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二三年级，张爱玲便迈出了卖稿生涯第一步：“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附刊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这封信题为《第一封投稿信》刊在1944年12月初版《流言》第123页，作为《存稿》的配图。

原信没有标点，我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想来读者能够读懂一个九岁孩子的意思。我是对着原书原图抄录下来的，因此看见《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对于这封信的释文及所加标点，如“画画子”认成“书：子”，不禁骇笑。据我所见，引用这封投稿信的张爱玲研究者没有一位不漏抄或不抄错。我们的张学家们长于夸夸其谈的议论，于史料和史实方面简直一塌糊涂。

张爱玲是自由撰稿人里最出色最成功最纯粹的一位，她靠稿费养活了自己（同时滋润了无数读者），据说她去世后的遗产里包括三十几万美金。张爱玲的稿费生涯分几个阶段，本文想说的是第一阶段，大致是从1940年到1952年，重点落在张爱玲给杂志投稿的路径，也就是说张爱玲与杂志编辑的关系，是投稿还是约稿，双方相处得如何等等无关宏旨的小事。

张爱玲说：“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况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童言无忌》）

张爱玲多才多艺，自己的文章自己画插图

余斌对张爱玲卖文生涯第一阶段点评了八个字，“文坛登龙，杂志为径”（1993年12月海南出版社《张爱玲传》第81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搜集刊载有张爱玲作品的旧杂志正起劲，这八个字如雷贯耳，铭记于心。如今，第一阶段的杂志我只缺《二十世纪》（以余斌《张爱玲传》所列为基础，增加《太平洋周报》《太平》《语林》《新东方》等。（近年发现的初载张爱玲《谈画》的《淮海月刊》不算在内。）

下面简单地叙述一下张爱玲与这些杂志编辑先生的交往情况。这些杂志寒斋均有收存：《西风》《二十世纪》《紫罗兰》《万象》《杂志》《古今》《天地》《小天地》《太平洋周报》《太平》《飙》《语林》《苦竹》《新东方》《春秋》《大家》。

《西风》 1940年8月《西风》第48期刊出张爱玲的《天才梦》，列为《西风》三周年纪念“我的……”征文名誉奖第三名。36年之后，1976年，张爱玲对《西风》编辑先生大表不快之意：“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计较，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度，不得不提一声。”54年之后，1994年，张爱玲再度对《西风》编辑大表怨恨之意：“我写了这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气，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种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

《西风》编辑是黄嘉德（1908—1993）、黄嘉音（1913—1961）兄弟。张爱玲初出茅庐，锐气可嘉，可是数学和记性却不大好。明明《西风》征文字数要求是“五千字以内”，您却少看了个零；明明《天才梦》的字数是一千四百多字，您却说成了“四百九十多个”。果若当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落在文外，这锅黄氏兄弟可不堪重负。

接着上面“一塌糊涂”来捋，我很纳闷，怎么没有哪怕一位张学家来帮助张爱玲数数《天才梦》的实际字数呢？幸亏鄙人抢在一百年诞辰之际，一字一字地数了数《天才梦》的字数，证明张爱玲性格中“也嫌小气”的一面。

《二十世纪》 按照余斌《张爱玲传》所述，“她（张爱玲）最初卖的是洋文。头一个对她大加赏识，为她戴上‘天才’冠冕的，是一位洋人”。“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海出现了一份英文月刊，刊名《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是德国人，当过驻苏联记者，在美国的大学里教过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来到上海”。“一九四二年年底，梅奈特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Eileen Chang，她送来的是一篇万字长文，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配有十二幅作者本人所绘的发型、服饰插图。……梅奈特一见之下大为惊喜，很快将其刊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出版的《二十世纪》四卷一期上，并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誉作者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个天才就是张爱玲，而此文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更衣记》的底本。”

张爱玲于《二十世纪》发表的若干篇英文作品，由她自己操刀译成中文，分别发表于《古今》（《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天地》（《中国人的宗教》）、《太平洋周报》（《银宫就学记》）和《太平》（《借银灯》）。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张爱玲与梅奈特编辑相安无事，由此而英译中转发给那四个刊物的编辑也相安无事。

《天地》与张爱玲友爱自不必多说（连稿费都是优厚于别的杂志），另外三个刊物均疑似敷衍。我的额外收获是搞明白了《太平洋周报》和《太平》没来由地刊一篇张爱玲的影评的路径。余斌不知道《太平洋周报》和《太平》的存在，因此以为张爱玲径直将两文收入《流言》单行本里。张爱玲不会浪费才华也不会浪费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紫罗兰》 用今天的话来说，周瘦鹃的《紫罗兰》能够梅开二度，是周瘦鹃拉来了赞助商，实际情形是赞助商主动找上门来请周瘦鹃再度出山。这几位财大气粗的赞助商原是一期《紫罗兰》（1926年）的铁杆读者，钱多了想回报于文化事业。赞助商的任性，无意之中成就了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后张爱玲写作还是照常写作，但是不再自绘插图，《多少恨》即由丁聪代劳，这个小掌故丁聪从未说起过

