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自古治国者都深谙此理。魏武侯带人视察边境，顺河而下，看到山川险固，有如铜墙铁壁，足以抵抗外来侵略，不禁得意地对人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下同）吴起听后不以为然。他是大将，深知山川险固不足为凭，就反驳魏武侯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吴起认为一个国家强固与否，不在于地势的险要，而在于国君能否重修德而行仁政。他举例说，从前三苗氏部落左邻洞庭湖、右临彭蠡湖， 自恃险要不讲修德，结果被大禹灭掉。夏桀领地左有黄河、济水天险，右有泰山、华山为屏障，南有伊阙关，北有仅通羊肠小道的壶关，但他不修仁政，被商汤打败放逐。殷纣王左有孟门之关，右有太行之险，黄河隔断南北，也因为不行仁政，被武王杀掉。由此看来，国家强固与否，地形险要不是决定因素，而在于国君是否行德政。若国君不修德，这条船上的人都可能背叛，与山河之险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起的观点是：在德不在险。地势险要只是外部条件，国君要求王位稳固，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行德政。吴起对魏武侯进行劝诫，有他的针对性，但形势险要未尝不是重要条件。战国时期，人们称长安是“百一之地”，指长安关隘众多，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西有散关，盘踞在这些隘口上，一个人可以应对一百个人；称洛阳是“百二之地”，它周围有虎牢关、成皋关、汜水关等，两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个人。这些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古代都城的上选之地。

楚庄王时，楚国强盛，大举北伐，先后灭了庸国，打败了宋国，又掉头北上，直指成周洛阳。楚军以保卫周天子为名，打跑了洛阳附近的陆浑戎部落，却并不收兵，在周城郊外搞开了阅兵仪式，向周王示强。类似于这样的举动，秦国也搞过，表明周天子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闻讯之后，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这时洋洋得意，就问起周鼎的大小轻重，想要把周鼎据为己有。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史记·楚世家》，下同）意为：你如果真想把天下据为己有，必须修德而行仁政，是否拥有周鼎并不重要。楚庄王或是没有听懂王孙满的意思，或是根本不在意这句话，轻蔑地说：“你不要觉得周鼎有什么了不起。楚国把士兵戈戟的锋刃聚拢起来，就足够熔铸出九鼎来。”王孙满看到楚庄王桀骜不驯的样子，既可气又可笑，觉得应该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 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他教训楚庄王说：“难道你忘了从前虞、夏兴盛时，远方人都来臣服，禹就用九州贡献的金属铸造了九鼎，并在鼎上雕刻了山川万物、神妖鬼怪。夏桀昏乱无德，鼎就为商所有，享国六百年。殷纣王为政暴虐，鼎才为周所有。鼎的轻重和德政相一致，君王有美德，鼎虽小必重；君王奸邪昏乱，鼎虽大却很轻。如今周朝虽然衰微，却还没有到改天命的时候，鼎之轻重，还不是你现在可以问的。”

这一番对话，暴露了楚庄王的狂妄与无知。鼎自古以来就是王者之器，代表了天命和王权。从王孙满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九鼎的历史十分久远。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所以铸九鼎以象畛域。江山代迁，鼎随之易主。 自夏而商， 自商而周，国亡而鼎存。周初，召公为成王营造洛邑，建成后，就把九鼎搬了过去。周人认为洛阳居天下之中，鼎可以起到镇天下的作用。 自丰、镐播迁洛阳之后，进入春秋。诸侯坐大，五霸兴起，秦、楚诸国逐渐产生了不臣之心，窥觎周鼎，想要取而代之，这就发生了楚庄王问鼎的闹剧。秦国的野心并不比楚国小。秦昭王时，四面发兵兼并诸侯，齐国联合抗秦，把周王也争取了过去，这下让昭王抓住了把柄，马上派军攻打周都。周自赧王时就因内部矛盾分裂为东周、西周，早已弱不禁风。秦一击之下西周就出来归降，随之周鼎也为秦所有。

