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2月12日，美国“传教士”出身的驻华使节伯驾积极帮助英、法等国在广州进行侵略行动，同时极力主张美国占领台湾，他建议美国国务院：“要对台湾‘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举棋不定’，这些美丽的岛屿并不永远属于这个帝国。一旦它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理应最先据有它，这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

◎1860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文章，发出这样的质疑：“大清国在恭亲王的治理下，使得这个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赢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而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1860年，英国反对党议员威廉·格拉斯顿发表公开宣言声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这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将无疑让这个国家和人民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神圣的国旗变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我担心，英格兰对清国人民的种种恶行，上帝将降罪英格兰。”

◎1860年，与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的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这样叙述签约仪式：“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组出色的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并且把它摆在了大门的正中央，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亲王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英国对华全权专使）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把他的脑袋轰掉。那架照相机的模样的确与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有点像，随时准备将炮弹射入他单薄而又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那只是一个摄像机，用来拍照的，当他知道了这是为他拍肖像照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法国媒体在关于1860年中英签约仪式的报道中，这样叙述：“清国的官员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则严重地伤害了大清皇帝的自尊心。额尔金（英国贵族、伯爵，1859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无礼和过分的放肆，弄得恭亲王惶恐不安，不论是在照相还是在其他的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了出来。”

民国时期的北京安定门

◎1860年10月24日，英国全权使节、在华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率队到天安门旁签署中英两国和平条约。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景，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洋鬼子”。《纽约时报》记者对当时的情况都做了清晰的记载：“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1865年，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他的文章《局外旁观论》中指出：“侏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必然要比巨人看得远；而旁观者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既然是局外旁观，则首先得对局势作出判断。清人的事情，一种是内部局势，一种是外在局势。今日所面临的这种外部局势，正是由之前的内部局势所造成的；而日后之内情，亦由外情所变。”

◎1875年2月12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了一则较短的报道，正文只有十几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与李鸿章合影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882年，一群乌合之众在日本人的怂恿下，企图废黜闵妃并恢复过去的摄政王，他们攻进汉城的皇宫，烧杀抢夺，国王和王后差点丢掉了性命，几位朝廷重臣被乱刀砍死，剁成了肉酱。这种混乱的环境给清政府出兵干涉提供了借口，李总督立即派遣他最有前途的得意门生袁世凯率领一支4000多人的军队驻扎到了朝鲜半岛。在此后的12年，袁世凯成了李鸿章在朝鲜的首席代理人。袁世凯是个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对于权力、金钱、女人，有着永不餍足的胃口。”

◎1879年5月28号，李鸿章在天津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上将。据当时的中外报纸报道，李鸿章看到格兰特的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说：“中堂既然喜欢这根手杖，我本当奉送。但这根手杖是我卸任时，全国工商界赠给我的，这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我不便私自转赠，等我回国，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奉寄致赠。”李鸿章说：“不必不必，我不过随便玩玩而已。”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天津讯：“把大清国说成是沉睡中的狮子，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很是流行。那些来自各国投机的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会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阿谀奉承的态度又使这个国家的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感觉，并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持续下去。”

◎1896年8月23日，《纽约时报》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李鸿章已经起航了》报道了李鸿章的访美之行，报道的副题是《这位很有建树的中国政治家现在正在去美国的路上》。

◎189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的《美国故事》，报道了李鸿章访美时美国民众的反应：“当李鸿章1896年8月到美国访问时，美国人列队街头，欢呼雀跃，每一位民众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和他那件神秘的黄马褂。小孩子们都把自己的自行车用黄色丝带打扮得格外漂亮，以期引起这位访客的注意。”

◎1896年《纽约时报》报道：“当尊贵的中国宾客进入将军（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陆军上将）的安息地时，场面着实感人。李鸿章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与将军17年前亲切会晤的场面就犹如发生在昨天，当时他们交谈得非常融洽，因为二人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这位来自中国的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一直很受美国人的关注，最隆重的那一天，竟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1896年，李鸿章访美，格兰特已过世10年，他特地探望了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据《纽约时报》报道，朱莉娅设宴款待李鸿章时，向到访的宾客们讲述丈夫与李鸿章的交往和情谊。然后，朱莉娅深情地说：“今天适逢李先生来访，故特恳问到场的各位，能否同意把这根手杖转赠给李先生？”她话音刚落，满堂的客人们便一致鼓掌赞同。于是，朱莉娅当众双手举杖，奉赠给李鸿章。李鸿章很是感动，回国后更是把手杖视同至宝，从不离身……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十分震撼：《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恭亲王“两起三落”的不凡的政治生涯，字里行间都给予了恭亲王很高的评价，并且还这样叙述：“有记者发现，每当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时，最爱将这位中国总理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事实上，当时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虽然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也就是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1886年7月，李鸿章命北洋海军总兵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永兴湾、元山等处操练，同时加强对海上的巡查。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让丁汝昌的舰队到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日本的《每日日报》在1886年8月12日的报道中声称：“北洋舰队首次访日，共派出军舰‘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于8月10日到达长崎。”而在日本学者安冈昭男撰写的《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却这样描述：“北洋舰队是从俄国海参崴返航时到访日本的，是一次示威活动。”

