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4月25日，《泰晤士报》刊登了关于中国“鸦片战争”的报道，《泰晤士报》首次称此次战争为“鸦片战争”。在报道中，提出了英国反对党格拉斯对鸦片战争的起因的断定，格拉斯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怀疑：“鸦片战争是不名誉的战争，我从未听说过还有哪场战争就其起因来说更不正义，英国政府不该给商人撑腰，以这样的方式攻打中国，就其进程而言更蓄意地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而英国陆军大臣马考莱则与他的观点截然相反：英国人的自由和生命受到威胁，英国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想表达一个热忱的愿望，希望这场非常正当的争端能够尽早而成功地解决。”

◎1840年4月，当时的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纽约前驱论坛报》发表言论：“谁是正义的一方？也许你们将惊诧于我的回答：英国！鸦片问题并非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起因是磕头和下跪！中国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命不凡激怒了英国人，中国人在广州销毁鸦片的行动，只不过是这场争端中的一个小事件。”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860年9月22日凌晨，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天津，逼近北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咸丰皇帝带领皇族成员及亲眷，包括怡亲王、郑亲王和肃顺，皇后和嫔妃，叶赫那拉和她的儿子，从圆明园东门出发前往热河行宫，队伍足足有5英里长。御林军、马车队和太监们前呼后拥，就像是要集体去野餐一样。”

◎1860年，八国联军闯进北京，圆明园遭到浩劫。1860年10月9日，英国随军记者报道：“英军总司令下令，要求上交所抢物品，并公开拍卖，拍卖所得归部队所有。所有人都允许按他们自己估计的价格占有他们已经拿走的物品。很多精美古董就这样以纯象征性的价格归个人所有。拍卖总额为22000英镑（折合白银不到10万两），而这笔财富的价值估计为61000英镑。拍卖所得作为奖金当场分发。”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864年7月19日，当太平天国在南京最终垮台的时候，戈登并不在场。因为又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杀戮和掠夺，南京被人们所铭记。那位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天王洪秀全，死于南京陷落之前的一个月，死于慢性毒药。曾国藩将军的弟弟曾国荃则负责最后的屠杀，在他的官方报告里这样描述：国荃传令闭城，分段搜杀。三日夜，火光不绝，毙贼10余万人。尸体堆积得把长江江面都堵塞了。十数月后，一位来到这一地区的旅行者描述这个杀人战场尸骨白似雪，野狗都很肥壮。”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1882年袁世凯到朝鲜后，中日两国便轮流坐庄，支持互相对立的汉城政治集团。1884年，朝鲜的激进分子发动了一次政变。策划政变的这些人得到了日本密探和前武士们所组成的精锐力量的协助，这些家伙全都假扮成朝鲜人。虽然此次政变未能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得逞，而且被袁世凯和他的中国军队所镇压，但有一个叫金玉均的政变首领，却逃到了日本，在那儿，他成了一只令袁世凯头痛不已的牛虻。”

◎1883年4月，张之洞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摸底考察，决心在山西全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但山西腐败落后，这场运动的开展就像是隔靴搔痒，没有任何成效。后来，随着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运动无疾而终。这名朝中的二品大员、坚定的禁烟者，此后没过多久，却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的扶植者。《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就此发表评论：“所有总督都在上奏章反对吸鸦片，张之洞表面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因为他自己也正在吸食鸦片。尤其是他在《劝学篇》中痛陈鸦片之害，却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事件发生后，8月3日，《泰晤士报》刊登了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为日本辩护的相关言论，他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实属合理合法的行为。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同样论调的文章。英国政府就此事件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方是有权利进行扣留或者击沉的。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1894年9月17日，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海战。《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已开入中国威海卫。李鸿章奋力迎战，结果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损失5艘舰，剩下的10艘舰也被日本人占领去了。这场战争的失利，已注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1894年12月20日，美国纽约《世界报》刊登了记者克里尔曼的通讯《旅顺屠杀》，记载的是这位记者亲眼目睹的惨状：“日军至少残杀了2000名无力抵抗之人，屠杀持续了4天，大街上每个角落都被抢掠一空，街道上遍布残缺不全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日军在一旁发笑，店铺店主被残酷杀害……”文中还详细描述了这次旅顺惨案的情景：“仅一条街面上就有227具尸体，至少有40人是手被反绑在背后枪杀的……日军踩着倒地抽搐的人们，到处抢掠被害人家中的财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顷刻间就死在钢刀之下。扫射街道、窜进民房，日军屠杀每一个他们见到的鲜活的生命……”

