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是这样形成的，它赋予一个人以事主的角色，通过他干预历史、造就历史。历史在这个人的随心所欲下成为我们现在了解的样子。这样，历史在某一个阶段，往往表现为一个人的历史。一部史书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其所还原的历史的认识。《史记》是司马迁的历史学观，《汉书》是班固的历史学观，《三国志》是陈寿的历史学观，等等。在司马迁笔下，历史由三类群体组成，即本纪、世家、列传，这是历史的主脉络。而表、书体现了时间线索和人文制度线索，其作用是为了让历史更为清晰，更为丰富和完满。纪传是空间性质的历史，表现为横的一面，这并不妨碍它按照时间顺序来表述。而表、书是时间性质的历史，表现为纵的一面。纪传与表、书结合，历史就变成纵横交错、体系完整的了，历史的立体感就这样构筑成功。司马迁对历史学的革命在于他首次把纪传，也就是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对传统国史的反动。在《春秋》《左传》那里，历史是由时间概念设定的，时间是历史的生命线，时间贯穿历史的始终，史实只是时间那条线上的点状物。这有点儿像糖葫芦串儿，史实必须由时间来穿缀，它看起来才像一个完整的东西。既然史实无法左右历史和掌握历史，那么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人们习惯上把《史记》的体例叫纪传体，而把《春秋》的体例叫编年体。表现为时间概念的《春秋》，更多关注历史走向，不幸的是，历史距离孔子的标准愈来愈远。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夫子无论怎么疾呼“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下同）也无法挽救颓世。他不得不承认：“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试图赋予历史更多理想信念的孔子的悲哀。这种关于历史的痛苦，只有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孔子才能体会到。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不单纯为了干国求政，而是试图通过居其位而行其政’兜售他的王道，从而挽救历史，干预历史的走向。

孔子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奔波，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其结果却落寞一生，仅仅成为祭坛上的一只陈旧的法器。孔子欣赏弟子颜回，因为颜回最了解先生的志向与痛苦。孔子在处处碰壁之后，疑惑不解地问子贡：“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夫子之道太大，所以不能为天下所容，即使如此，先生也不要太过自谦，这是子贡的回答。孔子以之问颜回，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颜回接过子贡的话头，很为老师打抱不平。他说，天下不容又有何伤，不容才见出君子。大道不修是我们的耻辱，大道已修而不为人用，那是国君的羞耻。不容又有什么，不容才见君子！两人的回答中心意思是一样的，不愧为阙里双杰。子贡聪明则聪明矣，一语中的，但略显应付差事，只解疑而未答惑。颜回则不同，他明白老师此时需要的不仅是打消顾虑，更重要的是鼓足勇气，树立信心，故而反复开导，并对当道者抱以强烈的不平之鸣。“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因为高兴，孔子不惜降低身段，连为颜回理财这样的俗事都愿意做。由此一段，可知子贡与颜回的高下。以后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论语·公冶长》，下同）子贡油然而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信哉此言！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孔子“欣然而笑”的背后，掩饰了多少凄楚与悲凉！数十年来，每读此一段，我的心都不由自主地为之一紧，百感交集，从心底深处同情这样一个唯美的理想主义者。

有鲜明历史态度的孔子，和春秋许多史官一样，对待史实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董弧，古之良史也”（《左传·宣公二年》），“直哉史鱼”（《论语·卫灵公》）。这是他对坚持真理的史官秉持操守的由衷褒奖。中国自有史官制度以来，就有可资遵循的传统，即国人自古就有敬畏历史的传统。尤为庆幸的是，即使王道沦丧，史官匡国正君的使命并没有委弃。他们站在王统、道德的制高点上，以舍我其谁的历史承当，担任历史及社会的大法官。任何历史事件都难逃法官的判决，作案者最为畏惧的乃是法官的判词。仅为着“崔杼弑庄公”五个字，齐太史兄弟二人先后被杀，表现了“其人可杀，其志不可夺”的凛然的史官精神。

最高官至鲁司寇的孔子，没有做过史官。至少在春秋时期及其以后，史官和爵位一样，具有明显的世袭特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衣钵，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史志创作。孔子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资质做鲁史。所谓信史，要求拥有大量真实的史料，这个天然的优势仅史官具备。后人称孔子删《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推测孔子可能大量翻阅和参照了齐史、鲁史等诸国史。他还曾经拜访过老子。老子在周室担任图籍管理员的职务。孔子此行，主要是问礼。此外，他应该还参观浏览了周史资料，这对于他作史帮助不少。因为资质等法定原因，孔子所作史非王官之学，既不能称周史，也不能称鲁史，更不能命以其他诸国史。于是乎，他贯以一个很有意味的史名——《春秋》。《春秋》是一个时间概念。他是鲁国人，就以历代鲁国国君为经纬，把诸侯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编纪于鲁史这条线上，形成了一部既非周史又非鲁史的断代史。《春秋》这部书的本来面目今天已不复存在，我们能看到的是由《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中还原而来的，大体可以把握它的脉络。孟子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评价可以说把握住了《春秋》的精神实质。

