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狮蕴武，有着可以追溯的渊源。从根本上说，南狮是在北狮南传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汉时，西方的狮舞随着佛教传入而进入汉族地区，一般出现于佛事场合；到了南北朝、隋朝时期，狮舞进入元宵节会；进入唐代，宫廷型狮舞成型，渐渐发展为“五方师（狮）子”，还进入宫廷乐舞“立部伎”，狮舞从“百戏”中独立出来，开始表现狮子的“俛仰驯狎”等神态。

进入宋代以后，狮舞进入盛兴期，出现了与武术结合的现象。宋《武林旧事》卷二《舞队》记载，当时“大小全棚傀儡”中有“男女竹马”“抱罗装鬼”“狮豹蛮牌”等节目。狮豹蛮牌舞原本由“诸军”演出，从军中流出后流行于江南民间。金灭北宋，金廷虏获了表演百戏的各式艺人，将包括“狮豹”舞在内的百戏引入宴饮场合，《大金国志》中就有关于“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的记载。另外，从山西晋城南社宋墓的三幅舞狮图来看，“狮豹蛮牌”表现的是激烈、勇猛地与手执兵器者搏斗的情景，狮豹还口吐烟火，烘托了神威武勇的气氛。这意味着，宋代舞狮更加注重武艺，不再只是像唐代的五方狮子舞那样，在声势浩大的太平乐伴奏下走走队形。

宋金时期，狮舞开始随移民南迁至南方地区，产生了南狮、北狮的分野。南狮承袭了自宋南传而来的舞狮重武的传统，在发展中融入南拳，衍变出了舞狮与南派武术结合的样貌。南拳至迟出现于明代，清《小知录》首次记载了“南拳”这个概念，“使拳之家，曰赵家拳、南拳、西拳、温家钩挂拳、张飞神拳、霸王拳、猴拳、童子拜观音拳”。后人用“南拳”统称流行于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地区的拳术流派。广东地区南拳流布甚广，曾有“五拳十三家”之说，以“洪、刘、蔡、李、莫”等拳术为主。晚清民国时期，拳师既练拳又舞狮，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洪拳大师黄飞鸿就以擅长飞砣入埕采高青而闻名，这在有关黄飞鸿的各类传记、影视中有集中反映。(www.daowen.com)

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地区拜会现象尤为普遍，即以单刀、双刀、三合、天地等会为组织演练拳术，抗击清廷。这是清廷不能容忍的，于是清廷严禁民间结社，对参与者处以重刑，还把对天地会的防禁列入《大清律》。随着清廷专制集权的强化，民间习武、藏械受到越来越强的压制，“寓武于舞”就成了一种理想的延续尚武传统的方式。这种习武方式相当隐蔽，在广东民间颇受欢迎。清同治年间《粤游小志》云：“习俗相传则曰‘狮者师也’，乡人岁晚无事，习武艺，习必延师指示，借狮戏为名。”以“狮戏为名”行习武之实，具有很大的掩饰性，为其在专制环境里的存续赢得了空间。官方对此也颇无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直隶总督裕禄上奏称：“良民农隙讲武，练习拳棒，自卫身家，原为例所不禁。”在禁教抑武的时代，这种以狮馆狮会为掩护继续舞狮习武的做法，堪称不可多得的广式民间智慧。南狮与武术一体，就是这种尚武风气的产物。时至今日，该说法仍在舞狮人当中流传。麦边龙狮团总教练张志华说：“以前反清复明的时候不准学，不准人家学武术，学武术的要斩头。他拿着一只狮头，找一只箩来舞，就不能说他学武术。舞狮的步型步法这些下桩功夫，全都是武术功底。”广东各地区的反清志士为避免与朝廷的明令抵触，逢年过节都会借“狮王争霸”“生菜会”之名，进行武术表演和狮艺交流，当然表演的重点不在舞狮，而是借机展示各自门派的功夫。为赢得喝彩，舞狮者努力把功夫融入舞狮，形成了“外形像狮，动作似武”的“狮武合一”艺术。民国时期，武馆狮队舞狮因有助于烘托喜庆氛围，又能表现政府所鼓励的尚武精神，获得了合法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各地相继建立国术馆和国术组织，这些馆团组织在推广武术的同时也传承舞狮技艺，所以习武练狮在广东偏远乡镇也非常盛行，一些乡村甚至聘请拳师教授武艺和舞狮。在振奋民族精神的尚武时期，武术馆社下系地方社会，上联国家政府，进入了公开化、快速化的发展阶段，依附于武馆的南狮进一步合法化。广州、佛山等城市武术帮会的狮会公开打出旗号。除了武馆，一些工会、行会组织也设置狮队，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中国南派武术重镇佛山颇有代表性，诞生了洪拳宗师黄飞鸿、林世荣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叶问等。清至民国时期，佛山武馆林立，每间武馆都设有狮会。20世纪上半叶，佛山最大的武馆狮会组织是鸿胜馆、众义国术体育会（俗称众义馆）。它们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以鼓乐相区别。众义馆即义字派武馆，设狮会包括会义堂、勇义堂、忠义堂、通义堂、同义堂、志义堂、群义堂、聚义堂、英义堂等等，舞狮用三星鼓。鸿胜馆即社字派武馆，设狮会包括效贤社（馆）、远联社、永联社、螺涌社、乐林社、智信社、全志社、伍馆等等，舞狮用七星鼓。武馆成员在练习武功之外，还苦钻舞狮技艺，将“武”和“舞”结合，形成了配合各派武技的舞狮身形、手势和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