关于周鼎的下落，史焉不详。它最后一次露面，是被秦昭王占有。唐人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讲：“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这大概也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传说，传奇色彩很浓。一只鼎飞入泗水，将其说得很有灵性，暗指周鼎不愿入秦。周鼎本在洛阳，如何又辗转到千里之外的泗水，也让人费解。其余八只入秦后，却不明不白地消失了。秦始皇距秦昭王三十余年，却没有得到这八只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其第一次东巡回来，路过彭城（今徐州所辖）的时候，“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找那只入水的周鼎，秦始皇派出千余人下泗水找寻，也没有找到。史书中并没有提及另外八只的下落。或者秦始皇可能知道它们已被人销毁，只能寻找传说中的仅存。周鼎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它的消失和它的产生一样充满离奇。以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周鼎的消失喻示着五帝三王时代的终结，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毕竟周鼎对帝王的诱惑力太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就是周鼎的象征意义。拥有周鼎就拥有王权，就是天命所归。汉武帝对周鼎也心向往之。元狩二年（前121），汾阴（今运城市所辖）有个巫师，在为人立祠时，看见地面隆起，觉得奇怪，挖开之后发现了一只鼎。这只鼎体型很大，只有花纹雕刻却没有款识，无从知道它的来历。于是层层上报给汉武帝，汉武帝有些不太相信。阴阳五行家认为：周鼎出现必有吉祥，当下什么预兆也没有，怎么凭空出现了周鼎？有司官员解释道：“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 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称，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史记·孝武本纪》）这又是一笔糊涂账。据他说，周鼎自宋亡之后，就已隐伏不见，而宋亡还在秦灭周以前三十年，周鼎又如何会为秦所有？就是说，关于周鼎的下落，历史记载与传说彼此舛互，说法不一，难免有矛盾之处。这只鼎出于晋地，又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纵使如此，周鼎的玄虚反而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巫师与朝廷官员上下其手，合奏了一场关于周鼎的神曲。不管真有其事也好，出于奉迎也罢，这件事把汉武帝搞得也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些人算是把汉武帝的脉号准了，他本身就信神信鬼， 自命不凡。“光润龙变，承休无疆”之类的话听起来十分受用，似乎那只鼎也就是周鼎了。

吴起所谓“在德不在险”，王孙满所谓“在德不在鼎”，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为君之道在于德。君王自己要修德，治理国家要行德政、行仁政，这才是唯一可以依靠和凭借的，任何外在的条件都不足为据。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也是评价帝王的基本标准：行德政则为尧舜，行暴政则为桀纣。

因为有这样一个道德标准，帝王们对自己的形象于是都十分在意，生怕被人称为桀纣。刘邦为帝时，御史大夫周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 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史记·张丞相列传》）刘邦大白天搂着美女寻欢作乐，被周昌无意中发现。按常理，周昌躲开这事就完了。刘邦却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像一个顽主一样追出去，骑在周昌身上，还要故意发问自己是哪一类皇帝。周昌也耿直得可爱，索性说他是桀纣一类皇帝。刘邦闻言，如同得到了某种满足，这才作罢。刘邦是司马迁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人物，他的顽劣不羁是出了名的。

东方朔以滑稽得宠。有一次，汉武帝问他：“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汉书·东方朔传》，下同）东方朔回答道：“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东方朔拍马屁也是一流，他吹捧汉武帝造就的盛世，连虞夏、成康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汉武帝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这令汉武帝喜不自胜。东方朔亦是一个奇才。据《汉书》记载，他第一次给汉武帝上书时，就大言不惭地称自己“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 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孟贲是古代勇士，力大无穷；庆忌是射手，百发百中；鲍叔即鲍叔牙，他和管仲做生意，分文不多取；尾生是有名的信士，为守信而死。东方朔声言自己具有这些人的所有优点，汉武帝没有责怪，反而录用了他，让他待诏公车。东方朔不满足于无所事事，为了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他吓唬宫中侏儒说，你们什么用也没有，白白浪费粮食，天子准备把你们杀了。侏儒们吓得见了汉武帝哭泣哀告，汉武帝问东方朔为什么这样干。东方朔对答，侏儒身长三尺余，我九尺余，但是俸禄一样。如果天子觉得我有用，就请安排工作；如果无用，就请罢退，不要让我白吃长安米。汉武帝听后大笑，立刻安排他待诏金马门。又有一次，汉武帝赐肉给身边的官员，恰好值日官没在，大家就一直等着。东方朔等不及，自己下手用刀割了一块，带回家去了。值日官打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诘问，东方朔自责道：“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细君是东方朔的夫人。汉武帝又笑了，说，让你自责，却表扬开自己了。格外赏赐他酒一石、肉百斤。这就是东方朔，行事不遵常理，善于戏谑，故常得汉武帝欢心。

