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的心目中，尧、舜、禹是帝王的榜样，伊尹和周公是卿相的表率。

伊尹又名阿衡，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协助商汤战胜夏桀，取得了天下，被委之以国政，成了商王干臣。商汤卒，伊尹立太甲为帝。“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史记·殷本纪》）太甲为帝三年，昏聩残暴，违法乱德，所行不遵天子之道。伊尹不得已，将他放逐到离宫桐宫，让他反省。在此期间，伊尹代行国政，谓摄政。他料理天下大事，抚慰诸侯。太甲在桐宫面壁三年，有所悔悟，愿意改过自新。伊尹又把他迎请回来，还政于太甲。太甲重新执政后果然深孚众望，很快使国家恢复了往日的气象，受到诸侯和臣民的拥戴。伊尹在国家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救国于危难之中，深受后人赞誉。以后人们就用阿衡之名比喻卿相之任。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兄弟。武王继文王位为天子，任命姜太公为师，周公旦为辅，协助他治理国家，并分封周公旦于鲁。所以司马迁作鲁世家时，名之曰《鲁周公世家》。鲁公受封之后却没有就封，而是留下来辅佐国政。武王崩，成王立。因成王年幼，周公代为摄政，谁知这件事惹起了大麻烦。

首先召公就不满意。他也位列三公，封于燕，与周公并列，是周初有名的大臣。周王对他十分信赖，把王畿之地于陕县一分为二，陕县以西委任他负责管理；陕县以东，由周公负责管理。召公这个人很有威望，史书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 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燕召公世家》）讲召公治理西方，甚得民心。他在地方巡察时，常在一棵棠树下理事。他对上下都很公允，诸侯臣民各得其所。卒后人们怀念他，连带这棵棠树都保存下来，并作《甘棠》诗歌颂他。其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诗经·召南·甘棠》）召公可谓勤政爱民，故深得民心。他对周公摄政这件事很不满意，怀疑周公别有所图，作《君奭》发难。周公解释说他想效仿伊尹，代行君权，并不想谋夺王位。召公这才安心。

召公之外，真心想借周公摄政这件事做文章的，却是周公旦的两兄弟叔鲜、叔度。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起初武王把殷都王畿之地一分为三，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居其一，管蔡兄弟居其二。既是为了不绝殷祀，更重要的是防范和钳制殷民。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好，但没想到管蔡兄弟和武庚禄父却勾结起来，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作乱。周公旦率军讨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

诛不同于杀，是数其罪而后杀，带有审判的意味。古代遣词用语务求准确、精当，诛、杀不同用，因为触法论罪有差别。如“崩、薨、卒、死”四字都表示一个意思，但在先古这四个字不乱用。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死才称“死”。不同的字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用的就是春秋笔法。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很难区分是非曲直。欧阳修却要学孔子，因乱世而立治法。所以，他不满于《旧五代史》，下功夫做一部新史，以“春秋”义法正史，还历史一个鲜明的态度。他用功最多的地方在于微言大义。五代是一个乱世，到处用兵打仗。哪一仗是正义的，哪一仗是非正义的，欧阳修用“征、讨、攻、伐”四个字来正义。天子提军自往为“征”；对方有罪派兵前往为“讨”；两军地位相等，实力相当为“攻”；中央政府军队攻打地方，或大国攻打小国叫“伐”。用字不同表示战争的性质不同。用兵获地，或称“克”，或称“取”。用“克”表示其地难得，用“取”表示易得。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带着辖地来归称“附”。“反”与“叛”也不同，“反”是在国内制造祸端，而“叛”却是跑到敌国那里去了。又如“伏诛”“自杀”“死”代表的含义也不同。“伏诛”表示因罪伏法被杀；“自杀”表示自知有罪或陷于绝境而死；“死”表示其人为守节而死。欧阳修在作《新五代史》时，很讲究这些用字，依此来奖善惩恶，拨乱反正。

周公说服了召公，平定了叛乱，开始专心致志理国治政。他代理朝政很辛苦，称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勤奋致公，恪尽职守，以至于连沐浴、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与此同时，他还要负责教育和培养成王，防止他以后淫逸丧国。周公摄政七年，国以大治，曹操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七年后他还政于成王。成王执政后兴礼乐，改制度，一派生机，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伊尹辅佐太甲，周公辅佐成王，都很成功，做出了丰功伟绩，是商、周两朝极有影响的人物。孔子十分仰慕周公，向往周公之礼，称周公为圣人。他曾感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历代身为卿相者，很多都把伊尹、周公视为楷模，学习和效法他们。

