战胜强权”的原则果真可以实现了。北京政府的亲美派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们同美国公使芮恩施、北京政府美籍顾问韦罗璧一起商讨媾和条件。这些条件分三大项：（1）关于领土完整，包括废除租借地和租界；（2）关于维护主权，包括废除使馆卫队和京津间的驻军，废除领事裁判权；（3）关于经济和财政独立，主要是收回关税主权。驻美公使顾维钧于11月25、 26日先后向蓝辛、威尔逊通报了中国准备在和会上提出的条件，并探询和会准备情况。威尔逊言不由衷地表示，他将乐于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但紧接着又说，涉及中国的事比较难办，因为有许多秘密条约。顾维钧表示，中国赞赏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将最衷心地支持他的计划和他的原则，希望十四点能用于远东。威尔逊答称，这颇为困难。⁽⁴⁾可见，威尔逊并不真想实现十四点，并不真想在巴黎和会上帮助中国，但中国政府的亲美派仍然对美国政府抱着幻想。

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正式代表5人：外交总长陆徵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其中，施、顾、王3人都曾是留美学生，魏是留法学生出身，从组成情况看，这个代表团不是亲日的，而具有相当的亲美倾向。又由于陆徵祥怕担责任，使两位亲美的年轻外交家顾维钧和王正廷成为代表团的中坚。除了这个正式代表团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也纷纷赶往巴黎，他们当中有代表国民党的汪精卫、李石曾、伍朝枢，代表进步党的梁启超，交通系的叶恭绰，等等，表现了各派政治势力对会议的关注。

美国政府出席和会的代表团是各国代表团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工作人员达1300人之多。威尔逊是以“救世主”的心情前往巴黎的。在美国参战前，威尔逊力图以和平的中立姿态、以最高仲裁者的身份干预欧洲局势。后来，他又提出了“十四点宣言”。其中关于组织国际联盟的第14点是他最得意的创作。他设想由这个国际联盟来协调国家关系，安排世界事务，而美国则应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他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成立国际联盟的雄心。

巴黎和会是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的一个典型。会议的决策机构起先是十人会议（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及日本代表团两名成员组成），3月中旬以后是四人会议（由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组成），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除了接受大国的决定外，很难有所作为。各大国纵横捭阖，讨价还价，为谋求各自最大利益使尽权术手腕，弱国小国则被置于受摆布、受愚弄的地位。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开始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中国为大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粮食，并派遣17.5万名劳工到法国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劳工除担任战地劳役，也曾参加战斗，约有2000人在战争中丧生。⁽⁵⁾日本只在攻占青岛时有些伤亡，整个大战期间，并无日军在欧洲作战，它只是派出舰队在印度洋、南非、地中海和澳大利亚一带护航。可是几个大国却事先商定，在和会上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与美、英、法、意各有5席代表名额，中国与其他一些小国只得2席。而关于中国的代表名额正是豪斯上校向威尔逊建议的。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在经过抗议后，代表名额由2席增加到3席，中国代表团的抗议却无济于事。中国代表在和会的任务也只是“申述他们自己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逗留半年，只参加了3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这种不平等待遇使中国代表团在交涉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在1月27日上午讨论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山东问题第一次被提起。威尔逊提议邀请中国代表列席。日本代表声称，山东问题是日、德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企图在讨论中排除中国代表。但由于和会议事规则明白规定，“最高会议”在讨论五强以外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应邀请有关国家代表列席，日本企图未能得逞。

27日下午的十人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并且威胁说，“日本对任何能使德国在远东恢复其活动的事情，不能泰然处之”。⁽⁶⁾ 这次会后，陆徵祥、顾维钧立即去见威尔逊，希望他在山东问题上主持公道。威尔逊向他们表示，他对日本代表团如此天真地提出其要求表示惊讶和担忧，并建议中国代表同样坦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还表示，他“对中国深表同情，并将尽力帮助中国”。⁽⁷⁾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表态是言不由衷的。

在翌日的十人会议上，顾维钧代表中国陈述意见。他从历史、种族、语言、宗教、风俗、地理、经济等各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要求把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统统直接交还中国。牧野伸显狡辩说，关于胶州和胶济路的处理，中日之间早已订有条约。顾维钧反驳说，条约是在日本胁迫下订立的，义正词严的雄辩使日本代表神情沮丧，哑口无言。威尔逊也在他发言后对他表示祝贺，并称，这是对中国观点的极好阐述。蓝辛也向他表示祝贺，并认为他的“论证简直把日本压倒了”。⁽⁸⁾

尽管如此，当克列孟梭提出，大战期间签订的秘密条约是否应当提交会议考虑时，劳合·乔治、奥兰多、牧野伸显一致表示赞成，威尔逊竟也没有表示异议。这样，日本与英、法等国在大战期间订立的密约⁽⁹⁾实际上就成了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基础。

