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限制职业体育联盟中的俱乐部数量

通常来说，直接或间接限制一个体育联盟内的俱乐部总数缺乏任何合法的效率目标，反而可能被看作是对竞争的赤裸裸的束缚，从而被认定为违法。这种限制构成了限制产量的典型，并且被描述成“卡特尔的鲜明特征”。^[48]当然，如果职业体育联盟中的球队数量已经饱和的话，对新球队的加入给予一定的限制将是职业体育联盟维持其产品的质量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应被认为是合法的。毕竟，任何一个职业体育联盟都可能达到一个规模极限，超过了这一极限，联盟将无法有效运行：如果联盟中球队过多将导致难以合理安排赛程，球迷可能会发现无法观看所有比赛，而高水平球员的储备数量也无法满足众多球队的要求，最终的结果将是产品的质量，即比赛的水平显著下降，失去对球迷的吸引力。

尽管如此，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仍采用了较为隐晦的方式来对联盟内的球队数量进行限制，这就是新球队的准入规则。四大联盟不约而同地规定，只有得到联盟内所有球队的特定多数票支持，新球队才能加入联盟，而究竟依据何种标准来判定是否批准新球队的申请则缺乏客观、明晰的规定。职业体育联盟中的各支球队在各个层面都存在着竞争，新球队的加入将加剧这种竞争，也给市场上既存的球队带来了压力；既存的球队联合起来拒绝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可以制造出一种球队资源稀缺的假象，从而维持甚至提高自身价格，赚取高额利润。如今四大联盟的球队市值越来越高，球票价格直线上涨，各个城市也争相筹集资金建造新球场以满足球队的要求，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职业体育联盟蓄意控制球队数量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根据四大联盟的扩张规则的要求，即使新球队的加入申请得到了批准，它们也必须向联盟缴纳一笔不菲的加盟费，而这笔费用将在已加入联盟的成员球队之间平均分配。可见，职业体育联盟通过对新球队的加入予以严格控制，达到了限制球队间竞争、赚取暴利的目的，因此这种行为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

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根据“关键设施理论”（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职业体育联盟有义务采取更为开放的准入政策。所谓关键设施，是指“设施或者基础设施在从事经营过程中对到达客户或者成为有能力的竞争者是关键的，这些设施不能通过一些合理的方法进行复制”。^[49]

而在球队的准入问题上，“关键设施理论”也应得到适用。成为职业体育联盟的一员是一支职业球队正常进行比赛和经营的基本前提条件，而这一基本条件已经被在各个运动项目上的职业联盟所垄断；由于四大联盟经过长期发展而建立起了包括球迷群体、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等在内的庞大经营体系，竞争者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建立新的联盟同四大联盟抗衡；职业体育联盟拒绝了申请者的加入请求，后者没有其他办法参与竞争；职业体育联盟允许申请者加入联盟是切实可行的；事实表明职业联盟尚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因此没有合理的理由拒绝符合基本条件的申请者加入联盟；申请者如果加入职业体育联盟将向其缴纳高额的准入费用。可见，根据“关键设施理论”，职业联盟应该允许符合基本条件的新球队加入联盟。

对于职业体育联盟来说，切实可行的或许是在球队准入问题上废止单纯的压倒多数投票规则，取而代之以诸如所在城市的人口、经济实力、球队业主的从业资历等透明、客观、非歧视的标准来对新球队的加入申请予以审查，这样才能保证职业体育联盟的健康发展。

（二）为俱乐部设定治理结构上的标准

近二十年来，体育赛事的职业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职业联赛普遍脱离体育行业协会而独立开展，职业俱乐部普遍公司化运营，甚至一些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体育俱乐部因长期片面追求竞技成绩而忽视经营，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自身经营难以为继以致破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职业体育联赛开始改革，关注的重点从场上竞技水平的提高延伸到场外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和整个联盟的良善治理与行业的健康发展。同一时期，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开始向欧洲扩张，其完全产业化的模式对欧洲传统的职业体育联赛运营思维也产生了很大冲击。无论孰优孰劣，近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欧洲体育模式正表现出强烈的“美国化”倾向。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欧洲足联于2003～2004赛季开始推行的俱乐部准入制度。该制度从财务标准、治理结构、基础设施建设、青少年球员培训、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对参加欧洲赛事的俱乐部提出了具体要求，试图借此使欧洲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走上规范化经营的发展道路，从而保持欧洲足球产业的健康运转。尽管这一标准的适用对象仅仅是有资格参加欧洲赛事的少数俱乐部，但由于欧洲足联组织的赛事是欧洲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同时也是最赚钱的赛事，因此这一准入制度得到了全欧各俱乐部的高度重视。在欧洲足联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也纷纷制定并实施了自己的准入制度。

