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5日，美国《生活》周刊杂志报道了驻华记者斯诺，几个月前在战火纷飞中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到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们和他们的士兵。《生活》周刊还给这篇文章起了这样一个响亮的标题——《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这期《生活》周刊还配发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文章，文章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劣势装备对付蒋介石委员长的优势装备。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的。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非常的智慧和果敢，精通用兵之道，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现在，他的新首都定在中国西北的保安。”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美驻华记者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在一次日军召开的记者会上，他大声质问：“日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个个尖锐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气得咬牙切齿，最后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经这样报道白求恩：“从白求恩所留的发型以及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的。我给他照过一张像，照片中他目光凝视，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与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很是相似，使人以为他也许就是在那部史诗般的俄国影片中扮演列宁的演员。在我看来，这张照片拍得很成功，是他在中国拍的最好的一张。后来，尽管他也陆陆续续拍过一些照片，但他看上去面容消瘦、憔悴，像老了20岁。”

◎《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38年的中国：“1938年初春，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秘密合作。虽国民政府以及中央各部都已迁往重庆，但蒋委员长和总部还都在汉口。周恩来不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硝烟弥漫的汉口仍然每天遭受着飞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残存的空军与苏联、意大利和美国的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保护着这个城市，汉口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它是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1938年，毛泽东在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表达了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感激：“当我们正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发生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后，《芝加哥新闻报》驻华记者以《胜利的圣地》为题报道了这一战役：“台儿庄一战，遗下的日军钢盔满地都是，可以证明日军伤亡惨重。中国军队争相收集这种钢盔作为纪念。另有一只钢桶上写着‘内有毒气，切勿打破’，这是日军曾用毒气的铁证。”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西方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和评论。美国《华盛顿星报》评论：“中国军队在山东方面的胜利，打碎了日本40年来军事胜利的纪录，是欧战后军事史上又一伟绩！”《华盛顿日报》评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所取得的胜利，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要比日军在华作战的诸次胜利都尤为伟大，如今，日军作战不失败的信念已动摇。”英国《泰晤士报》也不得不发表社论：“最初，英军事当局对中国军队获胜的消息还尚不确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的心理正逐渐有所转变，都认为中国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中国1938年的武汉会战发表公开评价：“之前，中国军队虽奋勇杀敌，但节节败退，士兵们垂头丧气。武汉会战虽小，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一些美国军事观察员们说，一直以来，中国北方的军队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如今看，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一名年近六旬的北方将军，他体型肥胖，以至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战略高地。他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后，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移动一步。他就像一尊勃然大怒的弥勒佛一样站在那里，一直到中国军队安全撤退，他才又在卫士的帮助下离开那座山头，再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

◎1938年1月，美国的一家电台这样评述美国作家赛珍珠：“她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刚刚被日本军队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十分的悲痛。她创作的《大地》等以中国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赢得了很高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这显然与中国抗战爆发、世界关注中国是分不开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将一直活跃在援助中国的活动中。”

◎1938年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记者发表了访问蒋介石的采访手记，在采访手记中，他这样叙述：“几天以前，蒋委员长告诉我，朱德将军一直是他很敬佩的指挥官，他们之间的关系甚好。他认为朱德是八路军里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这样描述1939年的重庆：“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重庆这两天连续遭到日军的强烈轰炸，虽然重庆百姓对于这样的轰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日本不断升级的轰炸行动，却是暴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939年夏，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将其在一家中国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演绎，这则报道原本讲的是一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日本人，然后逃走了。经过白修德的演绎，变成了蔡金花是中国一个游击队的首领，领导一支巾帼英雄队伍与侵略者斗智斗勇。多家国外报刊将这个故事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同时，都配发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的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一时间，大街小巷里开始流传“双枪金花小姐”的事迹。

◎1940年7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一篇有关日本侵华三周年的报道中这样描述：“蒋介石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蒋介石那柔弱的神采飞扬的贤妻（即指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

◎1941年4月18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如是我观》一文，该文引起了全美的轰动。文中这样写道：“在过去3个月里，中国民众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却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团结一致拿起武器对抗敌人。到了今日，中国抗击外敌快有5年之久了。西方人必须改变他们对东方的观念，不应当再有谁是优秀谁是低劣的思想存在，应当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大家应携手往崇高的理想迈进。我们中国的精神力量，会使我们度过最恶劣、最艰辛的岁月，希望西方各国能够了解这种精神力量的价值。”

