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代重庆出过一本《今文月刊》，草纸印刷，貌不惊人，却刊载过一组署名“莲只”堪与著名书话家们平起平坐的书话文章。“莲只”显系笔名，这位莲只先生对武汉的图书馆界特别熟悉，因为他供职于斯服务于斯，但是他又能撇清这层关系，在抗战的大后方写作不合时宜的书话文章。

莲只先生的这组书话文章统归于《今文月刊》“书林臆语”栏目之下，分别是《谈个人集书经过》《定期刊物收集之难》《一种塞翁失马之感》《关于“一折八扣”书》《从后方参考书荒说起》《忆猎书家徐行可氏》《记武昌之旧书店区》《忆国立北平图书馆》《记袁守和先生事》。

试着来解读这些书话文章，看看“莲只”先生的本业和癖好，到底“图书馆学家”和“藏书家”哪家的属性强一点或弱一点。

《谈个人集书经过》，一开头即表明本职专业与业余嗜好可以相安无事，“余在十龄左右，即嗜读说部。以后凡遇个人认为有兴趣者，无论为硬性软性，皆多方涉猎，渐养成书淫结习。而余之选习图书馆学，以及现在仍谨守图书馆教育之岗位者，溯其始念，亦莫非如蠹鱼之求饱耳。十余年来，出卖劳动所得，大部分用于聚书，敝衣蔬食不暇顾也”。

接下来，莲只先生解答了我的困惑，身处书山书海，何必还自掏腰包买书呢？“寄身书林，眼福已饱，而仍汲汲于私藏之建立者，未免使人失笑。然此事并非不可解释者：占有欲原出之人类天性，图书馆之书乃公有之物，私人不得长久享用，此其一；余读书习惯喜加圈点，喜作眉批，此在任何图书馆中皆悬为禁例者，故图书馆中之书浏览之则可，精读之则不可，此其二；图书馆中之书，除过于艰深专门，无人问津者外，大都经过多人之手，故污旧不堪，或破碎不完，读书乃人生乐事，试问遇此等书有何乐趣可言？故宁愿花钱自备，而不愿迁就，此其三。”占有欲加圈点眉批加洁癖，这三个理由，完全说得通。

莲只先生并非完全拒绝“馆藏书”，他善于变通：“余聚书之标准有六：一、图书馆书库中所未备者；二、供日常手头翻检者（如字典辞典之类）；三、经典要籍必须精读者；四、印刷优美，装潢别致，可供赏玩者；五、绝版书，查禁书，普通人所不经见，或后来难得者；六、期刊杂志，介绍时贤言论，与灌输新知者。”藏书之道，无一定之规，各花入各眼，然莲只先生的“六标准”有其普遍意义在焉。

莲只先生的藏书旋即沦为丧书史，“十余年来所聚之书，合以家中旧藏，都二千余册。一部分庋藏于武昌云架桥寓所，一部分置汉口乡间。云架桥地势负郭，无市尘之扰，瓦屋三椽，一家独居，其中一间为书室，室外有花，有树，有空场，室内则窗明几净，纸润墨香，实读书构思之理想环境，二十七年秋，武汉外围战日趋紧急，在忽忽将此一批书籍连同重要家具移置于xxxxx后，即仆仆入川，除简单之行李外，并未携出片纸只字，为遗憾者，即历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其积留之底本亦随之沦陷。当时未能运书来渝之缘由可得而言者：一，购轮船票一事已伤脑筋不少，幸得成行，即行李已受限制，何况笨重之书籍？二，书籍一多慌乱中即不能仔细思量孰应带出，孰不应带出，此种心理凡有‘抢火’之经验者皆能道出；三，xxxxx属外国教会产业，在当时一般皆认为有相当保障，即未料国际局势变化如此之速，亦未料战事延长如此之久。此皆余个人不沉着，少思考，无远见之咎，夫复何尤？闻xxxxx自太平洋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即已驻兵，历史上所称以书籍为帷囊，拭马具，充薪炭……种种惨象，不期然而幻映于余脑海之中。言念及此，真令人肝肠寸裂矣”。凡天下爱书如莲只者，当一掬伤悲之泪。

“历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可见莲只先生于图书馆学建树颇丰，没有因为耽迷藏书而荒废主业。如果下点功夫翻检旧时报刊，也许莲只先生的真实身份不难显现。

《定期刊物收集之难》，这个题目中的“定期刊物”，通常说成“杂志”或“期刊”，加个“定期”就属于图书馆学的专用名词了。我见到这个题目顿生亲切之感，之前只读过文载道（金性尧）写的《期刊过眼录》（载1944年5月《古今》），那个感觉是空谷足音。