◎1891年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当时北洋舰队的情景：“以前登上舰队，看到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到处是吃剩下的食物，水兵们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一盘散沙。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塑像不见了，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他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支那的风格，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看着有些不搭配。军官和之前一样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利落也不显精神。”

◎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描写1894年的“高升号”事件：“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事件（英国怡和公司的商船，后被清政府租用往朝鲜牙山运输士兵和军火，在途中遭到日本军舰的拦截，清军士兵宁死不屈，最终日军开炮击沉了高升号运输船。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全线开战的导火索）爆发后，中国保持了一两天的沉默，以观察英国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同时也留出时间让英、俄、德三国进行联合的外交努力，以说服或阻止日本熄灭战争的火炬。但清政府这一两天的等待并没能换来任何的允诺，中国只能依靠自己行动了。一场灾难将要来临，面对日本佬的嚣张跋扈，中国会不会在怯懦恐惧中举手投降呢？”

◎1894年，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他撰写的《日本政治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也仍会落败，因为北洋水师的整体动员能力太差。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调派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而且，他的北洋军也是在传统的腐败习惯和乡党关系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之后，他的天津衙门成了卖官晋爵之府，陆海军成了给他的亲朋创建利益的奶牛。他的过继儿子私下出卖北洋舰队的装备，他的弟弟被称为无底的钱褡子。”

◎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讲道：“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135名随行人员，抵达日本港口城市马关。5天之后，正当他与伊藤博文首相进行谈判会议时，一个受雇于天佑侠团的‘狂热分子’朝李鸿章的脸上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他的左颊飞驰而过，他只受了一点表皮伤。这一事件让中国捡了个大便宜，枪击事件使得国际上对日本的抗议声大大增强，他们强烈呼吁日本应该适可而止。有报道还说：‘日本皇后还亲自为李鸿章包扎伤口。’”

◎1896年6月3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作为《中俄密约》的俄方谈判代表之一，在密约签订后这样发表公开言论：“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实际上并不是李鸿章事先看到的那份，而是俄方工作人员趁李鸿章吃饭时伺机偷换的一份。是我方自己违反了协定，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李鸿章访美的全过程：“李总督乘坐的‘圣路易斯’号邮轮于昨天早上9时左右，出现在火岛以东15英里的急难救生站，它抵达纽约港的消息一经传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如潮水般涌到邮轮停靠的河边。大家都对这个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的君主所辖子民的总和还要多的总督很好奇。美国海军派以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隆重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在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和美国人交谈时喜欢问这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每个月俸禄多少？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李鸿章访美的全过程时，这样介绍李鸿章：“李鸿章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不仅是大清国直隶总督，还是‘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不仅如此，他还是著名的军事将领，政治家、外交家和金融家。卢杰将军亲自登上‘圣路易斯’号邮轮迎接李鸿章，港湾内百舰齐鸣向清国政治家致敬，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大清帝国的伟大。”

◎1896年10月23日，英国《环球电讯报》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文中声称：“苏格兰警场侦探应英国外交部的要求，在过去数天里一直监视着大清国驻英公使馆。现已查明，两名大清帝国外交官秘密逮捕和绑架了一名华籍医生，据悉这位名叫孙逸仙的医生是香港人，他于10月17日经过清国驻英公使馆时突然遭到逮捕，至今一直被扣押在公使馆中。”