具体的情形我试着还原一下。1943年4月二期《紫罗兰》创刊号面世之后，张爱玲买了并读了之后，感觉自己的稿子《沉香屑》投其所好地投给《紫罗兰》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乎张爱玲持“黄园主人岳渊老人”绍介函及稿子去拜访周瘦鹃（有材料说黄岳渊与张爱玲母亲黄逸梵是远亲）。

张爱玲很会跟周瘦鹃套近乎，“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本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她听了很兴奋，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学法国学画归来，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张爱玲这个小招数，使我想起自己对付岳父岳母的小招数，聊他们最爱听的“光荣史”，怎么打“小日本”，怎么进的北京，开国大典站在哪儿云云。

张爱玲的《沉香屑》于《紫罗兰》第二期连载至第六期，未等连载完毕，张爱玲就调转方向进攻《万象》和《杂志》去了。那年代不兴“签约作家”，来去自由。很快，长张爱玲25岁的周瘦鹃也许会庆幸，长张爱玲28岁的《万象》老板平襟亚领教过的对怼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万象》 《万象》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紫罗兰》，急于成名的张爱玲投奔《万象》自有她的全盘规划。现在的学者和读者多被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所误导，偏信了柯灵所言“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的话。事实上张爱玲先找的是《万象》老板平襟亚（秋翁），“记得一年前吧，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了一束原稿到‘万象书屋’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使她失望”。（秋翁《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载《海报》1944年8月18、19日。）(www.daowen.com)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写作于1984年，此时平襟亚（1892—1978）（另有一说1894—1980）已去世——就算没去世，也拦不住柯灵“贪天功为己有”。柯灵的谎言（我坚决不接受什么“记忆之误”）不止一处，“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盦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四，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柯灵既然看到了《沉香屑》又认识周瘦鹃，难道会漏掉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面的话》吗？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吧。自己明明是个编辑，几十年之后偏偏要冒充老板派头。那么请问为什么是平襟亚为了“一千元灰钿”和张爱玲翻了脸，而不是您？

善良的读者，你们在欣赏文情并茂的《遥寄张爱玲》时，务请多留一个心眼，而张学家们缺心眼，鄙人并无义务一一指出。

捎带手说一句，鉴于张爱玲在《西风》征文字数限制与《天才梦》实际字数双向的糟糕透顶的记性，在“一千元灰钿”事件上，我严重倾向并同情平襟亚。真可谓“前有张爱玲，后有柯灵”。害你最深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秋翁其冤乎哉！

《杂志》 按照作品的发表时间，张爱玲在《沉香屑》还在连载之时，即搞定了下家，第一个下家是《杂志》而非《万象》，前者领先了一个月。《杂志》自1943年7月10日（《茉莉香片》）至1945年6月（《创世纪》）两年里只有两期没有刊出张爱玲作品。如果算上张爱玲画画的扉页，算上专为张爱玲作品召开的座谈会，算上杂志社为张爱玲出版的处女作《传奇》单行本，《杂志》无一期缺失张爱玲的名字，相亲相爱到地老天荒。反观《万象》，老板平襟亚您至于么，为了区区一千元稿费气走张爱玲，太失算了，等于是将张爱玲拱手便宜了《杂志》。编辑柯灵呢，又想拉拢张爱玲为《万象》增光，又做不了主，又嫌《杂志》“背景不干不净”。更是出了一个馊主意：“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说这番话的柯灵还拿郑振铎“河清海晏”来背书。我真怀疑当时忙于抢救古籍善本的郑振铎有闲工夫留意张爱玲么。

《古今》 前面我写到了张爱玲将自己的两篇英文作品译成中文（不是简单地译，对原文有大的修改）交给了《古今》。周黎庵回忆里提到的是柳存仁介绍张爱玲文章给他的。周黎庵曾在《古今两年》里写道：“金雄白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上海的杂志有三个型，一是古今型，二是杂志型，三是万象型，其他的杂志都可以归纳到这三种型中去。”张爱玲于这三类型的刊物均有作品发表，均能够和平共处，唯独与《万象》翻了脸。

《天地》 《天地》的主编是苏青，张爱玲与苏青的关系用上海话来讲“交关好（邪气好）”。《天地》总出21期，有张爱玲作品的有15期。“爱张爱玲而丢了性命”的唐文标称：“乱世文物散失，一份《天地》，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已罕见全卷。”而寒斋却存有两份，上哪儿说理去。