如今的职业体育联赛准入制度已不仅仅是作为一道行业“门槛”而存在，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其已成为体育组织通过自我治理来解决其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的有益尝试。因此，欧盟委员会对欧洲足联及其成员制定的准入制度都表达了肯定与支持。^[50]但另一方面，对俱乐部事无巨细的审查的确在实质上干预了俱乐部的内部治理，从反垄断法理论上说则可能构成了“封锁市场”，从而有可能违反欧盟《反垄断法》。但是，这一审查体制所期望达到的是一系列重要的体育目标，如提高俱乐部的治理水平、维持青少年球员培训的最低要求、保证俱乐部具备足够的经营水平、确保俱乐部为观众和媒体提供设施完善与安全的体育场、维护国际比赛的延续性、促进全欧洲的俱乐部按同一标准运营等。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制定的规则均可能被认为是出于体育竞赛的内在需要，从而构成“内在规则”。即使不构成“内在规则”，治理结构上的准入标准也有可能因其目标合法，且带来的益处超过了其限制竞争性，从而取得反垄断豁免。因此欧盟委员会认为，鉴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形式不同的准入标准，因此不可能仅依据表面就将它们通通认定为合法或非法，正确的做法是对每种准入标准逐个从实质上进行分析，以判断其是否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三）为俱乐部设定财务上的标准

财务标准本来就是现代职业体育联赛准入制度多个标准中的一个，但鉴于近十年来足球俱乐部盈利能力羸弱，欠薪欠税、资不抵债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一标准的重要性与关注度与日俱增，被业界认为其权重已超过了其他标准。为了逐步解决这一关系到职业足球联赛前途的重要问题，欧洲足联于2009年正式通过了“财政公平法案”（Financial Fair Play），其主旨在于严格要求俱乐部依照经营状况来支配支出，遏制俱乐部非理性地投资球员的做法，保证俱乐部的健康发展和维护职业联赛竞争平衡。欧洲足联将“财政公平法案”作为其准入制度的一部分，并重新制定了《俱乐部准入与财政公平条例》（Club Licensing and Financial Fair Play Regulations），从2013～2014赛季正式开始推行。

“财政公平法案”的实体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对俱乐部的两项要求：一是无逾期应付账款（no overdue payables），即已获得参加欧洲足联赛事资格的俱乐部必须证明它们在该赛季对本俱乐部的球员、其他俱乐部、社会部门和税收当局没有逾期未付的款项；二是收支平衡（break-even），即参加欧洲足联赛事的俱乐部必须达到收支平衡，防止债务积累，特别是俱乐部投资人直接给球队的注资不被计入俱乐部的财政收入。欧洲足联将对这些俱乐部最近3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以决定它们是否达标从而获得参赛资格。在欧洲足联看来，财政公平政策实施短短几年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参加欧洲足联赛事的俱乐部的累计损失和净债务额在收入中的占比都大幅下降，初步扭转了之前财政状况恶化的趋势。

“财政公平法案”对俱乐部、球员和经纪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俱乐部在经营中最大的开销实际上就是球员的薪酬，甚至有些俱乐部为此在负债经营，因此收支平衡规定就成为所有俱乐部在引进球员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俱乐部的引援投入、抑制了球员的流动。自收支平衡规定实施以来，已有多家俱乐部因违反该规定而受到欧洲足联的处罚。围绕收支平衡规定的质疑之声不断，不仅有俱乐部将欧洲足联诉至CAS，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在欧洲法院和国内民事法庭提起诉讼，它们都指称收支平衡规定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尽管在上述这些案件中欧洲足联暂时经受住了挑战，但有分析表明，收支平衡规定的反垄断法律风险始终存在。

1.收支平衡规定限制了竞争。首先，收支平衡规定要求俱乐部“挣多少，花多少”，这意味着只有少数欧洲豪门俱乐部能继续以最高价格引进最优秀的球员，实际上变相维持了这些俱乐部的垄断地位，阻碍了新的竞争者加入市场。其次，囿于收支平衡规定的威慑作用，俱乐部的引援投入减少，引进球员的动力也受到遏制，球员会发现市场上能够为其提供比目前更高的工资的俱乐部也急剧减少。可见，收支平衡规定的反竞争性是非常明显的。

2.收支平衡规定不构成“内在规则”。对企业注资的来源进行限制是否构成一个合法目的，值得商榷。从商业实践来看，企业融资或者借入资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资金投入方式，在不少行业里蔚然成风，为何单单在足球领域就应该受到限制呢？迄今这仍然缺乏科学合理的解释。既然控制俱乐部的债务水平是否是一个合法目标本身都是值得怀疑的，为此制定的收支平衡规定能否构成“内在规则”自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3.收支平衡规定难以取得豁免。为了满足收支平衡的要求，俱乐部只能采用两种途径：或是减少工资性支出，或是提高财政收入。俱乐部减少工资性支出的后果是无法引进高水平的球员，其生产的产品即足球比赛的质量因此下降，从而导致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球迷的福利受到减损。提高财政收入的方式仅限于俱乐部自我“造血”，但既然投资人向俱乐部注资的行为被严格限制，对于俱乐部来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途径恐怕只有提高比赛门票价格了。可是，在产品质量并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提高产品价格，必然的结果同样是损害球迷的利益。凭此一点，收支平衡规定就难以取得豁免。

