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描写：“1860年，咸丰皇帝继位的第10年，也是他的30岁生日，然而，这个时候的咸丰帝，面对江山，却没有一点心思去过生日。灾难，如巨浪般接踵而至，而他却再也无法应对。对宫墙之外发生的那些将要席卷一切的事件，叶赫那拉却一无所知，她也不知道，她即将成为一个逃亡的难民。因为她使咸丰皇帝纵欲过度，精疲力竭，就是她，使得皇帝面对外国的入侵而无能为力。总之，从1860年开始，叶赫那拉不得不忍受人们对她的名誉的攻击，咸丰对另外一个女人的迷恋也被栽到了她的头上，西方人没能力弄清她们之间的区别。”

◎作家劳恩斯维尔·魏德迈在《中国的门户开放》中这样描写光绪：“历史应该为光绪皇帝这位一流叛逆者留有一席之地。他宣布，一个人的可用与否不能以此人写一首诗的能力或此人书法的高妙为准，这使文人学士们从头凉到脚。这太过分了。文人学士们指出这位皇帝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也许会废除筷子剪掉辫子。”

◎美国作家何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不想让人以为光绪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他不是……如果他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就会躺倒在肮脏的地上又是蹬腿又是大叫，闹得简直沸反盈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光绪没有父母的约束，成天受太监和侍女们奉承，被惯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美国作家何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还写道：“园艺学家告诉我一件事，说明了皇上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即他冲动的性格和难以控制的脾气。他要几个小太监到他身边来，但大家当时都有别的事，没有及时来，只来了一个小太监。而当那个小太监跪下磕头时，皇上飞起一脚，重重地踢在他嘴上，踢破了他的嘴唇，小太监的鼻子也立马流血不止。”

◎美国作家何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还写道：“我们有一架老式的脚踏式爱迪生留声机，看上去十分像缝纫机。我们带大清的官员到实验室里来，让其中一人对着留声机说话，然后用留声机把他的话复述出来。大清的这些官员感到很稀奇，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来了，而且是带着银子前来的，他们要把留声机买下来，当作礼物敬献给皇上。这是清朝官员邀宠和升官的捷径。”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自1644年以来，没有哪个汉人被允许招募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哪个汉人军事指挥官会寿终正寝；他们全都是以虚构的大不敬的罪名被暗杀、被斩首、被赐死或者被蓄意谋杀。但到了1862年，在恭亲王的力荐之下，两宫太后将王朝的命运交到了曾国藩的手里，正是这个人，改变了她们对汉人的成见，将瓦解太平军叛乱的任务留给了他。这样，她们无意之间给了颠覆势力以可乘之机，而她们的先辈们早就警告过，这将会导致王朝的屈辱和崩溃。曾国藩本人当然不会和她们作对，但他的一位被保护人、狡诈绝顶的李鸿章将开始着手一项非凡的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他将成为王座背后真正的力量，而留下慈禧操纵一个日渐虚空的外壳。”

◎1875年1月9日，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慈禧应该对自八大臣受戮以来的滥刑负有责任。她是个聪明的女人，而慈安则是个温和的女人。”

◎1875年2月1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条极短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次日，这两家报纸继续关注中国的时局，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载湉已被选定为皇上的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他将来诞下的是一位皇子，皇位之争便会愈演愈烈。”报道中还说，传言皇后吞黄金自尽了，但无法核实。这时，年轻的同治皇帝驾崩刚一个月，尽管大清政府要竭力表现出形势的安好，但上述两大报纸随后还在头版同时刊发短消息：“因大统的继承问题，北京已爆发骚乱。”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倘若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死是一场巨大的阴谋的话，那最大的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因为他有最强烈的动机。同治已经阻碍亲王整整10年的光阴了。恭亲王的恼怒不止是同治，慈禧也在其中，因为她没有对她的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恭亲王的利益受到了牵涉。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有人是要下决心除掉同治以及他的皇后、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异母姐姐。当然，恭亲王是不会亲自动手的，他怕脏了自己的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利器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

◎1875年，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病得很厉害。几个月以来，皇太后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紫禁城外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评论同治的死：“据种种迹象表明，正是由于他母亲的诡计而加速了他的死亡。”而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则在其著作《中国：传统和变革》中这样写道：“据传，慈禧甚至怂恿同治过一种无节制的生活，这导致了他的死亡。”