◎1895年2月17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号外当日发表了两篇主稿，其中一篇是“北洋舰队降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管驾刘步蟾以及统领张文宣自杀殉国”，另外一篇就是“占领宁海州”，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将战火从辽东半岛烧至山东半岛的罪行。

◎1895年2月19日，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威海卫中国军官殉国发表如下评论：“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大清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打败了，但他们宁战而死，不苟且偷生，是真正的英雄。丁提督在自杀殉国时还不忘为他的上司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

◎1895年5月9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号外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日清讲和条约的批准交换》，涉及的是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事，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1895年5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日本天皇归还辽东半岛的“诏敕”。

◎1895年，对于流产的广州起义，英文的《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一个以推翻满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革命团体于11月出现，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于是，这些勇士们组织好400只小渔船从香港出发，赴广东准备展开革命。但这个计划很快便被泄露了出去，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下令捉拿并处决了15名参与者，余党已潜逃。发动这次革命的领袖孙逸仙逃亡美国，之后抵达英国的伦敦。”

◎1897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率先对中国炮台发动攻击，随即陆军登陆，强占胶州湾。就德国强占山东的过程和事实，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进行了如下报道：“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三艘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它们分别是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亲自指挥的旗舰‘卡法瑟号’及‘威廉公主号’和‘阿哥娜号’。接下来，数百名德国水兵分成六个战斗分队，分三路登陆，攻击岸边的中国军队设的堡垒，但未遇抵抗。中国的旗帜被登陆的德军扯下，换上德军的旗帜。此时，三艘德国军舰鸣炮庆获胜利，并向德国军旗致敬。”

◎1897年12月10日，日本报道，日本外相在获知德国海军占领中国胶州的消息后，立即电示日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柏林和北京的使节，要求他们了解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德国人占领胶州是不是在德、法、俄之间并未达成谅解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第二，德国人是否打算永久占领中国的这部分领土，或者德方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图？第三，德国舰队是否将从胶州湾轻易地撤离，中国政府的反应如何？第四，德国人夺取胶州湾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1900年6月19日，德国的《前进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德国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也发表社论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率先发出侵略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中国人在欺辱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此时的清政府，在甲午之败后，纸老虎已被日本戳破，孱弱的国体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原先对中国的实力仅存的一点疑惑和顾忌也打消了。之前的虚张声势再也威慑不住那些贪婪的列强了，中国已是一只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被任由屠踏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民国城楼

◎1900年7月16日，英国《每日邮报》发表了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大使馆已经被攻占，欧洲人都战死沙场。这个消息在欧洲顿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个特约记者如同一个小说家，把现场描写得活灵活现，极为煽情。他写道：“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他们突破重围，奋力拼杀，虽然死伤严重，仍继续抵挡着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弹尽而亡。他们用牺牲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

◎1900年8月15日，北京失守。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见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慈禧太后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带着光绪皇帝在御林军的掩护下逃亡山西。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被解除了。大清国的首都，烟火四起，瞬间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对于一个曾一度自视颇高的泱泱大国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比鸦片战争失败更大的屈辱。傍晚，枪声停了下来，人们的鲜血流淌得遍地都是，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北京沦陷了。”

◎1900年8月17日，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致电《泰晤士报》：“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已完全被外国势力所控制了。到处都是烧杀抢夺。俄国和法国的旗帜飘扬在紫禁城的最好地段。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他们占据了一个宝库，那里面藏有50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慈禧太后和皇帝、端王等皇室成员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报》已于13日停刊。此地已无政府。”

◎1900年9月24日，莫理循致电《泰晤士报》：“由俄国人实施的对颐和园的有组织的洗劫已经结束。每件值钱的东西都被装走。”

◎1900年12月27日，莫理循在发给《泰晤士报》的电讯中，控诉德国侵略军对中国建筑和文明的肆意破坏。

◎德国柏林1900年12月29日电讯声称：“俄国与中国在长达数月的谈判后，中国政府已同意从今年10月起由沙俄临时占领亚瑟港。”

◎1900年12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法国海军上将在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的海南岛上升起了法国国旗。中国政府方面并未表示反对。”

