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纠纷时诉诸司法是一项基本权利。《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8条和WADA《国际结果管理标准》第13.2.2条都涉及相关内容。^[26]2019年11月在波兰举行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通过的《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法》^[27]第4条就是关于诉诸司法的权利的条款，该条规定：“运动员有权享有司法公正，包括发表意见的权利，拥有由公平、公正和独立的听证小组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公正听证的权利，并有获得及时合理裁决的权利，特别是获得裁决理由的解释。”^[28]

对于涉及国际级运动员的兴奋剂纠纷，其管辖权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反兴奋剂规则中都是强制性的，救济途径主要是包括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以及CAS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对CAS仲裁庭裁决不满，还可以去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欧洲人权法院。

（一）国际体育组织内部的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

很多国际体育组织针对反兴奋剂相关的纠纷都在其内部设置了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国际泳联设置了反兴奋剂委员会来处理反兴奋剂纠纷。当涉事运动员被国际泳联裁定兴奋剂违规时，运动员可以先向国际泳联的反兴奋剂委员会上诉。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体育组织建立的这类兴奋剂纠纷处理机构绝大部分是属于其内部机构，并非独立于国际体育组织的机构。这就使得其中立性、独立性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世界田联于2017年建立了独立于自己之外的“田径诚信部门”（Athletics Integrity Unit，AIU）。建立AIU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田径运动的诚信，履行世界田联作为签约人的义务。AIU具体负责教育、测试、调查、结果管理、听证、制裁和上诉。可以说，AIU的建立为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建立独立于自身的纠纷解决机构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CAS纠纷解决程序

当反兴奋剂案件的各当事方对国际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程序不满时，可以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各国际体育组织通常将CAS作为兴奋剂案件的最终裁决机构。根据CAS仲裁规则第47条规定，“根据体育联合会、单项运动协会或其他与体育组织的章程或规定约定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权，或当事人各方达成了特别的仲裁协议并且上诉人已经在上诉前用尽了所有前述章程或规定中可用法律救济后，可以针对前述组织做出的决定提出上诉。”该条实际上是对CAS管辖权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解决兴奋剂纠纷，从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始，CAS设立了反兴奋剂程序。2018年平昌冬奥运也设立了这种程序。2019年1月1日，CAS在原有的普通仲裁庭和上诉仲裁庭的基础上，新设立了CAS兴奋剂仲裁庭（Anti-Doping Division，ADD），并正式开始运作。同时，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专门制定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反兴奋剂部门仲裁规则》，作为兴奋剂仲裁庭的程序规则，该规则考虑了兴奋剂纠纷的特点，设置了一些特殊仲裁制度，比如建立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册（目前当事人可从30名左右的反兴奋剂仲裁员名册中选择仲裁员来审理案件），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庭类型，重视专家证人作用，公开听证，仲裁裁决书强制性公开。具体而言，CAS兴奋剂仲裁庭是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国际体育联合会、国际检测机构（ITA）和其他《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签约方授权设立的，是作为一审机构来审理和裁决反兴奋剂案件。

（三）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程序

虽然CAS仲裁裁决是最终的裁决，但是如果兴奋剂纠纷当事方不服CAS仲裁庭的裁决，还可以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申请撤销CAS仲裁庭的裁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体育仲裁审查时，主要关注的是程序正义问题，主要是依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条所列的理由，前四项理由均涉及程序正义问题，分别是仲裁庭组成不当或仲裁员偏私、管辖权异议、仲裁庭超裁或漏裁、违反平等听证和平等对待原则，第五项为违反公共秩序的审查。^[29]在著名的Pechstein案中，Pechstein就是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条，要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CAS仲裁庭的裁决。Pechstein提出，CAS仲裁庭的仲裁员任命方式存在瑕疵，CAS不是“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其仲裁庭主席没有不偏不倚的保持公正性。^[30]