◎1884年5月2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报道：“中国的前总理恭亲王奕自杀身亡。”报道中回顾了恭亲王坎坷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并声称，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每当谈起中美关系时，总会说：“恭亲王与我都认为……西华德借此来强调自己的权威性。不过在大洋的彼岸，当时刚过了52岁生日的恭亲王还活得好好的。”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记载：“1884年，李鸿章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在紧要关头，撤回了对恭亲王的支持，选择了支持醇亲王，眨眼间，他站在了死对头的一边。就这样，醇亲王兵不血刃地将李鸿章收归帐下。恭亲王首席大臣的位置被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占了去，外交事务则交由48岁的庆亲王奕劻处理。”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清朝皇帝选妃和侍寝的一些生活趣事：“皇帝的皇子一般15岁时就指婚，结婚。如果确立为皇储后，还要为他选太子妃。选立正式的太子妃前一年，宗人府要先为他选一位比他长一岁的宫女试用，皇子喜欢的话，这位宫女也可以立为太子妃。皇帝就寝时，床边安排有8名宫女侍候，还有16名从内务府传来的侍女在旁协助。她们的职责是保证皇帝在睡眠的过程中不受到任何的打扰。同时，他们自己更是不能有一点的动静，打喷嚏、咳嗽等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的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盛装出席，主持一场宫内大宴。这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一次大欢聚。”

◎美国作家何德兰在其著作《慈禧与光绪》中写道：“一位中国朋友很是神秘地来找我，说宫里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大事，原来皇上正在学习《路德福音》。”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著作《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889年3月4日，光绪亲政，这一年他17岁，同年，慈禧太后光荣退休。年过半百的皇太后表面上装得很豁达，表示自己厌倦了宫廷斗争和政治活动，回到颐和园去过一种简朴无争的生活了。并且作为引退的标志，她颁发了半打以上的诏书，感谢所有在她听政期间勤勉效力的人，活着的和死去的。有一篇谕旨，对我在中国期间的工作给予了赞扬，诰封三代一品封典。在外国人看来，没有比这更古怪的了，但从中国人的立场上讲，则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了。”

民国传教士

◎美国作家何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中这样写道：“光绪年间，清朝妃子的命运比起宫女来更为糟糕，因为她一进宫就再也没有离开的希望了。宫女的身份很尴尬，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人，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婢女，踏进了紫禁城的宫门，她们就远离了宫外喧闹、美丽而诱人的世界。她们被限制在了一平方英里砖铺的、由25英尺高30英尺厚的墙围绕的狭窄范围内。这里面只有一个不是父亲、不是兄弟、不是丈夫、不是朋友的孤独的男人，可这个男人她们可能根本连见也见不到一眼。”

◎美国传教士查尔斯·丹比在其作品《中国和中国人民》中这样写道：“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在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1888年，光绪已18虚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美国作家何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彼此有亲戚关系，一位亲王娶一位格格为妻是不被允许的，即使是一介平民，也不能娶他的堂表姊妹，这是规矩。可是既有规矩，就总有打破规矩的。当光绪的订婚期到来时，慈禧太后断然决定让这个她妹妹的儿子娶她弟弟的女儿。这是怎样的婚配？年轻的光绪皇帝从始至终都反对这一结合，想要另一个女子做妻子，但反抗是没有用的。慈禧太后出于种种考虑，一心一意要促成这门婚事，她不会让自己的计划受到阻挠。她颁发懿旨，叫老百姓在皇上大婚的晚上通通都闭不出户，因为要用红轿把新娘从她父亲的府上抬到宫里来。无论这件事情，还是其他事情，太后的意志是无人能改变的，她就是所有人的法律。”

◎1881年4月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慈安太后突然病倒了。不出几日，病势陡重，她死的时候才45岁，美国公使馆的报告称：“关于宫廷密谋的含糊暧昧的流言在北京城四处流传，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谣言，没有确凿的信息，不值得在此复述。”到了1910年，英国传记作者濮兰德和巴克斯对外宣称：“慈安太后生了一场突如其来而又神秘莫测的疾病。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并坦言直陈，正是慈禧造成了她的同僚的死亡。”

◎1894年，22岁的光绪皇帝，不得不面对大清帝国自1860年以来最糟糕的军事溃败。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了。这让本是千疮百孔的大清国更是雪上加霜，这是光绪的宿命。对于慈禧来说，这场战争却意味着又一场呼唤她出场的宫廷突发事件。对于大清国而言，她作为一个主宰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那些操持朝政国事的人，要么死掉了，要么被政敌赶下了台，在政治的旋涡当中，只有她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慈禧的宿命。”