◎190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电讯：“在莫理循博士的抗议书中谴责德国人的无耻行径，为了支付自己的军费而通过罚款手段对大清国大肆掠夺，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那些无辜的人统统进行处罚，为他们能够继续在中国掠夺和占领中国国土而寻找借口。”

◎法兰西学院院士、海军军官罗蒂在北京沦陷两个月后，在《费加罗报》上报道了他在中国北京的见闻：“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北京城的一切皆颓坍了，欧洲人的旗帜，飘扬在各处墙上。往昔最为庄严神圣的天坛，现在任由那些叫嚣着各种语言的外国兵骑着马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的香炉，原本是中国皇帝祭神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英国人当作烧瘟牛之处……”

◎1903年，英国任命荣赫鹏上校为“西藏边境事务行政官”，准备武装侵略西藏，英国《每日新闻》报公开质疑“进入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强烈指责荣赫鹏“打开西藏大门”是为了追求世界性声誉和光环。

◎英国荣赫鹏上校在公开自己的《荣赫鹏日记》中，展示了一些惨不忍睹的事实：1903年秋，由荣赫鹏率领一支近万人的英国武装使团集结在亚东与锡金的边境。到了次年的3月31日，英军在戛吾的曲眉仙角地方与藏军交火。藏军的正副指挥莱丁色和郎色林代本二人走出阵地准备和英军谈判。荣赫鹏竟于是顺水推舟说：既然要谈判，双方必须停火。藏军信以为真，竟然就这样老实地将土枪的火绳熄灭。这一决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英军佯装谈判，却暗地里派麦克唐纳从背后包抄，并架设机枪，对藏军形成三面包围。连英军22岁的机关枪兵指挥官哈多中尉在给亲人的信中都这样写道：“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一再命令尽可能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

◎1906年，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张之洞属下的湖北第八镇新军交火。英国《大陆报》的特派员丁格尔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新军的真正交火，他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这样写道：“在那段时间内，袁世凯的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主力正是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也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北方军队是由一批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的。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清政府愈无能，缺陷愈加明显。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创建的，他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队指挥和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1907年6月17日，东京记者电讯：“6月13日，日本军队在台湾与当地的军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夺取了又一战略要地。日军征服台湾的战斗进入重要关头，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次战役，日军伤亡人数已超250人。这块被占领的土地从未有外人涉足，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台湾人的抵抗已被摧垮。”

◎1908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电讯：“清国欲收回澳门，葡国派军舰遏阻。部分清国人已经大规模地进入澳门，局势十分严重，当地人不服葡萄牙的统治，大批出没于附近的清国军队已夺取了拱北海关，战斗迫在眉睫。”

◎1909年初夏，日本飞鹰号航空母舰协同一艘日本海关巡逻艇远航东沙，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就此报道：“清国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清政府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刊发了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的画像，并发表了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声明：“东沙和西沙是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驻华记者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出电报，描述这场起义对满清政府的巨大震动：“紫禁城里的人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清国危在旦夕，文武百官，忧心如焚。”武昌起义后，莫理循赴汉口采访，把最前沿的消息发回《泰晤士报》，向世界报道了起义后武汉的情况：“人民伤亡不多，但是财产的损失比较大。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结束清朝的统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关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英国的传教士丁格尔在他的文章《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这样说：“这次起义的准备过程极为秘密。我在汉口，但对起义的内幕消息却一无所知。起义爆发，我与其他外国人一样感到突然和震惊。我在前线采访时，发现革命军指挥部内人人都将热情倾注在自己所做的事上，没有人在浪费时间，革命军的士兵相当勇敢与乐观。虽然革命军在装备与训练上与清兵相差甚远，但他们士气高昂。清军的士气却十分消沉，清军军官为防止士兵倒戈，冲锋时排出了这样的阵式：来自河南等地的新军在前，满族士兵在后，河南新兵既不能放下武器，也不能后撤，只能根据命令向前冲锋。后来，汉口大火，民宅店铺化为灰烬，清军则在趁火打劫，对纵横街道的尸首弃之不理，或投入大火，以致交战结束后，城市里还弥漫着烧焦的人肉气味。”

◎1911年10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人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孙中山给英、美、俄银行家去信寻求革命资金。此时的清军队伍中，半数军兵已倒戈。规模不断扩大的革命党将通过全民选举产生总统。孙中山在争取总统职位，他可能已经从海外的金融家那里筹到发动全国起义的资金。目前，革命军节节胜利。”