可见，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国际仲裁案件中的司法审查权力非常有限。除少数涉及实体性公共秩序的审查外，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不干预仲裁裁决的实体问题。正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Caster Semenya案所述：“法院在国际仲裁案件中的司法审查的权力非常有限，而且一般而言，只涉及审查有争议的决定是否符合公共秩序的基本原则（“公共秩序”），这也适用于体育领域。”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强调自己绝不是可以自由审查任何事项的“体育最高法院”。^[31]

（四）欧洲人权法院的程序

由于兴奋剂问题在很多方面涉及人权，所以已经有一些案件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获得支持后，一些当事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上诉至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比较有名的涉兴奋剂案件有“MUTU&Pechstein诉瑞士案”和“FNASS等诉法国案”。这两个案件都涉及兴奋剂问题。去欧洲人权法院上诉之前，必须要先经过国家的法院程序。

第一，因为《欧洲人权公约》只适用于由国家行为导致的侵犯人权案件。那么如果到欧洲人权法院上诉，被告就是具体的国家。

第二，上诉事由必须是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Pechstein案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主要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FNASS等诉法国案”的申请人是以“行踪规则”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发起的挑战。

第三，上诉要得到欧洲人权法院受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在以往的诉讼案件中，有关程序的要求比较繁琐，尤其是对个人提起的诉讼有许多的限制。

第四，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件审理周期比较长。一般案件的审理都长达几年。比如“FNASS等诉法国”案，部分申请人于2011年7月23日就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申请，但2018年1月18日欧洲人权法院才就“FNASS等诉法国案”作出裁决。这与欧洲人权法院大量的受案量有关。据悉2019年，欧洲人权法院下达的裁决就有884个，涉及2187项申请，且都是较为复杂的案件。所以，即使案件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裁决往往需要几年时间。

就反兴奋剂救济途径而言，Pechstein案是最值得关注的，该案从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德国地方法院、德国地方高等法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几乎经历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救济程序，诉讼历程长达9年，完美地演绎了一次体育纠纷解决的救济程序。纵观这些救济途径，从国际体育组织到CAS再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再到欧洲人权法院，运动员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机会成本）是很大的，救济途径并不友好。CAS建立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快速、经济的体育争议解决体系，如今看来似乎离这一初衷越来越远。能有多少运动员能够承担这样的救济成本？运动员一旦被这种纠纷缠住，训练、比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推荐阅读资料】

David R.Mottram，Neil Chester，Drugs in Sport，Routledge，2018.

O'Leary，John，Drugs and doping in sport：socio-legal perspectives，Cavendish Pub，2001.

Chris Cooper，Run，Swim，Throw，Cheat：The Science Behind Drugs in Spo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Alan Marzilli，Drugs and Sports，Infobase Publishing，2008.

A History of Drug Use in Sport 1876–1976，Routledge，2007.

韩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载《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1期。

郭树理：“国际体育仲裁机制的制度缺陷与改革路径—以佩希施泰因案件为视角”，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郭树理：“兴奋剂禁赛期满仍不得参加奥运会？—评国际奥委会：‘大阪规则’的重启”，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郭树理：“运动员兴奋剂违纪重大过错的认定—以莎拉波娃案为例”，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姜熙：“欧洲人权法院MUTU & PECHSTEIN案研究及启示”，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周青山：“国际体育仲裁院兴奋剂仲裁机制评析”，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宋彬龄：“兴奋剂入刑之再思考”，载《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注释】

[1]参见David R，Mottram，Drugs in Sport，Routledge，1996，p.29.(www.daowen.com)

[2]Allen Guttmann，The Olympics：A History of the Modern Games，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2.

[3]参见Barrie Houlihan，Dying To Win：Doping in S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ti-Doping Policy，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1999，pp.33-34.

[4]参见Alison Wrynn，“The Human Factor：Science，Medici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1900–70”，Journal Sport in Society Cultures，Commerce，Media，Politics，2004.

