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紧逼北京，咸丰皇帝在慌乱中逃亡承德。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后，洗劫并焚烧了世界闻名的瑰宝——皇家园林圆明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时这样写道：“据估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价值可能超过600万英镑。英法联军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金银珠宝、古董玉器令他们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拿什么，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宝的什件儿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1860年，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里这样写道：“关于咸丰皇帝，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君主，是聪明还是糊涂，是坚定果敢还是优柔寡断，是拼死抵抗还是胆怯退却，是软弱还是无能？中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嘲讽咸丰皇帝：‘大梦如常，徒自悲叹……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为一己之安危而提心吊胆。’另一些人则更公正地辩称：‘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好皇帝’——当然，这说的是他在人格分裂之前，这种人格分裂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以及投入整个身心让自己成为一个京剧票友的时候开始发生的。”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叙述道：“1861年3月25日，外国使节将首次正式进驻北京，他们将有幸得到清国皇帝的召见。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在西方外交使节依然不肯下跪磕头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这次召见呢？然而，这也并不是咸丰皇帝没能回銮的最直接原因。29岁的咸丰皇帝，身体状况却十分令人担忧。许多年之后，叶赫那拉这样解释：‘在皇上执政的最后一年，他突然就卧病不起了。’他在到达热河之后不久就已病危，而八大臣却秘而不宣，他们在皇上的烟波致爽殿布置了守卫以封锁消息。于是，回銮也就只能一拖再拖，直到1861年4月，干脆就取消了。后又降谕旨说：‘暂缓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回銮的日期一下子推迟到了秋天。”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记载：“1861年9月5日，恭亲王匆匆启程离京，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只带了几个随从。他一路马不停蹄，直奔灵堂——咸丰的遗体就停在那里，几个位居权重的大臣在那儿守丧。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也在。披麻戴孝的恭亲王一走进灵堂，看见和自己一起长大的玩伴的尸体停放在那儿，眼角里的泪水不停地涌了出来。清宫档案这样描述：他‘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

◎1861年，朝廷里真正的争斗发生在八大臣与由恭亲王为代表的皇亲贵戚和朝廷重臣的政治联盟之间。肃顺之所以失败，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在策略上比恭亲王稍逊一筹，而不是大家以为的投毒事件或者由满洲麦克白夫人所引发的性疯狂。事实上，恭亲王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前代帝王们所昭示过的，也是一个健康的统治所绝对必需的：清除所有觊觎权力的逆党。短时间内，他需要两宫的皇太后把肃顺牢牢地钳住；长期来看，他需要她们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作为一个合法性符号，为他和他的同伙们在北京所控制的权力中心提供相应的支持。

◎1864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了题名为《清军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的报道，报道里这样说：“天王府布置得非常华美，尽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烧毁了，但仍留下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何等富丽堂皇。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忠王李秀成在离城几英里外被当地的一伙村民抓获，并被扬扬得意的村民带回南京。据说，当忠王判定这队人马无法全部逃脱时，坚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天王的儿子……”

◎1868年3月2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政变以来，大清朝廷的最高当局已经授权两宫皇太后担当摄政。其中，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恭亲王，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和军机处的首领，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在所有公共事务方面给最高统治者提出建议和忠告。大清国权势最大的部门或官职就是御前大臣、军机处以及内阁大学士。御前大臣则完全是皇帝陛下家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掌控着整个国家的命脉，担任着最高的头衔，而且，他们也一直是皇家的耳目，他们位高权重，尤其是在君主软弱无能或毫无经验的时候。他们对君主的个人影响常常凌驾并压制了军机处。据说，眼下的形式也正是这样。御前大臣中有恭亲王的弟弟七王爷，也就是惇亲王，据说大家都得听命于他。”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恭亲王是个较为内敛的男人，但不缺乏男人的魅力，他长着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看上去有些虚张声势的样子，但同时，他又淡泊自处、不事张扬。他的王府在紫禁城旁边一个小湖中的宫邸里。它的萃锦园生趣盎然，飞满仙鹤、鹦鹉和鹰隼。色彩斑斓的金鱼儿飞快地穿梭在池塘中和瀑布下，亭阁中有一座是狐仙庙，据说狐仙是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动物，能够变成貌美的女子，诱使懵然不知的男人加入夜晚的冒险。恭亲王共有5个妻子，其中正室是大学士桂良的女儿，她和另外4个王妃一共给他生了9个孩子。”

◎1875年，同治皇帝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1875年1月1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远远超过英国以及所有殖民地在内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的总和，超过人类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英两国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纽约时报》1875年1月31日报道：“据相关消息，北京已经发生了骚乱，其起因就是皇位继承之争。”2月12日，《纽约时报》又报道说：“发自中国的电报称：人们认为大清帝国，一场内战一触即发。”2月13日，《纽约时报》再次报道：“各界人士普遍认为，皇位的继承将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虽然已经选定了醇亲王的儿子……但人们还是认为这种安排有可能会引起骚乱。”

