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称得上是西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帝王，他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超前绝后的作为，其功绩远非前此文景之治及后此宣元中兴所可比拟。在武功方面，他一改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三次组织大规模出兵征讨，基本解决了困扰已久的边境问题。收复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封狼居胥山，将北部疆域从秦长城沿线推至漠北。对内，他施行“推恩令”，把千里之广的刘姓诸王的封地分割给子弟，并以郡县领之，这样彻底解决了文、景帝时贾谊、晁错看到的削封难题，杜绝了诸王内乱的隐患。在文治方面，他锐意革新，抑黄老而用儒生，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选拔才俊，使一大批士阶层进入朝廷，“待诏金马门”成为知识分子向往的仕进之路。班固极力称赞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的盛况，他屈指而数，“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 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班固由衷感叹“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人言《汉书》汉武帝以前均抄自《史记》，唯《武帝纪》不同。司马迁写汉武帝，文治武功稍稍及之，而于方士求仙、巡狩河山二事大费笔墨，与《秦始皇本纪》笔法相似，多有讥刺，颇失史家公中之旨。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史记·孝武本纪》）于汉武帝功业不置一词，仅言及封禅、祭祀事，可见其态度。《汉书》颇多更张，除封禅事外，多书其邀遮匈奴之功，而于方士之事略一二见，赞论尤多褒奖：“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䄠，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 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还汉武帝以本来，正《史记》之失，其功不在小。

汉武帝用人是值得称道的一大盛事。他多次下诏延揽天下道德、贤良之人，襄助朝政，以不举孝、不奉诏为不敬论，以不察廉为不胜任，一时间，朝廷人才济济。公孙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相的，他是西汉白衣为相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封侯拜相都是贵族的特权，要么是世袭王侯，要么是功臣，位为公卿才有做丞相的资格。如张良被封为留侯，萧何被封为酂侯，曹参被封为平阳侯，周勃被封为绛侯，王陵被封为安国侯，陈平被封为户牖侯。自公孙弘始，平民走上了卿相之位。

因为是布衣为相，朝廷中有一些人不免看轻公孙弘，这在以前也是少有的事。申屠嘉做相，差点杀了汉文帝的弄臣邓通。到了汉景帝时，他因与内史晁错不和，竟后悔没有早点儿杀了晁错。其时丞相甚至拥有专杀之权，卿大夫畏丞相威权，孰敢轻视？公孙弘为相，敢于公开挑战他的，首先是汲黯。

汲黯这个人正直无私，颇具才干。河南失火，千余家被烧。汉武帝派他去了解情况，回来之后他禀报道：失火之事影响不大，稍加抚慰、安置就可以了，不足忧。我另外发现河南连年水旱交加，庄稼没有收获，老百姓食不果腹，甚至有父子相食的情况。来不及请示朝廷，我擅自做主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请皇上治罪。汉武帝对他便宜行事十分赞赏，不但没有处分，而且提拔汲黯为中大夫。不久，因为汲黯爱提意见，汉武帝有些烦他，就外放他做了东海太守。由于汲黯学的是黄老之言，于是也用黄老的办法治政。“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 东海大治。”。（《史记·汲郑列传》，下同）他无论治官还是理民，都好清静无为，不愿多管闲事，只选择合适的官吏，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主政的原则，只要求在大的问题上不要犯错，对小事从不苛求。汲黯体弱多病，常常卧病在床，即使这样，一年以后，东海郡也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他主张清静无为，信任下级官员，抓大放小，不会因为别人有过错而揪住不放，下级官员反而因为受信任而专心理事，各项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因为治理地方有功，汉武帝又一次提拔他为主爵都尉，做了朝廷大员，虽然食禄都是二千石，但地位更加显赫。

应该说，汉武帝对汲黯的能力还是充分肯定的。但汲黯有两个致命的缺点：一是性格倔强，孤傲质直，喜欢一意孤行，不计其余。“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和自己谈得来、对脾气的是一个态度，对看不惯的人一概排斥，所以身边的朋友就很少，无形中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二是脾气太大，不能容人之过，别人稍有过错，就得理不饶人，而且不讲究方法、不分场合、不管对象，一句话就能噎死人。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他在地方做官和在朝为吏截然是两个人：在地方，他能够巧妙运用黄老之学，轻轻松松就能治理好地方事宜。而在朝廷，他似乎完全不会用了，待人尖酸苛刻，丝毫不懂得保护自己。他批评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指责汉武帝表里不一，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南征北伐，令百姓不堪用命，但还想树立仁义明君的形象，时时标榜自己谦虚爱人。这话汉武帝虽接受不了，但也只是抱怨了一句：“甚矣，汲黯之戆也。”汉武帝了解汲黯之为人，对他还算客气。