莲只先生此文既具专业素养又结合私藏心得：“定期出版物得之易而保持难。大抵有悠久历史之杂志报章，皆有相当之价值，亦皆为文人学者所重视，然求其完整无缺者，虽中外著名之图书馆亦罕能办到。如《申报》出版迄今有六七十年之历史，在纪念其六十花甲子时，闻全中国只江苏某图馆有一全份，弥足珍矣。”“欧美著名报纸杂志，其年龄超过《申报》以上者不知凡几，而能保持完整者亦不多见。唯外国人‘求全’之心较国人为热烈，观于外国旧书铺过期杂志之定价较一般旧书为高，可以想见需要者之众矣。然我国一般旧书铺老闆对于陈旧杂志并不欢迎。汉口黄陂街与土垱街有荒货店数家，其中过期杂志报纸堆积如山，均以二十两大秤收进，十六两市秤售出，其用途无非供小贩包花生米，商店包铜元，或住户人家糊墙壁与天花板而已。”

谈完集藏不易，再谈毁弃之速：“战前，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曾年耗巨资，购配外国陈旧杂志，成绩颇有可观，唯在廿七年春该校西迁乐山时，此项杂志被装成数十大箱，以木船载运入川，舟行至巫峡夔门间，忽罹‘砥柱’之祸，以后虽经打捞起岸，又以人事关系，未能及时整理晒干，迟之又久，取出时已粘连成块，如干面包，成废物矣。再如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所藏之美国图书馆协会会报，与图书馆学杂志，亦有年之历史，为图书馆界之权威刊物，中间颇少脱期，惜西迁时仍弃置原地，即该校自行出版十年历史之季刊，亦未携出一本，此皆就笔者个人所知者而言，其余公藏私藏之捐失，当亦不在少数，良可惜也。”说来本人对于图书馆刊物有所用心，亦能读出其中的趣味，惜价昂不能多得。

书话文章远兜远转，末了总得讲讲自己的收藏才不落空。莲只先生好就好在这点：“余个人所藏之定期刊物不多，唯不藏则已，藏则必力求完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读书杂志》《文摘战时旬刊》《星期评论》《大众报》《中兴周刊》等，大体尚称完整。其中《东方杂志》系从第一次沪战之后新第一号起，至第二次沪战结束时为止，以后所出者因购求不易，乃未继续收藏；《小说月报》所缺者不过最初数期《文摘战时旬刊》自第一期以至现在；《星期评论》自第一期以至停刊，均未缺期。《大众报》《中兴周刊》，因本人曾参与其事亦与其共事亦均保有全份，以作纪念。兹者除《星期评论》及二十七年七月以后出版之《文摘战时旬刊》尚在重庆外，余均沦失。此类刊物虽不如孤本秘笈之可贵，然历年因补辑残阙，余个人为其所耗之精力确实不少。早知今日，真悔当年多事矣。”

这段话有个小疑问，《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莲只先生远未“大体完整”。所谓“《小说月报》所缺者不过最初数期”，当指1921年茅盾接手后革新的《小说月报》。(www.daowen.com)

这篇《一种塞翁失马之感》，光看题目猜不出内容的，原来莲只先生也像藏书家马隅卿、周越然似的收集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禁书：“含有色情成分之小说素为学士大夫所不屑道。然真正拒绝，而不背人偷阅者，恐亦绝无仅有；特以礼教大防，不敢公然承认耳。……余所经见之色情小说不下数十种，多由偶然得之。亦多于阅后付之一炬，其被保留者，大抵基于以下五种标准：（一）昔人所作者收，时下所出者不收。（二）内容尚合情理者收，普通习见者不收。（三）原版收，订正版式以xx代表被删之字不收。（四）湮没已久，忽然发见者收，普通习见者不收。（五）外国所出者收，但需要出高价者不收。”“此项收藏现时亦完全沦失，在初闻此讯时，未免怃然，继思‘今不除，后世必为子孙忧’又不禁有塞翁失马之感。”莲只先生近乎杞人之忧，禁书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吧。

集书之初我不懂书的版本，糊里糊涂收了不少“一折八扣”书，还自以为宝地写过文章登了出去。“一折八扣”书声名狼藉，只读到过谢兴尧为“一折八扣”书说了句好话：“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过一批书，叫做一折八扣倒没人买，其中大部分都是有用的书，我那时看见过，也是认为版本不好不愿买，现在有的再找也找不到了，如其中的一部《尧山堂外记》，讲述明代小说戏曲（万历刻本），现在已买不到，北京图书馆把它藏于善本室，不外借，我只好趁星期天到那里借阅，摘要抄了下来。”（《近代史料的收集工作》）