伊尹和周公之后，春秋时期诸侯间又出了两位名相——管仲和晏婴，两人都是齐相。

管仲这个人我们了解得很多，他最早事从齐公子纠，他的朋友鲍叔牙事从公子小白。齐国内乱，公子小白争得王位，是为齐桓公。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遂任其为齐相。管仲为相，鼎力协助桓公成就王霸之业，治国和外交都有大手笔。首先，他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观点经汉初晁错重提，影响深远。孔子的观点也与之近似，他说治国理民第一是“富之”，其次才是“教之”。但管仲的富国之道与儒家不同，儒家重农，管仲重商。因为他曾经做过生意，有这方面的经验。加之齐国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在“通货积财”这方面有天然优势。他在齐国设置“轻重九府”，即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管理钱财，沟通有无，贱买贵卖。经过一番经营，齐国富甲天下，东方各诸侯国无一可敌。在行政方面，他政策灵活，不拘泥于旧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他以人为本，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需要随时调整政策，使老百姓感觉环境宽松，易于遵循。齐国呈现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齐国在对外关系上也大有作为。桓公五年（前681年），齐国伐鲁取胜，两国会盟于柯地（今河南省的内黄县西北部）。鲁将曹沫以匕首劫持桓公，威胁他归还鲁地。桓公答应后回去又想反悔，要杀掉曹沫雪耻。管仲不同意，他说：“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史记·齐太公世家》，下同）他分析利弊，认为既已公开答应鲁君而又反悔，只能满足一时之快，落下背信弃义的坏名声，坚持要桓公兑现承诺。这件事在诸侯中反响强烈，大家赞赏齐重信义，有大国风度，都主动归附齐国。桓公七年（前679），齐国和各诸侯国在甄地（今山东汉阳东）会盟，奠定了齐的霸主地位。

齐国迎来了自姜太公开国以来最辉煌的时期，它先后与诸侯“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兵车之会指的是讨伐征战之事。乘车之会指的是与诸侯会盟。一匡天下指齐国辅助周室确定了周襄王的太子地位。齐国以盟主的身份，救燕伐戎，救卫抗狄，讨伐蔡国、楚国，还替周襄王平定了戎、翟之乱，算是出尽了风头、抖尽了威风。齐国的外交策略贯穿了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史记·管晏列传》，下同）。也即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思想，是以恩信取悦于人，从而达到号令天下的目的。不要小看了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来往，执行的就是这条外交思想。

管仲治国有方，缘于他有一套比较成熟、务实管用的治国方略。后人把他的事迹、言行记录下来，勒为《管子》一书，从中可以窥见管仲的思想。在当时，管仲的思想算是比较先进的，而且长于变通。与此相一致，他对待自己也很开通，一点儿也不愿意受委屈。“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三归”大概是说他有三房姨太太。“反坫”指他与人饮宴非常讲究，规格比得上周王室。生活奢侈如此，齐人却不反感，因为管仲执政惠及齐人，大家觉得他理应享受这样的待遇。和周公的公忠体国相比，管仲对自己的生活不加检点，因此受到后人的诟病。孔子对管仲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他“小管仲”，有些看不起；另一方面，对管仲的功绩又十分赞赏。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被发左衽”是落后民族的装束。齐国发挥霸国的作用，先后多次打败了夷狄的侵袭。孔子承认管仲在推进文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贡献。

管仲之后百余年，齐国又出现了一位名相晏婴。言及此，我们不得不说，齐鲁大地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怎么高估它都不过分。它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发源地之一，产生了诸子百家，几千年来都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同时，它又造就了一批伟人，垂范古今。管仲和晏婴就在其中。

