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法的概念：国家意志通过各种政策文件固定，体育法（狭义体育法，下同）则是国家意志在体育领域内的体现；另一方面体育法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通过重新回顾体育法治制度建设的历史便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民身体素质普遍比较低下，但在当时的国防和生产建设需要拥有强健体魄的人，因而在这一时期，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群众体育等成为国家体育工作的重点，并以政策文件等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借助立法保障体育工作的有序进行，如制定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随着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国民运动水平得到提高，体育法治建设开始向提升竞技实力等与竞技体育有关的方面发展，竞技体育开始登上体育工作的舞台，如1956年国家体委提出了“加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

改革开放以后，举国体制、全民健身等成为时代主题，体育法治制度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体育法律体系逐渐形成。比如《体育法》的颁布实施及《全民健身条例》等多部重要的行政法规的出台。不过随着改革的深入，体育法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的新的问题，比如政府管理与社会化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体育法领域带来的新的要求。体育法只有立足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及时调整，才能稳步发展。体育改革提上日程，比如推进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体育自治趋势愈发明显，体育法治功能由“行政性”向“社会性”转变。以往认为体育法的调整对象或归于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部门分支的看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发展，体育法应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学科。^[7]另外我们还需要看到，体育难以躲避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全球体育法律治理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国际体育法、非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全球体育法与国内体育法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体育法未来的发展要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法的本质是由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国家意志在体育领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