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自组织兴中会，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之后，一直被迫流亡海外。他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尽力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深知，革命力量薄弱，难以同列强在华势力直接对抗，因此，虽然他领导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抵抗列强侵略，但他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他的行动纲领。他的首要目标，是要通过革命改造国家政治。他提倡革命后的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与各国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希望以此来赢得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同情和支持。他说：“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¹⁾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他从《丹佛邮报》上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孙中山兴奋之余，并没有匆忙启程归国。他清醒地认识到，列强对中国革命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革命如无足够的财政支持，将难以控制全局。所以他要首先致力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争取列强的财政支持。

在各大国中，孙中山对实行共和制度的美国抱有特殊的好感，寄予特别的期望。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²⁾1904年，孙中山曾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的情况，呼吁他们对中国革命给予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但是，美国和其他大国一样，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目光短浅地拒绝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

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曾到华盛顿，希望能与国务卿诺克斯安排一次会见，但遭到拒绝。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8日，孙中山再抵华盛顿，下榻于大陆旅馆。他写信给诺克斯说：“前次我来华盛顿，很想拜见阁下，但未获晤面。现在敝人再度函请阁下给予一次密谈机会，如蒙应允，至为感激。”诺克斯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³⁾随后，孙中山即前往英国伦敦活动。他通过美国人咸马里和四国银行团联系，力求阻止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同时，他通过英国军火商特雷弗·道森——他显然指望从孙中山那里得到军火订单——向英国外交部呈送了一份孙中山和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其中说，孙中山的党希望与英、美结盟，希望英、美给予100万镑贷款，支持中国革命。四国银行团方面借口要待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后才能洽谈借款问题，英国外相格雷则让道森转告孙中山：英国将保持中立。⁽⁴⁾在法国巴黎，孙中山也没有获得支持。当时的情况正如后来孙中山追忆的那样：“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围都是强国，四围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⁵⁾中国革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酷的。

保路运动兴起之后，列强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发展。1911年6月，美国公使嘉乐恒就训令各地美国领事与各国领事合作，采取措施，促使“这个愚蠢的运动”早日结束。⁽⁶⁾9月3日，美国驻华代办卫理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他担心爆发一场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大规模的排外运动。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随即于9月7日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将军，“把炮舰派到能为美国人提供最大保障的地方”。两天后，默多克从上海致电海军部说，扬子江流域情况极不安定，他把平日驻菲律宾的亚洲舰队全部舰只都召到了这里，并将立即率3艘战舰赴南京。⁽⁷⁾

但在武昌起义后，列强没有采用直接的军事干涉的手段。它们看到清政府确已腐朽不堪，“末日临近了”，而革命来势凶猛。同时，它们担心，直接干预会破坏大国间在中国业已形成的均势，引起列强之间的冲突。另外，湖北军政府对列强的态度十分温和。它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各国订立的条约继续有效，同意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人在华财产。因此，列强很快就宣布“严守中立”的政策，采取选择代理人来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

美国政府采取了同列强协调行动的方针。获得武昌起义的情报后，10月14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即起草了一份对华政策备忘录，主要内容是：（1）依靠亚洲舰队保护扬子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财产；（2）把边远地方的美国人迁移到租界；（3）在中国争斗的两派之间保持“严格的中立”；（4）反对某个外国的单方面干涉；（5）遵循各国一致拟定的“共同方针”。这篇备忘录作为美国国务院对辛亥革命的第一次政策表述，得到塔夫特总统的批准。⁽⁸⁾

美国对辛亥革命虽未进行军事干预，但也非保持“严格的中立”。美国实业家生怕革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革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柔克义、司戴德等“中国通”的态度也是如此。当时正作为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直率到粗鲁的话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1月就抱怨道，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币制改革，中断了贸易，危害了美国在华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美国亚洲协会学报》在12月也写道，革命“除了战场上的损失之外，把大部分省份投入贫困和饥荒之中，它使所有贸易和商业活动中止，削弱了工业和农业，而且使每一文钱税收都不能用于和平目的”。⁽⁹⁾美国有些报刊嘲笑中国人民的共和国理想“简直是荒谬的”，说什么，一个自治政府对中国人民是根本不合适的，革命将打断中国正在取得进步的过程。⁽¹⁰⁾美国国务院甚至表示，“对于革命党人急急忙忙企图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行动感到某种忧虑”。⁽¹¹⁾