汉桓帝是东汉末倒数第三个帝王。人们常把桓、灵并称，他们都是有名的昏君。他对自己有些拿不准，就问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后汉书·列传第三十八》）爰延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评价桓帝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帝王，既可为善，又可为非。任用陈蕃等正人即可为善，任用阉党则可为非，关键看桓帝用哪些人。此话透着讥讽，说桓帝没有主见，常常被人利用。汉桓帝时，阉党焰炽，倾陷陈蕃之流为党人。一日，掀起“党锢之祸”，所以爰延要这样说。桓帝听出了爰延的话外之音，深为他的忠直而感佩，表彰他是又一个朱云。朱云是汉成帝时人。一日，他上书求见汉成帝，称朝廷大臣尸位素餐，上不能匡主，下无益于民，希望天子赐他一把尚方宝剑，除掉佞臣，警示其余。汉成帝问他所指为谁，他回答是安昌侯张禹。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位居三公，汉成帝很是敬重。因此听完朱云的话大怒，要把他处死。朱云被人拉下去的时候，抓住宫殿的槛栏不放，以致槛栏被拉坏了。临被拉走的时候还大喊：“臣得下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汉书·朱云传》）汉成帝还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不仅没有杀朱云，而且在修理槛栏时告诉别人，修补好就行了，不要更换，“以旌直臣”。汉桓帝以朱云来比喻爰延，应该还能听得进话，可惜他并没有改弦更张，汉朝愈来愈走下坡路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汉桓帝如此不堪，竟还有人愿意和他相比，这就是汉灵帝。汉灵帝有些看不上汉桓帝，认为他不会理财。为了增加收入，汉灵帝大肆卖官，积钱无数。这也不奇怪，很多帝王都如此。汉代国家财输归司农掌管，宫廷收支属少府管，来源是池泽山林的赋税。遇到文、景等节俭的皇帝，也就够用；遇到汉灵帝这样的，就感到捉襟见肘。这样做了之后，汉灵帝有些得意，就问侍中杨奇：“朕何如桓帝？”（《后汉书·杨震传》，下同）杨奇是东汉名臣杨震的曾孙，为人方正，他讽刺道：“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说汉桓帝和汉灵帝好比尧与舜一样，没有分别。这话实在有些露骨，骂得灵帝脸上挂不住，顿时不高兴起来，即道：“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强项指的是汉光武帝时的洛阳令董宣一次得罪了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刘秀想做和事佬，让董宣给公主叩头认错，但董宣昂头不跪，连刘秀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宣因此被称作强项令。汉灵帝诅咒杨奇，你刚直不阿，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和你的祖先一样，能招来大鸟。（杨震含冤而死，下葬时，群鸟云集，哀鸣不已。）这话出自天子之口，实在有失宽厚！

晋武帝司马炎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晋书·卷四十五·刘毅列传》）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汉末桓、灵二帝，这有些冤枉晋武帝了，毕竟是在他手里收回了东吴，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三国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南北统一。纵如此，刘毅还觉得不够，认为仅就卖官一事而言，晋武帝还比不上桓、灵。卖官本来就非帝王所应做，桓、灵卖官的钱都入了国库，晋武帝朝上朝下卖官，钱都归为己有。晋武帝不愧为晋开国皇帝，容人之量还是有的，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尽管你所说都是事实，但这种直言桓、灵时期既没有人敢说，他们也听不进去，从这一点来说，我还是胜过他们的。(www.daowen.com)