◎1911年10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过去几次的反清运动是很反动的，尤其是激烈排外，矛头指向外国人。这次与以往大不同，革命领导人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尊重外国人的权益。在革命运动的中心城市，临时的国民政府还采取民主政治的雏形，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

◎1911年10月14日，纽约《商业财政纪事》周报报道：“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满清政权可能要垮台了。这次革命在中国重要的湖北省爆发，明显地经过领导人精心策划，当地军民都予以热烈支持。首府武昌陷落，汉口和汉阳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占领，至今还没有一个外国表示要阻止这场革命。”

◎1911年11月27日，清朝大臣端方被起义军新军杀害。英国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汉人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1911年12月1日，驻华记者端纳向澳大利亚《先驱报》发出电讯：“今天早晨，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大炮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像雨点般四处飞散，革命党人的伤亡并不严重，倒是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在消极地作战，绝望地挣扎。” 端纳所指的城市正是南京城，那座山就是紫金山。

◎1912年2月2日，《纽约时报》报道：“昨天袁世凯已令他的军队散发了传单，威胁说如若袁世凯少了一根头发，出了一丁点的状况，士兵们会杀掉所有应该负责的人。”

◎1924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对中国江浙战争的背景做了这样的介绍：“当下中国是战乱不休，当下中国麻烦事发生在上海。齐燮元将军想控制上海，他认为上海的军事长官必须由他任命，这使得他与卢永祥将军产生矛盾，因为卢永祥同样想控制上海。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在1923年后改称将军，后来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各大将军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显然阻碍着中国的统一。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国家。吴佩孚大帅统治着中部，就实力来说，是中国的最强者。孙中山统治南方，张作霖大帅统治着北方，各大统领之间的相互混战早已摒弃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年复一年的战乱。”

◎1924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随着上海一带战事的一触即发，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已有10艘军舰派驻港口，其中包括美国4艘、英国3艘、日本3艘，由英国的海军安德森将军任命外国联合舰队司令，在该城中心地带及周边地区巡逻。”

◎1924年，美国《时代》周刊以《和平》为小标题做了报道：“据说，金钱往往能使中国的一场内战停息。以此观点来看，上海的各大富商们从中周旋也许会促成战斗一触即发的军队之间达成协议。不过，成功的机会似乎不是很大。”

◎192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标题，报道了冯玉祥的“叛变”的故事：“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主将。东北王张作霖挥师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冯玉祥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负责指挥吴其余三分之一的军队。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京时，特邀请他的美国牧师盖利为之祈祷，祈求保佑尽快打败张。就在10月22日，这位基督将军竟背叛了吴，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先把曹锟软禁，要求他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复又从后面攻打吴。”

◎1925年，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报道：“1925年6月，一场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开始了。示威人群经过珠江边，与沙面岛仅隔一条狭窄水道。沙面岛上的外国人士见状万分惊恐，枕戈待旦。游行进行中，有人开了第一枪。中国人说，是英国人先向手无寸铁的示威人群开枪。英国人否认，他们坚称是中国人先开枪的，后又改口宣称，是苏俄阴谋家开的枪，意在挑起新的战争。”

◎1926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1926年年初，北平周边战事连连，最终导致所谓的基督将军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吴原先盘踞在汉口，后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大战，败下阵来，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张作霖是中国不容争议的头号大军阀。所以，各国政府原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由吴、张联手控制的。吴在汉口挫败，不得不领兵向西退入四川，张终于独自问鼎了。”

◎1928年，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在报道中写道：“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虽各大军阀都各自有着雄厚的实力，但相比之下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极具才能而有个性的人物。有机会接触过吴的外国人无一不感到惊叹，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比起其他的军阀来，他接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秀才。”

◎1928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震惊世界，鲁迅发表文章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发表评论称“三一八”惨案是“兽性”的“惊人惨案”。

◎1928年7月10日至12日，冯玉祥和阎锡山二人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各持己见，未能达成一致。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描述这件事：“冯玉祥在会议上表现出了对蒋和阎的不满，而在后来，冯玉祥对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怀恨在心。当阎锡山凭借他的势力在北京成立政治分会时，冯将军断然拒绝在其中任职。”

