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之后，历代人都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最为知名者，当数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这两篇文章发论深刻、锋芒犀利、振聋发聩。“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纵横恣肆，一泻千里，金声玉振，至今犹有余响。

秦之亡，有很多原因，但不管怎么讲，陈胜也应居功第一，为其发端之嚆矢。司马迁撰《陈涉世家》，把陈涉列入世家，一方面固然有否定秦治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对陈胜的首功表示肯定。《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发难。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世家的选择标准，司马迁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提到两个标准：一是股肱之臣，二是忠信行道。《吴太伯世家》《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绛侯周勃世家》应该都符合这个标准，就是这个《陈涉世家》有些不伦不类。唐人司马贞表示坚决反对，他在《史记索隐》中有一个议论：“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岁历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他认为陈胜的身份、事迹与齐鲁诸侯不能等量齐观，应当降《陈涉世家》为列传。按通常理解，世家除诸侯外，起码应指那些门第高贵且积世相袭的豪门望族。陈胜出身于田亩，渔阳起事时不过是一个戍卒的屯长，后来虽然自立为王，按正统观点，也只能算僭越，不能被承认。

司马迁把推翻秦政视作如周代商一样，是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陈涉所起的“发迹”“发难”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也是不容忽略的。没有其为天下先，则秦之亡无从说起。不提陈涉，这一段历史就不完整。楚汉之争，西汉建立，都和陈涉发端密不可分，离开了陈涉，就无法说明历史何以如此走向。陈涉、项羽、刘邦是秦之后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刘邦列入本纪自不必说。项羽列入本纪，钱穆先生认为，不如此，则子婴之后至西汉建立，这一段历史就属空白。陈涉列入世家，一是他确实做了王，尽管是自封的，但天下英雄承认，追随他的人也很多。以后楚怀王、项羽也都自封为王，乱世之际，不能用正统与否讨论这件事。二是基于陈涉的影响。《史记》把《陈涉世家》列在《孔子世家》之后，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安排。孔子的意义在于他的影响，陈涉也如此。因此，司马迁说：“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史记·太史公自序》）周失其道而有孔子作《春秋》，秦失其道而陈涉发难，他们都具有时代的象征意义。既立《孔子世家》，那么《陈涉世家》就说得过去，这是司马迁的历史观，也是他的微言大义。今天我们仍然面临这个类似的问题，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国民党历史，讲毛泽东就不能不讲蒋介石，客观地传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就不能不客观地传述国民党的历史、蒋介石的历史作用。不讲国民党，清亡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就成为空白。不正确评价国民党及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负责任，也不能说清历史何以如此走向。一党代替另一党执政，有其历史必然性。回顾历史就要克服成见和偏见，树立大历史的胸怀。就这一点，中国古代有良好的传统：唐灭隋，治《隋书》；元代宋，治《宋书》；清胜明，治《明史》。也因此，中华文明、文化才有了很好的传承。

洪迈说：“陈涉不可轻……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馀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岂小小者哉！”（《容斋随笔》）认为陈胜的所作所为及历史贡献不容轻视，他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草头王”。

陈胜说过几句经典的话，如“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下同），他以此来挑战世袭社会。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历史是王侯将相的历史，然从陈涉开始，布衣平民向王侯将相发起挑战。刘邦做天子，就是这种思想潮流和历史趋势的集中体现。但就是这个陈胜，在做了陈王之后，与自己曾经的“伙颐”反目，再也记不起当初的承诺了。陈胜死后，汉高祖没有忘记他，“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在陈胜身死的砀山，刘邦为他修了座陵墓，置三十户人家守冢，岁腊月祭，香火不断（至少在司马迁生时仍然如此）。

在陈胜起义的大军里，有一个人很特别，他的加入是一个标志，这就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孔鲋作为孔子的传人，儒学正宗，恢复王道、拨乱反正是他的使命。他怎么也加入“乱军”了呢？司马迁这样解释：“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 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缙绅先生之流对秦行暴政不满，对秦焚书坑儒不满，遂起而抗秦。尽管陈胜只称得上是一个匹夫，尽管他的周围都是乌合之众，不是抗秦的最佳选择，但孔鲋的加入使其变得更具政治意义，至少表明了知识分子对时世的态度。以儒家为代表的“士”阶层，历来讲究“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但在抗秦这件事上，已来不及做更多的选择，也无须观望、等待，挺身而出就是了。可以想象，孔鲋的加入对“诸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振臂一呼”。