从1月28日辩论到4月22日四人会议重新审议山东问题这两个多月中，中、日双方代表团都在巴黎进行紧张活动。1月29日，日本代表访问蓝辛，威胁说，如果由于美国不支持日本，而使胶州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将怪罪美国。日本代表不顾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压迫的事实，竟然在2月14日国际联盟章程起草委员会（威尔逊任委员长）上提出了一个所谓“废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要求在国联盟约中规定：对于国联成员国中的外国人在一切方面给予平等待遇，不得因人种或国籍不同而在法律或事实上有任何差别。⁽¹⁰⁾尽管这一要求因未能获得一致通过而被否决，但它对在移民问题上对日本实行歧视的美国毕竟是个要挟。日本代表知道，威尔逊是一定会反对这一提案的，而要日本撤销原议，那就对日本作出相应的让步吧！

日本代表一方面对威尔逊施加压力，一方面又针对他的虚荣心，投其所好，对他备加颂扬。他们表示钦佩威尔逊的“崇高思想和雄心”，称他的十四点是“世界的大宪章”，表示对他倡议的国际联盟是有信心的，力图博得威尔逊的好感。⁽¹¹⁾

中国代表团也在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2月15日，中国代表团把山东问题议案提交大会。4月17日，顾维钧、王正廷等面见威尔逊，再次提出山东问题。威尔逊称，为了尽快缔结对德和约，四人会议初步确定，德国在欧洲以外的一切权利，暂由参加和会各国共同接收，实际上是交五大国托管，但他又说这只是目前的看法，不是固定的办法，为他以后进一步向日本让步预留了后路。⁽¹²⁾

驻华公使芮恩施密切注视着和会的进展。他希望通过和会削弱日本在华势力，在和会召开前就一再致函国务院和总统，强调中国问题必须在和会上“得到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必须放弃使这个世界免遭军国主义灾难的希望”。他还说：“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来说，任何一个欧洲问题就其重要性而言都不能与公正解决中国事务相提并论。”他在1919年1月6日给威尔逊的电报中进一步写道：

通过5年的经验我被迫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军界要人使用的方法只能带来罪恶和破坏，任何公正的、正义的考虑都不能使他们住手，惟一能制止他们的是让他们明白懂得，他们的行径是不能容忍的。⁽¹³⁾

芮恩施的主张得到美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的赞同。蓝辛认为大战已经结束，应当停止绥靖日本。代表团顾问、前远东司司长卫理在4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主张，“把先前与德国有关的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他写道：

让中国失望将使我们在远东的良好声誉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害，它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燃起一种恒久不灭的遭受冤屈的感觉，从而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日本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它们应当遭到拒绝。⁽¹⁴⁾(www.daowen.com)

他在备忘录中列举了拒绝日本要求的理由，建议四人会议考虑这一问题，并在和约中列入相应的条款。这份备忘录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主张停止绥靖日本这一派的意见。

威尔逊并非没有考虑到美国在远东的声誉，也不是不想削弱日本在华势力。但是在他的天平上，下列考虑却是分量更重的砝码。

首先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当和会正在进行时，7000名美国士兵正与 70000 名日本军人结成反对革命的同盟军，入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由十月革命引起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更遭到各地劳工民众的反对。亚洲一些国家也处在新的民族觉醒之中。这样，列强之间正需要通过巴黎和会调整它们的内部关系，结成一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阵线。鉴于日本在远东的地位，美国是一定要把它保持在这个联合阵线之内的，因而是一定要对它让步的。

其次是成立国际联盟的需要。当时，意大利因为割让南斯拉夫领土阜姆的要求遭到拒绝，与美国闹翻，正威胁要退出巴黎和会，使和会遇到一个危机。日本态度于是变得更加强硬。4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电令日本代表团：无条件地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本国政府的最后决定，对此决不再有任何更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日本代表团就拒绝在国际联盟盟约上签字。⁽¹⁵⁾翌日上午日本代表公然向四人会议提出了这一威胁。如果所谓五大国中的两个国家在国联问题上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威尔逊成立国联的计划就难以实现，而这一计划恰恰是威尔逊参加和会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个人事业成败荣辱的关键。

再次是美国与英、法的关系，英、法在美国与阜姆问题的争执中就态度冷淡，在山东问题上，它们一直表示支持日本的要求。据日本代表说，4月22日上午，当他们走进威尔逊住处的会议室时，他们看见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手里拿着文件，那正是大战期间英、法与日本签订的密约的文本。显然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正在再一次对威尔逊施加压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威尔逊决定对日本让步。