但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在上海的传教士公开宣布同情共和事业，北京、福州的传教士团也作了类似表示。传教士的主要喉舌《教务杂志》1911年11月写道：“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两个月后，这家杂志又写道：“与过去腐败的陈旧制度的决裂预示着新生活的到来及其力量，这种新生活注定要使这个国家兴起，并改造这个国家，从而有一天把它置于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行列。”⁽¹²⁾

1911年12月2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列强共同认可的行动方针是：支持袁世凯执掌大权，收拾局面。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明确指示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¹³⁾美国也采取同样态度。嘉乐恒认为，袁世凯具有足够的实力，既控制朝廷，又制服造反者。⁽¹⁴⁾袁世凯掌握了实权之后，列强竭力促成南北和议，并对会议施加压力。开始谈判后的第二天，12月20日，英、美、日、俄、德、法6国驻沪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各面交同文照会一份。照会宣称：“中国目前斗争的继续，不仅严重危害中国本身，而且严重危及外人生命和安全”，各国在保持“绝对中立态度”的同时，“认为有义务非正式地提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尽速达成和解、停止现行冲突的必要性”。⁽¹⁵⁾这份照会貌似公正，但既然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起来推翻清政府，改变现存秩序的斗争，照会要革命就此止步的目的就十分明显了。

列强还利用中国南北双方财政极度困难的形势，运用财政手段，来达到控制中国政局的目的。各国公使首先以关税备抵外债和赔款为由，迫使清政府承认关税由总税务司征收后交在沪各国银行保管，从而控制了这一国家大宗收入。同时，列强采取“金融中立”的政策，控制银行团，不给清政府和革命政府以贷款，迫使双方达成列强满意的和解。其实，列强一直在准备向袁世凯提供财政支持。各国驻华公使指示银行团答应袁世凯的要求，谈判300万两的贷款。嘉乐恒在1911年12月6、 11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一再论证向袁提供贷款的必要性，他说，现在得到各国承认的政府“在袁世凯一人控制之中”，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从财政上支持他，他就不能将其军队团结在一起，南北和议也会失败，“他的政府随时都可能垮台”，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无政府状态，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¹⁶⁾但银行团的贷款计划遭到南方革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列强也还在选择时机，贷款一时没有实现。

孙中山没有得到美、英、法等国的财政支持，两手空空回到祖国，只能凭一腔革命热情，整理革命队伍。革命阵营很快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民国，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¹⁷⁾1月17、 19日，临时政府外长王宠惠两次致电美国政府，要求承认民国，美国政府均未置理。不仅如此，塔夫特总统还严令美驻华南各地领事不得与临时政府有正式接触。孙中山通过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和美国特使丁家立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丁家立带给孙中山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麦考密克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这就是那个来自西方共和国的信息，而这个共和国是临时政府的榜样和鼓舞力量。”⁽¹⁸⁾

结果，孙中山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列强的压迫和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倾向，不得不满足于清帝宣布退位、结束帝制，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南北议和成立后，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29日，美国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庆贺中国“采用并保持了共和政体”。⁽¹⁹⁾显然，美国国会所庆贺的，并非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而是袁世凯篡权的成功，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终于落到了列强所中意的人物的手中。

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四国银行团立即在前清1000万英镑币制实业借款的基础上，商谈60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并着手提供垫款，以供袁世凯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之用。谈判过程中，列强之间明争暗斗，调整在华利益，银行团由于俄、日参加一度扩展为6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而银团内部又矛盾重重。善后大借款谈判几经波折，一时难以成立，银行团便于1912年2至6月间提供垫款5笔共1210万两。

起先，俄、日两国与四国银行团处于对立地位。袁世凯希望列强协调起来支持他，又希望通过它们的相互牵制来约束俄、日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因此他认为，“消除俄、日两国对四国银行团的不信任是第一件应办的事”。⁽²⁰⁾他通过唐绍仪明白地要求银行团驻京代表邀请俄国和日本加入银行团。袁的态度与银行团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6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在中国建立了暂时的合作关系。

本来四国银行团是美、英、德、法四国金融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法、日、俄四国政治集团相制衡的产物，如今银行团扩大为6国，这就意味着英、法、日、俄4国的结合加强了，美国的影响相对削弱了。实际上，在法国外长普嘉莱当初劝俄国加入银行团时已把这层意思讲得十分明白。他说：俄、日加入银行团后，一方面有俄法同盟，另一方面有英日同盟，再加之以联合4国在一起的友谊，将可保证这4国在银行团中居于过半数，这就将使别国在赞成或反对计划中的业务活动时听从它们的意见。⁽²¹⁾以后事态的发展与普嘉莱说的完全一样。

