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见到沈昌文先生的机会非常多，沈昌文八十寿宴（可能办了不止一场）其中的一场，俞晓群把我安排坐在沈公的左手，从那次起，我也跟着称呼“沈公”了，私下里还是习惯直呼其名。接触沈公多了，直至1月14日参加了沈公的追悼会，看到的，读到的，使我的一个“认识”或者称之为一个“看法”完整地成形，可以说出来写出来了。

沈公的“第二春”，也可以叫发挥“余热”，意思虽然相近，还是“第二春”字面上美好且生机盎然。我看得出来，六十五岁之后的沈公，活得自我和潇洒，有一种解甲归田般的轻松和放飞。就拿吃饭打包这点小事来说吧，我虽然多次亲眼所见，但不妨来听听沈公坦诚自白：“我现在特别喜欢在宴席后带剩菜回家。当年当领导时不太好这么做，为的是要面子。现在当然横行无忌。什么贵重的宴席，我都要关照‘打包’，然后左提右拎，回家耐心享用。从其中偶尔发现整块鱼肉，快何如之。”

沈公的“第一春”，许多人都无数次地说了，无数次地重复说了。不是不可以翻来覆去地评说，但是仅仅停留在“第一春”而忽略甚至无视沈公的“第二春”，对于沈公生平事迹的完整评价，似乎少了点什么。其实，用不着我在这里说三道四，沈公著作的字里行间表明得还不够鲜明吗？就说沈公的著作吧，广为人知的，好评如潮的《阁楼人语》（2003）、《书商的旧梦》（2007）、《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2008）、《八十溯往》（2011）、《也无风雨也无晴》（2012）等十几部著述不都是“第二春”时期出版的吗。我想象不出来，如果沈公没有“第二春”，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有文化的躺在“功劳簿”上的离休老头，有谁会给他出版《八八沈公》吗。

人生如足球比赛，分上下半场，退休之前属于上半场，退休之后属于下半场。上半场决定人生的走向，非常重要；下半场决定人生的胜负，其重要性大于上半场。上半场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因素，下半场则“我的人生我做主”。别人怎么评论沈公的上下半场是别人的事，沈公自己说：“让我高兴的是，因辽宁这块宝地的恩赐，我从‘耳顺’到‘古稀’期间，居然成为自己一生做出版最顺手的年代。”给沈公盖棺论定的最高名誉，不就是“出版家”吗，最顺手不就是最顺心吗。人生与职场，还有什么比顺风顺水更顺心的事情吗。苦和累，乃人生与职场的必经之路，沈公害怕的不是苦和累，沈公一直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那种情绪，往小了说叫“委屈”，往大了说姑称之“愤愤不平”吧，不想用“怨恨”一词，因为我不够格，沈公用过“痛恨”“恼恨”来表达那种“疙疙瘩瘩”共事几十年的上下关系。(www.daowen.com)

沈公所谓“辽宁宝地”实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再具体一点就是“从上班时当领导的风风光光，到交班后的默默无闻，心情自然难以平静”的沈公碰到了当打之年的俞晓群。沈俞一碰，非同小可，擦出了二十五年不灭的火花，开启了出版家沈公的“第二春”之旅。

长话短说，给沈公带来巨大声誉的《读书》杂志，如今还有热度与围观么？随着那一代作者的隐没，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倒是诞生于沈公第二春的，与主流读物拉开距离的《万象》杂志，“书趣文丛”和“海豚书馆”，好像路边的闲花野草，路有多长，它们就相伴到天涯。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