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原名娄敬，因为建议定都有功，被汉高祖赐姓刘，以示宠遇。

刘邦打败项羽，驻扎洛阳，准备在这里定都。娄敬听说后，觉得是自己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好时机，便请求觐见刘邦。他当时穿着羊皮衣，又破又旧。别人建议他换上新衣服，显得庄重。娄敬却信心十足地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下同）之所以敢这样傲慢，是因为娄敬觉得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足可以打动刘邦，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

见到刘邦，娄敬径直问道，你想建都洛阳，是要和周朝相比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娄敬就把自己的主张端了出来。他认为，应当仿效西周，建都关中，而不应当仿效东周，建都洛阳。他认为，迁都洛阳，于周虽说是迫不得已，但周朝从此衰弱，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和洛阳的位置、地形不无关系。洛阳位于华夏中心，一马平川，无山川地形可以凭险，易攻而难守。而“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他认为，关中披山带河，是形胜之地，对内既有关塞可守，又有天府可赖。一旦有急，可以闭关自守，扼天下项背要害之处，轻易就能控制全国。可谓骑天下而制要害，是建都的首选胜地。

说到建都问题，唐以前，历朝建都均围绕长安、洛阳而来。周有西周、东周，西周建都丰镐，属于关中，东周建都洛阳。 自此以后，都城均在两地徘徊。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南北朝时期，拓跋氏建北魏，最初建都平城，之后南迁到邺，但他们最渴望建都洛阳。孝文帝拓跋宏举都南下，做了许多工作，费尽心思才达到这一目的。唐时虽以长安为都城，但同时在洛阳建宫，武后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洛阳。洛阳古称天下之中，在这里建都是帝王们的共同理想。唐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宋建都开封，逐步向东延伸，但也没有偏离黄河流域，都在同一条纬度线上。就政治而言，建都长安与建都洛阳大致有一个历史趋向。今人周振鹤先生说：“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则定都洛阳。”（《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从历史上看，基本符合这个规律。

宋以后，基本抛弃了建都长安、洛阳、开封的考虑，长安、洛阳之辩变成了南京、北京之辩，历史由横向发展变成了纵向发展。一般情况下，建都北京，也属进势，建都南京，则成守势，所以明成祖执意要从南京迁到北京。北地可中原逐鹿，南地却是偏安一隅，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现象。从东西之争到南北分制，建都原则不外两条：一是能够较好地御外，一是方便治内。元朝及其以后，疆域已经扩大至漠北，而长江流域自吴、蜀分治，宋、齐、梁、陈南迁，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其舟楫之利远非北方可比，建都南京、北京属于事势必然。相对而言，御外仍是建都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建都长安则可以御西，因为汉唐的主要威胁是西夷、北胡。建都北京则可御北，因为元明清的主要威胁在北方。就治内而言，有一个形势的问题。周振鹤先生说：“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唐以前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

刘邦虽然承认娄敬所说有道理，但定都毕竟是一件大事，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况且大部分将官都反对，就把两方面意见说给张良，让张良拿主意。恰好张良也同意定都关中，认为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劝高祖不要犹疑。刘邦这才打定主意，车驾西行。

定都是一件大事，事关千秋大业，这事定下来之后，刘邦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一高兴，就赐娄敬刘姓，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刘敬还有一件事值得称道，它涉及汉初的国策，对后世影响很大。

这件事是关于匈奴的。边患问题困扰中国数千年，从周朝开始，这个问题就存在。哪个朝代解决得好，哪个时期就能相安；哪个君主暗昧不明，国势衰微，夷族就会乘虚而入。历朝历代，夷族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一俟有机可乘，就大举进犯。他们的存在，犹如一柄悬着的剑，让君主们时刻内自惕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与异族的威胁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理解为，异族威胁成就了五千年文明史。

匈奴之患不是自汉朝始，周、秦固有之。战国时，秦、齐、赵、燕等国都建有长城，防备夷、胡东侵、南侵。秦命蒙恬屯兵十万于河套，并把诸国长城连为一体，也是为了预防北患。汉高祖时，匈奴强盛，尤以冒顿这一支为最，拥控弦之士三十万。当时，韩王信（汉初有两个韩信，一为齐王，淮阴侯，一为韩王，此乃韩王信也）反，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平叛，韩王信恐惧，叛逃匈奴，准备带领匈奴杀回中原。刘邦为了试探虚实，就派刘敬出使匈奴。刘敬回来告诉刘邦，匈奴狡猾，把实力都隐藏起来，似乎做好了准备，应当从长计议，暂时不要发动进攻。汉军此时已发动三十二万军队，正从各路往雁门关集中，战争不可避免。刘邦认为刘敬的建议足以扰乱军心，遂命人把他抓起来，待战争结束后发落。

平城之役，汉军大败，刘邦被围白登，七日之后才脱身。这次战役成为汉朝耻辱，直到汉武帝时方雪前耻。失败后的刘邦这时才不得不信服刘敬，亲自命人释放，并对其加官晋爵。之后，刘邦咨询刘敬：如何才能免除边患？刘敬献计和亲，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 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 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心内容是：与匈奴结为姻亲，两国关系就变为父婿关系，从道理上讲，女婿不能和丈人开战，汉朝从此可安枕无忧。从表面上看，刘敬所说不错，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汉民重视姻亲、血缘关系，但到了匈奴那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匈奴属于血食，弱肉强食是他们的生活准则，父子、兄弟之间经常火拼，何况父婿关系？即如冒顿，他把自己父亲猎杀了才做了单于。在王权面前，血缘关系变得无足轻重。

但对汉高祖而言，天下暂安是当务之急，况且一时胜负难料，与匈奴和亲就成了仅有之选。他就派刘敬出使匈奴缔结和亲之约。从此，汉朝换得了十数年可贵的安定，一直延续到汉文帝时代。

刘敬的和亲政策对后世影响极大。一般而言，解决边患无非两条，或战或和，而在讲和问题上，和亲恐怕最为直截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