◎1897年1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冯·勃兰特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行动。”与此同时，德国的传教士安治泰也极力主张德国要尽快强占胶州湾，他公开发表言论说：“德意志民族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是个最好的极具有发展的据点。”他在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的时候，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东方人是不会感到诧异的，因为一切早已预料到了”。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医生在庆亲王和一位来自意大利使馆的翻译的陪同下，看视了光绪皇帝。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描写道：“倘若皇太后真的特别仇外，真的是憎恨自己的外甥并巴不得他死掉的妖婆的话，她绝不会让一个洋人来进行这样一次有可能透露内情的体检。首先，多德福医生发现光绪还活着，并没有被软禁，身体也没有受到伤害，更没有中毒。其次多德福还发现，从身体上看，光绪皇帝显然承受着布赖特氏肾病的折磨，并且承受着这一疾病所带来的并发症的影响。而且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理想，他思维混乱，但是将他的神经紊乱归咎于皇太后或其他人，或仅仅归咎于遗传，归咎于他受皇太后的虐待，归咎于紫禁城的囚笼生活，都不过是人民的一种臆测。”

◎1898年12月13日，中国在北海为外国公使夫人举行了茶会，西方媒体认为整个事件令人厌恶、唐突无礼、荒唐可笑。《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外事编辑瓦伦丁·凯洛尔在给新闻记者的报道中这样表达：“我对此感受非常强烈，让优雅的欧洲女性暴露在宫廷太监那粗俗的嘲弄和中国官吏那无礼的好奇心之下，她们被要求在太后面前磕头。不过，事已至此，再多说什么都已是徒劳了。”

◎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描述道：“在1898年到1900年，西方国家的各大报纸对中国的维新运动都纷纷予以欢迎，热心赞助。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那些热火朝天的宣传材料，都一概被各家报纸大肆报道。其中，梁启超的《清议报》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料来源。这份报纸上的文章对北京的人和事给出了一个虚假或扭曲的版本，后来，又被梁启超收集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1899年，此书便成为了百日维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维新运动的《圣经》。”

◎1900年6月19日，上海的《字林西报》（在中国出版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在一篇社论中声称：“大清国将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及其奸党所做出的。他们多年来已养成了夜郎自大的感觉，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与外国列强相抗衡。无论发生什么，如若这辈奸党不自愿离开的话，亦被大军逐出北京。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和她的奸党，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这个篡位的政府。”

◎1900年8月，北京城被八国联军攻占后，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刊登了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名士兵从北京发回澳大利亚的一封信件，信中这样写道：“中国的首都一片混乱，悲惨的生活真如人间地狱，街道上露着凶光的野狗像狼一样在啃咬着中国人发臭的尸体，而夜晚则枪声不断，哭喊声十分凄惨。”

◎1900年，针对“庚子事变”（1900年，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的强烈愤恨，义和团兴起，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最后八国联军组织攻打北京城，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英国人普特南·威尔写了一部《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述了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使馆、教堂的见闻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的所历所见所闻。

◎1900年，李鸿章因庚子之乱被清政府请去收拾烂摊子，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几近哀求李鸿章出面，英国《泰晤士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华人几万万，只此一个能有所担当”，而英国《伦敦特报》则这样报道：“清国的大臣虽多，老成持重的也不少，但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转乾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只有李鸿章一人。”

◎1900年，东交民巷的法国邮政局接二连三地带各国使馆向欧美各国发出求救电报，这使得欧美各国恐慌不已，《泰晤士报》在1900年6月初这样报道：“驻京记者莫理循短短几个字的求援电报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演化成了英国政府派遣远征军的重要因素。他的作用可是超过了任何一个由外国使团冥思苦想出来的政治措施。”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外国的驻华使馆已经全部被攻占，北京城战火连天，欧洲的军队已全军覆没。”电讯中还写道：“欧洲的将士们面对疯狂的嗜血成性的野蛮人群，英勇顽强地并肩作战，他们视死如归。”这则不符合实际的报道引起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响，次日《泰晤士报》便转发了这条报道。

◎1900年9月1日，美国在“国务院原档”的外事函件中公开宣称：“对于大清国来说，列强中唯有美利坚合众国不能算是帝国主义，与德、法、日、俄等国可是有重大区别呢！他们看到的是广阔的土地，被将来统治的殖民地；而美国对中国，那是以资本家的商业眼光来看的，看到的是将近5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所以当美国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吞并菲律宾的法案后，便拒绝了参与列强瓜分中国、在厦门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认为那样并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然若任由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瓜分中国，破坏美国的市场，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要用行动坚决反对的。”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开始了与八国联军的艰难谈判。《纽约时报》对谈判做了详细的报道：“李鸿章在俄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北京，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命运再次寄托到了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头身上。各国公使个个器宇轩昂，坐在一起开始讨价原价。12月24日，除了八大列强外，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也都纷纷加入到分赃的行列。共同向清廷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并声称此大纲无可更改。尽管条款苛刻，清国皇太后见其中并没有要惩办她的意思，立即命令李鸿章全面答应。”