唐文宗问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 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 自是不复视朝。”（《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这一段记载读起来令人感伤。唐文宗自比为周末之赧王、汉末之献帝，他认为自己还不如那些亡国之主——赧王、献帝生不逢时，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相形之下， 自己受制于身边的宦官，处境如此，连末代皇帝都不能比。

唐文宗这一番话，可算是肺腑之言，道出了自己的心病。唐自安史之乱后，便埋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自唐太宗至唐玄宗，为加强中央集权，分天下郡县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为防御边患，又在四裔设立十节度使。谁知各节度使及各道拥兵自重，与朝廷讨价还价，唐肃宗以至唐宪宗都在诸镇中搞平衡。唐穆宗以后，藩镇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来个宦官问题。这些宦官统领禁军，明为保卫京畿，实际掌握朝政，朝廷大员升降迁除都由他们说了算，甚至连皇帝废立也由其做主。唐穆宗以后的八帝，其中七帝都为宦官所立，唐文宗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命运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废立杀伐随心所欲。赵翼评论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廿二史札记》）宦殃如此，难怪唐文宗气沮。“文宗耻为弑君之宦竖所立，恶其专横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讨之，四顾而求托其腹心……”（《读通鉴论》）唐文宗一心想扭转局面，但屡经挫折，无法撼动宦官势力。经过甘露之变后，更变得心灰意冷，郁郁寡欢，三十二岁就死掉了。

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接受华夏文明后，同时也学会了帝王思维。南燕主备德宴群臣于延贤堂，酒酣，谓群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兴圣主，少康、光武之俦。备德顾左右赐仲帛千匹，仲以所赐多，辞之。备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调卿邪！卿所对非实，故朕亦以虚言赏卿耳。”（《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备德即慕容备德，鲜卑人。魏晋时，慕容氏建立前燕，后被前秦氏人苻坚所灭。慕容备德逃到河南滑台（今河南省滑县），建了一个小朝廷，史称南燕。备德也想听听部下对自己的看法。青州刺史拍马屁有些过头，把他比作夏王少康、东汉光武帝，属于中兴之主。备德听他说得有些离谱，觉得是在故意调侃自己，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赏赐他子虚乌有的千匹帛。这一对君臣，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合演了一出闹剧。

后赵明帝石勒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皇帝。他是羯人，起先投靠前赵刘渊，刘渊死后，他与前赵分裂， 自立后赵，称霸北方。石勒是武夫出身，靠杀伐立家，靠噬杀统治，属于孔子所称“质胜文则野”那一类。十六国时期，北朝异族攘夺大率如此。石勒称帝后，在汉人官员的影响、教育下，略知前代逸事。史载：“赵主勒大飨群臣，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后世无可比者。’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汉高祖， 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幕僚徐光吹捧石勒的武功和谋略，夸他可以比得上汉高祖刘邦。这是酒话，本也当不得真。石勒尚有自知之明，他称自己和刘邦远不能比，若遇刘邦，也只能做他手下的韩信和彭越；若遇汉光武帝刘秀，应该和他不差上下，胜负难料。石勒异常自负和豪迈，他称大丈夫行事，应当日月分明，磊磊落落，不能学曹操、司马懿，从人家孤儿寡妇手里靠阴谋取天下。这一席话不同凡响，从一个武夫口里道出，更是夺人耳目。石勒对曹操、司马懿的评价，向来为史家所叹服。非此人不出此语！

“朕何如主也？”恐怕是千古帝王共同的心结。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主儿，行桀纣之道，却要落得尧舜的名声。不论明主或者昏君，都想做千古一帝，也都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和地位。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实实在在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有普通人的梦想和期盼，有普通人的惆怅与失意，有普通人的自私和欲望。他们太看重表面现象和外在的东西，忽视了本质问题。套用吴起的“在德不在险”，王孙满的“在德不在鼎”，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德不在名”。

诗曰：

泰山虽是君王封，

遗绪百年赖守成。

二世坟茔何所在？

至今项羽为鬼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