在足球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足球协会20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和调整职业俱乐部准入标准和程序，促进俱乐部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主体；制定职业俱乐部财务公平规则，明确俱乐部收支平衡标准，规范财务行为”。中国足协近年来出台的其他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2018年版）》《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规范管理职业俱乐部的通知》《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等在借鉴欧洲足联财政公平政策的基础上，都规定了具体的俱乐部财务规范，它们一起构成了目前中超联赛财务公平规则的主体内容，当然同时也存在着反垄断法上的风险。例如，“引援调节费”制度具有阻碍比赛质量的提高、减损中超联赛的品牌形象与整体价值、降低俱乐部的预期收入、不利于中超联赛竞争平衡的建立等反竞争效果，具有明显的固定价格的特征，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13条的规定，应代之以其他反竞争效果更小的措施。《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中那些限制竞争性较为间接的限额指标更容易通过《反垄断法》的审查，而直接对国内球员个人的最高薪酬进行限制的规定则显然构成了固定价格的行为，应被禁止。^[51]

【推荐阅读资料】

裴洋：《反垄断法视野下的体育产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裴洋：“欧足联财政公平政策的合法性问题研究—兼评中国足协‘引援调节费’制度”，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

焦海涛：“行业协会的反垄断法主体地位—基于中国体育反垄断第一案的分析”，载《法学》2016年第7期。

［英］斯蒂芬·维泽瑞尔：“‘请公平竞争’：欧共体法在体育领域适用的最新发展”，裴洋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5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Thomas A.Piraino,Jr.,“A Proposal for the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79 (1999).

Stuart Banner,The Baseball Trust: A History of Baseball’s Antitrust Exemp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t 2013.

【注释】

[1]OJ，1999，C 99/24.

[2]Seal James L.，“Market Definition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in the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Antitrust Law Journal，61（1993），741.

[3]Mackey v.N.F.L.，407 F.Supp.1000（D.Minn.1975）.

[4]Smith v.Pro Football，593 F.2d 1173（D.C.Cir.1978）；McNeil v.N.F.L，790 F.Supp.871（D.Minn.1992）.

[5]McNeil，1992 WL 315292.

[6]Case C-415/93 Union royale belge des sociétés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ASBL v.Jean-Marc Bosman.

[7]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The Helsinki report on sport，COM（1999）644 final.

[8]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The EU and Sport：Background and Context，SEC（2007）935.

[9]许光耀：《欧共体竞争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10]吴宏伟、金善明：“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目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

[11]许光耀：《欧共体竞争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12]黄勇：“中国《反垄断法》中的豁免与适用除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3]Federal Baseball Club v.National League，259 U.S.200（1922）.(www.daowen.com)

[14]Toolson v.New York Yankees Inc.，346 U.S.356（1953）.

[15]Flood v.Kuhan，407 U.S.269-82（1972）.

[16]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White Paper on Sport，COM（2007）391 final.

[17]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论述可参见以下著述：Lee Goldman，“Sports Antitrust，and the Single Entity Theory”，Tulane Law Review，63（1989），751；Myron C.Grauer，“Recognition of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as a Single Entity Under Section One of the Sherman Act：Implications of the Consumer Welfare Model”，Michigan Law Review，82（1983），1；Gary R.Roberts，“The Single Entity Status of Sports Leagues Under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An Alternative View”，Tulane Law Review，60（1986），562；Joshua P.Jones，“A Congressional Swing and Miss：the Curt Flood Act，Player Control，and the National Pastime”，Georgia Law Review，33（1999），639.

[18]Michael S.Jacobs，“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Antitrust，and the Single-Entity Theory：A Defense of the Status Quo”，Indiana Law Journal，67（1991），29.

[19]Copperweld Corporation v.Independence Tube Corporation，467 U.S.752（1984）.

[20]Michael S.Jacobs，“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Antitrust，and the Single-Entity Theory：A Defense of the Status Quo”，Indiana Law Journal，67（1991），29.

[21]North Am.Soccer League v.N.L.R.B.，613 F.2d 1379，1381-84（5th Cir.1980）；San Francisco Seals v.NHL，379 F.Supp.966，967-70（C.D.Cal 1974）.

[22]Los Angeles Mem’l Coliseum Comm’n v.NFL，726 F.2d 1381，1387-90（9th Cir.1984）；North Am.Soccer League v.NFL，670 F.2d 1249，1257-58（2d Cir.1981）.

