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于是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下同)(www.daowen.com)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投江的描写。司马迁用他力透纸背的笔力,涂抹出浓重的悲情色彩,对屈原的命运发出深沉的叹息、哀伤的语言,散发出极大的感染力。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这样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被屈原感动,被屈原的辞赋、被屈原的身世遭遇感动,写出了这样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一个史学家被传主感动,在以后的史书中绝少见到。
垂情于传主的情况在《史记》中并不鲜见。在传述季札、箕子、微子、伯夷、叔齐、孔子这些古圣贤的文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的情感色彩。纵使对项羽、荆轲这些失败的英雄,司马迁也不惜笔墨,大肆烘托他们英雄赴死的悲壮。大丈夫气节、仁人志士的英雄情怀是《史记》的正气所在,也是《史记》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唐代的古文运动、明末的复古运动,无一不把源头追溯到《史记》这里。他们追寻的正是《史记》所具有的《诗经》一般的古风。《史记》中鼓荡着的悲壮旋律响震于千古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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