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于事实，抵制虚假新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对于体育新闻来说同样如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的商业时代，随着纸媒的式微和网络媒体的兴起，许多体育媒体为了吸引关注，放松了对新闻采编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在赛事较少因而新闻较少的时段，为了维持平台的关注度，不惜炮制一些子虚乌有的虚假新闻或注水新闻。这些做法，显然有违新闻工作者的基本义务。还有的新闻记者，虽然采写的新闻正文基本符合事实，但却在标题中使用“春秋笔法”，以所谓的“标题党”招徕关注。这些做法的蔓延，一方面对读者的信息摄取带来了困扰，另一方面也会最终损害新闻平台的公信力。对此，可以采取定期对传媒进行“污染指数”打分的做法，通过外界的监督，督促体育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抵制虚假新闻。

（二）客观报道的义务

体育记者及其所属媒体平台，应当保持事实报道者的客观立场，在采编和发表新闻时，尊重事实真相，尊重受众的知情权，要对受众关注较多的重要赛事信息进行全面客观的播报，而不能在利益诱导下丧失或偏离客观立场。如果某电视台购买了哪个联赛的转播权，就只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有关该联赛的新闻，而一旦下一年度未购买该联赛的转播权，对该赛事就连图文新闻都不予编发，这种行为就将新闻报道和商业转播合同混为一谈，背弃了新闻工作者的传播义务。

作为个体的体育记者，在工作当中不免会与某些球队、球员建立起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可能方便了采访，但也有可能影响记者的公正立场。作为体育新闻工作者，应当把握好这种关系，不以私害公，用个人感情替代客观立场。在报道存在冲突双方的新闻时，注意兼听则明，避免只采用一方的陈述。

（三）抵制有偿新闻

实践中有的新闻工作者收受被报道对象的财物，为其“捉刀”，采写出有利于被报道对象的新闻，即所谓有偿新闻。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新闻伦理的。无论是被报道对象主动以财物诱导新闻工作者，还是新闻工作者主动索取财物，只要二者之间存在超出合理额度的利益输送关系，都构成有偿新闻。此外，被采访对象在发生了负面事件的情况下，常常会试图用“封口费”来换取新闻工作者放弃报道，这种消极的有偿新闻行为，同样也应受到抵制。

（四）尊重被报道对象的隐私及其他合法权利

新闻工作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常常会知悉被报道对象的许多个人信息。其中有的纯粹属于个人隐私，在本人不愿意披露的情况下，不应向公众披露。当然，根据被报道对象是否是公众人物、是什么程度的公众人物的区别，对其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也有所差别，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当在新闻采写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职业判断。

（五）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抵制抄袭、剽窃

新闻工作者对于同行所发布的新闻作品，不应抄袭、剽窃、直接摘转，这是对后者知识产权的侵害。这种行为如果泛滥开来，会大大挫伤原作者的采写热情。鉴于孤立、单次的抄袭或剽窃行为如果诉诸司法会产生较大维权成本，有必要通过行业协会监督、“污染指数”打分等方式，让读者、原作者可以在法院诉讼之外，增加打击侵权者的手段，在体育领域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气。

【推荐阅读资料】

肖永平、周青山：“《美国统一运动员经纪人法》述评”，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马宏俊、黄涛：“论我国体育经纪人的法律地位”，载《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www.daowen.com)

李亚慰、李建设：“从历史演变看当代体育经纪人的角色与定位”，载《中国体育科技》2013年第6期。

黄海燕、张林：“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分析”，载《体育科研》2008年第5期。

于善旭：“法治奥运在北京奥运会的实现及其深远影响”，载《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刘斌：“权力还是权利—采访权初论”，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注释】

[1]参见马铁：“国际体育经纪人—体育经纪人纵横谈之一”，载《经纪人》2000年第1期。

[2]参见肖淑红等：“体育经纪人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综述及分析”，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3]参见李亚慰、李建设：“从历史演变看当代体育经纪人的角色与定位”，载《中国体育科技》2013年第6期。

[4]参见肖永平、周青山：“《美国统一运动员经纪人法》述评”，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5]参见马宏俊、黄涛：“论我国体育经纪人的法律地位”，载《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黄海燕、张林：“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分析”，载《体育科研》2008年第5期。

[7]参见于善旭：“法治奥运在北京奥运会的实现及其深远影响”，载《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8]参见刘斌：“权力还是权利—采访权初论”，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