◎1898年元旦，出现了日食现象，这在中国是不祥的征兆，也许是预示皇上有灾难要降临。作家何德兰的《慈禧与光绪》中写道：“那年夏天，光绪开始了他伟大的改革。到九月份，慈禧太后控制了国家事务，光绪被囚禁了起来，从此再未重登宝座……每天看守的人换过之后，连通小岛和陆地的吊桥就被扯起，使得皇上只能在他宫室兼监狱前的院子里漫步徘徊，或是他向康有为的最后一次呼救。光绪曾对康有为说道：‘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

◎1898年，恭亲王去世，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这样评价恭亲王：“恭亲王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地位不断下降，他也日益成为了一个大管家而已，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而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重要的平衡轮’。”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翁同龢给皇帝洗脑的结果，就是使得光绪在两位太后面前总是呆若木鸡。正进入青春期的光绪，对姨母的叛逆也是更加凸显，表面上看光绪和姨母的关系比较融洽，事实上光绪一直在暗暗较量着。也许正是这种紧张关系，使得他承受了长时间的遗精之苦。这对他的自尊是极大的侮辱。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极度紧张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1898年以后的医学报告显示，正是他的这种极度紧张使他变得阳痿，他既无法做爱也不能生下一个孩子。一位法国医生给他检查完身体之后断言说：这起因于一种肾病，清宫里的御医由于没人认识，所以也就无法及时有效地治疗，最终因为他的极度紧张而更加恶化。”

◎1898年6月15日，在一次由所有军机大臣参加的朝会上，翁同龢喋喋不休的反复告诫让皇帝很不高兴。最后，光绪皇帝不顾所有王公大臣的反对，断然解除了翁同龢的职务。然而，英国作家巴克斯和濮兰德在合著的《慈禧外传》一书中却坚决认为：“翁同龢是被太后解职的，因为他领着皇帝走上了维新之路。”

◎1898年6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收到了一封来自A.E.希普斯莱（赫德在天津海关的一位雇员）写的关于此次宫廷密谋的信。“1898年6月15日的诏书（翁同龢被革职）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希普斯莱在信中直言，这意味着皇帝要将身边的所有的反动分子一脚踢开。“当然，太后也得到了报告，她的反应是皇帝的施政手段已经将中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不能再将国事交由他处理了，所以她必须重新执政。我认为，这简直就是说要废黜皇帝。”

◎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第一次秘密召见袁世凯。关于此次召见，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自从在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从朝鲜仓促回国之后，袁世凯就被赋予了很大的使命，全面负责制订一项用西方技能和武器重新训练中国陆军的计划。这件事导致了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激进的维新分子，误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9岁的袁督军是个多面人，极度会伪装自己，特别善于讨人欢心。年轻的光绪更轻易就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他对自己是忠心的，时刻准备着用他的新军支持皇上的一切行动。两天之后，袁世凯得到圣旨，皇帝十分器重他，已经钦授他为兵部侍郎。”

◎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之争由来已久，1898年9月21日，清廷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政变，太后和皇帝的争斗，最终以皇帝失败而告终。1898年10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时任大英博物馆汉文藏书部助理道格思爵士写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遗孀皇太后》。在文中，道格思爵士认为，慈禧一贯的做法就是让所有与她持不同政见的敌人统统消失。道格思爵士还举例20年前同治皇帝的死与两宫太后的宫廷争斗有关，并列举其他几位皇族和官员的死亡事件，以证实凡与慈禧意见相左的人“都有可能消失”。(www.daowen.com)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898年9月18日凌晨，光绪在颐和园第二次秘密召见了袁世凯。这一回皇帝向他透露了一桩更大的秘密：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行他的维新计划，他已秘密会晤伊藤博文，并且打算征询这位日本政治家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接受特别顾问的职位，这样的安排可以解释为：将中国整个行政机器交给一个野心勃勃的外国人控制，有了皇帝的特别许可，他就可以在中国施行他曾经介绍到日本的那些改革措施。召见完毕之后，袁世凯带着他的卫兵，按照事先的安排，朝着庆王府走去。李鸿章也在庆亲王那里等着他。他把几分钟之前光绪透露给他的重大秘密全都告诉了李鸿章和庆亲王。”

◎美国作家何德兰在其作品《慈禧与光绪》中写道：“1899年，随着光绪被剥夺了皇位，许多诏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不久就将为端王的儿子所取代之意。外国公使们也表现出了对光绪皇帝的日子无多的担心，一再要求觐见。已被遭到幽禁的光绪皇帝身体状况十分不佳，但还是被带了出来，坐在宝座上朝见了各国使臣。但外交官的夫人们请求觐见时被拒绝了。因为皇太后正忙于国事，不能分身。那些舞刀的义和团员们正在认真地考虑朝廷是否要跟拳民们合成一气，把所有的洋人和洋货都赶出中国。”