[23]Thomas A.Jr.Piraino，“A Proposal for the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79（1999），899.

[24]NCAA v.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468 U.S.85（1984）.

[25]Brown v.Pro Football，116 S.Ct.593（1995）.

[26]American Needle Inc v.NFL 130 S Ct 2201，2213（2010）.

[27]American Needle Inc v.NFL 130 S Ct 2201，2213（2010）.

[28]Thomas A.Jr.Piraino，“Beyond Per Se，Rule of Reason or Merger Analysis：A New Antitrust Standard for Joint Ventures”，Minnesota Law Review，76（1991），1.

[29]Joseph P.Bauer，“Antitrust and Sports：Must Competition on the Field Displac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place”，Tennessee Law Review，60（1993），263.有研究表明，争夺冠军的球队间实力越接近，比赛观众的上座率就越高；Stephen F.Ross，“Monopoly Sports Leagues”，Minnesota Law Review，73（1988），643.

[30]Smith v.Pro Football，593 F.2d 1173，1179（D.C.Cir.1978）.

[31]以NFL为例，其成员球队有的是公司性质的、有的是合伙性质的、有的是独资的，但在法律上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

[32]Seattle Totems Hockey Club v.NHL，783 F.2d 1347，1350（9th Cir.1986）；Mid-South Grizzlies v.NFL，720 F.2d 772，787（5th Cir.1983）；San Francisco Seals v.NHL，379 F.Supp.966，970（C.D.Ca1974）

[33]Gary R.Roberts，“The Single Entity Status of Sports Leagues Under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An Alternative View”，Tulane Law Review，60（1986），562.

[34]Michael S.Jacobs，“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Antitrust，and the Single-Entity Theory：A Defense of the Status Quo”，Indiana Law Journal，67（1991），29.

[35]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October 1992，Case 33384 and 33387 Distribution of package tours during the 1990 World Cup，OJ 1992 L326/31.

[36]Arbitration CAS 98/200，AEK Athens and SK Slavia Prague v.UEFA.

[37]ase T-193/02，Laurent Piau v.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5] ECR 11-209.

[38]Commission decision of 23 July 2003，Case 37398 Joint selling of the commercial rights of the UEFA Champions League，OJ 2003 L 291/25.

[39]rbitration CAS 98/200，AEK Athens and SK Slavia Prague v.UEFA.

[40]Arbitration CAS 98/200，AEK Athens and SK Slavia Prague v.UEFA.

[41]“广东粤超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省足球协会等垄断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申字第2313号。

[42]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43]“附属限制”学说起源于1898年的“阿迪斯通管道”。审理该案的法官塔夫特（Taft）认为，如果一项贸易限制“从属于合同所要达到的合理目的，并且在完成这一目的的过程中，该限制仅限于对当事方的必要保护”，那么该项贸易限制应被允许。塔夫特法官的这一理论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肯定。United States v.Addyston Pipe & Steel Co.，175 U.S.211，20 S.Ct.96，44 L.Ed.136（1889），modifying and aff’g 85 F.271（6th Cir.1898）.根据“附属限制”方法，法院应考查限制制度与合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如果某种限制与合同所要达到的目标具有合理联系，那么它就应被认为是“附属的”，需要对其合法性做进一步的考查。而进一步考查所采取的方法实际上同前述合理分析规则采取的方法相似，即对附属限制的积极作用同其潜在的反竞争效果进行平衡测试。因此现在一般也认为附属限制是合理分析规则所包含的情形之一。参见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44]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92～593页。

[45]Th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Health，Welfare and Sport，Sports Directorate，“The Balance between the Game and the Money”，in Andrew Caiger & Simon Gardiner eds.，Professional Sport in the European Union：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Hague：TMC Asser Press，2000，p.331.

[46]rbitration CAS 98/200，AEK Athens and SK Slavia Prague v.UEFA.O.J.1999，C363/2.

[47]有关“实德系”现象的介绍与分析可参见裴洋：《反垄断法视野下的体育产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329页。

[48]Chi.Prof’l Sports Ltd.P’ship v.NBA，961 F.2d 667，672（7th Cir.1992）：“the merits of the case turn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BA.Is a sports league a single entity？ In that event its decision about telecasting are effectively unreviewable.”（citing Copperweld Corp.v.Independence Tube Corp.，467 U.S.752，758（1984））.

[49]Noti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Access Agre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1988] OJ C265/2，45.

[50]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White Paper on Sport，COM（2007）391 final.Joint Statement by vice-president Joaquín Almunia and president Michel Platini，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sports/joint_statement_en.pdf，Accessed 20 Mar.2020.

[51]裴洋：“欧足联财政公平政策的合法性问题研究—兼评中国足协‘引援调节费’制度”，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