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鉴定属于一种基于专业性的技术判断，其所应用的理论技术是医学的理论技术，其思维方式是医学思维而非法律思维，即以医疗统计学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证据的内心推断，作为司法鉴定人，若想构建起医学的思维方式，需了解医学领域的因果关系评判方法。事实上，在医学的领域中，已经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

因果关系作为医疗侵权行为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是医疗侵权行为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合乎医学和法律的要求，公平公正地确定医疗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案件审理的核心环节，在此环节中，医疗损害鉴定中的因果关系判断及参与度判断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前面指出，医疗损害鉴定应遵循专业判断的原则，同时受到法律原则的某种制约，但究其根本，仍然是一种专业判断，既然是专业判断，就一定要遵循医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因果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事实因果关系，着重分析损害的原因及性质；二是法律因果关系，着重分析过错及应承担的责任。事实因果关系是基础，但同时必须适应法律因果关系的要求。所以，在医疗损害鉴定中，需承担起解决事实因果关系的责任。并针对法律因果关系研究的理论、判定的步骤和内容，提出相应的医学损害的事实因果关系认定的步骤和内容。

因果关系推断包括逻辑方法、统计关联和判定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统计学上的相关不等于因果，因果也不一定与统计学相关。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统计学上的相关却强烈地提示两者可能存在因果关联。例如：吸烟与肺癌，两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两者亦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比如，某户人家养育一个小孩，同时种一棵树，小孩的身高在增长，小树亦在增高，两者高度正相关，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医疗损害鉴定中，首先应建立概率的观念，其次，在存在统计学相关时还要遵循医学的逻辑加以科学判断。

比如说，穆勒准则的逻辑基础是决定论的因果观念，而流行病学的病因观念是概率因果论，因此上述的实例中只是借用了穆勒法则的基本思想，而不是其严格的推理的逻辑形式。例如，在上述疫情突发的例子中，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食用过毛蚶的人都发病，也并非所有的病人都吃过毛蚶，这里强调的是大多数。在共变法中，如果不了解疾病的潜伏期，也会给结果的解释带来一定的困难。另外，如果不掌握全部的危险因素，也就无法应用排除法的逻辑推理。总之，在实际应用时应当全面地看待问题及其结论。(www.daowen.com)

科学家往往倾向于用归纳的方法来证实一个假设^[23]。

但是，在归纳的调查方法中，人们所依赖的观察结果是偶然性的而不是因果关系的结果。而且归纳方法的最大缺陷是无法穷尽事实，因此归纳永远不可能决定性地证实一个假设，但错误却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假设永远无法得到肯定证实，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则这种错误却是能够被证明（或发现）的。当人们发现某种假设存在错误时，会修正原来的假设或提出新的假设，并开始新的证明活动。人们通过这种不断的证明活动获得知识，认识真理，推动科学的进步。只有经受住反复证明错误的理论，最终才将被科学界接受，甚至有条件地作为真理接受。

在法医临床鉴定中，鉴定人在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引用某个理论或某种技术，这就要求鉴定人在引用某个理论或技术之前，必须对这个理论或技术的科学性加以考察。而考察的方法不是看该理论或技术出自何人（不论其是科学界的新星，还是科学界的权威）。而是要看该理论或技术是否已经被检验过或该理论或技术的方法和过程是否科学。例如，某鉴定人声称其选用的“骨龄鉴定”方法非常科学，能保证其鉴定的“骨龄”与实际年龄（或生活年龄）误差不超过“±1”岁。但认真地考察其所应用的鉴定方法时发现，该鉴定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没有被检验过，所谓的误差不超过“±1”岁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对于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所获得的理论和方法，要考察其科学性是比较容易的，而对于那些所谓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在科学界尚未得到广泛认同或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其科学性呢？在多伯特诉梅里尔·道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法官们认为，要判定某项理论或技术是否可以被检验或是否已经检验过、错误是否已经检验过，“同行复核”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所谓“同行复核”，是指某种理论或技术提出以后经过了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尤其是那些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中、学术团体的专门报告中以及各种控制技术运作的标准中所主张的理论和技术，都是经过期刊编辑、学术权威们严格审查过的，是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和接受的。特别是学术团体的专门性报告和控制技术运作的标准（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较之科学家们个人的观点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它们代表了特定论题中的“普遍接受”程度。