《春秋》这部非史官所作的史书，以正统的观点来看并非正史。但正是这部史书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春秋大义也即春秋精神，成为后代史官们顶礼膜拜的典范。

不是史官的孔子为什么作《春秋》？董仲舒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下同）司马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既然孔子非为作史而作史，他之所以作史，就另外有一番寄托。他惘于周室衰微，愤于诸侯乱政，感于个人不遇，忧于王道不兴，起而为天下作一套义法，以图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故司马迁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君臣之道即仁义之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个“本”，指的是仁义之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孔子作《春秋》，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和价值取向。和史官不同，他之作史是为了正史，这是他有别于一般史官并高于一般史官的所在。尽管那些史官也具备史识、史才、史法等标准，但缺乏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拥有强烈正史欲望及治世冲动的孔子，在现实世界中遭到无情打击之后，把心志寄情于历史。孔子的后学可以讲既能入世，又能出世，辨难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既可以汲汲于庙堂之高，又可以优游于江湖之远。但孔子做不到，以他的命世激情和社会自觉，像老子一样洒脱地遁于世是很难做到的。《春秋》是孔子的理想王国，在这里他可以用自己的如椽之笔匡扶正义，抨击奸佞，用他的是非取舍修正历史、评判历史。“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孔子的心声。孟子可谓知《春秋》者，所以他说《春秋》一出，则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者，在于孔子对于历史的评判，经由他定案的道义标准，就成为法式，为后人所遵从。孔子为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司马迁可以说是忠实的春秋精神继承人，虽然他崇信黄老，但丝毫不影响他秉承春秋遗风。在《史记》中，司马迁大量引用《春秋》，以之为标准，评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史记·赵世家》）“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吴太伯世家》）“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史记·管晏列传》）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及《春秋》褒贬之推崇。司马迁以《春秋》继承人自居，打算作一部新《春秋》，故借鉴和发扬了春秋笔法，其史论成为《史记》最惹眼、最精彩的所在。“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是《史记》最具鲜明特色的地方之一，后世史书论赞者无出其右。可惜这个传统逐渐式微。写作《后汉书》的范晔批评班固的《汉书》：“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后汉书·班固传》）读《史记》，其鲜活灵动中正有一司马迁在，至于《汉书》就显得拘谨理性多了。班固更多地用了“为王者讳”的笔法，一些志节之士在他笔下就成了“不量轻重，以陷刑戮”“义不量力，以覆其宗”的人，都属于自取其死之列，君王没有什么不对。这种不论是非曲直的观念，使《汉书》呆滞无华，《史记》那样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的酣畅文字再也不见。在此后官修的史志里更其如此，论人物而退褒贬成为常态。史书精神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所谓春秋笔法。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一旦变成程式化的东西，史学原来所具有的指点江山的气质就归之于整齐划一，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这是很悲哀的事情。范晔虽然能认识及此，但也无法挽救。

和孔子不同，司马迁做《史记》有更多便利条件。首先身为史官，其次世代承袭，再次资料丰富（用石室金匮之书较为方便）。拥有众多条件的司马迁，所作《史记》却不是官修，不像《汉书》是受命文字，这让人难以理解。同样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自《汉书》以后历代官修史志，再无一种能与《春秋》《左传》《史记》可以比肩。以一己之力竟超过任何庞大的史官队伍，常常让人怀疑人多是否力量更大？史志自从成为专门之学，《史记》就成为历史教科书，一如莎士比亚之于欧洲戏剧。不只如此，《史记》也成为文学的源头。唐代文学运动，明代复古运动，韩愈、柳宗元及前七子、后七子诸人，无不宗师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汲取精华。哲学史上，对于阴阳、儒、墨、名、法、道家等诸子之学虽众说纷纭，然其基本态度则取法于太史公之《六家要旨》，已经无可争议。《史记》继体《春秋》，成为中华文化史的丰富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司马迁自述其作《史记》乃受命于父亲。太史公嘱托：“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下同）《春秋》始于鲁隐公，迄于鲁哀公获麟。太史公感于《春秋》以来四百余年史无论载，认为这份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们父子肩上，要求司马迁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来。这是道义的一面。为了更好地说服儿子，太史公还责之以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在孝义面前，任何人也无法避匿，司马迁就这样秉承了父亲遗志。