◎1940年10月19日，皖南事变发生，记者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一书中这样描述皖南事变：“对于皖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是最先知道的，是新四军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告诉我的。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意已久的，这件事很可能意味着国共战事全面恢复，中国的抗日力量全面崩溃。报道一传播开来，我和同行记者们都致电询问，伦敦和华盛顿也要求立刻做出报道。然而重庆政府却坚决否认曾发生过任何事件，而且再次撤销我的记者特权。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坚持要《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他的一则谈话，诬蔑我的报道纯属捏造。他竟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军队。而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们证实新四军事件（皖南事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向伦敦报告说，国民党已经准备对延安大举进攻了。这时蒋介石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发生了事件，但却声称是新四军袭击了他的部队。此事发生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暗示，如果内战重开，重庆就别再指望从华盛顿那儿得到丝毫的财政帮助。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对蒋介石的战时支援将取决于蒋能否在联合抗日方面保持某种团结。”

◎1940年，皖南事变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太平洋邮报》的一把手马歇尔·菲尔德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海明威，请他去中国报道此事。1941年5月，海明威夫妇抵达重庆。半个月后，蒋介石以私宴的形式会见了海明威，宋美龄担任翻译。在交谈中，蒋介石向海明威夫妇说：“共产党人是精明的宣传家，但没有什么战斗力，中共没有军事实力，政府也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去对付他们。中共在美国的大肆宣传，使得美国相信中共是抗战所不可少的，相反，中共正在妨碍中国的军队。”后来海明威的太太玛莎·盖尔荷恩这样评价这次会晤：“蒋介石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做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我看得出，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1941年5月，在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1937年随丈夫来到中国，加入中国抗日战争的行列）的带领下，海明威夫妇见到了周恩来，他们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回到美国，在向美国情报官员报告时，海明威的太太玛莎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很伪善的家伙，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的，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而海明威在致摩根的公开信中则这样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成功地使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了共产党人的立场。”

◎记者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这样称赞新四军：“他们最大的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中国，亲眼见到了日本人惨无人道的行径，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后，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那些脑浆迸裂的可怜的婴孩以哪种方式复仇。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时间9日凌晨4时，蒋介石获悉日本突袭珍珠港，第二天，蒋介石发布对日战书，宣告正式对日宣战：“数几年来，中国不顾一切浴血奋战，其目的不仅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有涉及中、日之间的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随即针对此事发表社论：“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盟友而庆幸，它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有了这位朋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www.daowen.com)

◎1942年，旅居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给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的信中这样写道：“人越在这里待下去，失落感就越来越强，变得狼狈不堪。在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敢背后，我看到的还有国民政府的腐败、贪污、阴谋、怯懦、荒唐的管理、官员的贪婪，而且这些还在燃烧，还在蔓延。作为一个记者，我暂不能说出所了解的全部真相，因为这会伤害这个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民族；而或许到了明天，人们却又不会再对我掌握的真相感兴趣。不管怎样，希望这不是真的。”

◎1942年河南发生大旱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灾民人数达500多万，其中有300万人饿死。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同前往现场采访，随后他在报道中这样描述：“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现在已不再相信，但是，我随即记下的笔记和拍下的照片证明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事实。到处是死人。我离开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一具年轻女尸，躺在雪地上，已经死了一两天了，头盖骨已经干瘪。沿途的狗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它们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有些尸体已被啃得只剩下一半。为什么政府不采取赈灾措施？”

◎1942年河南大旱灾后，1943年，中央政府拨款2亿元救灾，然而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了解，救灾款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白修德毅然去见蒋介石。后来，白修德这样描述这次见面：“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面无表情，冷若冰霜。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对我讲述的事情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和土匪一样，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真的是这样。他逐渐开始相信我。”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透过实况广播进行演讲，美国众多媒体对她从美貌、措辞到智慧与勇气各个方面进行了报道。美国著名时尚杂志《Vogue》这样报道：“她（宋美龄）的手势、她的声音以及她眼中所闪烁的光芒，使众议员们如痴如醉，一个娇小的东方女性政治家站在台上，她像一把钢剑，纤瘦、美丽，又果敢。她的心思正视目标、盘算进攻，而出手搏击。”《纽约前锋论坛报》则在一篇社评中说：“她在战时表现出的勇敢、智慧、尊严还有她的可爱，赢得全美国尤其是女性的敬佩和崇拜。我要声明的是，蒋夫人的尊严特质，使她无怨无求，只盼望世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贾安娜则这样描述宋美龄：“宋美龄是个光彩夺目的人，有着东方的气质和西方的谈吐，但是宋美龄很专横。在茶楼喝茶时，宋美龄毫无顾忌地抽起了烟，面对墙上告示上写的‘我们不吸烟’的号召，宋美龄无所谓地回答，‘那是对民众说的’。”1943年3月1日，宋美龄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1943年3月底，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的一篇文章，白修德在文中报道了中国河南灾荒带来的饥饿以及国民政府赈灾中的不力和腐败。随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和访问过延安的毕恩来等人也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政权。