◎1928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用冯玉祥做了封面人物，并这样报道当时的北伐战局：“最近，中国北方最大的两座城市北京和天津相继被冯的军队攻占，但就在上周，为了证明其伟大之处，这位身材魁梧的元帅，大造声势地放弃征服者的位置，只在城外留驻很少一部分的获胜部队，自己则谦恭地撤回到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冯元帅有着伟大的理想，就是在一个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南京国民政府。他主动提供支持，他以及自己庞大的完全独立的军队均听命之，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攻占了北京和天津。”(www.daowen.com)

◎1929年10月12日到11月27日期间，张学良所统领的东北政府为了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采取武力接管中东路，导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战争”。到前线采访战事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和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被飞机轰炸成一片焦土。残酷的轰炸将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炸得粉碎。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这次军事冲突更恶化了中苏关系，使日本坐收渔利。”

◎1930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弗吉尼亚人和佛蒙特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形。高大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硬朗的北方人，看不起矮小秀气却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北方人。上周，中国又一场大规模的南征北战爆发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记者们观察到，此次内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实力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这四位强人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和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周刊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阎锡山和蒋介石都曾在日本学习军事。二人都是东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生。都出自殷实的家庭。两人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政治生涯。阎是一个中国的佛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

◎1931年7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内容是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当时，我和我的秘书一行人正往车站外面走，就在离出站口大约有15英尺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立马意识到，有人要射杀我，我赶紧把灰暗的、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混进人群当中，藏在一根柱子的后面。瞬间，整个车站很快被杀手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子弹从四面八方飞射过来，我的卫兵们开枪还击。大约5分钟之后，弥漫的烟雾才渐渐散去。据我的卫兵们反映，至少有4名刺客在开枪，可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之后，我们发现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已身负重伤，肚子、胳膊和臀部都中了枪弹。他的公文包和帽子等多处都弹痕累累。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可见这是策划周密的刺杀行动。我的个子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里也没有伤着，简直就是奇迹。”

◎张学良的外国顾问端纳在他撰写的《端纳传》中，这样写“九一八”前夕的紧张气氛：“我看到了日本准备行动的明确无误的信号，这个宿敌正在死死地盯着东三省，将用爪牙撕碎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事物。日本军方一旦找到进攻的借口，将立即入侵东北。”

◎1931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侵占东北的野心已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与蒋介石的主张是相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起到了直接作用。也许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也许是张学良元帅深知自己的军队没有把握打退日本，最终他命令自己的东北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记者鲍威尔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岛本少校的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随即，鲍威尔发回报道：“很明显，日军在伪造现场，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企图逃跑的时候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个位置点燃了炸药，炸毁了3根枕木和一段铁轨。现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3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说，那3个中国人是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就在那3个中国士兵倒卧的地方，居然没有一丁点的血迹，可见这里并不是他们死亡的第一现场！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

◎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其作品《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还写道：“‘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至中国东北的调查团团长李顿在所谓的现场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破绽：在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对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进行了仔细的查对后发现，一列时速50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的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0分钟内，竟然通过了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日本为了自圆其说，随即又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经过那节路段时，曾经的确感觉到了‘轻微的震动’”。

◎1931年9月21日中午，美国外交官詹森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去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我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证据，断定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已计划和预谋好的：到东北游历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当时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根据种种迹象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以麻痹中国人的警觉。据了解，日本军队相信这些行动都是有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大约在10天前，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给我发来电报说，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东三省。我也曾听说过此类的传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的局势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

◎1931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段铁轨。日本东关军指控是中国人搞的破坏。中国人坚称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和进攻迅疾而猛烈。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袭击沈阳，整座城市完全被占领了。在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将军的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693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24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与此同时，军队的军舰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先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直到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于中国。”

◎1931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对“九一八”事件做了报道：“最近一年内，世界上几个国家纷争不断，战事不断，与之相关的美国大使恰好都不在现场：去年10月份巴西爆发革命时，美国大使摩根正在度假；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推翻王位时，美国大使劳克林恰巧不在城里；危地马拉一周内爆发三次革命时，美国大使怀特豪斯也是在度假。上周，日本人攻占中国东北沈阳的那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则正在回国度假的轮船上。”

◎1931年10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在轰炸了满洲中国长官张学良设在锦州的军事指挥部之后，日本飞机低飞盘旋，撒下解释性传单。上面写道：日本皇军将全力清除支持张学良的力量以及他所任命的锦州政府，同时努力为民众赢得正义和更多的权利。皇军正采取果断手段摧毁他的老巢。”