◎1900年到1901年的中国华北，一片生灵涂炭，起初是义和团，之后是官军，再后来是各国联军。当时的《悉尼先驱晨报》直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这样报道：“进军北京就是一次洗劫的狂欢。”

◎1901年4月26日，《悉尼先驱晨报》记者采访了天津英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的奇亚夫上尉，然后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海军报道》的长篇专访。其中，大部分是奇亚夫对八国联军的评论。文中这样说：“德国的将士年轻有修养，纪律严明。来中国作战，对于德国军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行动。”实际上，在八国联军中杀戮最狠的，就是德国军队。而对于俄军和法军，奇亚夫这样评价：“各国中，没有谁真把法军当回事，就连俄国作为他们的朋友，也只是在需要利用的时候才亲近法军。巴黎连队是法国军队中最不守纪律的连队，似乎他们的军官对士兵失去了控制。至于俄国人，干脆该叫他们石头，因为实在是太笨重了。俄国的军官很暴力，经常毒打他们的士兵。而士兵们也能忍受，拳打脚踢之后照样跟着军官拼死作战。”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奇亚夫则这样表述：“他们最擅长的是长途行军，意大利人作战没有优势，喜欢躲在英军翅膀底下，但瓦德西将军上任后，却把意大利人调去和德国人一起作战。”(www.daowen.com)

◎1901年，美国国务院在针对“对外关系”的公开言论中这样说：“清国人对他们的李总督的外交手腕一无所知，只会造谣诋毁，人们以讹传讹，认为李鸿章在与各国列强交涉时卑躬屈膝、丧辱国格。事实上，他在拼尽全力为他的国家多争取利益。虽说弱国无外交，但李鸿章在代表中国这个倒霉的国家去与列强交涉谈判时，却不卑不亢，而是处处摆大国架子，对那些年纪比他小的洋使们倚老卖老，即便是对他将有所求的美国使臣也从不低声下气，决不丢半点面子。”

◎1901年李鸿章病危，俄国公使手持文件来到他的病榻前，还强硬要求他在中俄交约中签字。《纽约时报》在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天刊发报道《李的逝世是因为和外交官的争论》，报道说：“李鸿章在和俄国公使雷萨尔为满洲条约激烈争吵后吐血身亡。”

◎1904年，《拉萨条约》在北京签订，1906年4月24日，《纽约时报》在探究《拉萨条约》的相关内容时这样报道：“根据此约，英国政府仍承认清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英国政府对西藏内部的事宜不予以干涉，除非其他的列强有阻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行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将同意向印度开放西藏部分地区的市场贸易，铺设铁路，建电报站，并在将来可能制订铁路修建计划时，优先考虑英国政府的意见和要求。而且，中国政府同意向1903年4月抵达拉萨的英国上校扬哈斯本爵士及他率领的探险队赔付125万元探险费用。”

◎1906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对外发言：“清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源自他们受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颇深。清国的执法部门从不重视案件的证据，更不经过审判团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仅凭借审案法官的感觉而定。如此一来，冤案不免发生。这是大英帝国力求在清国乃至整个亚洲扩张自己影响的重要原因。英政府与清政府正式签署条约后，英国法院也应运而生。倘若在华的英国人受到指控，就会按照英国法律进行审判。在清国人看来，英国法院的建立更加增强了英政府的威严。”

◎1909年初，《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大清国外交家唐绍仪被从华盛顿召回国的消息，并明确报道：“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因为当时媒体报道，袁世凯因为“健康问题”退居二线。第二天，《基督教箴言报》就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在文章中用显眼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详细新闻，题目为《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内容为：“这是一个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计划的革命运动。若不出现意外，著名的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清朝的叛乱并非偶然降临，过去三四年中，在孙博士（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的一批最精明的能人异士组成革命团体，经过精心的策划，最终发动了这场兵变。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才最终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3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一场影响力巨大的严重叛乱在中国的大城市武昌爆发，武昌很可能要成为中国铁路系统和帝国贸易的中心。这次革命事件到底有多严重，事态发展如何，这是欧洲人迫切关心的，但详情目前还无法知晓。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判断是否目前的叛乱与一个月前在四川发生的颇具威胁性的骚动有联系。但不管怎样，少年中国党有许多地方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拯救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求改革是出自一颗真正的爱国心。虽然他们筹划未来的能力和领导力量都还很差，但对于我们及所有在远东有利益的欧洲列强，在许多方面依靠于它的答案。”

