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运动员进行竞赛外的兴奋剂检测就必须掌握运动员的行踪信息。因此，WADA建立了“行踪规则”（Whereabouts rules）制度。“行踪规则”是从2003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开始确立起来的重要反兴奋剂规则，主要是为了在训练和竞赛之外进行兴奋剂突击检查，要求特定的运动员在特定时间提供有关其行踪位置的信息。^[21]具体而言，就是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列入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应根据反兴奋剂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中规定的方式提供行踪信息。2009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2015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都延续了行踪信息管理的内容。^[22]

“行踪规则”自2003年实施以来，一直成为体育法学领域广为重视且存在一定争议的规则。“行踪规则”由于涉及运动员的人权问题，所以自实施以来一直受到许多运动员的抗议。^[23]2009年，65名比利时运动员就发起了对“行踪规则”的挑战，认为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规定。^[24]虽然这次挑战并没有推翻比利时反兴奋剂部门实施“行踪规则”，但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接下来就是著名的“国家运动员协会与工会联合会等诉法国案”（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Sportifs（FNASS）and Others v.France，以下简称“FNASS等诉法国案”）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ECHR），该案同样是以“行踪规则”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发起的挑战。2018年1月18日，欧洲人权法院就“FNASS等诉法国案”作出裁决，裁定反兴奋剂中的行踪规则符合关于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利的规定。^[25]欧洲人权法院“FNASS等诉法国案”对世界反兴奋剂实践的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对反兴奋剂理念、目标和相关政策规则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这无疑是对世界反兴奋剂事业强有力的支持。该案实际上还理清了在反兴奋剂中政府的权责以及国家反兴奋剂政策与国际反兴奋剂政策的协调关系，并理顺了反兴奋剂中运动员的权利保护与反兴奋剂的内在逻辑联系。该案件将成为今后其他反兴奋剂案件，尤其是挑战“行踪规则”案件的重要参考案例。由于该案是由欧洲人权法院这一高级别法院做出的裁决，其权威性使得该案在欧洲将成为重要的、具有说服力的先例。欧洲国家法院和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在今后相关案件的裁决中都必会将该案视为最为重要的先例来加以对待。对于运动员而言，该案也让运动员能够意识到，作为体育领域的重要一员，为了保持清洁、道德、公平的体育竞争环境，他们有义务接受包括“行踪规则”在内的反兴奋剂政策，并且该案的法院裁决理由也应该能够让运动员进一步意识到，从更深层面来说，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