汉武帝连年用兵匈奴。是时匈奴内部发生了内讧，势力较弱的浑邪王这一支受到单于的攻击，决定降汉。汉武帝很高兴，为了庆祝这件事，遂决定发车二万乘，浩浩荡荡迎接匈奴来降。二万乘车需要很多马匹，汉武帝命令长安县令征集。由于常年战争，马匹匮乏，长安县令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置备妥当。汉武帝就很生气，要杀掉长安县令。汉制，万人以上的称为令，万人以下的称为长。汲黯坚决反对这一决定，他进谏说：“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他不但不同意杀长安令，而且威胁汉武帝，纵使把他杀了，老百姓也不会献马。甚至根本就反对大张旗鼓迎降，认为由驿站接待就够了，不必动员全国，耗费财力。汉武帝听了此话，原先的勃勃兴致顿时烟消云散，一时无法表态，不置可否。不久浑邪王到了长安，长安一些商人看到匈奴人带了很多皮毛、土特产，就与之做起了交易。依法律这是不允许的，汉武帝命令把这些商人抓起来，准备杀掉。汲黯听说后，便面见汉武帝，谏言：“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意思是说：匈奴地处塞外，拒绝与汉和亲，中原兴兵讨伐，死伤不计其数，军费支出数不胜数。我认为陛下俘虏的胡人，都应当把他们当奴婢赐给牺牲的战士，所掳获的财物也全部送给这些人，来答谢天下人的劳碌，安抚天下人的不满。陛下既不拿匈奴的财物酬谢百姓。又把小事变成大事，杀掉五百余名无知的百姓。这就如人所说，为了保护树叶而伤其枝干。我私下认为陛下这么做不值得。汉武帝又一次黯然，好久才说：“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他认为汲黯旧病复发，又在胡说八道。

对皇帝尚且如此，对其他官员汲黯更是口无遮拦，不加掩饰。他最不平的是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张汤。“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汲黯时常诋毁儒者，当面指斥公孙弘等心怀诡诈，以小聪明取媚主上；而那些弄文舞墨的法官，擅长罗织罪名，陷人于罪，使人看不到真正的事实，从而遂其所愿，巧立功绩。他学的黄老之术，本身就与儒家观点不同，便更看不惯公孙弘这些人为了取媚于人，狡诈奸猾。他把张汤叫刀笔吏，认为他是朝廷走狗，善于编织罗网，牵连无辜。这两种人大行其道，人人都会效仿，官员就不讲为官之道了。他曾多次当面质问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囵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你既官拜正卿，就应当正确运用权力，辅助朝廷施行仁政，不该巧立名目，滥于捕获，大肆刑罚。你这样倒行逆施，只怕会绝后。这话说得够刻薄了，但汲黯却仍不解气，他甚至大叫大嚷：“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汲黯把张汤视为鹰犬爪牙，贬低得一无是处。

也无怪汲黯痛恨廷尉张汤，汉自文帝、景帝之后，重用酷吏，出现了郅都、杜周、王温舒等一批刻深、狠毒的官员，这些人大多做过廷尉。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官，判案决狱是本职工作，但他们往往投帝王所好，不满足于朝廷交办的案件，常多方刺探检举，以揭发官员阴事为能。一旦定案，又牵连众多，不免出现很多冤狱，涉及无辜。周勃及儿子周亚夫就是这样被投入大牢的。张汤更为“杰出”，他竟然发明了腹诽之罪。《汉书·食货志》记载：大司农颜异因为铸钱问题和汉武帝发生了冲突，惹得汉武帝很不高兴，张汤就借机把颜异下狱。“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 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汉书·食货志》）世人皆知莫须有之罪可憎，却不知腹诽之罪要比它久远得多，只不过影响不如它大罢了。在汉朝众多廷尉中，张汤是有名的爪牙之吏，他善于看汉武帝眼色行事，又在朝臣中阴阳两面，蛊惑了一批官员。汲黯却把他看得很清。汉武帝任信酷吏， 自己也深受其害，他的儿子戾太子被江充卷入巫蛊案中，逼得无路可走，无奈杀江充反叛，后竟被剿杀。司马迁为酷吏专立一传，记录了十个之多。他引用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话评价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史记·酷吏列传》）

与汲黯的质直敢言相反，公孙弘善于伪装，善于取巧，善于看人眼色行事，尤其善于取得汉武帝的欢心。“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下同）公孙弘很懂得讨巧，朝廷议事，他总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对于如何处置，则不抱态度，让皇帝自己选择，即使有不同意见，也绝不当面顶撞。他和汲黯的矛盾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公孙弘很聪明，他和汲黯及其他众臣在汉武帝面前议事，都是别人先说意见，他后说。看到皇帝不悦，马上就改变主意，宁愿推翻事先约定，也要顺承上意。这样，大家都不怿，唯独汲黯敢于揭穿：“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汲黯正直得有些可爱，他竟然傻到当庭指责公孙弘不忠。公孙弘却老辣得多，面对皇帝的质询，不但没有愧恧，反而振振有词地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这话回答得天衣无缝，只有汉武帝能听懂。对别人忠不忠无所谓，只要对君主忠心就行了。汉武帝更加喜欢公孙弘这个人了。

