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刺客、侠客写进史书，《史记》是第一个。

《汉书·司马迁传》论及《史记》的缺陷，说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认为《史记》在是非观念和评价标准上与古圣贤相差甚远：论及思想学说时，先讲黄老之学，而后才是儒家六经；在叙传游侠时，斥退处士而奖进奸雄；讲述货殖时，把财势和地利看得很重，而以贫贱为羞。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论大道则先言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所指应有二。一是把《老子伯夷列传》位居列传第一，而把《孔子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及《儒林列传》位居其后。这个且不必论，司马迁对孔子还是尊重的，他把孔子列入世家，并没有贵黄老而贱六经的意思。二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论及六家要旨，对诸子各家所长所短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影响甚大，其观点几乎左右了后世。对于儒家，太史公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下同）意思是：儒家学说广博而难以弄清要领，用力勤而收功少，因此它所提倡的观点很难落实。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的礼节、夫妇老幼不同的礼数，却是正确无疑，不可更改的。这里比较扎眼的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八个字。难道是说六经繁琐难以遵循，故而儒者都和孔子一样“劳而少功”？关于这一点，太史公进而指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 累世不能通其学， 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意思是：儒家把六经作为根本宗旨，而阐明六经的传注之类的著作不计其数，纵使一个人穷尽一生也无法全部弄明白，各种年龄段的人都不能完全懂得他应当遵循的礼制。所以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至于他们能够制定君臣父子不同的礼节、夫妇老幼不同的礼数，却是任何一家学说都无法代替的。这就是儒家之学。

论及道家，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指出：道家教人精神集中，动静不露形迹，满足和顺应万物的自然形态。他们的学说，按照阴阳四时的顺序，吸收儒家和墨家的长处，摄取名家和法家的精髓，其观点能顺应时势需要，符合人事变化，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策略，任何时候都没有不适宜的。道家的长处在于理论简约，容易把握，用力少而收功多。所以，司马迁对道家推崇不迭，认为道家理论既专门易学，又变化无穷，适用于万物，而且顺应天地阴阳四时变化，博采众家之长，不拘于一时一地，无所不用，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句话简直就是冲着“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来的。

言及此，太史公似乎意犹未尽，他进而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后面还有一大段话，辩论法度、虚实、形神之用，都是道家所提观点，所占篇幅居六家之首。与此相别，太史公论及其他各家，惜墨如金。如论墨家之短，也只是“俭而难遵”（俭约而难以遵从）；论法家之短，用“严而少恩”（持法严酷、刻薄寡恩）；论名家之短，用“苛察缴绕”（过于明察，纠缠不清）；等等。

司马迁为什么这么钟情于道家呢？恐怕与他所处时世有关罢。司马迁是汉武时人，之前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文、景二帝使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国家得以恢复，国势渐趋强盛。文景之治的成果，司马迁应当是看得到的。汉武初年，儒者反扑，儒、道争执不下。窦太后好黄老之术，下狱杀了儒者赵绾、王臧，但没有剪灭儒者向朝用世的热情。太后薨第二年，汉武帝就任用公孙弘为相，后又征董仲舒为博士，儒者之选一时大盛。从此，儒学成为显学，得以登堂入室。 目睹文景，亲历汉武，司马迁更多的是看到了道家之长，是否也有褒贬汉武的色彩呢？

儒家在司马迁眼里，也是有区别的。他目之为古儒、今儒，也就是所谓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古儒；公孙弘、董仲舒、娄敬、叔孙通之类，盖为今儒。对后者，司马迁颇有微词。他评说公孙弘用了“希世用事”四字，儒者辕固生也训斥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下同）这也是司马迁自己想说的话。对于“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的时风，司马迁颇不以为然。

