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文要分两次写，因为任凭我如何翻箱倒柜，黄裳先生2007年11月16日给我的回信也没找到。黄裳先生的信用毛笔写在笺纸上，我视若珍宝，藏得连我自己也找不到了。信里的几句关键话却记得，如“我也是听来的”“先生为文波俏，易引误会”“请不要再提及下走”云云。后来我将这几段话引在《出书记》内，“波俏”被编辑想当然地改成“颇俏”。

黄裳先生的回信暂时没找到，关系不是太大，好在我给黄裳先生的去信留了底稿，可以透露一点儿内情。本来黄裳先生对我的误会，早已云消雾散，可是架不住坊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读和误传，将黄裳先生对我个人的误会与黄裳和止庵的那场笔仗，生拉硬扯到一起，这就需要我这个当事人出来解释几句了。解释完了，是不是有效果，是不是越抹越黑，这就不是我所能控制得了，按照人性的逻辑，越抹越黑是大概率。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还能拦着人家怎么想啊，自当练习写一篇偏题的文章，同时告诉善良的人们，“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老话，仍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黄裳先生对我的误会是怎么回事，拙作《搜书后记》中2007年10月24日、11月3日、11月19日、11月25日这几天的日记已经若隐若现了。而黄裳与止庵的笔仗肇始于2008年5月25日黄裳文章《漫谈周作人的事》，时间上差出半年多，前因后果亦连不上，跟老谢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敬请好事者核对核对，好么。现成的、公开的文字和时间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视而不见，胡说一气，您让我怎么相信更远年代的考证和掌故？

我以前说过：“理解可能需要一辈子，误解只需要一秒钟。”

和黄裳先生的事情牵扯和连累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好朋友是谦谦君子，虽属“隔墙放箭”，但我还是应该致以歉意。正是由于我真诚的歉意，黄裳先生也明白了真相何在，不然不会给我回信。

现在节选几段2007年10月27日我的去信：

黄裳先生：

您好。(www.daowen.com)

十几年来一直想给您写信。却一直没写，看到别人得到您的墨宝，心里一直是羡慕的。没有想到今天会是在这么个情形下给您写这封信。

首先，是向您表示我诚恳地道歉，因为我的言语给您带来的不愉快。我还要向XX先生道歉给他平白无故地添了麻烦，XX是我认识人中少有的君子。

然后，是我的解释。本来我是想通过电话向您道歉和解释的，XX不给我您的电话。我所担心的是写信解释不清楚，告状在先，解释于后，效果总是打折扣的。再者，辞不达意，反倒是越解释越糟。写信若能消除您的不愉快的一半儿，我就十分知足了。如果能允许我到您府上道歉和解释，那是我特别向往的，因为这件事情离事实太远了，伤害了我最不愿意伤害的人。

我检讨了这件事的起因，有可能是这三个。第一是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过多地提到您四十年代的笔名一事，最近的一回是在《我的笔名》书里的一篇，在新旧《藏书家》里有两三篇，九九年的《中华读书报》一篇，九七年的《北京青年报》一篇，最早的一篇是九五年的《书与人》杂志，这些文章多是从《宇宙风乙刊》《古今》《万象》等杂志谈起您的笔名。

第二个和第三个起因，本文先不说，留待黄裳先生的信找到之后。这里只说一点，“告状在先，解释于后，效果总是打折扣的”。告状者，是个小年轻，认识我。此人的名字，在李辉的新书《黄裳致李辉信札》中屡屡出现。事情过去了十多年，小年轻也许变得懂事，或者失去了告状（我尽量避免使用“告密”一词）的门径。李君维先生曾经向我打听小年轻如何如何，孤证不举，我不会冤枉年轻人的，只是想劝告一句，此风不可长。

借这个机会，晒晒我收藏的里面刊载有黄裳先生旧作的老杂志（参见黄裳《我的集外文》），这是我三十多年辛辛苦苦从旧书店淘来的，我才算得上是纯粹的老资格的“黄迷”，好事者和小年轻们，差得远呢！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