春秋笔法于前，家世传承于后，司马迁开始了他辉煌的创作。因为受命于父亲，而不是王命，这本史书原名就是《太史公书》。没有以史命名乃因为它是私修。著书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对司马迁一生影响甚巨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李陵之祸。司马迁为李陵辨过，汉武帝一怒之下处以幽刑，司马迁成为残余之人。众所周知，司马迁对李广、李陵爷孙的处境报以超常的同情。李广终生没有封侯，对这件事司马迁大肆渲染，不平之鸣溢于言表。对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陵率孤旅深入敌后，应对数万大敌，英勇抵抗，功绩卓著。虽然不得已投降，论功也应当从轻发落他的家人，故而他仗义执言，为李陵抱屈。这件事反映了司马迁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幼稚。一方面，汉武帝绝不允许叛变，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杀掉（戾太子叛乱），何况是李陵！要知道李陵率领的是天子之师。另一方面，司马迁自觉身为太史官，就该进言谏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古之史官到了汉代，已经沦落为俸禄仅有六百石的从吏，属于太常的属官，矫正君王的职守已经成为过去。况且他面对的还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霸主，触怒而受刑就在意料之中。这件事无论在身体上抑或心灵上，对司马迁的打击都很大。在《报任安书》中，他道出了心中的愁苦怨恨。这种无处发泄、难以消弭的心理状态，对《史记》创作有多大影响，今天已无法一一指出，但无疑举足轻重，这一点，只看《史记·孝武本纪》就略知一二。司马迁视幽刑之辱为莫大之耻，创作《史记》的态度与此前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如果说，此前他作《史记》还是受父之托，此后就成为自觉了。他把《史记》看成如《诗》《书》《春秋》一样，是发愤之作，“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发愤是创作的动力，但也容易影响到创作的客观性、公正性，这是史家最为忌讳者。庆幸的是，司马迁没有为情绪左右，相反，他在身体残缺之后，却实现了思想境界上的升华和蜕变。他没有把《史记》作为发泄的对象，却寄托深重，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要通过《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下同）。这是《史记》的思想脉络，立意很高。把握住这几句话，读懂《史记》就不难，可以说它是《史记》的灵魂。历来讲《史记》不离这几句话，在这几句话上做文章的人很多，把它做成了章句之学，弄得很玄虚。大家都想弄清“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是什么意思，“究”的什么，“通”的什么，结果越搞越糊涂。实际上，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十二本纪记录的就是古今之变，上推三代，下迄秦汉，于盛衰更替中“原始察终”，就可以通晓古今兴亡的道理。“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八书反映了天人感应的变化历程，这里边有很大一部分唯心的成分，反映了古人的世界观。在古人看来，天、地、人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人事陵替即反映于礼乐隆杀。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也反映于天地律历的消长更张。所谓“天之历数在尔躬”（《尚书》），“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历书》）。国家盛衰及政治晴明与否，会纤毫分明地感应于天地星历变化之中，同样星象纪序、地震灾异可以探知人事缺失，这就是“究天人之际”。总之，十二本纪承担着“通古今之变”的任务，八书承担着“究天人之际”的任务，这就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www.daowen.com)

据此可知《史记》的体例，其成书结构也由此而来。十二本纪及八书是《史记》的脊干，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三十世家如二十八宿拱卫北辰，车三十辐辏共环毂轮一样，围绕十二本纪而来，是对本纪的必要补充和辅助。列传也如此，扶义俶傥，爰立功名，是对本纪、世家的补充。《史记》的纪传体结构由本纪、世家、列传这三个层面组成，分别代表着王廷的三个群体，即天子、诸侯、列臣。至于表，则是为了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使史传更为清晰，踪迹可寻。了解这一点，我们对《史记》完整的结构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司马迁接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其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著《春秋》成为五百年开代之作，孔子至今恰五百岁，确需要一部新《春秋》。这不是纯粹的时间上的巧合。司马迁冥冥之中感觉到一种时代重任，这个历史重任需要司马迁担当起来。

这里涉及一个关于五百年的命题。周太史曾对秦献公说：“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主要讲天下合而必分、分而必合的道理，暗示秦国要承担起统一天下的重任，而且要产生一位命世的霸主。之后孟子提起这个命题，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儒家诸子里，孟子是集大成者，最具入世精神。他有一个论断，即“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王者非指一般帝王，而是指像周王一样的名王。孟子认为，周至今七百余岁，按照五百年的规律是过了，但根据时势，则未可言已过，如果上天还想治平天下，那么命世者（名世者）除了自己，还有谁能担当呢？

孟子没有把孔子考虑进去。他这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也许是随便说说，但司马迁却认真了。孟子之后的邹衍也认真了，他发明了一套学问，叫五德推移，把这个五百年定律也囊括在内。司马迁虽然推崇黄老之学，也能平心对待诸子之学，但实实在在是一个儒者。他把孟子的话拿来一套，在时间上恰恰有两个五百年，中间有一个孔子，孔子身为一个政治家作了一部《春秋》，被后世名为素王。做一个素王恐怕不敢想象，但以《诗》《书》《礼》《乐》为本，正《易传》，继《春秋》，做一个五百年仅出之命世者，司马迁认为自己的承担既属本分，也为当然。以这样的心志作出的《史记》，就不单纯是一部史书，而是如《春秋》一样，担当着“为后世传”的责任。

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们都有明确的主张和立场，是史与义的结合。作为士大夫，受强烈的历史意识驱使，他们用史传承担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以存亡继绝，补敝兴废。兹后，很少有这样形而上的历史自觉了。

诗曰：

列国碰壁一念痴，

拼做此身帝王师。

玉振金声余韵在，

《春秋》大义几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