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两派，其用则一，其术则别。儒家主张尊君，同时主张爰民，要求君王行仁义之道，礼乐教化。法家也主张尊君，但在这方面走向了极端，用王霸之道，以刑名治天下。从效果上看，儒家见效慢而法家见效快，所以秦几代君王都乐用其术。

法家本源于黄老。这一派所从来远矣，可以远推到申、商之学。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他们都有学说，著《申子》《商子》，主张刑名法术。而且商鞅付之于实践，他主张秦政改革，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他自身虽被秦惠王车裂，但所行制度大多都沿袭了下来。申、商之后出来了荀子，荀子本来也尊孔，是儒学一派，但他反对孟子，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生来自私自利，争权夺势，仅靠礼乐教化行不通，必须要用刑法，故而其思想吸收了法家、阴阳家乃至黄老之学。为适应当时需要，荀子主张“法后王，一制度”。他门下有两个高足，即韩非和李斯。

说来也可叹，儒学一出世，就遭到排挤。首先，老子一门就极力反对儒学。“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法家也看不起儒家，韩非以为“儒者以文乱法”。李斯更是反对诸子各家，指出他们对于皇帝政令“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下同）。李斯说这些人根据各自所学评论朝政，在朝廷里还只是内心里不满，出了朝廷就在街巷议论，每以批评国君来炫耀自己的学识，从而博取虚名；他们常常发表不同意见显示自己高明，并纠集起来诽谤朝廷。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禁止，君王的威权就会衰落，反而造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李斯建议秦始皇“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 医药、 卜筮、种树之书。”于是，李斯就把自己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头等大罪人。文、景时期，尊用黄老，国家初定，人心思安，无为而治成为社会的主潮流。但因此时诸侯坐大，对朝廷构成威胁，所以又出来个晁错。晁错持刑名之术，主张对诸侯削地，为此变更法令三十余条，导致诸侯激变。诸王都是刘姓，汉景帝优柔寡断，心有不忍，竟听从袁盎意见，杀晁错以谢天下。晁错和他的前辈商鞅、韩非、李斯一样，俱殒身于王霸之学。所以有人说，凡行法家之学、王霸之术的，下场都不太好。王夫之说：“任法，则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则天下逸而人主劳。”（《读通鉴论》）于此可见很多人对用法的态度。

汉初，洎叔孙通作汉礼仪，儒者稍稍用。至汉武帝招用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赵绾、王臧之流置于朝廷。“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家反攻倒算，不遗余力。《汉书·董仲舒传》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又，《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自此，儒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再无任何其他思想可与之抗衡。

诗曰：(www.daowen.com)

治国之术审高低，

王霸可羞水火迷。

晴明盛世非为远，

持心宽厚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