◎1911年10月14日，《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采访了同盟会财务主管莫先生和龚先生，随后，《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次采访的相关内容，有关叙述如下：“莫先生说：‘中山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人民只有推翻满清政府，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祖国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龚先生说：‘孙先生的革命理念共有三层含义：首先就是全民一致推翻满清的统治；其次是建立共和国；最后是建立一个民生主义的政府。’在采访中，两位先生向记者展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国旗上的太阳的外圈有12颗星，象征着中国传统计时中的12个时辰。如若革命全面胜利，这将是中国的国旗。”

◎1911年10月14日，《亚特兰大宪报》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中国的武昌起义能够获得成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不可估量”。随后，《纽约先驱报》、美国的《世界日报》以及英国的《展望》等报纸杂志，都对中国革命党人的表现大为推许，非常看好武昌起义的革命前景。《世界日报》还在报道中这样表述：“全世界将不得不正视这次运动（武昌起义）。此次的革命党人与以往的革命运动很不同，首先他们的革命领导人在过去15年内，从国外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知识。而腐朽的满清政府对立宪所做的一点努力，又弄巧成拙助长了民族运动，这个运动极有可能会推翻清政府300多年的统治而改朝换代。”

◎1911年12月9日，在政治、工商、金融三大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美国银行家》杂志发表社论断言，清王朝的瓦解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美国应准备争取在亚洲市场上的适当贸易，加强对这个前进中的伟大民族的影响。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商业还是工业、还是金融，都具有无尽的潜力。在未来的新时期里，中国无疑将在新的历史中扮演一个及其重要的角色。”

◎1911年12月20日，英、法、美、德、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先后拜访了清末外交家唐绍仪和伍廷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并公开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六国政府一致认为，中国目前状况堪忧，战乱不仅使本国的发展受损，而且也使外国侨民的物质利益和人身安全没有丝毫的保障。六国政府要求尽快达成协议，平息战乱。”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民国前十年》中，这样描述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庄严地宣读了总统誓词，启开民国政治宣誓之先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先生这一简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

◎1912年1月初，英国外交家朱尔典发表公开声明，提醒袁世凯，若令战火重燃，定会“带来难以言状的流血和灾难，战争形势很可能将中国分裂为北方君主制和南方共和制”。1月5日，《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给同事布拉姆发电，电文中提到：“我并不怀疑清政府要垮台，我相信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的话，就是民国第一任总统的不二人选。”

◎美国外交官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这样写道：“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次日，南京参议院也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北方的清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是乐坏了，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则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这样讲述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就在两天前，即1912年2月14日，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是个讨厌至极的老顽固，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

奉天东陵平边门

◎1915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曝光的“二十一条要求纲要”，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泰晤士报》在正文里这样叙述：“日本向中国索要的各项权利目前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主要包括以下各项……”《泰晤士报》还在这条电讯后加了按语：“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英国外交部已经在上个月就得到了通知，不仅如此，美国、法国、俄国三国政府也都是知道的。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日本的举措，看来首先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在德国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态度。在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未得到之前，我们暂不对日本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

◎1923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采访时，发表社论说：“孙中山已对西方列强们完全丧失掉了信心，认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唯有俄国人可以信赖。”

◎193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这样说到溥仪：“日本在天津的日租界为溥仪和他的随从们安排了一处豪宅，并提供津贴，其目的是将他牢牢地控制住，一旦中国的某一个地区被分离出来，就有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普通公民。”

◎1931年9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奉天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为突发事件。两国军队（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突然冲突时，日领事尚在舞蹈会中。”

民国早期奉天北陵

◎1931年9月，《费城日报》在报道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时说：“美国人从来都没有在乎过由谁来统治中国。”

◎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外交家加拉罕公开发表声明：“非常了解苏联对华态度的中国人民可不用怀疑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

◎从1931年9月23日开始，苏联《真理报》接连刊登了《瓜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等文章，苏联政府在这些文章里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苏联外交家加拉罕则代表苏联官方发表公开言论：“就目前的状况，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平稳地和自由地采取他现在认为需要的步骤。至于立场，我们只有中立。中国的事情，只有靠中国自己努力。”针对加拉罕的这一表态，《中国外交史》一书的作者傅启学则表态：“显而易见，苏联的这种不干涉其实还是一种利己主义。”