4月22日，中国代表出席四人会议（奥兰多缺席），这是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会议主席威尔逊说，山东问题现已陷入困境，他曾建议日本，把胶州租借地交给五大国托管，但日本拒绝这样做，英、法也感到为难。英、法与日本有约在先，中国也与日本订有条约。战争使中德之间条约失了效，但没有使中日之间的条约失效。“它们有义务恪守这些条约，因为之所以进行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证明条约是不可违反的”。顾维钧再次辩驳说，《民四条约》是在日本对中国进行威胁、并提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才被迫签订的，它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程序达成的条约。威尔逊仍然强调“条约的神圣性”，他说：“必须证明，条约不是一纸空文。即使条约与缔造和平的原则不符，我们也不能背弃过去承担的义务。”这样，威尔逊已经完全背弃了他自己在十四点中宣称的原则，撕破了公正的伪装，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要求进行辩护了。同时他又哄骗中国代表说，以后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顾维钧随即指出：“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中国代表虽然正义在手，但却孤掌难鸣。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更是与日本一鼻孔出气，逼迫中国代表接受日本要求。⁽¹⁶⁾

中国代表团在困境中孤军奋战。4月23日，它向四人会议提出一项书面妥协方案，主要内容是：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暂交五大国，以便最后归还中国；日本在和约签字后一年内完全从山东撤出；中国将偿付日本为取得胶州所花的军事费用；胶州湾开作商埠，如有必要，可在青岛设一国际租界。⁽¹⁷⁾

日本代表团坚决反对这个方案。24日，正是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和会回国的那天，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到美国代表团驻地，气势汹汹地威胁说，除非和会接受日本提案，日本将不签订条约。这使威尔逊对成立国联的前景备感担心。他对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说：“如果意大利不回来，日本又回家去，那么国联会成个什么样子呢？”⁽¹⁸⁾在翌日的三巨头会上，威尔逊竟公然为日本侵略要求张目，声称：“日本大部分领土都是不毛之地，因而日本得为其人口寻找空间。他们在朝鲜和满洲已经找到了一些空间，现在他们又在中国寻找更多的空间。”⁽¹⁹⁾以“寻找生存空间”来论证日本侵略的合理性，这与他在十四点中宣布的成立国联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为成立国联付出的代价正是抛弃这个国际组织的宗旨，牺牲中国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就这样，三巨头拒绝了中国的妥协方案。

威尔逊自然不能把事情做得过于露骨，于是，在4月28日的三巨头会上表示，只要日本答应日后把山东归还中国，放弃对山东的主权和军事权利，将要求限于经济方面，他对日本条件可表同意。根据威尔逊的这一提示，日本草拟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并于翌日交予三巨头会。三巨头会既不将条款通知中国代表团，也未交和会起草委员会讨论，就作为第156、 157、 158条列入了《凡尔赛和约》。30日，日本代表团又发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日本把山东半岛主权完全归还中国，仅仅保留给予德国的经济特权和……在青岛设立租界的特权；铁路业主设置特别警察仅为保证交通安全，而不用于其他目的；警察由中国人组成，教官由日本人充任。⁽²⁰⁾关于这个声明，蓝辛讥讽地比喻为捡了钱袋，把钱留下了，而把空袋还给失主。中国得到的是徒有其名的主权。三巨头同意日本的这一声明，山东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威尔逊终于背信弃义，出卖了中国利益。美国代表团中大多数人对此十分不满。当顾维钧见他们时，他们无例外地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表示失望，对中国感到歉疚。他们质问威尔逊，同意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是否与他自己宣布的原则相矛盾。威尔逊装聋作哑，支吾其词地说，他不认为十四点中哪一点与山东问题有关，他不清楚哪些原则应当用于山东问题。⁽²¹⁾蓝辛等认为，日本新近才取得大国地位，它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签和约，拒绝加入国联，威尔逊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因为怕日本不加入国联而在山东问题上对它让步，那么它加入国联后也将不受约束，难以驾驭；万一日本果真离开和会，那就把它孤立在国联之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仍可在美、英、法等国的均势的基础上得以实行，而日本金融家将促使其政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还认为，威尔逊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对美国在远东的威信损失太大。在威尔逊对日本作出让步后，卫理和代表团另一顾问、东亚问题专家亨贝克“羞于直眼正视中国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布利斯将军在征得蓝辛和卫理同意后，在4月29日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无异于抗议的长信，指出，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是道义上的大错特错。他写道：

如果日本吞并一个盟国的领土是对的，那么意大利要保留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阜姆就不是错的。

如果我们支持日本的要求，我们就放弃了中国的民主，而任随普鲁士式的日本军国主义去统治中国。

即使是为了缔造和平，做错事也不能算是对的。和平是人心所向，但还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与自由。⁽²²⁾