晏婴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卿相，辅政长达60余年。齐国此时已经衰落，灵公、庄公、景公三个君主都不成器。灵公废长立幼，引起了内乱。庄公淫逸无行，被大夫崔杼杀掉。景公也没有什么志向，一味地“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史记·齐太公世家》，下同），连个守成之君也算不上。加之此时国君政权旁落，田氏、鲍氏、商氏、栾氏、庆氏五大家族互相攻击，争权夺利，国内一派混乱。晏婴受命于乱际，虽勉力维持，却也无法独撑齐国颓势。时运错讹，他和管仲的使命也不相同。齐桓公雄心勃勃，志在图霸，管仲可以尽其所能，放开手脚去干；晏婴时运不济，遇到这三个主，只能尽力匡正而已。

晏婴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持身端严，守身如玉。他对自己很苛刻，生活俭朴，“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对君主则谨守为臣之道，忠心耿耿。庄公跑到崔杼家里勾引人家老婆，被崔杼弑杀。晏婴闻听，来到崔杼家门外，表白自己心迹说，国君若为社稷国家而死，臣子们就跟着他死，若是为了自己私事而坠命，还有谁会为他效死呢？这是晏婴的君臣观，和孟子的观点十分接近，是比较先进的思想。在古代，君臣关系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孟子算是激进派，他认为君如果不君，臣子尽可以弃他而去。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混账话，多是后代那些腐儒们编排出来的。晏婴虽然认为庄公死得不值，但对自己要求很严，他把臣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于是枕尸而哭，行祭君大礼，这一点连叛臣都很佩服。崔杼和庆封扶立景公，下令国人“不与崔、庆者死！”晏婴仰天长叹：“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他没有被乱臣的淫威吓倒，虽没有做到靖乱扶君，却要做到忠君为国，不会听从崔、庆两人的政令。庆封为此打算杀掉晏婴，崔杼出面阻止了。“忠臣也，舍之。说晏婴是个忠臣，杀掉他就会失掉民心，不如放了他为好。

守节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一义，妇为夫守节，称节烈；臣为君守节，称忠烈。苏武守汉节，文天祥守宋节，威武不屈，有士大夫骨气。守节缘于忠，以忠为信念则可置生死于度外。唐颜真卿受德宗差遣，赴淮西藩镇。时节度使李希烈兵叛，颜真卿晓以大义，反被拘。李希烈挖坑要活埋他，颜真卿说：“死生分矣，何多为！”后被缢死。死前大骂逆贼，并不以生死为事。明方孝孺为建文帝师。明成祖篡位，命方孝孺为他登基草诏，方孝孺不肯。明成祖威胁他诛其九族，方孝孺说诛十族又能怎么样。明成祖就将方孝孺惨杀，并当着他的面诛杀了十族。守节就是守义，重守节则有骨气，这种骨气在民族危难时刻尤为难能可贵。甲午海战、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有一大批忠义之士，也有一大批变节分子。如何激发人们的民族气节是永久性的问题。(www.daowen.com)

除了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原则和坚守以外，晏婴做人的品格也值得称道。在这方面他十分谦逊，虚己待人。晏婴有一个车夫，以为国相赶车为荣。他赶车时，洋洋得意， 自认为了不起，扬鞭策马，旁若无人。他的妻子看到丈夫这副模样，觉得非常羞耻，要求和他离婚。理由是：“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史记·管晏列传》，下同）她说晏婴身高不满六尺，身为齐相，尚把自己看得很低，而丈夫身高八尺，仅是一个车夫，却志得意满，因此求去。车夫接受了夫人的意见， 自此以后赶车态度变得谦卑逊顺。晏婴觉得奇怪，向他打探原委，车夫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晏婴。晏婴认为他知过能改，可以做大事，就推荐他做了齐国大夫。

晏婴有一次赴晋国，途中遇到了一个叫越石父的人，当时越石父因犯事正服劳役。晏婴听说这个人贤能，为他感到惋惜，就把他赎出来做自己的幕僚。回家之后，晏婴忽视了一个细节，他没有和越石父招呼一声就直接进了内室，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越石父一直在门外等着，一见面就向晏婴告别。晏婴不解，越石父说，您能从缧绁之中把我救出，我视您为知己，知己竟然对我无礼，使人无法忍受，您还不如让我重回牢狱。晏婴听他说得有理，马上恭恭敬敬以上宾之礼对待他。越石父所遵循的“礼”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天、地、君、亲、师，人人必须遵守，是五教的内容。只要不合礼，即使恩人也可以反目。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很多忠义之士在临死前都要正衣冠，向帝京方向行大礼，然后从容就死。