◎1931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侧重点仍然是日本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而文章的小标题就是“市场与满洲”，文中如此写道：“蒙古、满洲，乃至整个中国，对日本而言，首要目的是粮食，这个和加拿大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道理。其次，满洲有着丰富的资源，对于人口负担严重的日本来说，这是极具价值的。而蒙古盛产羊毛、猪鬃、皮革等物资，这也是日本掠夺的目标之一。然而，就在日本军队突然采取袭击行动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人已将蒙古的皮革、羊毛、猪鬃悉数都运到了莫斯科。这对资源奇缺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1931年10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在沈阳的中国省政府的官员投诚弃职，带着家人逃命去了。在这混乱不堪的时局下，又冒出了一个名声很臭的组织，中国人称为‘人民维持会’，他们似在策划宣布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其他的分离运动也被披露出来，包括哈尔滨、吉林。这次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是由日本的战争大臣南将军秘密指挥的。就在上周，他出现在日本内阁面前，小却坚硬的手中挥着一摞电报。南将军称，哈尔滨的人民已十分热情地赞同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满洲国。为这一目的，他们已在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将军的领导下汇集起来。”

◎1931年10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对于此次轰炸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之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欧美各国媒体纷纷对此表示怀疑。在东京，日本政府要员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都不曾下达过轰炸锦州的命令，本庄繁将军和他领导的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在社论中这样说：“倘若真如日本所说，在沈阳的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国人投降或者战争全面爆发？”

◎1935年3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用汪精卫作了封面人物，并在介绍汪精卫的内文中，提及了美国政策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微妙影响：“近来，日本对汪院长和蒋委员长施加了压力，东京这么做，是在试探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或者中国还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所能做的仅仅是再贷款1亿美元。日本看到中国陷入困境后，便提出了减轻债务的建议，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1936年10月25日，欧美驻华记者斯诺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访问记，在文中，斯诺这样写道：“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在1931年有25万人之多，如今只剩下不到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厌恶内战，想念亲人，对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不抗日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的态度完全可以说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言传说，甚至连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张学良打算与共产党联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4日，美国的《民声讲坛报》对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发表评论：“张学良的这番行动，是足以肇害中国的，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国家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因为事态很明确，对他们而言，蒋介石既是他们的代理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一切就可能化为乌有。

◎1936年12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此次，日本的立场要尤为慎重。西安事变，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当局稍有不慎，恐怕此刻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就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对此事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整个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要尤为慎重。”社论最后说：“日本所希望对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的具体性，是立足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些已逐渐明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事件，以谋其他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倘若一味地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

◎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针对西安事变发表社论：“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联携手，并非像他平日里所说的仅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实则是想颠覆蒋介石将军的势力。”

◎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发了一份公开的特急电报给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令他立即联系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部长张群，向他们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上这样说：“鉴于那些伪造的不实的报道仍在继续传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做进一步的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模仿中国的敌人散布诽谤性言论，说苏联政府是西安事变的幕后凶手，苏联政府对此表示非常的诧异和愤怒。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

◎1936年12月17日，《意大利日报》发表的文章声称：“当下的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那是最明智的，而且对双方两国都是有利的。相反，若以任何企图，妨害此种协调政策，都将是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的企图。”

◎1936年12月21日，与张学良私交密切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公开致电张学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甚好的朋友，但你若与共产党联盟，就是我的敌人，中国如果没有蒋介石，就不会被世界所重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纷纷报道并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这封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在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6年12月13日晚上，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虽有可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其军队也都有抗日的激情，然而，张将军本人并非主张抗日，现在他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表面上是高举抗日旗帜，实际上是与日本勾结，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1936年12月1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将当天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的社评摘要发到国内的报纸上，并公开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下：“换作是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的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批判就没有一刻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大肆谩骂及攻击张学良和杨虎城。

◎1936年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了中国外交家蒋廷黻先生，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国内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以及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并表示中国政府怀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苏联目前能帮助南京政府做的就是在中国的几家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

◎1936年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再次发表公开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媒体所散布的流言，造谣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相关联络者，其行为是非常可耻的，令人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立即予以制止。”

◎西安事变使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欧美国家对此都表示，这里已经在发生变化，这里肯定还要发生变化。1937年，美国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成的电影《大地》，正在好莱坞拍摄。1937年1月18日，美国《生活》周刊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作品中中国人的形象，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世界各国家喻户晓。

◎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有着多年的深厚友谊）的所作所为。在我们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