汲黯不喜欢公孙弘还有一个原因，他看不惯公孙弘的虚伪。公孙弘贵为丞相，为了博得节俭的令名，竟然常年身着布做的衣被，而且食不重肉。汲黯一眼就看穿了他意欲何为，就告发他说：“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揭露公孙弘为人奸诈。汉武帝问公孙弘，这是怎么回事？公孙弘解释了一长段话：“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归结一下，这段话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他坦然承认有这事，说他在满朝大臣中与汲黯关系最好，只有汲黯最了解他，也最了解他的缺点， 自己确实也有沽名钓誉的嫌疑。先把汲黯的嘴堵住了。第二层，他向汉武帝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举了齐国的两个名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他说管仲相齐，娶了三个姨太太，富豪奢侈，几乎和齐王相比拟，但这并不影响他治理齐国，齐桓公在他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晏婴为相却很俭朴，食不重肉，妾不衣丝。在他的影响带动下，齐国也得到了大治。管仲和晏婴是两个风格相迥的卿相，都没有因为个人奢侈与否而影响治国。公孙弘言外之意是：我倾向做晏婴那样的国相，也是为天下着想，并没有个人私利存在。第三层，公孙弘接着奉承汲黯。说，尽管我出发点很好，但仍有虚伪之嫌，多亏有汲黯，要不然陛下怎么能听得到这样的忠言呢？这一番辩解简直太精彩了！公孙弘之奸猾狡诈，于此可见一斑。他既把罪名轻松推翻，又抬举了汲黯，汲黯还能说什么呢？汲黯他怎么能想到公孙弘竟然觍着脸说和自己关系最好呢？公孙弘对付汲黯，简直像玩儿一样，汲黯与之相斗，其结果必然是屡战屡败。

真实的公孙弘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 虽详与善， 阴报其祸。”他待人远不像他表演得那样宽宏大量，他外表和善，内心忌刻，长于算计别人。他和董仲舒一样，以治《春秋》得名。但董仲舒阐发了《春秋》大义，提倡通经致用，把阴阳五行引入五经，以阴阳五行推灾异之变，为经学开了一条新路。汉景帝和汉武帝都很欣赏他，封他为博士，汉武帝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观念。两个人在治《春秋》上的差距引起了公孙弘的嫉妒，他找机会把董仲舒赶出了朝廷。主父偃是齐下诸生，治《易》《春秋》，他给汉武帝上过几封奏折，深得汉武帝赏识，一年之内竟四次擢升。这个人心地不善，喜欢告发别人，燕王、齐王都先后被他逼死，朝廷内外都很怕他，纷纷用金钱巴结他，讨他喜欢。主父偃红极一时，就有些得意忘形，不注意检点。后来东窗事发，汉武帝本不愿杀主父偃，但公孙弘不肯罢休。只要主父偃存在，对他的相位始终是个威胁。他对汉武帝说：“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这样，主父偃就不得不死。公孙弘借汉武帝之手，消灭了自己的劲敌。(www.daowen.com)

孔子曾经告诫弟子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要求子夏做君子儒，别做小人儒。这句话用在公孙弘身上，应该是恰当的。不止汲黯，很多人对公孙弘都相当了解。当初，公孙弘被汉武帝征辟，出仕朝廷时，老儒辕固生叮嘱自己的学生道：“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他不幸而言中，老先生可谓知人。

汉武帝虽然不喜欢汲黯这个刺儿头，但对他的忠正还是赞赏有加。他曾经和人聊起汲黯，问：“汲黯何如人哉？”别人说：“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 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史记·汲郑列传》，下同）即认为汲黯做官，并没有过人的地方，然而如果让他辅佐太子，他就会忠心耿耿，谁也无法动摇他的意志，即使像古代孟贲、夏育这样的武士也不能对他有所影响。这个评价，基本还算公正，是朝廷内外的普遍看法。汉武帝非常赞同这个看法，道：“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把汲黯和古代的国家栋梁之才相提并论，汉武帝还算客观，有识人的眼力。

做一个君子很不容易，它意味着要经受考验、磨炼和付出，必须面对逆境、挫折和冷落。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自有君子，命运偃骞、穷困潦倒就与之相伴。君子难做，小人更不好做。君子在精神深处面对的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道义；而小人既要面对君子，还要面对自己。甘于做小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正与邪的较量中，正人君子往往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君子虽然品德高尚、赤胆忠心、光明磊落，但问题也出在这些方面。因为不愿同流合污，从而造成曲高和寡的局面；因为赤胆忠心，公忠体国，则排斥异端，纤介之过不容于人，从而陷入水清无鱼的尴尬境地；因为光明磊落，不愿与黑暗妥协，身在明处，往往被暗箭所伤。而小人则邪术多端，善于蛊惑人心，善于拉拢利诱。与君子相争，小人稍用权谋就会使其攻守不备，丢盔弃甲。这样说可能有人不服，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诗曰：

大道之行天下公^[1]，

谦谦君子慎尔躬。

修身未慊克己多，

社稷尤须允执中。

【注释】

[1]“大道”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