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了三个倡导幽默小品文风格的刊物：《论语》（1932至1949年）、《人间世》（1934至1935年）、《宇宙风》（1935至1947年）。林语堂开幽默风气之先，却非议满城，尤其是鲁迅，说过不少批评的话，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

在《从讽刺到幽默》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查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所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期刊部分”，《论语》鲁迅收藏了34期（内有若干期重复），《人间世》是全份42期，《宇宙风》仅5期（内有1期出版于鲁迅逝世之后）。

这三种杂志，《论语》挨鲁迅批评最多，虽然鲁迅给《论语》写了六七篇稿子；《宇宙风》鲁迅似乎“不予理会”；对于《人间世》，鲁迅的态度：“《人间世》我真不解何苦为此，大约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1934年5月10日致台静农）三种杂志，陶亢德均深度参与，通过鲁迅给陶亢德的十几通信，大致可以了解鲁迅以真幽默对付伪幽默的态度和技巧。

1933年10月23日鲁迅回复陶亢德的邀稿：“惠函谨悉。我并非全不赞成《论语》的态度，只是其中有一二位作者的作品，我看来有些无聊。……现在和《论语》关系尚不深，最好是不再漩进去，因为我其实不能幽默，动辄开罪于人，容易闹出麻烦，彼此都不便也。”

1934年5月18日鲁迅更明确地告诉陶亢德：“《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

幽默常常被当作“开玩笑”的同义词，实则两者大有不同，幽默往往表现在文字上，开玩笑则常常表现在谈吐上。生活里有的人开得起玩笑，多数人是开不起的。张爱玲写过这路人：“世钧觉得他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而且翠芝这人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你去逗着她玩，她不要认真起来才好。”（《半生缘》）

鲁迅半幽默半玩笑地嘲讽过多次邵洵美：“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登龙术拾遗》）“譬如吧，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拿来主义》）

邵洵美幽怨地说：“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是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一种什么作用呢？”在鲁迅和邵洵美的笔墨官司里，幽默和开玩笑似乎均用错了地方。

用错地方的幽默有如鲁迅所言“动辄开罪于人，容易闹出麻烦”。1934年3月29日鲁迅回复陶亢德信里有这么两段：“以肖像示青年，却滋笑柄，乞免之，幸甚幸甚。”“《论语》久未得见，但请先生勿促其见惠，因倘欲阅读，可自购致也。”看似很平常的话，却大可玩味。

第一段显示了鲁迅的先见之明，林语堂、陶亢德筹办《人间世》拟每期登作家像一幅，特向鲁迅请赐，鲁迅婉拒之。果然《人间世》第一期便闹出了“五十自寿诗”风波。第二段的意思很明确，“想读的话我自己会花钱去买”。(www.daowen.com)

陶亢德仍旧给鲁迅寄送《论语》，那时的邮递速度真快，两天后，4月1日鲁迅致陶亢德再度表明态度：“《论语》顷收到一本，是三十八期，即读一过。倘蒙谅其直言，则我以为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平，甚者且堕入油滑。……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小品文前途虑亦未必坦荡，然亦只能姑试之耳。”“照相仅有去年所摄者，倘为先生个人所需，而不用于刊物，当奉呈也。”

十几天之后，同样意思的话，鲁迅又幽了“幽默大师”林语堂一默：“弟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并‘非私人请托’，而有公诸读者之虑故。近来思想倒退，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又久不弄笔，实亦不符；而且示众以后，识者骤增，于逛马路，进饭馆之类，殊多不便。”（1934年4月15日致林语堂）

鲁迅不愿意将照片公开在刊物上，也不愿意在家里会客。1933年11月13日鲁迅致陶亢德信里称：“我在寓里不见客，此非他，因既见一客，后来势必至于非广见众客不可，将没有工夫偷懒也。”

黄萍荪所撰《雪夜访鲁迅翁记》乃向壁虚构之作，但是黄萍荪也说出了刊物编者的初衷：“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约稿乃其天职，特别是名家的。在这一方面，我有一股牛皮筋似的韧性，一而再，再而三（犹忆少年时谈恋爱还无此劲头），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概；故先生曰‘三蒙惠书，敬悉种种’。”（见1936年2月10日鲁迅致黄萍荪函）

陶亢德也具有牛皮筋似的韧性，尽管鲁迅看他不起，“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有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陶徐”即陶亢德、徐訏。

鲁迅是韧性的战斗，陶亢德是韧性的约稿，这相持的局面，倒使我想起另一位编辑苏伟贞的韧性：“哪一天邀到张爱玲的稿子，哪一天走人！”

《人间世》杂志设《作家访问记》栏目，想着是采访鲁迅，以鲁迅书斋为背景拍张照片，并与许广平、海婴来张全家福。这次攻坚战，林语堂派遣“陶徐”两员大将同时给鲁迅写信，“以求一逞”。鲁迅的回复真是妙极了：“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1934年5月25日致陶亢德。信后附言“徐訏先生均此不另”。）

鲁迅真是幽默高手，四两拨千斤，陶徐无功而返。徐訏更惨，“均此不另”，连鲁迅的墨宝也没得着一字。

鲁迅虽然不赞成《论语》和《人间世》的文风，但是帮忙给《论语》《人间世》介绍稿子还是非常热心的。1933年12月28日鲁迅给陶亢德写信：“附上稿子两种，是一个青年托我卖钱的，横览九洲，觉得于《论语》或尚可用，故不揣冒昧，寄上一试。犯忌之处，改亦不妨。”1934年4月16日，鲁迅给陶亢德写信：“有一个相识者持一卷文稿来，要我寻一发表之地，我觉得《人间世》或者相宜，顷已托书店直接寄去。究竟可用与否，自然是说不定的。”《人间世》倒是很给鲁迅面子，此“一卷文稿”于《人间世》连载了六期。提携青年作家，乃鲁迅一贯之主张。

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