◎1931年，美国《时代》周刊以《分离运动》为题报道：“已向国联承诺从满洲撤军的日本，上周撤离了部分士兵，但激动的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平息怒火。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抖动着他的白胡子，宣称日本军队对沈阳的军事占领已经结束，至于他的士兵为什么不撤走，他解释说，士兵暂且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

◎1931年10月，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随后，他致电《纽约时报》记者：“那些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军队的进攻是有预谋的，他们故意挑起事端，采取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婢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中国的满洲和内蒙古成为他们的殖民地。短短几日，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沈阳如同一座死城，大批的中国人已经逃离。”

◎1931年10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日本的外相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以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币原向中国政府和外国各报刊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日本政府已经下令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支持分离运动，可以肯定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认为，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日本的庄严气氛，如此的话，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日本都能够从中获利。”

◎1931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用蒋介石夫妇做了封面人物。内文中以《黄埔》为题报道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并列举出双方的作战人数以及作战装备等军事数据，这些数据差距悬殊。《时代》周刊还报道：“黄埔是中国造就军事人才的地方，很多赫赫有名的将才均出自黄埔，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之前威胁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日本人撵出中国。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其中，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这两位元帅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和蒋曾有过合作，倘若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抗衡，不仅如此，还有160万没有进过训练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虽然他们的战斗力不强，但绝对是一支足够震撼的队伍。”

◎1931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驻扎在中国的各个军事要塞和重要城市。其中15000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穿上了军装，准备上阵。这些人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中国的海军实在无法和日本相比拟，日本的总吨位达到798394吨，而中国整个海军（68艘）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悬殊如此之大，难怪日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倘若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

◎1933年12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报道蒋介石的调兵遣将：“七艘军舰连夜运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启程前去从海上全力攻打造反的军队。蒋委员长在上海的中国城，颁布了战时条令。声势浩荡的军用专列一趟趟地开往福建前线，蒋委员长下令从南京派出轰炸机直飞福建，在投掷炸弹的同时，飞机上还散发下传单：‘致十九路军的同志们！铲除冒牌的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就将你们一并消灭！蒋委员长’”

◎1933年12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向世界披露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现状和蒋介石1933年9月开始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在上周，蒋委员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异常严峻起来，对他的统治真正具有严重威胁的，是已经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控制着富饶的江西及周边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在这迫在眉睫之时，他已紧急公开购买多达1万张床位的医院设备，大量野战炮、战斗机、步枪、机枪等军火。此外，他分别悬赏8万大洋以取得中国共产党将领朱、毛二人的头颅，如果尸体完整赏金则为10万大洋。这两位家喻户晓的红军将领曾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蒋介石本人也亲自率领南京方面的30万大军，在该地区集结，准备开始围剿行动。他召集所有将领和参谋来到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在这个直接面对苏区的地方开会。委员长宣布，他可能会将剿赤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刘峙将军，令其立即赶往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投入战斗。”

◎1936年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标题是《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抵抗日本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全民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少帅公开出面，决定‘收复失地’，他开始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学良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行动，‘打回老家去’。显然，对共党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在最后，还报道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又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的第11天，美联社记者摩尔斯·J·哈里斯发回报道：“走过上海南京路，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他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推挤在一起的。道路两旁的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尸体被扯得支离破碎，大腿、胳膊等肉多的部分甚至消失，有的残肢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

◎1937年10月，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自己的日记，其中涉及南京的表述为：“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亲眼目睹了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后方医院，我的心如刀绞般地疼——尽管他们都强忍着伤痛，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1937年12月12日凌晨3点，国民党将军唐生智要求坚守南京，而蒋介石下达命令让部队撤退。由于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时的混乱，致使守军大部拥向已被日军封锁的长江。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这样报道：“随着夜幕来临，中国士兵溃不成军，纷纷丢下武器，全力渡江，由于船少人多，到后来竟到了几万人抢夺两三条渡船的地步。惊恐的船员拼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们用斧子乱砍抓住渡船和触板边上的士兵的手臂，当最后一条船也无影无踪后，士兵几乎疯狂地抱住或抓住铁轨枕木、木板、澡盆或是同附近人家夺来的木门，跳入江中。”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后，宋美龄在10月11日的《时代》周刊上发表电讯：“我在下达必要的命令挽救这些英雄的生命与对中国的忠诚之间，经受着折磨。”