◎1875年5月，阿鲁特皇后，也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死后两个月，据《纽约时报》透露：“阿鲁特的死很是蹊跷，诸多细节不得不让人们对阿鲁特的死因产生猜疑。不难看出：一旦她生下的孩子是个男孩的话，将会使皇位的继承变得复杂，正是人们对这种复杂因素的担心导致了她生命的终结。这个事情暗示了她的死是一种政治的安排，或者说她是宫廷政治下的牺牲者。到底是谁安排的呢？据李鸿章讲述，她用吞金叶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可是，这并不符合常理，因为这是中国一种很普遍的谋杀方法，很少用来自杀，因为金的作用很慢，而且死得很痛苦。阿鲁特其实是双重受害者：先是她怀孕的消息被封锁，而后是两个月后她的死亡。”

◎1881年三月初十，《纽约时报》描写道：“慈安太后吃了一些她平时最爱吃的美味佳肴，那是叶赫那拉的亲戚特意为她准备的。进食片刻，她就被剧烈的疼痛攫住了，宫人还没来得及传御医，她就断了气。”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清帝就寝时，床边有8名宫女、16名侍女侍候，她们的职责是服侍清帝，她们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音。清帝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击掌召唤执勤宦官。”“每年春节，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共同主持宫内大宴，宴会上，皇后坐在皇帝陛下的左边，全体妃嫔分坐两旁。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所有嫔妃都能见到皇帝的聚会，皇帝会对所有的爱人进行比较。宴会中，皇后将食物递给宦官们，他们接到食物后会将食物恭敬地放在膝上，皇帝陛下也用同样的礼节赐予他的妃嫔们食物。”

◎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清代皇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清制规定，皇子一出生，就要有40个人为其服务，其中有保姆、乳母、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等。皇子断奶后，不再需要乳母，随之添加若干个太监，负责教习皇子起居饮食、言谈举止、坐姿仪态及皇家礼节。皇子6岁时，就要‘上书房’学习。皇子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他们和王公大臣一样，黎明即起，衣冠整齐地进入乾清门，与诸王同列，立于御前。由于小皇子年幼个矮，难以跨越乾清宫的门槛，往往由内侍抱进门内。小皇子们个个气宇轩昂，仪态万方，与同龄的孩童迥然不同。清代皇子15岁必须娶亲，如确定为皇储，则要选立太子妃。选立太子妃的前一年，宗人府会先为皇储选一位比其长一岁的宫女试用，教会他怎样做丈夫。”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满清皇室的皇子们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他们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由宫内的太师教授知识。每位皇子由8个‘哈哈珠子’（满语，即随侍皇子皇孙的幼丁）陪读，他们和皇子们一同学习，读相同的课本。如果皇子们不能熟背书本内容，倒霉的就是陪读的幼丁，他们要代皇子们挨鞭子，有些桀骜不驯的皇子自己也会挨鞭子。如果太师无法令皇子们收敛恶行，可以把皇子直接带到皇上面前，交皇上教诲。皇上通常会叫太监拧皇子的脸，据说同治皇帝小时候就常常被这样惩罚。如果皇子们背得好，陪读的幼丁也会得到奖赏。大清在教育上‘赏罚分明’。”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写道：“清国的公主出嫁时，皇帝会赐以专门府第，不与公婆住在一处。公婆见到公主也须行君臣之礼。驸马居住在公主府外舍，没有公主的宣召，驸马不得相见。其间，负责宣召的保姆权利非常大，公主如不贿赂保姆，宣召可能被其阻拦。公主大多柔弱，没有实权，入宫见母亦不敢曲诉。可见，清国公主命运悲惨，大多因相思郁郁而终。但是幸运的荣安公主除外，荣安公主许配给了瓜尔佳氏固山额真符珍，然而，由于得不到保姆的‘照应’，荣安公主与丈夫一年多不曾见面。荣安公主不得不入宫向父亲诉苦，皇上说：‘尔夫妇事保姆焉得管？尔自主之可也。’公主得此指令，回府斥退了保姆，从此夫妻俩才过上了恩爱的生活，生育了子女。”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对大清皇帝学习英语进行了报道：“大清国皇帝由两位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本人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让百姓们颇感意外。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已经过时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改变制度。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1894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时，清廷任命皇帝师傅翁同龢（繁文缛节和吹牛拍马的大师）为军机大臣和御前特别顾问，主要职责就是指导皇帝如何进行这场战争。清廷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很滑稽，这就好比是让一位舞蹈教师去担任陆军将军。翁同龢对打仗实在是一窍不通，他的强项就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他的作为，就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没有一点立场可言，一周之内他的态度有时要变更好几回，每回都讲得头头是道。前线伤亡惨重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北京的表现却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让，又不能收兵罢手。”(www.daowen.com)

◎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纽约时报》以《中国皇帝被杀》这几个悲伤的大字为题报道：“他可能遭受过拷打，也有人认为是被阴谋家毒死的。”

◎1900年7月16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从济南发来的电报，皇太后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全权外交。李鸿章于7月22日抵达上海，开始他最后一次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的艰难历程。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这样评价：“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很大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李鸿章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德国人瓦德西190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11月抵达北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各国时常有关于瓜分中国的讨论，如果说趁中国国防虚弱、经济崩溃、政治混乱之际行动，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各国对此的态度。俄国因为占领了中国满洲，最近似乎可以满足。如果现在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那么中国将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关键是要一起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对此我们得格外的注意。”