不管是仆从还是宾客，晏婴都能以礼相待，别人有优点，也能得到适当提拔，这就是君子之风。晏婴不愧为仁人君子。这一点司马迁很是仰慕，他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话原是孔子说的，反映了后人对晏婴的态度。

与晏婴同时代，还有一个贤相，郑人子产。子产是郑国公子，为相二十六年。他和吴国公子季札、晋国公子叔向、齐相晏婴都有交往，这四个人都以贤能著称，在诸侯中影响很大。他们也彼此仰慕，惺惺相惜。其时正值春秋末期，各诸侯国家族势力膨胀。齐有田氏，鲁有三桓，晋有韩、赵、魏三家，均志在篡夺，君权旁落。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周天子东迁洛阳以后，地位大不如前，诸侯朝聘贡献之礼缺失，春秋成为诸侯的历史。发展到以后，诸侯国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家臣的权力膨胀，有的竟然可以把持朝政。国君一如周天子，既无力挽救又心有不甘。四贤对此忧心忡忡，都想有所作为以图匡复。四贤中季札相对比较超脱，他自躲避王位后，就以观礼乐为名周游列国，长期在外旅居。观礼乐可以知盛衰。季札在考察了齐、郑、晋三国的政治后，对晏婴、子产、叔向的处境十分担忧。他对晏婴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下同）他预测齐国将有内乱，君权要被褫夺，告诫晏婴把封地和国政都上交齐君，避免祸端惹身。他又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他看到郑国君臣荒侈无度，预计会有大乱降临。乱后必任子产为相，叮嘱他执政后要用礼来治国。不如此，郑国将会败亡。最后他怜爱有加地对叔向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其指出晋国现在国君荒侈昏聩，卿大夫却都精明强干，富足而善邀买人心，君权将为三家所有。你为人正直，既要于国事勉劳，还要注意保护自己。

季札旁观者清，他通过与齐、郑、晋三国君臣交往、采风、观礼乐，发现了三国面临的祸患，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臣强君弱。后来的事实也都证明了他的预测。对晏婴、子产、叔向三人，他十分赏识，视为同类，倍加关爱，体现了长者之风。

子产没有辜负季札的期望。他“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 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史记·循吏列传》）他担任郑相一年，人民在他的教化下，浪荡子弟不再轻狎散漫、游手好闲，老年人不用辛苦操劳，少年儿童不必下田耕作。两年以后，市场物价稳定，不再大起大落。三年以后，人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以后，地里的农具不必每天带回家。五年以后，士人因为国家无征战，不必担心被征召服兵役；家有丧事，不用强制都会自觉遵守丧礼。子产仅用五年，就把郑国治理得有声有色，人们的道德水准不断提高，社会秩序井然，一幅升平气象，宛如孟子所说的“大同”社会。别小看这个“路不拾遗”，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历史上各朝在治世之初，只有个别州县短暂出现过这种现象，大多数时候属于维持阶段，很少见到。子产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此时郑国正处于颓势。他用的办法一是改革，二是法度。郑人开始不接受，但子产毅然坚持，逐渐恢复了国力，百姓也体会到了善政的好处，因此对子产心存感激。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子产死后，“丁壮号哭，老人儿啼， 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史记·循吏列传》）

伊尹、周公、管仲、晏婴、子产五人在卿相之任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广为传诵，周公成了国相的代名词。在他们之后，许多名相都把伊周、管晏作为典范，顶礼膜拜。有许多人梦想如伊周一样具备王佐之才，成为干国重臣。也有如王莽、曹操之类的野心家向往伊周事业，以摄政为名，行篡权之实。白居易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五相的事迹除《史记》外，在《左传》《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等史籍中多有记载，既表明古人对先贤的敬仰和崇拜，也表达了对明相的渴盼和期待。宰相不只位极人臣，而且关乎国运盛衰成败，影响深远。

诗曰：

伊周辅弼勤名王，

吐哺致君遗风长。

钟鼎彝器^[1]今犹在，

甘棠树前忆陶唐^[2]。

【注释】

[1]钟鼎彝器：钟鼎、彝器均是古代青铜器，后作为王权的象征。

[2]陶唐：指尧帝。尧初居于陶，后封于唐，为唐侯，故称陶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