◎1937年1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想乘车从南京到上海发稿，却遭到了日本方面的阻挠。最后，他凭借着自己的机警乘上了美国的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去上海，发出了如下报道：“在我登船之前，再一次的惨剧发生，200个中国男子在江边马路上被屠杀。扫射和刺杀只持续了10分钟。日本兵命令男人们在墙壁前排成一列，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地在中国人尸体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发现有生还的，就再补上一枪。”

◎1937年12月14日，西方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到了南京以东50公里的句容就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几经交涉之后，日本当局最后决定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的“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上了炮舰后，记者司迪尔立即以他擅长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将他亲眼看到的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的暴行抢先发回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当日该报的第一版就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司迪尔的这篇电讯报道，主题是《日军杀人盈万》，作为目击者，司迪尔真实地将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5英尺的悲惨场面公之于众。

◎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南京已是一片生灵涂炭，用‘地狱般的四天’来描述南京城‘围城’和‘陷落’的惨状最合适不过了。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血腥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数以万计的生命惨遭屠戮。我们一行人不得不从堆积高达5英尺的尸体上走过去。而这些堆积的尸体早已被经过城门的日军的卡车和炮车碾压过多遍了。神州萧条，生灵涂炭。”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的报道，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一词，日本侵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引起了世界舆论强烈、巨大的震动与反响。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便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大规模的抢劫、强奸妇女、屠杀平民、烧毁房屋、集体屠杀战俘与身体强壮的男子，把南京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南京的道路上尸骨累累，汽车经过时要先将尸体移开，才能通行。日本军队占领下关门之后，对守备队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士兵的尸体遍地成堆，高达6英尺。到15日深夜，日军还没有清扫街头，两三天中，军车来往频繁，从凌乱的尸体上频频碾过。”

◎1938年8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冒险驱车在汉口的主要街道检阅了8万名武汉市民，日本刺客很有可能潜伏其中。《芝加哥日报》记者A.T.斯蒂尔这样报道：“此次检阅是蒋介石在公共场合露面为数不多的一次，对民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拥挤的人群中有职员、劳工、学生，还有负责坐在敞篷车里的蒋介石夫妇二人安全的警察。”

◎1938年8、9月间，美国记者斯诺在汉口待了7个星期，他在《斯诺眼中的中国》中这样写道：“武汉的夏天本就很炎热，再加上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愿意和日本人一拼到底，只是没有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想去动员人民的人却受到重重阻挠。倘若武汉、长沙的城市居民和他们周围的两千万居民都被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武装，我认为日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攻克武汉的。有了适当的防卫和反击，武汉是守得住的。”

◎1938年，日本《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正刚报道：“我于1937年12月15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万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积如山，在尸山里蠕动着的人影，至少有100人以上，他们在日军刺刀的逼迫下转来转去地拖曳着尸体，丢向江流里去。作业完毕，这些苦力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这群人仰面朝天、翻身仆地、尽跌进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据在场作业的一个日本军官说：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20000人。”

◎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重庆上空，涂有血红圆盘标志的36架日机，在震天动地的声浪中盘旋。日机从容编组列阵，轮番向两江汇合处的半岛投放炸弹，战时的陪都重庆顷刻间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日本海军航空兵部在其第531号战斗简报中这样报道：“第一空袭部队乘着天气良好，对敌方的首都重庆实施了强烈的攻击，这也是本年度我军的第一次攻击。担任第二天空袭重庆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兵部继续向该报炫夸，第一空袭部队27架中型攻击机，穿过云雾和山顶之间，乘天色昏暗于20点30分再次对敌首都实施轰炸。”

◎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景象惨烈。英国《路透社》报道：“经过3个月的准备，日本陆海军决定轰炸重庆。中午1时17分，日机分两批各18架飞机侵入重庆上空，沿海、长江北岸呼啸轰炸。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瞬间陷于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白修德于1939年5月3日发回报道：“那一天，我和同事们一起，离开在其中待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就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轰鸣声，接着便看见了由27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像加拿大天鹅在春季从路易斯安那州飞向北方一样摆着漂亮的V形阵势，逐渐接近。我们登上一座山顶，那里的视野更开阔了。数百枚银光闪闪的燃烧弹倾斜在这个城市里，输电线被炸断，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街面上遍地积水。在没有灯光的夜，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全城肆虐的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整个重庆旧城被大火吞噬得狼狈不堪。”