《小天地》 周班公主编《小天地》，刊有张爱玲《散戏》《炎樱语录》《气短情长及其他》三篇，周班公于“《传奇》集评茶会”上说，“我最先看到张女士的文章是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上”，“《琉璃瓦》的原稿，我是看见过的，可是，我‘奉命’退还了”。周班公（1917—1998），陈子善称：“本拟拜访请益，却因路远事忙，拖了一段时间，待到真想成行，才知他已故去，不禁暗自后悔不迭。”

《太平洋周报》 我曾于报国寺书摊一次购得五十几期《太平洋周报》，只翻出一篇张爱玲的《银宫就学记》来，当时颇觉失望，怎么就一篇？现在才知道原委。金雄白说的“三型杂志”是概括之语，《太平洋周报》与《文友》《女声》应该算第四型吧。

《太平》 《太平》的编辑与发行归“太平书局”，而太平书局由柳雨生（柳存仁）主掌。柳雨生主编《风雨谈》没有刊登过张爱玲作品，我一直纳闷。《借银灯》经谁手给了《太平》，路径不详，只能猜测柳雨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飙》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同学办的小刊物。据张子静的回忆，他们向张爱玲约稿，张爱玲的回答是“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近来有一个想法，凡是有关旧人旧事的事过境迁的回忆，时间隔得越远其可信度越低。柯灵如是，张爱玲的亲弟弟张子静也如是，使用此类材料务请过一下脑子，脑子不用也会生锈。这类回忆往往因为没有第一手的实物在手边而说错话。譬如张子静说“当下即决定要在复刊的《紫罗兰》创刊号发表”。实际上，《沉香屑》首刊在《紫罗兰》第二期。连余斌也被张子静带沟里去了，称“《第一炉香》《第二炉香》随即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和第二期的显著位置上”。由于余斌未看过《紫罗兰》原刊，因此，所云“显著位置”自是想当然了；“复刊号”一词亦不够恰当。最要紧的问题是，《第一炉香》连载三期，《第二炉香》连载两期，总共连载五期（第二、三、四、五、六期）。鄙人如此不厌其烦地科普，总得有人说句谢谢吧。

《语林》 《语林》的大小厚薄和《小天地》一模一样。编者兼发行是钱公侠一个人，似乎是私人杂志。第一期刊出张爱玲中学老师汪宏声《记张爱玲》，第二期刊出张爱玲《不得不说的废话》和秋翁（平襟亚）《“一千元”的经过》及汪宏声《“灰钿”之声明》。钱公侠多事，将本已消停的“一千元灰钿”风波又给搅和起来了。也好，《语林》成为记载“平张风波”的唯一杂志。我是在没有看过《海报》之前早早就购买了《语林》，据此写出了《张爱玲为什么和〈万象〉闹翻？》，对“灰钿”做了一番解读。《语林》里有两首张爱玲的打油诗，不是啥新发现。

《苦竹》 《苦竹》乃胡兰成创办，因此刊载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自己的文章》，纯属“夫唱妇随”，无甚内幕可究，倒是顺藤摸瓜可以深考一下《苦竹》与《新东方》的眉来眼去。

《新东方》 《新东方》非常罕见，搜求民国刊物三十年，只碰到零星散册。《新东方》刊有张爱玲《存稿》《自己的文章》《鸿鸾禧》。编者称：“感谢胡兰成先生答应以后每期有文章写来，这一期就给了我们两篇。”“张爱玲先生且答应下期给我们一篇小说。”《新东方》先是在南京办公，后期迁到上海。迁到上海后从苏青《天地》那截胡过胡兰成的稿子。《新东方》报道过“卡廷惨案”新闻，事发之初即认定是苏联人干的。

《春秋》 《春秋》属于“万象型”。没有张爱玲的作品，“只有张爱玲写给某编辑的一封信”。这位“某编辑”即陈蝶衣，《万象》前主编，柯灵接的就是陈蝶衣的位置。陈蝶衣后来对张爱玲评价偏颇得可憎，什么“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什么“国难当头，未见共赴”。您一个五尺男儿勇赴戎机了么，仅仅写了几首歌词“尽其在我”而已，却偏偏要求张爱玲的文字与“国难”挂上钩，凭什么呀。

《大家》 我曾经于本报（《上海书评》）写过《〈大家〉与张爱玲友善》，本文不再赘述，到此终稿。

张爱玲诞辰一百年的时候，写了这些不算纪念的话。对于自己三十年来惨淡经营省吃俭用的“张爱玲初发刊”小摊，对于宽容自己肆无忌惮使用家庭生活费用的家人，算是有个交代。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四年上海《太平》画报目录页有张爱玲文章《借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