然而对于古儒，对于儒家精神，司马迁抱有莫大的赞赏与同情。《史记·孔子世家》这样描述孔子的晚景：“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孔子世家》中的感情色彩十分浓厚，非对老人抱道不屈、怀才不遇充满敬仰同情者不当有是。《史记》的议论态度鲜明，多见于“太史公曰”，但在《史记·老子伯夷列传》正文中却罕有地出现了几大段。在为伯夷、叔齐叙传后，司马迁引用了孔子的话：“‘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史记·伯夷列传》，下同）伯夷、叔齐是大先贤，两个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显然对他们的遭遇不平。“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天。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意思是：有人说，上天无所偏爱，常常帮助好人。司马迁愤愤不平地罗列道：伯夷、叔齐可以称得上是好人，他们一生都行仁义之道，品行端正，竟然落得饿死的下场。再说孔子七十二个门徒，他特别赞赏颜渊的好学，可是颜回一贫如洗，连糟糠都吃不饱，早早就死掉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应，怎么能这样呢？盗跖经常杀无辜之人，烧人肉吃，纵行残暴，集聚同类数千人横行天下，反而长寿以终，这又是遵循什么天道？这还只是大的明显的事例。至于近代那些行为不法、专门触犯刑律的人，却能终身安逸享乐，几代人富贵不断；而另外一些人连居住都要谨慎选择，该说话的时候才说，做事违背自己的原则，非遇倒行逆施不激愤，然而这样也无法避免祸灾。诸如此类，简直数不胜数。因此司马迁很疑惑，倘若这就是所谓的天道，那么这个天道究竟是对是错？求仁未必得仁。伯夷、叔齐、颜回以贤得名却遭遇不淑，盗跖诸恶竟以寿终，从而引发司马迁身世之慨，对善不奖、恶不报的现象积怨甚深。

司马迁把老子、庄周与伯夷、叔齐列为同传，其中也有深意。殆老、庄属心隐，伯夷、叔齐属身隐者也。他总结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班固指责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是专指《货殖列传》而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作《平准书》《货殖列传》的人，班固将之改为《食货志》，列入志中，后世史志大都沿用《汉书》例。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除了记述各地山川池泽之利、方物之产外，还特别传记了范蠡、子贡、白圭等几个善于理财致富的人。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在于他有一些关于财富的观点不被视为正道。例如，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下同）意思是：天下人快快乐乐，都是为着追求财利；天下人吵吵闹闹，都是为着财利奔走。那些拥有千乘之车的君王、食邑万户的诸侯，以及占有众多家室的人，尚且担心穷困，何况那些在册的普通平民呢？追求富裕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具有这种欲望。这些提法都十分个性，背离了传统观念。更让时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竟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意思是：凡是编户在册的平民，和富裕自己十倍的人相比就感觉卑微，对百倍富裕于自己的人就畏惧，对千倍富裕于自己的人就甘受役使，对万倍富裕于己的人就做了人家的奴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没有岩穴隐居者的清高品行，却乐于以贫贱为长，好谈仁义，这实在让人引以为羞。这就触怒了正统。儒家认为：农为百业之本，工商逐利均为末业，这是第一；第二，财富要取之有道，取之无道则宁愿困饿而死，是之谓君子固穷。所以，孔子赞赏颜回居陋巷，以瓢饮，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司马迁的一些看法，在今天仍属大胆。但《史记》这部书，以观点鲜明而历来为人所叹服。以后的史书，虽然讲究史识、史德、史法、史才，规矩是规矩了，但却呆滞、死板，远不如《史记》来的洒脱、恣肆。

班固所不满意于《史记》者，还有一个“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司马迁传》）的问题。先说处士，班固所指当为那些有学行的士君子，即身怀显学，有高世之行的士君子，而非孟子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的处士。班固认为应当搜求并为他们立传。班固自己就在《汉书》中为二十六个这样的人作传。但《史记》里有《儒林列传》，记了一批为六经作传及通六经的博士，一直写到孔安国、公孙弘、董仲舒。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了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人。这些人大多是齐鲁诸生，七十子之徒。司马迁草草介绍，几笔带过。显然，班固认为还不够，应当更多些。实际上，这涉及两个人对儒林选择的标准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以上所说只言及问题的表面。实际上，班固的真正意见在于“退处士而进奸雄”，这就涉及对游侠的态度问题。《史记》有《游侠列传》，《汉书》也有。《汉书》对游侠基本持批判态度。班固曰：“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汉书·游侠传》）意思是：按照先古正法，春秋五霸是尧、舜、禹三王的罪人，而战国时诸侯六国是春秋五霸的罪人。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所谓四杰，又是六国的罪人。何况郭解一类人，身为匹夫贫民，窃夺杀生之权，已经属于罪不容诛。观察他们的行事，善良博爱，能赈济穷困，谦让而不自夸，也都有不同寻常的地方。可惜他们的行为不合乎道法，假使放任自流，不良习气不改，从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能称之为不幸。这一段话表明了班固对游侠的基本态度。义法一明，对各传主的态度就可想而知。