在银行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众多苛刻借款条件中，有一项是，中国政府的金融、税收、交通等重要部门要聘请外国顾问任职。有关财团完全了解这些洋员职务的重要性，于是在人选问题上展开了一场争夺战。美国一面声称不为本国人谋取职位，一面又不断声明为自己保留权利。但银行团中的英、日、俄、法势力勾结起来，排斥美国。善后大借款最后确定减额为2500万英镑，以盐税为担保，而在负责盐务稽核的5名外国顾问中竟没有美国人。这种情况有悖美国当初加入银行团的初衷，引起美国政府和财团极大不满。同时，诺克斯与列强合作的政策也引起银行团之外的银行家、实业家以及新闻界和国会的强烈不满，这种政策已难以为继。嘉乐恒在2月17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美国正面临着是否退出银行团的抉择。⁽²²⁾

1909年，塔夫脱雄心勃勃地开始了“金元外交”。4年下来，除了取得湖广铁路借款1／4（729.9万美元）的贷款权外，这种外交在中国别无成果。

1913年3月4日，民主党人威尔逊宣誓就任总统，新总统任命布赖安为国务卿。5日，司戴德就代表美国财团要求国务卿及早决定美国财团在银行团中的去留问题，因为财团本来就是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才参加银行团的。10日，布赖安与财团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经过14日、18日两次内阁会议讨论，威尔逊作出了决定。他于18日发表声明，撤消了政府对美国财团参加国际银行团的支持，从而表明与塔夫脱的政策分道扬镳。美国财团随即退出了银行团。不久，五国银行团即于4月26日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总额为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威尔逊的这项声明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政治家的代表作。为了追求宣传效果，他不向有关国家事先透风。他在声明中大谈美国立国的原则和对中国的不干涉政策，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人民反对垄断集团的心理，因此声明在国内大受欢迎，它的“道德价值”受到称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威尔逊的声望。威尔逊声称拒绝同其他大国一道把苛刻的借款条件强加给中国，这也博得了中国官员的好感。但退出银行团决不意味着美国对华经济扩张方面实行收缩，而是为了打破银行团的束缚，支持美国实业家自由自在在中国从事工商活动和金融事业。他说：

美国政府热烈希望增进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最广泛与最密切的贸易关系。现政府将鼓励并支持为给予美国商人、制造商、承包人及工程师以银行的及其他金融方面的便利所必需的立法措施，他们现在是缺乏这些便利的，而如果没有这些便利，则他们与他们的工商业方面的对手比较起来，将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这是现政府的责任。这是它的公民在开发中国方面的主要物质利益。⁽²³⁾(www.daowen.com)

威尔逊在解释他自己的行动时说，如果美国继续留在银行团中，那就会“丧失自从海约翰国务卿……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所取得的令人自豪的地位”。这就是说，威尔逊打破列强的联合阵线，是为了塑造美国与众不同的形象，追求它的特殊地位。为此，他迅即采取了又一项在列强中引起震动的措施，正式承认袁世凯政府。

列强虽然支持袁政府，却没有立即给予外交承认。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不久，1912年2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照会各国政府，建议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俄、英、法、德均表同意，美国也表示有保留的赞同。英、俄、日等国各怀鬼胎，以承认为要挟，乘机向袁政府索取新的利权，承认问题就一直拖了下来。

威尔逊上任后，决定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单独承认袁政府。其时美国国内舆论在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威尔逊上任伊始，成千美国人，包括进出口商、律师、制造商等或写信或打电报给国务院，要求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商会3月24日还就此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决议书。美国驻华代办卫理是竭力主张这样做的。他认为，美国率先承认将极大地增进对我们已有的好感，而在此问题上等待大国的合作只能损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助长“别国的侵略性图谋”。⁽²⁴⁾

威尔逊总统

当时中国的局势极不稳定。在国会召开前夕的国会代表选举中，国民党取得超过半数的选票，预示着建立一个国民党内阁的可能性。这是排袁势力的胜利。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一方面不惜向国民党杰出领导人宋教仁下毒手，一方面努力谋求外国的支持。3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向卫理急切地表示，希望美国立即承认袁政府以改善其处境。卫理毫不迟延地向国务卿转达了这一请求。4月1日，他鉴于宋教仁遇刺后中国出现的新的动荡，再次敦促政府承认袁政府。他说，中国的和平和稳定的“惟一希望是袁世凯继续执政”， “外国的承认无疑将大大有利于提高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威望。从而有助于平息已经出现的骚乱和久已存在的对动乱的担心”。⁽²⁵⁾