◎1943年5月19日，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一文。她在文章中指出：“蒋介石仍被视为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逐渐丧失民心。他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完全取决于国民党及其内部核心的改组。史沫特莱回美后，此时也改变了抗战初期对宋美龄的好感。”

◎1943年8月，美国《读者文摘》发表了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的文章，报道了在昆明的美国军人对中国军界的不满和失望，表述如下：“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此时起蒋介石的神话破灭了。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就是从1943年这一年开始的。”

◎1943年7月，美国陆军上将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留过洋，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倘若有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害怕人民对他有质疑，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是很愚蠢的行为，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其实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1944年6月25日，美国陆军上将史迪威在他的《约瑟夫·史迪威日记》中这样表述：“我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竟然没有与何应钦商量‘茶碟计划’。既然军政部长都不知道，那么军政部里就更没人会知道此计划了。那么，‘花生米’与谁商量呢？同厨师，或是他的伙伴？这个狂傲的家伙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史迪威习惯将自己喜欢的人称为桃子或甜桃，比如他的妻儿，而将自己厌恶的人称为花生米，史迪威看不惯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所以给了他这个外号。）

◎1944年10月31日，著名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独家报道——关于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的内幕，文章称：“这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美国政府屈从蒋介石的意志召回史迪威，另派一位美国将军去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实际上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此报道一经传播，立即在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战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发出的电文是：“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史迪威出席了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随后又在琉球群岛上亲自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然而，在他想再次访问中国探访老友时，却遭蒋介石拒绝。对此，史迪威这样表述：“蒋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是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中国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到那里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正式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美国《时代》周刊要求白修德就此连续两期对太平洋战争的两位英雄做封面报道，第一位是麦克阿瑟，第二位是蒋介石。白修德在电报中公开回复：“《时代》周刊只有如实反映中国的战局和披露正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才导致内战不可避免的事实，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统治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极其错误的。蒋介石虽说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可是，倘若时代公司采取不加质疑、不讲条件地一味支持蒋介石的策略，则是对千千万万读者的背叛和对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欺骗。我希望《时代》周刊能够公正审慎地选择事实进行报道，并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全面看待这个悲剧事件。否则，非真实的报道是对我们记者的不尊重，如此我们只能辞去职务回国。”

◎1947年12月初，中国共产党包围沈阳，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威廉·格雷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此时此刻，沈阳的气温已达到了零下，四周都是白茫茫的积雪，河流都已结冰。寒风穿透棉衣，让人瑟瑟发抖。1946年2月，我在沈阳看到俄国人在这里劫走工业设备，而现在，天气虽冷，百姓们却还有笑容。没有人对前途怀有信心，其中一些人还怀念着1932年到1945年间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美好日子’。有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我不知道明年春天会是什么样子，还能不能待在这里。共产党第六次攻势取得了胜利，他们实现了目标，赢得了战事的主动权。’”

◎1946年，由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共同书写的批评蒋介石政权的《中国的惊雷》在美国正式出版，书中这样写道：“开始我尊重他，之后我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

◎1947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驻南京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人认为魏德迈（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任务不过是为马歇尔早就制定的政策盖个橡皮图章罢了。魏德迈前脚刚一离开中国，一些国民党元老就和蒋介石一起开会，他们拍着胸膛、声泪俱下呼喊，倘若没有美国政府的帮助，而俄国对中共的援助又与日俱增，国民政府怎么办？有人提出万不得已的办法：派中国的老政治家陈立夫去莫斯科，与苏联恢复旧好。”

◎1947年9月，《大公报》发表社论：“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的外交态度充满了傲慢、偏见与蔑视。”这种态度似乎至今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1947年12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华盛顿招待记者发表公开讲话后，《纽约时报》就扭曲了他的政见，发表社论说：“冯玉祥在会议上表示主张美国监督援华以及组织反共联合政府。”当相关人士就此询问冯玉祥时，冯玉祥说：“《纽约时报》对这件事的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的，那个撰写这篇新闻稿的记者罗扎爱伦，根本就没参加我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此人也从没有采访过我。我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向反对美国援蒋，怎么可能主张美国监督援助？我向来都主张和平与民主，任何反共政府只会延长内战，加强独裁统治。《纽约时报》新闻简直是无稽之谈。”

◎1947年12月，《纽约下午报》则如实登载了冯玉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内容，即：“一、美国政府不协助中国打内战，美苏关系便可缓和。二、美国政府不协助中国打内战，中国共产党反美的情绪就会降低。三、蒋某看美国不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心里也就害怕了。四、亚洲人民看见美国心地正派，就不反对美国政府了。五、中国人民看到美国不再协助内战，心中自然欢喜，可以恢复以往对美国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