班固的态度很明确，即进处士而退游侠。他对司马迁所不满意者，在于司马迁把游侠捧得太高，从客观上起到了退处士的作用。

似乎也预感到后世对《游侠列传》有所非议，司马迁在卷首开宗明义：“韩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史记·游侠列传》，下同）韩非子说，儒者以舞文弄墨而败乱法度，侠士尚武力而触犯法禁。韩非子对两种人都进行了批评，而读书人常称赞他们。“侠以武犯禁”，故“儒、墨皆排摈不载”。对于这种现象，司马迁耿耿于怀：“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秦以前，游侠因为受排摈，不可得而闻。有汉以来，又是什么情况呢？“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 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意思是：汉兴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虽时常触犯当时的法度，但他们在道义、廉洁及知进退等方面，也有可以称道的地方。其声名也不是凭空而来，许多人也不是随便依附他们。司马迁所闻朱家、剧孟、郭解之徒，虽也有“以武犯禁之嫌”，但以“私义廉洁退让”而论，他们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意即至于结党营私，勾结豪强，用利益驱使穷人，仗势欺凌孤弱，纵欲取快，也为游侠所看不起。是说游侠没有狼狈为奸、恃强凌弱的毛病。因此，“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即我哀叹世人没有人发现他们的可贵之处，而自认为朱家、郭解等和豪强一样而取笑他们。这就是司马迁要作游侠传的主观原因。

序游侠不能不涉及处士，因为这两类人都对社会有足够大的影响。司马迁提到了孔子之徒季次、原宪。原宪大概是孔子弟子中除颜回以外最穷困潦倒的。《庄子》说：“原宪处居环堵之室，蓬户不完。以桑为枢而瓮牖，上漏下湿，独坐而弦歌。意思是：原宪住在只有四堵墙的破屋里，房顶和门户不整，用桑木为枢，用瓦瓮做窗，天上下雨，屋内就被淋湿。但他不以为忧，一个人坐在那里弹唱， 自得其乐。弦歌之，穷而志且益坚者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做了卫相，洋洋得意地驱车拜访原宪，在穷巷见到了衣冠敝旧的原宪，子贡就有些不大看得起他，问道：“夫子岂病乎？”原宪没有一丝自卑，抗言答道：“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下同）他认为，没钱财的人称作贫，学道而不能为人用是为有病。像我自己，只是有些穷罢了，怎么谈得上有病？说得子贡无地自容，“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子贡是孔子七十子之中，最给孔子长脸的。“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 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这种派头，简直与苏秦、张仪难分伯仲。孔子生前不大能看得上子贡，说他是“瑚琏之器”（《论语·公冶长》），但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子贡不但争气，而且对乃师情有独钟。孟子说：“孔子没……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行三年之丧，结庐于墓，是孔子所提倡的，一般人很少能身体力行。子贡做到了，仅此一点，就难能可贵。

司马迁论议季次、原宪，说他们“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 当世亦笑之。“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史记·游侠列传》，下同）他们虽不合于当时，却也有弟子以此为高，矢志学习。

季次、原宪是古之处士，那么今之处士是怎么样的呢？司马迁认为：“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 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意思是：今之处士要么谨守学来的那点儿道义，未为人所用；要么随世俯仰，降挹其志而邀功竞名。显然，后者要多一些，当年的稷下诸生、齐鲁之士，一变而为游食之徒，郦食其、娄敬、叔孙通尽为此流。在司马迁眼里，这些人不比游侠更高尚。“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游侠这类布衣之徒，轻取予，重然诺，千里之外都称颂他们的义举，死也不在乎世人的看法，这是他们的长处所在，名声不是随便就能得来名声。仅凭他们所做的事迹来讲，侠客的信义又比谁少呢？

如此就能看出些眉目了，司马迁赞赏游侠者正在于他们重然诺，以及舍生取义、奋不顾身的侠客风骨。实际上，关于这一点，他在卷首就已点透，只是出于行文的考虑，没有列举而已。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认为游侠的行为虽不合乎正义，然而他们说话必守信，做事必有效，承诺别人就一定守诚信，即使牺牲自己，也要去为别人解困，已经做到救死图存，却毫不自夸其能，羞于称颂自己的德义，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言必信，行必果，不爱生，不矜伐——这些超出一般处士的品质，正是司马迁欣赏游侠的原因。

上述对游侠的褒赏，有一个关键词贯穿始终，那就是“信义”二字。

推崇信义是司马迁作史的微言大义，也是他褒贬人物、进退抑扬的重要标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作了《刺客列传》之后，又作《游侠列传》，为什么对屈原、伍子胥、项羽、李广、廉颇、荆轲这些人倾注了那么多的关怀。司马迁认为信义既是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君子之风。他在汉武帝处理李陵的问题时，仗义执言，就是凭着这么一种道义。他对公孙弘之类政治暴发户不屑一顾，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史记》里，我们总能依稀看到那么一种铮铮风骨。(www.daowen.com)