◎1901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英国著名的《双周评论》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论文，在文章里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一对父子牵着毛驴去赶集，途中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骑纯属是一种浪费，于是父亲骑上了驴。这样前行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他斥责父亲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孩子骑上了毛驴，父亲跟着驴子走。走着走着，出现的第三个改革者又责怪孩子，怎么能让年老的父亲踉跄步行呢？于是，父子俩同时骑驴赶路。动物保护协会的人看见父子俩一同骑驴，更是大声斥责他们，并建议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进了深沟里。”

◎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德·卡尔在《禁苑黄昏》里这样描述她在1903年8月5日与慈禧太后的会面：“我第一次到中国皇室觐见那天，在美国公使馆准时起床，因为到达颐和园要走足足3个小时的时间，准时守时是东西方君主共同遵守的礼仪。我们觐见的时间是10点半，皇太后陛下的肖像定于11点钟开笔。时辰与月、日一样，都是经过反复查考历本、再三斟酌之后方才选出的，这个时刻开始给皇太后绘制画像则被认为是大吉大利。”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国的新政感召了大清的知识界，满载着希望的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们，信心百倍地从日本回到中国。在京城，成千上万的人都讲着英语单词，大学生把每星期的英国《泰晤士报》都装订成册。《纽约时报》如此评述：“看来，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经过努力也一样能做到。日本人所做的是为了日本人，中国人要做的是为了中国人。”

◎1906年9月3日，《泰晤士报》做了这样一篇报道：“北京学界开会庆祝朝廷宣布立宪。成千上万的学生，面露希望的喜色敲锣打鼓，集会演说。天津的街头巷尾，张灯结彩，除租界以外，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上海地区，不仅学界，商界和报界也纷纷开会庆祝。国内的情绪传染到东京，大清国的留学生在几个月前刚刚开会欢迎孙中山，如今又扬起欢乐的笑脸，向他们的祖国欢呼了。3年前，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少有人问津，如今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外国观察家也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说今天的北京不是几年前的北京了，它将以全新的面貌示人，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

◎1906年11月，经历了半年的讨论之后，大清国的官制改革终于定下来了，针对此事，《泰晤士报》外事部负责人姬乐尔写道：“看来，反对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人们只是奢望，它的进步能像最虔诚的香客朝拜的样子，前进三步只后退两步。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怀疑，再过几年时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该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则在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人的态度证实人们的想法——与一年前欢呼立宪的情景对照一下，他们已经对谁来统治和什么样的政治全然不关心了。”而该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则在这场改革结束后，这样报道：“最伟大的改革者袁世凯本人已不在北京，袁总督患了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是袁世凯在新官制改革中获得的唯一成果。”

◎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的文章《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文中这样说：“自从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同时，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军队是袁世凯在皇太后面前做出担保后才获得许可创建的。一方面，他使用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了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全国上下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新军，以便让这些人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效力。”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腿患风湿”为由，罢免了袁世凯。这件事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刊登文章指出，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评论说，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1911年10月27日，《华盛顿邮报》报道：“10月27日，大清国的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作为大清国的国会，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欠缺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在世界会议史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观。”10月27日，《华尔街日报》，针对此事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皇室屈膝以图避免革命》的文章，而《纽约时报》也以《中国皇室投降以图避免革命》为标题发表了说明清朝政府的妥协的文章。而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在同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报道中声称：“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恐惧和软弱。”

◎1911年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就盛宣怀一事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中声称：“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当夜，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说清政府将对汉人进行大屠杀，还有的说皇室也在为逃亡做准备，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一时间，众说纷纭，整个北京城被各种传言所笼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清廷征召袁世凯。191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向伦敦发去电报，电报中声称：“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务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与起义军的交战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清政府执政期间，类似的事件只发生在曾国藩身上，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清皇室至少开始吐出它所囤积的财产。有一道诏书显示，皇太后隆裕从她的银库里调拨了100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1911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在清室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诱饵和民派请他出任总统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清室的存亡显然取决于袁世凯的行动。袁世凯一直在和叛军的领袖黎元洪将军进行谈判。他发回的最新电报表明，二人达成折中方案是可能的，黎将军的态度已不再那么坚持，有可能同意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而达成一项和平折中方案，也许准备同意在中国实行分治，扬子江以南为民国，满洲和直隶仍然实行帝制，其余各省自行选择。”

◎1927年，北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再次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7月4日，《时代》周刊曾以《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溥仪，在沉寂多月之后，上周首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中国现在的状况，除了政局动荡、叛乱、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于太多腐败将军所致。南北各地到处都有，他们混战不堪，不是为了国家而战，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今天，做一个皇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能力和智慧显然不能够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对于那些‘腐败将军’，溥仪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在结盟，以20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

◎1934年3月5日，溥仪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封面上，五千多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各国的驻华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穿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

溥仪与后妃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