芮恩施的态度与他们相仿。他认为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是把“一种丑恶行为作为它的重大决策”，从而“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他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感到“极度灰心”，于6月7日向威尔逊提出辞呈。他在长长的辞呈中抱怨美国不注意远东局势，在大战期间“给予欧洲那些最不重要的国家千百万元巨款的时候，却没有给中国送来一分钱”，结果驱使段祺瑞政府投入日本怀抱；给予中国的不是援助，而是《蓝辛—石井协定》，如今在和会上又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凡此种种，有使美国“丧失在中国140年来工作的成果”的危险。⁽²³⁾美国在华传教士和商人普遍同意芮恩施的看法。他们向国务院请愿说，除非有确确实实的保证迫使日本放松对山东的控制，否则，“一切关于维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保证都将变为一纸空文，中国将遭到受日本控制的黩武主义的危害，日本还可能使整个世界陷入一场新的浩劫”。⁽²⁴⁾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各界群众一再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义无反顾，誓死抗争。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人们对威尔逊的幻想，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陈独秀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²⁵⁾史无前例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这是中国人民积郁已久的对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强烈愤懑的一次集中爆发，是中华民族要求民族自主、国家平等的共同意志的强烈表示。它表明，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许列强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他们。目睹这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风暴的芮恩施也意识到这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承认它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征”，它“不是出于盲目敌视的情绪，只是因为日本人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²⁶⁾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代表团收到了7000多封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通电。软弱的北洋政府却优柔寡断，进退失据，踌躇再三之后，才采纳了陆徵祥“保留签字”的建议。5月6日，陆徵祥在讨论对德和约文本的大会上对有关山东的条款正式提出保留意见。但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列强的态度。中国代表团周旋于三大国之间，英、法认为保留签字“万难办到”，蓝辛认为可行，威尔逊却不赞成。5月27日，陆徵祥、顾维钧往访威尔逊。威尔逊居然还向他们表功，似乎日本关于归还政治权、保留经济权的宣言也是他“竭尽智虑”努力的结果，并辩解说：“根本问题在日本此次可要求者，他国亦均先有”，因此似乎答应日本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顾维钧向他解释保留签字的苦衷，他当即表示，保留签字“万万不妥”，并威胁说，那样一来，中国就不是国际联盟的完全成员国了，日本也可以借故不履行它的声明，国际联盟也不能过问了。⁽²⁷⁾威尔逊只担心日本拒签和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也会这样做。他满以为凭着他昔日的影响，凭着他巧言令色的诱劝，中国代表团会乖乖地听从摆布。在他使中国人民失望之后，这回该轮到他失望了。

北京政府既受到列强要求签字的压力，又迫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对签订和约的正义要求，一筹莫展，不知所措。它给代表团的指示前后不一。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推卸责任，它作出了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的决定，把难题推给了代表团。⁽²⁸⁾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多种最低条件的保留方案，如在条约内注明、在签约之前发表一项正式保留声明、在签约前发表一项口头声明，等等，但均遭拒绝。中国代表团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在全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终于毅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²⁹⁾这在80年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空前的事。它冲破了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树立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对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样，山东问题就成为国际间的悬案留了下来。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除了提出山东问题议案外，还提出了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民四条约》及废除不平等条约7项“希望条件”⁽³⁰⁾等重要议案，但这些议案都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国联盟约签字后，威尔逊没有大功告成、如释重负之感，而是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他知道，他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在美国是不得人心的，他本人会被指责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因此要使和约在国会获得通过，他面临的是比巴黎的交涉更艰巨、更险峻的斗争。果不其然，威尔逊回到美国，迎接他的是劈头盖脸的批评浪潮。诸如“日本获得赃物”、“关于山东的罪行”、“强夺山东”、“抢劫的阴谋”、“可诅咒的罪行”等等尖刻严厉的指责充斥报刊，人们形容威尔逊“说起来像耶稣基督，做起来像劳合·乔治”。⁽³¹⁾先前威尔逊的热情崇拜者产生了一种极深的幻灭感，加入了谴责威尔逊的行列。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更是对他群起而攻之，抨击他在山东问题上的作为是“我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近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叛卖”，是“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不可容忍的大错”。⁽³²⁾这时威尔逊可真是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在美国历史上，中国问题如此引起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注意，这还是第一次。威尔逊豁出老命为国会通过和约而奔走呼号，只落得一身病痛，国会却不为所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况：威尔逊倡导成立国际联盟，但由于国会拒绝批准和约，美国却不是国联成员国。威尔逊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梦想被埋葬了。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充当世界领袖，威尔逊把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这样，他就背弃了他自己宣布的原则，背弃了写在国联盟约上的冠冕堂皇的保证，从而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在历史上留下了自作自受、损人害己的耻辱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