除了欣赏游侠之外，当时的社会风尚对司马迁也有一定影响。朱家是汉高祖时人，这个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所藏活豪士以百数。”他时常赈济穷人，从那些最贫贱的做起。 自己家里却没有余财，穿的衣服都是旧的、褪色的，吃饭不超过两种，出门乘坐的也只是牛拉车。但是专门救济别人急难，把这看得比个人私事还重要，经他庇护救活的豪杰就达数百人。他因倾家赈穷而以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剧孟以侠名显于诸侯。吴楚之乱，条侯周亚夫为太尉，讨平之。“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他竟高兴地认为，吴楚兴兵作乱却不邀请剧孟加入，以此推测他们不会有多大作为。当时天下大乱，朝廷重臣竟把剧孟的地位看得像一个敌国那么重要，剧孟对时势的影响可见一斑。剧孟母亲死，官员士绅“自远方送丧盖千乘”。楚相袁盎也喜欢和剧孟交往。有一个官人劝说他：“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下同）说剧孟是一个赌徒，将军怎么能和他来往？袁盎回答：“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他解释道：剧孟虽然是个赌徒，然而他母亲去世，客人送葬的车子就达千余辆，表明这个人也有过人之处。况且人都有急难的时候，一旦急难临门有求于人，能做到不以父母为由，不以有危险推辞，天下人所仰望者，只有季心、剧孟这些人了。我们现在虽然随从侍卫众多，一旦大难来临，侍卫还靠得住吗？我看中剧孟者，乃一旦事有缓急，这些人就有大用处。周亚夫和袁盎交结剧孟的目的不同。周亚夫认为剧孟是豪杰，有可能变成陈胜、吴广，一旦加入反军就难以平靖。吴楚起事没有剧孟之类加入，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周亚夫是战将出身，他自然知道最厉害的敌人是谁。袁盎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结交剧孟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有急难，这种人就可以赴汤蹈火，以备不时之需。但不管怎么说，周亚夫也好，袁盎也罢，都是看中了剧孟身上所具有的能量和他的影响力。

诸游侠中，郭解应当是佼佼者。司马迁对这个人花费的笔墨最多。“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司马迁见过郭解其人。在他眼里，郭解外貌普通，言语平实无华，看不到有什么过人的地方。然而他名声在外，影响极大，人们议论游侠时，不能不提到他。郭解虽然杀人越货，挖坟掘墓，但做事有节义，待人有礼，敬人如宾，连豪侠都佩服他。不只如此，他还交结上了当红权贵——车骑将军卫青。汉武帝发关内豪富徙守茂陵，郭解也在名单里。但郭解穷，论理应当不在范围内，卫青就给汉武帝说情，道：“郭解家贫不中徙。”汉武帝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一眼就看出了机关，“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和一般帝王一样，汉武帝也忌讳大臣与地方纠结，拥人众多。不得已，郭解只好举家迁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公卿权贵不但送行，而且馈赠钱财。

剧孟、郭解之类游侠不只影响地方，而且和公卿大臣相与，确实耐人寻味。反之，公卿大员不惜降尊纡贵，与这些游侠倾心交往，说明汉初国家粗安，秦末豪杰争雄遗风尚存，游侠们振臂一呼，响应者便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这种情况，与班固所处东汉中期情势大有不同，司马迁为之作传也属事势当然。

游侠的来历可以上追到春秋。当时诸侯各国以五霸为榜样，向往齐桓公、晋文公时的盛事，出于图强的目的纷纷养贤。齐国设立稷下学宫，专供学者著书论辩、传道授业，会集天下学士多达千人，造就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孟子、申不害、荀子等人（即班固所说的处士），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他国家先后效仿，燕昭王筑黄金台，卑身厚币招揽贤者，郭隗自荐，乐毅、邹衍、剧辛等人先后来投。秦国虽居西鄙，也不遗余力招贤纳士。五羊大夫百里奚、蹇叔、由余、范雎、商鞅俱非秦人，而都效力于秦。在国君的影响下，士大夫也以养士相标榜。范雎事从魏中大夫须贾，蔺相如是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孙膑是齐卿田忌的家臣，等等。养士中大部分是谋士，也有出于特殊目的豢养的死士，如吴公子光为夺王位，养死士专诸，杀吴王僚自立。《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等都属于此类，这些人就是游侠的前身。