威尔逊接受卫理的建议，决定在承认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4月2日，布赖安正式通知各国驻美使节，宣布美国将在国会召开的4月8日承认中华民国。⁽²⁶⁾这一宣布本身就是在国会召开前送给袁世凯的一份政治贺礼。美国决定虽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但美国仍然于5月2日向袁政府递交了承认书。袁世凯在其感谢书中保证，“对外则履行所有义务”，并说，“共和政体予敝国虽属创举，然其精神之美备，而为贵国所代表者，敝国之民，已熟知了”。⁽²⁷⁾美国的率先承认确实在中国赢得了许多虚誉。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感谢美国政府的友好行动，许多省议会也采取类似举动。山西、直隶、甘肃、浙江等省的都督都致电威尔逊表示感谢，甚至江西都督李烈钧也致函汉口领事正式表示谢意。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专门为美国的承认举行了庆祝活动。但孙中山及一些国民党领袖则担心，这种承认只能增加袁世凯的资本。

威尔逊政府坚决站在袁政府一边反对国民党人。袁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1913年7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南京商会请求美国副领事出面调停，以免在国民党人南撤时南京遭兵燹之灾。湖南也有人请求卫理进行调解。但卫理认为，袁“政府看来能够镇压暴乱，因为暴乱没有得到南方商界的支持，因此必定很快垮台”。他建议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而听任袁世凯去镇压革命。这一方针得到布赖安的批准。⁽²⁸⁾

二次革命很快遭到失败。10月6日，袁世凯唆使军警强迫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威尔逊立即驰电表示祝贺。对威尔逊向来的支持感恩戴德的袁世凯在13日的回电中说，他在履行职责时，总是把美国作为他的“光辉榜样”来引导他，帮助他的。⁽²⁹⁾其他大国也利用这一机会承认了袁政府。

1914年中，黄兴等国民党人从日本坐船赴美从事革命宣传。10月1日， 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往访布赖安，告知黄兴等将来华盛顿，希望美国官员对他不要有任何鼓励的表示，布赖安担保说，美国对于“阴谋反对一个友好政府的人决不会加以鼓励，威尔逊决不会接见他”。稍后，布赖安甚至表示，如果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形势将会坏得多，外国干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³⁰⁾

威尔逊支持袁世凯政府， 自然是为了扩张美国在华势力。陆军部长加里森建议美国派军官来华训练中国军队。威尔逊完全赞同这一主张。1913年10月13日布赖安指示驻华使馆非正式地与中国政府洽谈此事。袁政府担心刺激别国，惹起麻烦，因此借口要削减军队，减少开支，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为了有效地执行对华政策，威尔逊经过4个月的精心选择，决定任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著名远东问题专家芮恩施为驻华公使。芮恩施是威尔逊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他把基督教远征的精神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决心把在中国扩张经济势力放在首要地位。他在这方面所倾注的精力和表现的热情，使金元外交的推行者也相形见绌。他对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颇感得意，并积极支持美国利益集团在中国勘探和修筑铁路、开采石油、建造军港。

早在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洵（摄政王载沣之弟）考察美国，并与伯利恒钢铁公司秘密谈定了总额为2500万两白银的海军借款。1911年10月21日，公司董事长席洼泊与清政府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美国提供的借款将用于在美国订造海军船舰和大炮，改良及新建兵工厂、海军造船厂，而伯利恒公司得以承办建造并经营这些工厂。合同还规定，中国海军学生可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并在美国军舰上实习，美国海军军官可来华教练中国海军。⁽³¹⁾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全面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签约双方对合同内容都秘而不宣。

由于清政府被推翻，合同没有实现。1913年秋，公司副董事长詹司敦又来北京活动。经芮恩施介绍，他会见了袁政府交通总长周自齐。周是当初载洵访美时的随员，与海军借款原有密切关系。詹司敦要求袁政府承认合同仍然有效。

芮恩施和卫理（时任远东司司长）积极敦促国务院支持伯利恒公司实现合同，认为这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进美国在中国的机会和影响。国务院指示他“运用任何手段保卫美国利益”。当袁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问他美国政府对合同的态度时，他说，美国政府“极愿继续合同的精神”，只想知道中国需要什么帮助。⁽³²⁾

12月下旬，詹司敦与海军武官义理寿一起去福州见海军总长刘冠雄。他们竭力劝刘把1911年合同规定的款项部分用于修建三都澳（三沙湾）军港，刘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接着，詹司敦与义理寿又仔细察看了三都澳海港与马尾造船厂。

