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1]不出则财匮少。”（《史记·货殖列传》）至少在周朝，农、工、商各有分工，都属社会需要，还谈不到互相排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农、商之间出现了矛盾，人们开始产生重农抑商的观念。这种情况应该产生于农业生产发展以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一部分人就从农田里解放出来，专门从事交换，在物物贸易中渔利。汉代民谚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不受力田之苦，却实现了快速致富，因而动摇了农业队伍，引起执政阶层的警惕。汉朝人对此十分警惕，他们的基本信条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书·食货志》）汉朝提倡农耕，重视生产，这和汉初战乱频仍、百废待举的实际有关。把农业重视到一定程度，势必压制其他行业的发展。工是须臾不可离的。国家打仗，营造建设，河渠治理都需要它。唯商人对农业影响最大，逐末利而忘根本，必须有所限制。晁错甚至认为：“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 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汉书·食货志》）他强调：粟米布帛难于成长，不如珠玉金银之易得。重农则民安土，安土则不轻易为乱；重珠宝金玉则民轻农，逐其利而奸邪之心生。故他主张贵粟帛而轻宝货，以致排摈工商，视之为奸邪。汉高祖时，官府下令商人不能乘车，不得穿丝质的衣服。以后官府又命令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彻底切断了商人与政治上的联系，从此商人绝难进入上层社会。今天看来，古人似乎犯了一根筋的毛病，不懂得搞活经济。但在当时，粮食确乎关系国家安危盛衰。

周天子实行井田制。按照孟子等人的解释，分天下田为阡陌，庶民除了耕种私田，还要照料王田。周王为了表示重视民生，每年四季都要举行四种仪式，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后来成为各代皇帝的定例。春天万物生长，天子还要藉田，表示自己亲种王田——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但这个样子非做不可。 自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制度以后，晋、齐等诸侯国纷纷效仿。秦朝除赋税外，又增加了力役一项——修阿房宫、骊山都是力役干的。还有戍卒，发闾左之民以卫边，蒙恬修长城发三十万人，陈胜、吴广等也都属于戍卒。到了汉朝，赋、税、役的制度基本确定。汉文帝为了爱惜民力，宽徭薄赋，十五税一，比古制十税一已有了进步。景帝时更是三十税一，国家得以休息，老百姓安居乐业。实际上，这正是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老百姓勤于田土，则人心思安，不会起来反抗；一旦受到横征暴敛，依靠农耕并不能活命，就会产生异心。重农轻商也出于这种考虑。如果社会上普遍出现农不如商的情况，很多人就会弃农从商，或者变为流民。这对社会稳定会构成威胁，动摇统治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巩固政权需要时刻防备外部侵略。打仗需要武器，需要士兵，更需要粮食储备，国家没有积蓄就很可怕。所以晁错说，重农轻商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这才是“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贾谊说得更明白：“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汉书·食货志》）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战争都和粮食有关，粮食问题也见证了各诸侯国的外交及盛衰。

晋惠公四年（前647），晋国饥荒，求助于秦国。秦穆公征求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表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 国之道也。与之。”（《史记·晋世家》，下同）他主张国君首先应该是仁君，扶危济困理所当然。但另一个叫邳豹的大臣却认为，应该趁机讨伐晋君。邳豹原是晋人，因政治避难来到秦国， 自然对晋君有刻骨仇恨。当时的晋国适值内乱，政治不稳，且晋惠公上台以后，弑杀大臣，国人不附，现在又发生饥荒——天灾人祸集于一国。秦国完全有把握乘人之危，一击而胜。然秦穆公打算做一个仁君，所以赞成百里奚的意见，“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痛快地同意赈济晋国。

恰好第二年，秦国也发生了饥荒，自然而然想到向晋国求助。晋惠公一时想不到如何拒绝，就召集臣子会议。大夫庆郑不假思索地说：“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籴，与之何疑？而谋之！”按照礼尚往来的道理，庆郑认为也应该答应秦国的要求，用不着再讨论什么。但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却认为，这正是天赐给晋国讨伐秦国的机会，丧失掉实在可惜。他的道理是：“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此简直不啻于是强盗逻辑、小人勾当，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偏偏晋惠公正有此意，就发兵伐秦。秦人大怒，出兵迎战。二军相会于韩原（今陕西韩城）。结果晋军大败，连晋惠公也被掳走。

战国末年，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征发全国兵力应对，但苦于粮食不足，向盟国齐国求助。齐王建此时心存侥幸，既想让赵国独立抵挡秦军，又害怕与秦为仇，便没有答应资助。齐国一个叫周子的大臣进言道：“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两国唇齿相依，利害攸关，助赵是为了救齐，而且这是正义的事业，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但此时齐王已被秦军的声势吓破了胆，首鼠两端，始终没有支援赵国粮食。赵军全军覆没。齐国丧失了屏障，很快变成秦军的俎肉。

晋国内乱，范氏、中行氏叛晋。晋国竭尽力量攻打，范氏、中行氏有些支持不住。更要命的是，士兵的粮食供给不足。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远方盟友齐国寻求救援。事属巧合，此时田氏执掌齐国国政，不愿看到同党被灭，劝说齐景公伸援手救亡。齐景公不得已答应，派田乞率军队押送粮食，赴晋援助。这说明诸侯间常有借贷，重臣之间也互相勾结，树党自重。

战乱之际，粮食扮演的不是和平使者的角色，而往往成为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手段。

司马迁作《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汉初经济、税赋、货币，以及方国山川池泽之利、河渠通货之便，开史书先河。班固继起，作《食货志》，把这一课题做得更为深入，这源于他眼光独识。清人章学诚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兹后，“食货志”就成为史书必备的内容，和“天文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沟洫志”等一起被后代继承。志书与传书相比，志书最为难修。所以，是否具备志书就成为史书是否完备的主要标志。(www.daowen.com)

诗曰：

河梁为险决胜机，

黍麦丰亏关社稷。

阡陌事同耕郡县，

虽吾貌瘦天下肥^[2]。

【注释】

[1]虞：指掌管山泽苑圉、田猎的官，也叫虞人。

[2]“虽吾貌”句：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