◎美国作家和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写道：“1900年，百日维新垮台，李鸿章是真正的胜利者。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在政府中的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凭借他在太后心中的地位，就更容易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树立死敌，也就是那些铁帽子们（铁帽子是对清代世袭的王爵的俗称）。李鸿章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身价就会陡然上涨，以往也一直是这样的，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总会顺其自然地敲诈，这在他手上几乎上升为一门艺术。”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1900年6月9日夜里11点，大沽口外，八国联军侵华首领西摩尔将军根据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发来的密报，立刻展开了行动。西摩尔将军通知其他舰队的司令，率领军队到北京和他一起行动。第二天清晨，晚清海关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忧心忡忡地致电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向他说明了目前严峻的事态，并要求他作为太后最年长也最信任的顾问，禀明太后：和义和团之间的勾勾搭搭是一项危险的政策。也就在这一天，端郡王竟一反常态地对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指控，而这一政策实际上正是他与没有骨气的庆亲王联合执行的。这证实了窦纳乐爵士的猜想：庆亲王这回甚至连他自己的衙门也无权过问了。”

◎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文中这样写道：“袁世凯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的官员因怕得罪清廷而在一旁犹豫着，妄图等待时机。袁自知机会难得，勇敢地向前迈进，直到大清国上下除了慈禧太后之后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他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整个大清帝国几乎将要听他的指挥了。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清廷政府需要他率领军队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1909年1月8日，《纽约时报》独家采访了康有为，刊登了一篇惊人的社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躲避追捕逃出京城，他透露袁世凯已经被罢免高等职位。原因是他在前皇帝的死亡中有脱不了的干系，袁世凯可能会因此而被审判。”

◎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发表言论说：“中国过快的政治改革将可能失控，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也许摄政王已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所以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大清国引入代议制，不仅保守派的官员们急切不安，就连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此前，日本人伊藤博文也有预料：清国政府过快的政改将导致帝国的颠覆，民众叛乱将在3年内发生。”

◎1911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记者已经掌握了一项重要的证据，该证据恰与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有直接的关系，证据表明，革命事件并非偶然爆发，而是在过去三至四年里，在孙逸仙的组织和领导下，一批最精明的最勇敢的清国进步人士秘密组成革命团体，经他们精心策划和秘密组织才取得今天的结果。这项证据具有权威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1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报道：“武昌起义的爆发，对满清皇室更是沉重的一击。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清廷不得不下旨，军队一切事务均由袁一人调配，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在平乱的过程中，袁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类似事件只在曾国藩时期发生过，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同时，皇室宗亲也开始吐出囤积的财产，隆裕太后从她个人的金库中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1911年11月，袁世凯应召回京，《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报道：“袁世凯，皇位的觊觎者，抵达3年前自己被罢官的北京。今天，他在2000名士兵的护卫下回京，并受到了清廷的隆重接待。人们井然有序地站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他的到来。袁世凯身体很硬朗，丝毫看不出有足疾的样子，之前关于他身体状况不佳的报道，现在看来不过是他一再推迟应满清政府之邀不肯出山回到北京的借口。政府为了欢迎他的到来，还特此发布公告。”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样评价袁世凯：“没有人能比他更适合充当满清皇室和汉人之间的调停人了，他是当下最受中国民众信任的代表人物。”

◎1911年12月6日，摄政王载沣辞职。《纽约时报》就这件事做了报道：“皇太后今天颁发了一道懿旨，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由内阁的成员签字。懿旨中说，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摄政王觉得有失皇室的器重，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政府权衡之后，决定他的辞职被接受。辞官之后的摄政王每年仍将从国库中得到一笔总数为5万两（大约3万美元）的补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应邀参加了总统就职仪式，并将这一历史时刻的重大新闻通报全世界。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端纳就接到了孙中山的一份专电，邀请他起草共和政府宣言。几天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华民国要说的话。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泰晤士报》发出了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最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1912年2月2日，《纽约时报》报道：“昨天，袁世凯的军队散发了传单，威胁说倘若袁少了一根头发，士兵们将杀死那些该负责的人。”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悲观地宣称：“民主共和制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普遍都不认识字，他们的封建迷信和地方偏见以及不了解自治的原则，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如果没有由世袭的统治者提供这种基础的话。”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1914年，也就是清廷垮台的第四个年头，英国传记作者濮兰德和巴克斯，声称发现了慈禧决意要除掉慈安的证据。据他们所说，这一阴谋是通过下过毒的糕饼来完成的。他们说，慈禧之所以下毒手，是因为慈安发现了慈禧与一个男演员在床上。这种说法简直是太荒谬了，不仅是它气味难闻，更主要的是，慈禧当时有病在身。直到两年多之后，她才逐渐好转起来。”

