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年轻时，有一遭奇遇。那时，张良还未曾有刘邦之遇，仅是一个流亡的韩国公子而已。为报亡国之仇，张良倾尽家资购求刺客，想重演燕太子丹的故事。后来，他得到一个善使百斤重铁锥的力士。他们在秦始皇东巡的路上潜伏下来。当车队浩浩荡荡而来的时候，他们自上而下猛击秦始皇车驾，谁知仅击中了随从的车辆。秦始皇惊恐万状，下令索求刺客。就这样，张良逃亡到了下邳这个地方。藏身之后，他闲来无事，就到处游逛。一天，他来到下邳圯（圯，指桥）上，迎面遇到一位老丈。奇怪的是，当两人会面时，老丈却故意把自己的一只鞋子掉到桥下，并对张良说，小子，去把鞋给我捡回来。张良愕然，觉得老丈欺侮自己，想要挥拳教训老丈。继而又念及对方年老，做事乖戾也属自然，就强忍怒气，下桥去把鞋子捡了回来。没想到鞋子捡回来之后，老丈却说一句，给我穿上。张良想，既然已经捡回了鞋子，替他穿上也不费太大事，就跪在地上为老丈穿上了鞋。老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完事之后大笑而去。不久，老丈复返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五天后平明时分，和我在此相见。张良有些匪夷所思，但又隐约觉得这是个异人，便疑惑不解地答应了。五日后平明，张良如约来到圯上，发现老丈已先他而到。老丈一见张良，就呵斥道，和老人相约，怎么能迟到呢？你去吧，五日后再见。五日后张良赶了个大早，听见鸡鸣就起床赶往圯上。谁知还是来迟了，又被老丈训斥了一顿，仍然约至五日之后。这一次，张良索性半夜就起来了。没想到这也不算太早，过了一会儿，老丈也到了。老丈见到张良，高兴地说，年轻人就应当这样。他随即掏出一书，说道：“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史记·留侯世家》）说完，倏忽不见，端的是个异人。黄石公所授书是《太公兵法》，相传为姜太公所著。张良得书以后， 日夜研读，熟习太公谋略。他以后为刘邦运筹帷幄的经邦济世之术均由此书而来。这段故事，也许是民间传说，也许是张良的后人杜撰，然张良是奇人，理应有这样的奇遇。司马迁也是道听途说，但用到张良身上却再合适不过。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秦末乱世，能人异士分为两途。一部分人，如郦食其、陆贾、刘敬、叔孙通、蒯通、武涉之类，以乱世为英雄用武之时，竭尽所能，显露才华，趋势逐名，以期博得封侯拜将及公卿之任。一部分人志节高蹈不合时俗，索性追随伯夷、叔齐隐居起来，如鲁仲连、黄石公、商山四皓。有些人是真隐居，有些人是假隔世，时不时出来指点江山，怕被人遗忘。也有人惋惜其术不传，便挑选可造之才加以授受，使之能够继承下来。黄石公大概就属此类。无论古今，这种人时隐时现，不绝如缕，总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影响时世发展。他们的出现也总是影影绰绰，为后人留下种种遐想。

张良跪履，源于他的克制能忍，也源于他的忠诚守信，二者应当是黄石公愿意授书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张良自己成就了自己。

大凡能受辱的人都有非凡的器量，也都能成就非凡的事业。能行常人所不能行之事，能受常人所不堪之辱，也就非常人所与伦比。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列举，均属名山事业，表明自己作《史记》的心志。但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水不激不扬，人不激不愤，没有经受地狱般的磨炼，就不会有太大的能为。世俗如我们，总以为自己所处的生活足够安逸，也就没有勇气去改变现状。很少有人想到自己过的是动物一样的生活，从而去寻求人的体面和尊严。韩信微时，穷到寄食漂母的地步，仍身佩刀剑，矢志不渝。淮阴少年很看不惯他这一套，当众欺辱，对韩信说，你要么像一个大丈夫一样将我刺死，要么从我胯下钻过，否则不能过去。韩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没有过多描述韩信“俯出跨下”的心理活动。但“孰视之”三个字代表了很多内容，可以想见，韩信在短暂的对视中，经历了多么剧烈的心理冲突。面对常人难以克制的挑战、激愤和冲动，韩信终于战胜了自己。他之示弱，是不愿与斗筲之徒争胜，表面上的怯懦，正足以显示他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淮阴少年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