中国知识分子，自从有这么一个阶层，有这么一类人开始，就寄生于王权之下，从来没有独立过。诸子百家——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各执所见，虽然道术不同，但无一不为“王道”服务。这些流派共同组成了思想的盛宴，供奉于帝王，任其选择。各家锐意诋毁对方，抬高自己，也不过是为了诱使帝王任用而已。孔子周游列国，墨子摩肩继踵，胼胝其体，纵横家前赴后继，无一不是说服君主尊用其人其道。经天纬地，救世济民，说得再怎么好听，总要借助王权才能得以实施。《六经》《墨子》《韩非子》《老子》《庄子》《荀子》等，无非帝王治世之学。《春秋》《史记》欲倡明者，无非是王道。《资治通鉴》是此前中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惩乱世、兴盛世的智慧。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对宋神宗恳切地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 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 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进〈资治通鉴〉表》）意即，考虑到司马迁、班固及其以后的史书卷帙浩繁，终人一生也难以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无暇遍览，所以就把历史上有关国家兴衰，可资借鉴的内容摘取出来，以编年体的形式贯穿成册，以供宋朝皇帝治国之用。司马光想得十分周到。他历时十九年，精心为君主编写了这部史书。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份内容齐全的帝王之学。张居正为明神宗侍读日讲，朝夕不离手的就是这本《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无法脱离王权，思想无法脱离政治，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www.daowen.com)

百家之学的命运如此，儒、释、道三教的命运也如此。历史上，在不同时期，儒、释、道都有过自己的辉煌史，此消彼长，各有千秋。汉文帝、汉景帝之活用老庄，佛教在南朝影响甚巨，儒学于宋、明发扬光大，但掌握三教命运的唯有君主。如此，三家之教随着时势变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 自我完善，屈从于帝王的需要。就这点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独立的宗教，宗教历来被政治御用。西方中世纪曾有过皇权与宗教之争，甚至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发生。因为自三皇五帝开始，主宰中国人命运的只有帝王，舍此无他。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试图从思想上改变这种现状：推翻“孔家店”，打倒帝王思想，呼唤“德先生”“赛先生”，重新缔造一个民主、 自由的国度。在这个新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具有绝对的独立，不再是王权的附庸。陈寅恪先生进而提出，树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以之为信条恪守终生。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前此无双。作为一个运动，其作用只能起到一个运动的效果，数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不是几句口号就能颠覆得了的。推翻之后所建设者又苍白空洞，其结果是没有彻底地推翻，也没有真正地建设。

王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尊独大，宗教、文化、民主、 自由全部服从、服务于它的专制。天子是天之子，代表上天意志，拥有不二法权和绝对统治。宗教是王权政治下的宗教，文化是王权政治下的文化。可以想象，在这么一种架构下，民主、 自由的空间何其逼仄。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注定孤独。

王权是绝对的，由谁来行使王权却是相对的。这里有一个底限，要使天下苍生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有两种情况：一是执法太严，用法太密，百姓动辄触法，触法则死，使人惶无宁处；二是赋敛太重，搜刮净尽，百姓无以为活。要说中国百姓忍耐力委实大，刀剑不加于顶，不生反心，不至人相食，不起反心。正因如此，帝王常常会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秦之亡应该属于第一种情况。陈胜、吴广被征发服役，“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不顾实际情况，迟到了就要砍头，这样的法规也实在过于苛刻。除了谋篡王位，古代人造反大多属于这种被逼而反、不得不反的情况。

为了维护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古代知识分子竞相为君王出谋划策。墨子主张“非攻”的和平主义，治国如治家一样俭约；老子主张师法自然，行不言之教；法家主张重刑立威；等等。孔子的理论最为系统，也最为温和。他主张行仁政，重教化，发挥诗、书、礼、乐的作用，君臣子民各安其道、各安其生。孔子的办法尽管见效慢，不如法家立竿见影，却较为长久，务实管用。相比之下，老子的学说就有些大而无当，难以付诸实施。经过历史检验，历代帝王也都沿用孔教，其他学派逐渐式微。夏曾佑说：“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中国古代史》）虽然绝对了些，却也不无道理。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以孔氏后人为代表的鲁诸儒，拿着代表孔子王道思想的礼器投奔陈胜，这种现象十分严重。说明不只是社会底层的陈胜、吴广们要推翻秦王朝，纵社会中坚的“士”阶层也站在了对立面。孔子的礼器代表了周礼，是王权的象征。现在归为陈王所有，天下不复是秦的天下了。

陈胜振臂一呼，如河之决堤，天下响应，风起云涌，星星之火，顷刻呈燎原之势。“遍地尽是黄金甲”。各路英雄在楚王和项羽的旗帜下，万众一心摧垮秦的统治。秦亡后，楚王被项羽派人杀掉，天下又陷入群龙无首，诸侯割据，鹬蚌相争的混乱局面。这种情况与东汉末年、宋朝末年及民国时军阀混战的场景十分相似。

乱世出英雄，乱世造英雄，乱世需要英雄。在秦末英雄辈出的时代，知识分子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