1914年3月 9日，詹司敦与刘冠雄签订了一个新的合同，主要内容为：（1）借款总额3000万美元，年息5厘，实付92%，35年偿清，以马尾船厂全部财产作保；（2）合同签字3个月内，公司先付给袁政府1000万美元，其余2000万美元用于伯利恒公司修建三都澳军港船厂；（3）修建工程只限于聘任美国工程师，使用美国材料，中国如用他国工程师及他国材料，须付给伯利恒公司罚款。也就是说，伯利恒公司给袁政府1000万美元解其燃眉之急，以此达到控制三部澳军港和马尾船厂的目的。⁽³³⁾十几年来，美国海军一直企图把三都澳作为它的军港，如今这一图谋看来可以变相得以实现了。

从1912年起，美国红十字会就派人在淮河流域进行治淮工程的勘查。芮恩施就任公使后，对这一项目予以积极支持，他希望这一工程成为“在组织大的工程项目方面美国方式的效率的样板”。他把这件事情抓到自己手中，亲自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1914年1月23、 27日，他连连致电国务院，报告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草合同文本，要求授权他代表红十字会签订合同，并称，“否则将不可能阻止在此事上与美国最大利益相冲突的事情发生”。28日，他获悉红十字会同意由他作为代表签约，30日，他便与农商总长张謇订立了导淮工程草合同。合同规定，美国红十字会，或其代表，或其承续人贷予袁政府2000万美元，用于疏导淮河流域内之河道，美方应在合同签订后1年内（后展期为2年内）筹集贷款；袁政府延聘美人为导淮总工程师。对于这一项目，威尔逊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将提供外交支持。合同签订后，一个美国专家小组立即来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³⁴⁾

2月10日，美孚石油公司代表艾文澜与国务总理熊希龄签订合同，规定美孚公司勘探陕西延长、直隶承德油田，探查完毕后，如查明两处油田值得开采，则组织中美合资公司在60年内经营两处油矿；若此两处油田无开采价值，则在该两省别处地方再行探查。协定签订后，芮恩施一面催促美孚公司把协定提供的可能的合法权利变为对“大有希望的油田的实际控制”，一面开始设计进一步扩大这种体制，使美国实业家在中国自然资源开发中居于突出地位。他设想，如果陕西的情况不错，那么美孚公司应当在山西和四川寻求同样的权利，但开始时可采用向中国实业家提供资金、与中国实业家合组各省公司的办法，以便得到地方的支持，并避免被指责为进行垄断。他敦促美孚公司派遣更多的地质专家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向中国新成立的全国煤油督办公署及其督办熊希龄（熊3月辞去内阁总理后任此职）派遣专家，提供报告，施加影响。稍后，他发现熊希龄另有所图，且熊与农商总长周自齐之间矛盾很深，便指示美孚公司驻北京代表全力依靠周自齐，不惜与熊希龄对抗。⁽³⁵⁾

美国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引起列强关注，日本反应最为强烈。日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向芮恩施提出非正式警告，声称日本对陕西油田享有优先权，日本工程师早已被聘请在那里工作。他又威胁熊希龄说，中国把特许权给予美国，表明它不大重视日本的友谊，并问，日本是否可以与中国其他省份订立类似的合同。熊希龄表示目前还有所不便，并解释说，汉冶萍公司与日本订立了借款合同，但它也曾聘用美国和德国工程师，意即日本的反对不能成立⁽³⁶⁾。

日本尤其反对修建三都澳军港的合同。虽然中美双方对合同都守口如瓶，但北京与福州的报纸均已披露此事。日本报刊甚至暗示，伯利恒公司1910年的合同是收买载洵的结果。3月14日，山座警告芮恩施说：“我必须告诉你福建省对于日本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国已答应不把这个省份割让给其他国家，日本曾一再要求维护在那个地区的利益。芮恩施争辩说，中国有权在其领土的任何地方建设防御力量，美国公民也有充分自由在福建从事贸易，经营工业。山座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中国借外债在福建沿海修建海军基地，日本一定坚决反对。次日，山座向袁政府抗议说，中国如借美款，必定引起“很不愉快的结果”。⁽³⁷⁾

与此同时，日本驻美公使珍田舍已还一再在华盛顿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质问。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美国和袁政府不得不把三都澳计划暂时搁置起来。5月底，国务院训令芮恩施说：“国务院认为中国政府因日本之反对已放弃了这个［三都澳军港船厂］计划。如中国政府仍拟进行此项计划，望告以日本反对甚烈，目下进行恐不妥当。”⁽³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