◎1915年1月18日，在中国收回山东占领权的当晚，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无礼地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并将一份威胁的文件留了下来。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就此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把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一一陈列了出来，并在电稿中声明，亚洲将重燃战火。电文中还提到：“日本向中国索要的种种权力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1915年1月19日晚，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来到莫理循的寓所——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端纳获取到了他一直最为关注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端纳第一时间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发给《泰晤士报》，报纸一出，舆论哗然。正在日本留学的爱国人士李大钊，立即发出了《告全国父老书》，呼吁抵制《二十一条》。

◎1915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发出电稿，通报了北京的抗议活动：“北京到处涌现着激昂的学生，他们气势磅礴，大声疾呼着，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1923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苏联《真理报》的密切关注，他们先后派出维金斯基和马林这两名记者，前往中国考察和报道中国革命。考察工作结束后不久，《真理报》报道了国民党的局势和发展情况，并指出：“在中国南方革命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共产党无疑将成长壮大。”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而此时，孙中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我们从美英法和其他国家获得援助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只有苏俄。”

◎1923年10月15日，美国《时代》周刊再次对中国的时局进行了报道，标题为《新总统》，内容是：“东方的快速令西方世界都难以置信。中国再次召开议会选举新总统。北京城热闹非凡，士兵们昼夜巡逻，人民充满期待。最终，直隶督军曹锟将军被选举为新的大总统，他以多出当选最低票数50票胜出。有报纸称，曹锟将军涉嫌贿选，每位向他投票的议员受贿5000大洋。”

◎1925年，《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报道：“1925年，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过世前，已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对此莫斯科向他派出一大批俄国顾问。苏联正尝试孕育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于是那些在广州的俄国人将中国人对五卅惨案的仇恨扇成熊熊烈火。香港也受到严重的抵制，各阶层愤怒的中国人弃岛而去，导致了贸易和航运的瘫痪。数十万中国人离弃了他们的英国雇主，香港经济遭受重创，皇家殖民地政府不得不从英国财政部调来数百万英镑，以应燃眉之急。”

◎1927年，北伐大军逼近北平、天津，身份特殊的溥仪重新浮出水面，接受记者采访。1927年7月4日，美国《时代》周刊以《谦恭的皇帝》为题发表社论：“被废黜的中国末代皇帝、谦恭的青年溥仪沉寂了数月之后，第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今天的中国，除了政局动荡、战争、背叛、勾结、贿赂，人民除了忍受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太多腐败将军所致。他们到处都有，进攻、撤退、再进攻，不是为了国家，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享受，它是最劳神的差事。一个好皇帝要为百姓着想，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如臣民的慈父一般。我的能力尚不能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在国难当前，一定会有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1931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日本为溥仪先生和他的众多随从在天津的日租界安排了豪华的住宅，还为他们提供充裕的津贴，让他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的某一部分被分离出来，扶植他成为傀儡皇帝的日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侵略了。”

◎1934年3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文章，文章中流露出了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生软弱无能，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

◎1934年3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到上周，工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皇冠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和兰花。龙袍上镶嵌着宝石、绣着朱雀。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登基庆典故应从日出进行至中午。溥仪将穿着龙袍，先朝他的列祖列宗的画像跪拜，然后是接受满洲人的朝拜。整个仪式中乐队是少不了的，乐师们将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颜色鲜艳。他们将在演奏中使用48面鼓、48张锣，用玉锤敲打8根长长的硬木板，24支唢呐高亢入云。”

◎1934年3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只有28岁的溥仪，但他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有2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而她的外甥37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原因是他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摆脱满洲那些老朽们的欺压。1908年11月14日，据说慈禧太后派遣两个侍卫潜进光绪的房间，秘密将他杀死。随后，太后挑选了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小溥仪2岁被推上清朝皇位，他头戴皇冠，是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宣统皇帝的父王淳亲王成为摄政王。溥仪6岁时，广州地区的革命党人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大清朝覆灭，宣统皇帝被废黜。溥仪继续留住在紫禁城，由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1917年，溥仪再度穿上龙袍，成为了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溥仪加冕。没过几天，段祺瑞总理在日本的资助下，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段祺瑞只用了30分钟的时间，即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驻军代表今井武夫上校自豪地对外宣称：“到处都是太阳旗！北平城已经没有一个中国兵在守卫和保护它了。”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今井武夫上校的发言，并补充说：“众多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家都纷纷拥入到了日本军队的特种服务团，当日本在华北组织‘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当上未来的内阁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