一般人在事业起步时，为着理想和抱负甘愿忍辱，固属难能可贵，但功成名就、地位显贵之后仍然能够如此，就属凤毛麟角了。汉文帝时，廷尉张释之以敢直言深得文帝宠信，但他办事经常忤逆汉文帝的意志。张释之最初不过是汉文帝身边的谒者仆射，一路被提拔为公车令、中大夫，最后竟拜为廷尉。说来也奇怪，他每顶撞汉文帝一次，职位就擢升一级。即使做了廷尉，张释之旧习依然不改。一次汉文帝出行通过渭桥时，有一个人猛然从桥下跑出，使舆马受惊，汉文帝也被吓了一跳。侍卫骑率把这人抓住以后，移交廷尉处治。因为事关惊驾，张释之亲自审问案情。犯人交代：当时他听说天子将要从此经过，慌忙得躲到桥下。过了很长时间， 自以为銮舆已经走远，就从桥下出来。恰巧碰见车驾骑从，吓得慌不择路掉头逃窜，谁知惊了圣驾。张释之详细了解情况后，认为他所说属实，遂据此定谳，并向汉文帝汇报了审理情况：认为那个人罪涉犯跸，应处以罚金。汉文帝听后，不高兴地说，这个人惊了舆马，幸亏此马性情温顺，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似这般大罪，你却只罚金了事！张释之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下同）据法而断，则人人畏法；因人而异，则法难取信于民。天子也应当与天下共法，不能厚此而薄彼。张释之侃侃而谈，一番大道理讲下来，汉文帝难以反驳，竟然未置一词。思考良久，汉文帝无可奈何地说，廷尉所言不错，就这么处理吧。

又有一次，有人偷了高庙座前的玉环，惊动了汉文帝。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古人向来重视祭祀，所以祭祀活动每月都有安排，且带有浓重的君主色彩和政治色彩。除了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诸神外，每逢国家有事，都要举行告庙仪式。这庙就是供奉先祖的所在。孔子幼时，唯一喜欢的游戏，就是摆弄俎豆一类礼器，模仿学习礼仪程式，可见其影响之深。儒家重礼仪，视之如生命。《礼记》就是由孔子后学总结而来，它明确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祭祀活动便是其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章。汉朝以孝治天下，对先祖更其虔敬，立庙以配享。尤其对开代的高祖敬奉如神，月享岁祭，祈求护佑。高庙，就是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庙宇。现在有人竟然胆大妄为到敢偷高庙器物，汉文帝自然大动肝火。他下令大肆搜捕，务必要严惩犯庙者。不久，盗贼抓到了，交付廷尉狱治罪。张释之按照汉律有关条文，判处盗贼弃市，也就是公开执行死刑。判处结果报给汉文帝，文帝大怒，质问张释之：这个盗贼无道，竟敢偷先帝庙器，按其情节怎么也该株连九族，你却拘守法条，以弃市抵罪，这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震怒之下，张释之吓得免冠顿首谢罪。待汉文帝怒气稍释，他据理力争道，按照法律，这样处断就已经足够了。“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张释之善于以理服人，巧于取譬以类。他设问汉文帝，今天因为有人盗宗庙器而株连九族，万一再有人盗取高祖长陵一抔土，又该如何处治呢？这番话，问得汉文帝又一次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

张释之就是这样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秉法办事，持正不苟，所以才有胆气逆鳞。也多亏汉文帝有长君之风，才容得下刚正不阿的张廷尉。经历了多次危险的张释之，深受汉文帝器重，在朝廷位尊名显。然而有一次，三公九卿朝会这日，汉文帝特地召请一位深通黄老之术的王先生前来议事。这在汉廷并不鲜见。 自高祖起，汉家对隐士和名士都十分尊重，千方百计招致他们为朝廷出力。大家在外廷等待传唤时，王先生突然说了一句，我的鞋袜解开了。随后，他回头以命令的口吻对张释之说，替我系好鞋袜。公卿们都觉得诧异，张释之也莫名其妙，但他什么也没有问，跪下身恭恭敬敬地为王先生系好鞋袜。这样一件事在朝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私下对王先生说，你为什么要当众羞辱张廷尉？王先生回答，张廷尉是当今天下名臣，我倾慕已久，始终想为他做些什么，一直也没有机会。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贬低自己，抬高廷尉的声望。此言一出，朝野上下都贤王先生而敬张廷尉。张释之甘于当众受辱，却在不经意间为自己博得了盛名。

诗曰：(www.daowen.com)

为怜落寞具盘飧，

侠士由来解报恩。

衣绣成名还乡日^[1]，

犹思漂母饭王孙^[2]。

【注释】

[1]“衣绣”句：项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

[2]“犹思”句：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 岂望报乎！”（《史记·淮阴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