[5]参见Council of Europe.Anti-Doping Convention [EB/OL].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35.

[6]参见Council of Europe.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Anti-Doping Convention [EB/OL].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88.

[7]参见EUR.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EB/OL].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12012E/TXT.

[8]参见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14th Council of Europe Conference.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Sport[EB/OL].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doc/srv？l=EN&f=ST%206846%202012%20 INIT.

[9]参见AFFAIRE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ET SYNDICATS DE SPORT-IFS（FNASS）ET AUTRES c.FRANCE.（Requêtes nos48151/11 et 77769/13）

[10]参见WADA.World Anti-Doping Code 2021 [EB/OL].（2019-11-25）[2019-12-14].https：//www.wada-am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2021_code.pdf.

[11]参见“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审议通过2021年实施”，载http：//sports.163.com/19/1108/07/ETEOL 52400058782.html，2020年8月17日访问。

[12]参见UNESCO.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Doping in Sport 2005[EB/OL].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31037&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13]参见Barrie Houlihan，Dying To Win：Doping in S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ti-Doping Policy，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1999，pp.33-34.

[14]参见Matthew J.Mitten：“Hayden Opie.‘Sports Law’：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and national law and global dispute resolution”，Tulane Law Review，2010.

[15]参见Verner Møller，The Doping Devil，Copenhagen，2008，p.28.

[16]参见杨则宜：“体育中兴奋剂使用和反兴奋剂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载《自然杂志》1997年第5期。

[17]参见Merode，A，“Doping tests at the Olympic Games in 1976”，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1979.

[18]参见Brooks，R.V.，Firth，R.G.and Sumner，N.A，“Detection of anabolic steroids by radioimmun-oassay”，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1975.

[19]参见Hatton，C.K.and Catlin，D.H，“Detection of androgenic anabolic steroids in urine”，Journal of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1987.

[20]参见Catlin，D.H.，Kammerer，R.C.，Hatton，C.K.，Sekers，J.H.and Merdink，J.L：“Analytical chemistry at the games of the XXIIIrd Olympiad in Los Angeles，1984”，Clin.Chem，1987.

[21]参见朱文英：“论兴奋剂‘行踪’规则与运动员隐私权的冲突”，载《潍坊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2]参见WADA，World Anti-Doping Code，https：//www.wada-am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wada-2015-world-anti-doping-code.pdf

[23]参见“运动员以侵犯隐私为由反对WADA兴奋剂检测条例”，载http：//www.olympic.cn/china/doping_news/2009-02-24/1742958.html，2020年8月17日访问。

[24]参见Matt Slater，“Legal threat to anti-doping code”，载https：//news.bbc.co.uk/sport2/hi/front_page/7844918.stm，2019年6月23日访问。

[25]参见WADA，WADA welcomes ECHR decision to back Whereabouts rules，https：//www.wada-ama.org/en/media/news/2018-01/wada-welcomes-echr-decision-to-back-whereabouts-rules.

[26]参见WADA，World Anti-Doping Code，https：//www.wada-am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wada-2015-world-anti-doping-code.pdf.

[27]2019年11月在波兰举行的世界体育反兴奋剂会议上批准了《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法》，将与2021年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一起生效。

[28]参见WADA，Athletes’ Anti-Doping Rights Act，https：//www.wada-ama.org/en/resources/anti-doping-community/athletes-anti-doping-rights-act.

[29]参见熊瑛子：“国际体育仲裁司法审查之法理剖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3期。

[30]参见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tatement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on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oberlandesgericht münchen in the case between claudia pechste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isu），http：//www.tas-cas.org/fileadmin/user_upload/CAS_statement_ENGLISH.pdf.2018-10-23.

[31]参见Bundesgericht，Press Release of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https：//www.bger.ch/ext/eurospider/live/de/php/aza/http/index.php？lang=de&type=show_document&highlight_docid=aza：//29-07-2019-4A_248-2019&print=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