战国末，秦攻六国，诸侯为救亡图存，大举招揽人才。其国内公卿贵族也不甘示弱，罄其财力招揽食客，以养士多少相高尚。一方面为救国，另一方面为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最有名的有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号称“四公子”，养食客都不下三千人。秦相吕不韦仰慕四公子，养食客也达三千人。为贪求食客数量，诸公子广搜天下才俊，想尽办法招揽到自己门下，以至于“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史记·魏公子列传》）平原君有个美人，因为笑话别人腿瘸，食客们不答应，先后散去，平原君不得已，杀了美人才平息众怒。孟尝君有个叫冯谖的食客，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弹剑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舆”“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不得不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信陵君听说有个叫侯嬴的贤人，做着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的看门人。他三番五次卑躬去请，终于感动了侯嬴，令他甘愿为自己效命。不只如此，四公子之间也互相竞争，以得士为能。信陵君和平原君有亲戚关系，信陵君出使赵国，没有忘了挖别人墙脚，竟千方百计想把赵国的两个处士毛公、薛公招致门下。平原君的门客知道信陵君如此好客，竟一半都跑到了信陵君那里去了。东汉马援对光武帝说，当今之世，不仅君择臣，臣也择君，凡乱世大约都是这种社会风尚。

这些食客中的一些人确有真才实学。孟尝君派冯谖收债，冯谖自作主张，让没有能力偿还者烧券免债，为孟尝君买来了“善声”。这件事做得很有眼光。毛遂自荐，与平原君出使楚国，不辱使命，用刀剑逼着楚王与赵国结盟。这些人对当时的事势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对于巩固诸公子的地位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有他们，诸公子“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

但食客中的大多数，已经与春秋时的处士相差甚远，有一些竟是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入秦，秦昭王想要杀他，孟尝君只好去求昭王幸姬。幸姬提出要求，想要得到孟尝君身上的白狐裘。这东西十分珍贵，孟尝君已把它送给了秦王。无奈之下，他派手下“能为狗盗者”把这东西偷来，送给了幸姬。幸姬这才给秦王说好话，放了他。孟尝君遂逃出秦国。到函谷关的时候，天还未亮，关门紧闭。这时候秦王又派人追来，多亏了食客中有一个人会学鸡叫，守门者闻鸡鸣而大开关门，孟尝君才得以逃生。

还有一批属于死士。秦军攻破长平，兵围邯郸。信陵君想要救赵，但魏王胆小，害怕触怒秦国，拒不出兵。信陵君情急之下，偷了魏王的兵符，矫魏王令指挥魏军出兵。魏将晋鄙却不相信信陵君，双方僵持不下。信陵君的手下屠夫朱亥，以铁椎击杀晋鄙，这才调动魏军。这时邯郸城内，平原君也集合死士三千人，里应外合，逼得秦军退却。

战国养士的遗风到了汉初仍然不消，但情势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统一，没有豪强争雄的环境，这些人一变而为游侠，成为流氓无产者，个别人像剧孟、郭解等以侠义闻名，朝廷大臣也乐于和他们结交。他们之外，仍有很多人横行乡里，为霸一方，没有什么好名声。司马迁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介绍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 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史记·孟尝君列传》）薛地是以前孟尝君的封邑，到汉武帝时民风仍然十分刁悍，对地方稳定构成威胁。据此，班固瞧不起这些人也有一定的道理。遭逢乱世，游侠固可得一时之用，然“致君尧舜上”，治国理民还是得用“处士”。

班固对于《史记》的指摘，是两位史家在观点、认识上的差别，也即刘知几所谓“史识”，本没有原则性问题。班固虽不同意司马迁的写法，但还是把游侠写进了《汉书》，因为当时确确实实有这么一类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着影响，这是谁也无法忽视的。正如《后汉书》写《宦者列传》，《魏书》写《释老志》，《唐书》写《藩镇》，《宋书》写《奸臣传》，《明史》写《贰臣传》，都属于不得不书。

实际上， 自《史记》出，一直评者如响，比班固持论更甚者大有其人。比如苏洵，他说：“迁之辞，淳健简直，足成一家，而乃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以破碎汩乱其体。《五帝》《三代纪》多《尚书》之文，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世家， 多《左传》《国语》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多《论语》之文，夫《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之文，非不善也，杂之则不善也。今夫绣绘锦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迁之书，无乃类是乎？”（《史论·下》）指责司马迁把六经内容东拉西凑写进书里，像一件百衲衣一样，既有损经文，又有抄袭之嫌。这就有些鸡骨头里挑刺了。无怪清人章学诚断然反驳道：“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 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採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文史通义·言公上》）

文章千古事，骂名谁自知。考察后人对《史记》的品评，我们就可以深深体味到孔子说过的那句话—“—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句话真可谓五味杂陈！

诗曰：

长铗归来报主恩，

英雄惭愧杖头金。

平原养士空食客，

未解毛遂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