◎1942年，美国海军部部长兴诺克斯在《告中国人民书》中说：“数周以来，贵国在长沙取得的伟大战绩，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所有的同盟国家共同的胜利，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2年，伦敦《泰晤士报》报道：“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自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就是中国的长沙大捷。”

◎1942年1月18日，长沙会战结束。美国罗斯福总统给予长沙会战很高的赞誉：“中国以劣势装备，对抗优越的敌人，此英勇奋战之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其他联合国军民，是难能可贵的好榜样。”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在当天发表社论：“此时的远东是阴霾密布，现只有长沙上空的云彩益见光耀夺目。”美国记者福尔门氏也做出了报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若中国军队的武装配备能与日军相等，那他们就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境外军事行动。缅甸失守后，英国《新闻纪事报》报道如下：“没有接受中国军队的援助，是我们最大的错误。依靠中国的军事援助，英军本来是可以挽救仰光乃至缅甸全境的。”

◎1942年3月的缅甸同古一战，中国第200师入缅军以仅9000人的队伍，竟抗击20000多日军达12天之久，使日本的军队遭受了南侵以来的第一次重创。同古的胜利，矫正了西方对中国军队以往的歧视和偏见。《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同古的命运如何，暂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顽强作战的经过，足以在中国军队的光荣册上增添新的一页。”

◎1942年3月2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社论指出：“缅甸之战，对日本是一个考验，足以转移日本之命运。”

◎中国入缅军队在缅取得仁安羌大捷，这场战役中，孙立人将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日军一个加强连队，还救出被困的7000多名英军和500多名美国随军人员。一时间，国外多家报纸都以《华军拯救缅甸盟军》《华军解救在缅被困英军》等标题，大力报道，国际舆论的焦点，从当时战事吃紧的澳大利亚一下转移到缅甸。《纽约时报》还发表文章称：“缅甸的战事，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之战’。”

◎英国媒体对仁安羌大捷中中国军队的支援赞赏有加，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中国派出有力援军向西挺进，打通与英军的联络，中国援军在此役中发挥出空前之抗战威力。”路透社也发表电讯称：“仁安羌一战，中国远征军给予英军极大援助。”

◎1942年4月2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远征军克复仁安羌，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这是缅甸自开战数周以来，盟军部队迎来的首次胜利，足以证明同盟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能产生巨大的效力。”

◎1942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当前战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缅边境有一条固若金汤的“巍然之长城”屹立不倒，而筑成这条长城的，正是那些久经战场的中国士兵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刚强不屈的勇气。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作战武器不佳，也没有空军协助，但对敌人毫无畏惧，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

◎《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中国军队在滇西的战斗时指出：“虽然现在的战局不足以判断中国能否再打一场长沙会战那样的胜仗，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中国军队正在以智慧和英勇的努力，以再造一个长沙战役。”

◎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报道缅北胡康河谷战役大捷：“倘若有的人怀疑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他一定没见识过中国军队在胡康河谷的战斗。”

◎美国《费城新闻报》这样评价中国军队：“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坚韧的和最不寻常的民族之一，他们不辞千辛万难，如钢铁般地为盟国维持着生命线。”

◎1944年，美国《纽约日报》发表评论：“湘西会战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东线战场的局部反攻亦由此展开，直到战争最后的胜利。”

◎1944年3月我驻印军取得缅北胡康河谷战役大捷，《纽约时报》于1944年3月19日发表评论称：“中国军队正在以他们特有的作战经历，向人们证明，只要他们有足够良好的作战武器、充足的给养和完善的供应，他们就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和最好的战士。”《纽约时报》甚至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军队表现出来的惊人能力，世界上绝对没有其他军队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他们是任何部队都难以战胜的。”

◎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开始，于6月7日结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参与作战的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区最高负责人冈村宁次策划的此次会战，使得大日本皇军已成为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而美国《纽约日报》也这样评论湘西会战：“1937年亚洲战争发生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以其与敌军同等武器在国内骁勇作战，在空军的协助配合下，具有优势装备的华军，现已粉碎日军进犯重庆东南250英里芷江美军基地之妄想，此一佳音，可看作是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标题为《民族统一》四个字。画面上的毛泽东抬头仰望，面带笑容。行文称：“毛泽东把中国划入了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版面，对整个欧美而言，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灾难。对共产主义，它是自苏联革命以来最大的胜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最终夺取政权统一中国，是个极大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