莲只先生对于“一折八扣”书亦持平允之论：“讲究资格者对此类书每不屑一顾，其实其中未尝无好书，印刷亦非绝对地坏，错字亦并不甚多，如大达图书供应社所印行者，什九皆可读（启智所印者错字最多纸张亦劣），可读而不读者，大抵病其价太廉，恐便宜无好货耳。”“在武汉时，余曾见有以仿古体印刷之一折（不八扣）书，封面雅致，纸张洁白（并有用道林纸者），其中有《昭阳趣史》一种，原系禁书，为以前所不经见者，不知该书商由何处觅得原本，而将其刊行问世，书中遇有伤风化处，亦仿《世界文库》例将原文删略，并注明被略字数，所节略者尚有分寸，前后亦颇斗筍，是知其尚费一番心力，当未可以其价格廉而否定其价值也。”

这篇《从后方参考书荒说起》很有意思，“无论新书旧书其售价无不较战前高出数十倍，尤以参考书或工具书最足骇人，以前小偷对于此类物事皆以白眼视之，今则彼辈亦改变气质，雅好偷书，并有精到之鉴别力，盖据失书者奔走相告，谓所失以字典辞书为最多一事可以见也”。“犹忆仓皇西走时，只将日常放在衣袋中之世界寸半《英汉小字典》带出，其余皆不能顾及，今者大抵已沦为劫灰矣。”莲只先生埋怨称：“惟私人之不克带出实缘力量薄弱，而公共机关有充裕之时间，又有足够之人力与财力，而对其重要参考书亦靳然不顾，斯诚大不可解者矣。”莲只先生叹曰：“闻该校西迁时，此类重要书籍概行遗弃，所携者大抵为次要以及在后方可能购得之书，且其运书箱中并杂有私人之炊器与草纸之类，占去容积不少，殊足令人长太息也！”

莲只先生洋墨水喝了不少，不然《忆猎书家徐行可氏》用不到“猎书”这个词。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湖北藏书家中诸老辈大都作古，唯在武汉尚有一人可以一纪者，即徐恕行可先生是。徐氏卜居汉口法租界，藏书虽不多，而孤本秘本善本尚称不少。”下面这段太有意思了，莲只先生站在书贩的立场痛贬徐行可：“闻其日常生活，均以猎书为事。武汉旧书店老板，莫不熟识其人，唯对之均无好感。盖版本较为可贵者，多为其以低价购去，迨发觉时又不胜懊悔，以后凡经徐氏拣撮之书，唯恐上当，无不漫天开价，然徐氏又能揣知书贾心理，故弄玄虚，使贵贱颠倒其值，反影响其营业，故对徐氏终感无可如何。”“徐氏与黄侃季刚为儿女亲家，其疏狂孤傲，一如黄氏。”“在武汉我军撤守后，未闻徐氏走动，依余揣测，当时徐氏或以法租界可保安全，迨国际局势转变，又以年老力衰，不敢任长途跋涉之劳。犹有一最大原因，即为书本所累，不忍见历年心血，化为乌有耳。”莲只先生揣测徐氏不忍弃书而逃的原因，与当年揣测知堂老人的某些人何其相似乃尔。

藏书家对居住久了的城市别有一种感情，这样的情感于是产生了纪果庵的《白门买书记》、何挹彭的《东西两场访书记》、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莲只先生的《记武昌之旧书店区》。“余与武昌之旧书店区结缘最深，以求学于斯，服务于斯，而又卜居于斯也。在求学期间起，即养成逛旧书店之癖性，如隔一二日不去，即忽忽如有所失。虽每度光临，未必惠顾，有时甚至遭书贾之白眼，然兴趣仍未尝稍减也。”“武昌旧书店麝集之所，为察院坡与横街头。此二处相接若丁字，旧书店合计尚不足二十家，大大小小，错落其间。而势力最大，生意较盛者，多为湖南人所设者，如尚德、益善等数家是。”

莲只先生此篇细节多有，语气亦风趣，惜不能多录。

《怀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记袁守和先生事》两篇，回归了莲只先生的本业。“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过北平，前后只逗留四日。曾抽暇与同学某君前往参观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日虽在该馆参观达三小时，仅能作一鸟瞰式之巡礼，迄今已六七年，印象模糊，不可追忆矣。犹有一事至今不能忘怀者，即该馆在馆舍后部，尚设有读者餐堂一所，余与某君于参观完毕，亦曾前往尝试，二人四菜一汤，所费不过国币六角。价廉物美，对于读者便利不少，亦足纪也。”

有那么几年，因为出书的缘故我经常出入北海边的“北图”，读者餐堂早就关张了，要吃饭得去馆外找饭铺。

袁守和即袁同礼（1895—1965），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于图书馆事业有着杰出的贡献。邓云乡于《文化古城旧事》书里专有一篇讲袁同礼和北平图书馆：“我记不清我去过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是骑着车，到大门口下车，进去之后再上车，脚下用劲蹬一两下，车便像燕子一样，极轻盈地飞到西北角，那里是存车处……”没错，西北角是存自行车的地方，这几年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行文至此，希望有心人帮忙考查出来莲只先生的真名实姓。我在这先谢了。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